董仲舒（前179年—前104年），西汉思想家、学者。著有《春秋繁露》《春秋决事比》《士不遇赋》等。汉景帝时为博士，讲授《公羊春秋》。元光元年（前134），汉武帝下诏征求治国之策，经历汉初黄老之治，汉武帝不得不迁徙富豪，打击豪强。董仲舒上《举贤良对策》，主张教化民众，唯贤是举。提出“天人感应”、“大一统”之说，并进言“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先后任江都易王刘非国相十年。元朔四年（前125），任胶西王刘端国相。四年后辞官回乡，闭门著书。朝廷每有大事，仍令使者与廷尉前来问询。董仲舒一生历经三朝，度过了西汉王朝的极盛时期，公元前104年病故，享年75岁。死后得武帝眷顾，被赐葬于长安下马陵（董仲舒墓，门人过皆下马，故谓之下马陵）。在《资治通鉴》卷十七，记载了董仲舒继续向汉武帝陈述他的治国思想，原文如下：

“臣闻众少成多，积小致巨，故圣人莫不以暗致明，以微致显；是以尧发于诸侯，舜兴虖深山，非一日而显也，盖有渐以致之矣。言出于己，不可塞也；行发于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故尽小者大，慎微者著；积善在身，犹长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积恶在身，犹火销膏而人不见也；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纣之可为悼惧者也。

夫乐而不乱，复而不厌者，谓之道。道者，万世亡敝；敝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处，故政有眊而不行，举其偏者以补其敝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将以救溢扶衰，所遭之变然也。故孔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顺天命而已；其馀尽循尧道，何更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变道之实。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继之救当用此也。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于虞，而独不言所损益者，其道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是以禹继舜，舜继尧，三圣相受而守一道，亡救敝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损益也。繇是观之，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

“今汉继大乱之后，若宜少损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共是天下，以古准今，壹何不相逮之远也！安所缪盭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于古之道与，有所诡于天之理与？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齿者去其角，傅其翼者两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禄者，不食于力，不动于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与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虖！此民之所以嚣嚣苦不足也。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厚禄，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民安能如之哉！民日削月朘，浸以大穷。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民不乐生，安能避罪！此刑罚之所以蕃而奸邪不可胜者也。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视效，远方之所四面而内望也。近者视而放之，远者望而效之，岂可以居贤人之位而为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财利，常恐乏匮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负且乘，致寇至。’乘车者，君子之位也；负担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为庶人之行者，患祸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当君子之行，则舍公仪休之相鲁，无可为者矣。“《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天子善其对，以仲舒为江都相。会稽庄助亦以贤良对策，天子擢为中大夫。丞相卫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韩、苏、张之言乱国政者，请皆罢。”奏可。董仲舒少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者皆师尊之。及为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骄，好勇。仲舒以礼匡正，王敬重焉。

这段文字的意思是，我听说众多的少数可以变成多数，积累微小可以成为巨大，所以圣人没有不是从隐晦中达到显明，从微小中达到显著的。因此尧从诸侯中兴起，舜在深山中发迹，都不是一下子就显赫起来的，而是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言论从自己口中说出，就不能堵塞；行为由自己做出，就不能掩盖。言行，是治理国家的重要方面，也是君子能够感动天地的原因。所以尽力做好小事就能成就大事，谨慎对待微小之事就能彰显大德。自身积累善行，就像一天天地增长却不被人察觉；自身积累恶行，就像火在消耗油脂而人们看不见一样。这就是唐尧、虞舜能获得美好名声，而夏桀、商纣令人感到悲哀恐惧的原因。

快乐而不混乱，反复实行而不使人厌烦的，就是道。道，是万世都不会衰败的；衰败，是因为背离了道。先王的道，一定有偏颇而不能施行的地方，所以政令有昏乱而不能推行的情况，只要举用道中偏于某一方面的内容来补救政令的缺失就可以了。夏、商、周三代圣王的道，所效法的有所不同，并不是它们相互矛盾，而是为了挽救时弊、扶持衰败，是因为他们所遭遇的情况不同罢了。所以孔子说：“能够无为而治的大概是舜吧！”改变历法，变换服色，不过是为了顺应天命而已；其余的都遵循尧的道，哪里用得着再做改变呢！所以称王的人有改革制度的名声，却没有改变道的实质。然而夏朝崇尚忠诚，商朝崇尚恭敬，周朝崇尚礼仪，这是因为它们要补救前代的缺失就应当采用这些。孔子说：“商朝继承了夏朝的礼仪制度，所增减的内容是可以知道的；周朝继承了商朝的礼仪制度，所增减的内容也是可以知道的；如果有继承周朝的朝代，即使经过一百代，它的情况也是可以知道的。”这是说历代帝王的治理，都是用忠诚、恭敬、礼仪这三个方面。夏朝继承了虞舜的制度，却唯独没有说所增减的内容，是因为它们的道是一致的，所崇尚的也是相同的。道的根本来自于天，天不变，道也就不变，所以禹继承舜，舜继承尧，三位圣人相互传承而坚守同一道，没有需要补救时弊的政令，所以不说他们所增减的内容。由此看来，继承太平盛世的，它的道是相同的；继承乱世的，它的道理是要改变的。

“如今汉朝在大乱之后继承了天下，似乎应该稍微减少周朝的繁琐礼仪，而致力于采用夏朝的忠诚之道。古代的天下，也就是现在的天下，同样是这个天下，用古代来衡量现在，为什么相差如此之远呢！究竟是在古代的道上有所缺失，还是违背了天理呢？上天对万物也有一定的分配：给予了牙齿的就不给予角，给予了翅膀的就只给两只脚，这是接受大的就不能再取小的。古代给予俸禄的人，不从事体力劳动，也不参与商业活动，这也是接受大的就不能再取小的，与上天的意思是相同的。那些已经接受了大的利益，又要取小的利益的人，上天都不能满足他们，更何况是人呢！这就是百姓怨声载道、苦于不足的原因。那些身受宠幸而位居高位，家境富裕而享受丰厚俸禄的人，还凭借富贵的资本和势力与百姓争利，百姓怎么能承受得了呢！百姓的财富一天天减少，逐渐陷入极度贫困之中。富人奢侈过度，穷人穷困愁苦；百姓生活不快乐，怎么能不犯罪呢！这就是刑罚繁多而奸邪之事无法禁绝的原因。天子的大夫，是百姓观察效仿的对象，远方的人都从四面八方向他们看齐。近处的人看到后就会效仿，远方的人望着也会效法，怎么能身处贤人的位置却做出庶人的行为呢！急切地追求财利，常常担心匮乏的，是庶人的想法；急切地追求仁义，常常担心不能教化百姓的，是大夫的想法。《易经》说：‘背着东西又乘车，就会招致盗贼到来。’乘车，是君子的位置；背东西，是小人的事情。这是说身处君子的位置却做出庶人行为的，祸患一定会到来。如果身处君子的位置，就应当做出君子的行为，那么除了像公仪休担任鲁国国相时那样，就没有别的可做的了。”《春秋》所推崇的大一统，是天地之间的常理，是古往今来的通义。如今老师所讲的道不同，人们的议论也不同，百家学说的方法各异，宗旨和意义也不相同，因此在上位的人无法掌握统一的标准，法制多次改变，下面的人不知道该遵守什么。我愚蠢地认为，凡是不属于六艺的科目和孔子学说的，都应该断绝它们传播的途径，不让它们与儒家学说同时发展，这样邪僻的学说就会灭绝，然后统治的纲纪就可以统一，法度就可以明确，百姓就知道该听从什么了！

天子认为董仲舒的对策很好，让董仲舒担任江都国的相。会稽人庄助也因为贤良的身份参加对策，天子提拔他为中大夫。丞相卫绾上奏说：“所举荐的贤良中，有的研究申不害、韩非、苏秦、张仪的学说，这些学说会扰乱国家的政治，请把这些人都罢免。”皇上批准了这个奏议。董仲舒年轻时研究《春秋》，汉景帝时担任博士，他的举止进退，不符合礼的就不做，学者们都把他当作老师来尊崇。等到他担任江都国相，侍奉易王。易王，是天子的兄长，向来骄横，喜好勇武。董仲舒用礼义来匡正他，易王很敬重他。

这段文字所蕴含的道理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董仲舒认为，量变到质变的规律，“众少成多，积小致巨”“尽小者大，慎微者著”，说明无论是善还是恶，都是通过一点一滴的积累而形成的，强调了注重细节和小事的重要性，要防微杜渐。其次，言行是治理国家的重要方面，君子的言行能够感动天地，人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做到言行合一，因为言行会产生实际的影响，不可随意。第三，道的恒定性与变革性，道是万世不会衰败的，但在不同的时代，根据具体情况需要对道的某些方面进行调整和补充，以挽救时弊。继承太平盛世，道相同；继承乱世，道要改变，治理国家要根据时代特点灵活运用道。第四，在资源分配上要公平。上天对万物的分配是有原则的，接受大的就不能再取小的。人也应如此，已经享受了大的利益的人，不应再与民争利，否则会导致社会贫富差距过大，引发社会矛盾。第五，天子的大夫等身处高位的人，是百姓效仿的对象，他们应该做出符合其身份的行为，追求仁义，而不是追求财利，否则会带坏社会风气。最后，董仲舒认为，百家学说各异会导致思想混乱，不利于国家的统一治理。应该尊崇儒家的六艺和孔子学说，统一思想，明确法度，让百姓知道该遵循什么，从而维护社会的稳定和秩序。

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是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历史事件。这一政策几乎为以后各代统治者所遵奉，长达两千年之久，对中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和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