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2月26日，原国务院副总理方毅诞辰100周年之际，中央电视台军事频道李黎一行九人赴盱眙收集电视剧《难忘方毅》史料，在陪同期间接到县领导交办的任务：迅速采写《方毅在盱眙》。接到任务后，我不敢怠慢，先后到方毅曾经生活和战斗过的盱眙第一山、黄花塘军部、高岗、河桥、时家集、戚洼及半塔寻找当年和方毅在一起工作的战友、老乡，一部30万字的书稿很快在心中萌发：

　　1939年2月，方毅受命到盱眙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曾先后担任中共苏皖省委委员，津浦路东省委书记，新四军五支队政治部主任等职。方毅来盱眙时才23岁，担任如此重任，现在看来有点不可思议。其实在此之前，他已经打过3年游击，又坐过3年牢，这在当时的共产党干部队伍中，已经算是一名“老同志”了。方毅在盱眙连续工作6年零7个月，是那个年代连续在盱眙时间最长的国家领导人，1945年中秋节他按照中央规定北上山东就职。

　　方毅出生于厦门市一个贫民家庭，14岁加入共青团，15岁转为中共党员，16岁任共青团厦门区委书记，17岁以后在闽南地区从事党的地下武装斗争。其间多次作为厦门市委特派员深入安溪、永春一带，组织红军游击队。也就在这一年，他出任共青团厦门市委书记，组织“打狗队”，并亲自击毙一名叛徒。1934年秋，方毅去上海接受党的工作任务时被捕，在国民党狱中受尽酷刑，始终没有暴露党的地下组织。在服刑中，他迎来了国共合作，被作为政治犯而获释。

　　笔者从《方毅传》中得知：22岁的他曾率队奇袭日军据点，打响了鄂东敌后抗日第一枪，数月内迅速将游击队扩大到拥有千人武装的独立“五大队”。从以上的传奇人生经历看，方毅23岁出任省委委员一职，也就容易理解了。

　　方毅任省委委员不久，就接到胡服同志的通知，要他和新四军四支队八团团长周骏鸣前来盱眙藕塘接受新的任务。

　　胡服同志传达了中央六中全会精神，强调要建立自己的抗日政府。他说：“顽固派要打我们，你们到路东去组建先遣队，进行战略侦察，着手建立根据地。”

　　接着，苏皖省委决定，由方毅、朱绍清、胡定千组成中共津浦路东临时前敌委员会，方毅任书记。

　　出征前的会议在安徽滁县于家圩一户农家召开。刘顺元、李世农、郭述申、罗炳辉，以及八团团长周骏鸣、朱绍清、汪道涵围坐在一起。会议由方毅主持，他请罗炳辉介绍战略侦察的意义。

　　罗炳辉说：“战略侦察一向为兵家所重视，我党领导的历次革命战争中，战略侦察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毛泽东通过对侦察所获资料的分析，当时中国将发生大规模的军阀混战，指挥红军利用有利时机迅速扩大革命根据地。其后，他又敏锐地察觉到军阀混战即将结束，国民党军队将大举进攻革命根据地，同时根据侦察获得的情报，指挥红军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多次围剿。总之，战略侦察所获情报，对建立根据地是非常重要的。”

　　据《难忘方毅》介绍，方毅是这次行动的总指挥，他指着墙上的地图介绍说：“我们通常以津浦铁路的南京浦口至安徽蚌埠段来划分为路西与路东。路东地区北临淮河、三河，南界长江，东到高邮湖。津浦铁路沿线东南紧邻日伪统治中心南京，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日寇入侵以来，路东敌占区的政局和敌情复杂多变。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军留守路东的兵力虽少，但布局在铁路沿线及周围水路交通要道上，凭借据点、岗楼、哨所进行据守。路东地区，特别是来安、盱眙县城，基本上仍由国民党旧政权把持，属于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控制的势力范围。韩德勤十分顽固，暗中勾结日伪，积极反共。路东各地的地方保安团、封建会道门等组织林立，到处占山为王，横行乡里，他们之间虽然矛盾重重，但是都反对新四军东进抗日，特别是一直被韩德勤及反动地主势力控制和操纵的‘小刀会’，对共产党和新四军抱有敌意。路东还有形形色色的‘游击队’‘忠义救国军’‘三番子’等土匪武装，他们经常袭扰百姓。我们先遣队进入路东地区，完全是孤军深入，既没有可依托的根据地，也没有可以依靠的老百姓，随时可能受到敌伪顽三方面夹击，处境十分艰险。”就这样，方毅在只有一部电台、三百块大洋的情况下，艰难地展开对敌斗争。

　　据了解，这一地区是丘陵地带，当时又是春夏之交，油菜和小麦有半人高，便于部队分散隐蔽。即便被日军发现，部队进可以强行越过铁路，进入路东；退可以暂时回到山里，敌人不敢贸然追击。通过封锁线的时间也是有讲究的，5月19日是农历四月初一，没有月亮，为部队提供最好的掩护。

　　在这个漆黑的夜晚，先遣队的指战员们左臂扎着白色毛巾作为识别，四五百人的队伍在寂静行进。津浦铁路上敌军的据点、炮楼上的探照灯不时地射出几束雪亮的灯光，在铁路附近扫描着，将黑夜撕开。可以想象出来，灯光后的机枪随时可能射出压制弹雨。方毅和朱绍清带着部队迅速在油菜地边、沟里、竹林分散隐蔽。

　　方毅指着铁路上的炮楼，对身边的朱绍清说：“安排几个神枪手，监督两个炮楼，如果敌人发现了我们，首先打掉探照灯……”

　　“哒哒哒”，还没等方毅的话说完，日军的一个机枪点射打在方毅隐蔽的竹林里。朱绍清迅速将方毅压在身下，见敌人并没有继续射击，他判断说：“鬼子的火力侦察，不用管他，我去安排两组特等射手。”

　　朱绍清让通信员下达命令不久，就见左右各有一组人，悄悄地向两个炮楼方向移动。

　　部队安静地隐蔽着，几百人的队伍一点声音也没有。敌人的探照灯不停地来回照射着，哪怕是一只觅食的野兔、一只夜行的山凫，只要有一点动静，都会招来一阵枪击。

　　方毅不时地看着手表，当手表的指针指向半夜一点时，估摸着敌军已经就寝。方毅果断下令：“按计划，分批行动！”

　　趁探照灯灯光和敌人机枪扫射的空隙，先遣队以排为单位，迅速分散有序越过铁路。等两个特等射手组也越过铁路，方毅和朱绍清带着队伍大步向东行军。经过几十华里的急行军，先遣队于第二天早晨到达自来桥镇。

　　据《难忘方毅》介绍，1939年7月1日　，从路东返回路西不久的方毅，在藕塘参加了新四军五支队成立大会，罗炳辉任司令员，郭述申任政委，周骏鸣任副司令员，赵启民任参谋长，方毅任政治部主任。五支队成立不久，方毅向党委汇报了路东情况，并参与制订东进计划，随后部队分批越过津浦线铁路，方毅最后一批抵达路东进驻到盱眙县半塔集附近的冯郢五支队政治部驻地。

　　五支队进入路东地区后，不断遭到日、伪、顽等各种武装的袭扰，经过几个月的数十次战斗，取得了多次大小不等的胜利，在路东站稳了脚跟。这是进行政权建设的大好时机，方毅将政治部下属的民运科、战地服务团、各团的政工队、营政工组配给省委组成民运工作队，派到各团、营驻地，很快就建立起了工抗、农抗、妇抗、青抗等各类抗日民众社团。接着方毅要求政治部派出的同志积极配合省委在各地区恢复或者建立党的组织，广泛开展统战工作，动员民众“有钱出钱，有粮出粮，有人出人”支持新四军抗日。

　　随着队伍的壮大，队伍的纯洁性出现了一些新情况，保卫工作显得非常重要，方毅决定成立锄奸科，安排的正副科长都是红军干部，还将政治部警卫排划归锄奸科领导，大大地强化了政治保卫力量。为了进一步提供部队的保卫能力，他组织了一期“路东保卫训练班”，在支队抽调了20多名营教导员，少数几个团级干部和地方干部来参加培训。方毅亲自讲“秘密工作的方式方法”课程，还特地请来军部保卫处梁国斌为大家讲授保卫业务课。

　　一个多月后，训练班结业，五支队各支队部、旅、团、营各级都配备了保卫干部。

　　这支队伍组建不久就发挥了作用，保卫部门的内线报告，国民党半塔乡乡长向国平正在策划捕杀五支队派驻半塔集的民运干部。向国平有200多人的武装，投靠盱眙县县长、国民党少将旅长秦庆霖，任半塔镇常备大队大队长，自从新四军到达路东后，向国平表面上倒向新四军，背地里却私通日伪军，配合秦庆霖制造摩擦。鉴于向国平这种人在路东有一定的代表性，并严重危害到我军队的安全和根据地发展，方毅报请五支队党委，决定解除其武装。1月20日凌晨，锄奸科及警卫排突然行动，干掉哨兵冲进向国平的卧室将其抓捕。五支队以优势兵力迅速将向国平部包围，当场将常备大队缴械。为震慑反动分子，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鼓舞民众参加抗日，五支队党委决定在半塔集召开公审大会。布告张贴后，人们奔走相告。公审的那一天，集上人山人海，公审人历数了向国平的罪行，当场宣布执行枪决。

　　打了这一漂亮仗后，方毅和周骏鸣接中原局通知，赴藕塘接受新的任务。原来，中原局决定调方毅和周骏鸣去延安学习，五支队政治部主任一职由张劲夫同志接任。正在两人留下来准备同赴延安时，盘踞在安徽的桂系二十一集团军李品仙部、驻江苏的国民党苏鲁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准备向新四军根据地发起大规模的军事进攻。中原局撤销了方毅等人赴延安学习的决定，改任方毅为中共津浦路东省委书记，立即返回路东，迎击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进攻。

　　方毅及警卫人员跃上战马，快马加鞭，向路东方向绝尘而去。回到半塔集，方毅立即发动民运工作队发动群众扩充兵员，在不到一个月时间里就招募了两百多人参军。当时驻守半塔的只有五支队的教导大队的三个中队，共三百多人，方毅将招募来的新兵放到教导队，经过短期训练，便参加了后来的半塔保卫战，较好地完成了战勤保障任务，还有一些后来成了各级抗日民主政权里的骨干。

　　向国平被镇压后，国民党在该地的政权被摧毁，方毅借机成立民主政权，任命农抗会的理事长徐德任半塔乡乡长，组建一支由猎人、农民等穷苦民众组成的自卫武装，徐德兼模范队队长，其人数最多时有140多人。

　　路东地区战云密布，战事将至，人心惶惶，国民党来安县县长李志成卷款潜逃，区乡级的官员也相继外逃。这对方毅来说又是一个建立民主政权的好机会。1940年3月初，方毅亲自到来安县城，与五支队驻来安办事处主任江靖宇商议，怎么收缴和改编县常备队。

　　方毅说：“来安常备队五百多人枪，是块大肥肉，现在不光是我们想着这事，国民党的军队也在打着常备队的主意。你说该如何下手？”

　　江靖宇说：“关键是常备队队长，这人讲义气，只要保证他的位置不变，粮饷有着落，我看不会有问题。”

　　方毅点点头道：“事不宜迟，你把他请出来，我俩一起跟他谈。”

　　在方毅的精心策划和组织下，几天后，成功地收编了该队500余人，另驻郊外的50人不愿回来，果真被国民党桂系部队收编了。

　　桂系李品仙部率先在路西挑起了战事，四支队吃紧，五支队主力奉命调到路西作战。路东地区我军兵力空虚，韩德勤乘机调集本部、盱眙常备旅、来安附近数县常备队等共万余兵力，于3月21日凌晨，攻打半塔集，同时向五支队留守竹镇、四十里桥、西高庙和王店集等地的留守部队发起进攻。

　　巧的是，方毅送来安县委书记张恺帆上任，当天夜里刚回到半塔，就被敌人包围了。第十团团部及两个营在仇集、涧溪一带，第十五团两个连在竹镇、雷官集一带，特务营一、四连及机枪连一部守在四十里桥、西高庙一带，三连驻半塔南面的高山集。留守在路东的五支队后方机关、部队及地方游击队部共计有2000余人，而守半塔集的我方仅有五支队的教导队，再加上模范队，共计600多人，半塔集当面之敌是国民党独立第六旅翁达指挥的数千兵力，双方力量悬殊较大。值得庆幸的是，前不久刚镇压了向国平，否则将受到内外夹击更加危险。

　　半塔集内的唯一制高点是一座炮楼，指挥所设在炮楼内，集镇的四周挖了战壕，一些残垣断墙也成了我军的阵地。邓子恢、郭述申等领导给中原局和江北指挥部发电报汇报了当前的情况。五支队副司令周骏鸣和路东省委书记方毅成了这场战斗的指挥员，他们各自举着望远镜在炮楼上瞭望，商讨分析敌情，指挥部队作战。

　　敌人大军压境，在炮火的掩护下，多次逼近我阵地均被击退，直至天黑，我方防御阵地仍然处于良好的状态。正当大家都松口气的时候，半夜里出现了新情况，敌人一部偷偷地占领了集镇西北的制高点头道光山，如果不拿下此高地，敌人居高临下对我阵地，天亮后就会攻进半塔集内，形势十分危急。五支队副司令周骏鸣亲带一个连从山后接近敌军，教导队从正面进攻，前后夹击重新夺回了阵地。

　　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过大，我方处于劣势，情况十分危急，全体指战员用石块、大刀与敌人反复冲杀，决心与半塔阵地共存亡。

　　22日，中原局和江北指挥部复电：“动员和组织一切力量，坚持半塔，待路西主力军挥戈东援，歼灭韩顽。”

　　邓子恢当即主持军事会议，根据中原局和江北指挥部的电令调整了部署，命令守备部队坚持7天以上。当时，韩德勤主攻半塔集的是实力雄厚的六九七团主力，自1940年3月21日至26日的五天时间里，屡次攻入街口，但每次都被我军及参战老百姓合力击退。在当地自卫队和人民群众密切配合下，邓子恢等率领坚守半塔的全体指战员，经过7天顽强战斗，击退了十倍于我的顽军十余次猛攻，半塔集的主要阵地始终岿然不动。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方毅组织路东省委机关及民主政府的人员积极支援部队抢修工事、救护伤员、传递情报、送饭送水，各乡的自备队、各村的农民自卫队也积极参战，尤其是徐德的模范队，他们中猎户发挥了较好的作用，狙击敌人无法靠近阵地。

　　半塔的军民坚守了20天，终于等来了我军主力从路西撤回，并完成了对半塔集周围地区的集结。韩德勤部及地方武装一看情况不妙，为了避免被我军歼灭，全线败退。半塔保卫战创造了新四军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争范例。新四军取得半塔集保卫战的全面胜利，一举为皖东抗日民主根据地建立奠定了基础。陈毅同志曾说：“半塔保卫战是固守待援的范例，在华中先有半塔，后有郭村。有了半塔才有黄桥。半塔保卫战的胜利，促进了根据地的建设……”

　　方毅抓紧敌人败退机会，组织路东省委迅速在嘉山、六合、盱眙、天长、仪征、高邮等县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然而，仓促建起的政权也留下了不小的隐患，尤其是留用了部分旧政权的人员，特别是地方武装，多数仍被反动地主、兵痞甚至暗藏的汉奸、国民党特务等控制与操纵，一有风吹草动，他们便会兴风作浪，企图推翻民主政权。

　　这一危机终于在五支队主力开赴淮北地区作战后到来了。对于反动势力来说，新四军在路东地区出现了真空地带。韩德勤不甘心上次的失败，派秦庆霖带两个团偷渡到路东的马坝、大通（桐）等地。同时被打跑的国民党嘉山县县长周少藩也带着他的残部潜回老家屯仓，还在大通（桐）镇设立了秘密指挥所，密谋策划路东地区反革命武装暴动。

　　来安县政府派来的夏收征粮工作队，悉数被反动武装抓捕，其中一名叫辛奇的女同志因为和他们发生争吵被杀。接着，大地主余宗邦、余宗海兄弟纠集了上百人武装，在高郢家中建立反革命据点，诱杀了我一位区长和20多名抗日骨干。与此同时，大通（桐）、马坝、西高庙、王店集、古城、泥沛乡等地的反动地主、恶霸相继发动了反革命暴乱，疯狂地残杀我们的干部、群众，妄图推翻新生的路东抗日民主政权。

　　反革命暴动刚发生，方毅率领警卫部队赶到屯仓，领导组织部署平乱，他要求各县保安分处主任组织力量，镇压各地的小股暴徒，同时为前来清剿的部队提供情况。十团赶来了，在盱眙地方武装的配合下，首先在金沟、龙岗等地击溃了秦庆霖的部队，继而平定了大通（桐）、永兴、泥沛等地的暴乱。八团加教导队围歼高郢的反动地主武装，经过两天的激战，攻进了坚固的余家圩子，活捉了余氏兄弟。同时，新四军军法处带着一个连的兵力，在天长、仪征、高邮一带镇压暴动。在我军的强有力打击下，历时半个月的地主武装暴乱，迅速土崩瓦解。方毅亲自审讯并签批处决了一批组织暴乱的首恶分子，清除了路东根据地暗藏的反革命武装力量。

　　平息7月的屯仓暴动后，方毅留在屯仓总结经验教训，根据地建立初期，两三个月时间，发展3000多党员，光来安县就发展了600多人，由于把关不严，一批投机分子混进了党的队伍。借助这次反革命暴乱中的具体表现，方毅主持了党组织的整顿与清理，将对党不忠诚、不坚定的分子清洗出局，重新组建或改组区、乡基层民主政权和自卫武装，对每个县区乡政权和武装逐一把关，撤换了一批负责人，将主要岗位都换成信得过和靠得住的同志，将权力与武装牢牢地控制在党组织手里。

　　参与组织暴乱的大地主和首恶分子被镇压，方毅决定把这些人的田地和浮财全部分给贫困的农民。对策划暴乱后逃跑的周少藩的财产分配，老百姓有所顾虑，担心他回来秋后算账，于是方毅决定，周少藩在屯仓的土地和财产由民主政府代管。这种被称作“小土改”的经验做法，在路东根据地顺利地得到了广泛推广。

　　笔者在采访时得知，方毅符合“二五八团”的中央规定，经首长介绍，他与盱眙县委机要员殷森接触并确立了恋爱关系。经路东省委批准，定在1941年11月7日这个特殊的日子举行简易的婚礼，因为这一天是“伟大的革命一声炮响”的纪念日，定在这一天很有意义。

　　烽火中的婚礼也很特别。没有双方亲属参加，也没有烦琐的礼数。在那个物质匮乏年代，方毅将原本80多公分宽的小床旁边加了一张凳子做婚床，拿出身上几块钱，让负责操办的同志买了一只鸡、两斤猪肉、十几个鸡蛋还有一些素菜，请炊事员做了一桌菜。婚礼由刘顺元主持，大家边吃边聊，一边为新人道喜，一边猜拳行令，将一桌子菜吃得一干二净。

　　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方毅和殷森结婚既没有“蜜月”也没有婚假，婚后第三天，方毅就撇下妻子，前往张铺镇、葛家巷等地考察调研，为路东联防办事处和省委机关选址。

　　据方小榕介绍：“县里接到江北指挥部‘坚守盱眙等援’的命令，殷森及战友立即疏散，隐蔽到戚洼。戚洼是伸向洪泽湖的半岛型冈岭，村庄很小，散落在茂密的树林里。她们从城北的山口门出城，沿羊肠小道走了大半天，走了50多里，才到预定地点……”

　　为了收集更多的资料，笔者多次和方毅家人取得联系，先后收集相关的文字资料20万字，图片120多幅，方毅书法作品56幅。夜以继日地加班加点，经过4个多月的日夜鏖战，《方毅在盱眙》初稿赶在“七一”之前呈给领导审阅，受到县委主要领导的热情称赞。书稿经过六次修改，先后打印120多本，呈给方毅家人、县领导审阅修改。盱眙县历史文化研究会为本书申请了出版批文，县档案局积极向上争取扶持资金，县委书记梁三元、县长朱海波两次召开会办会，书面要求有关单位给予方便和支持。盱眙书画协会会长陈中明为本书题词，中共中央警卫局正师职、曾经担任方毅警卫参谋的罗玉元大校题写书名。就这样，一本书写着方毅等老一辈革命家组织苏皖地区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红色史料很快付梓，向建军90周年献上一份厚礼！为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赓续红色血脉，提供了鲜亮的教材。

　　附注：“二五八团”，即25岁，8年革命，团职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