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学，简称浙大，位于浙江省杭州市，是国家教育部直属的一所综合型、研究型、创新型的全国重点大学，也是“211工程”“985工程”和“双一流A类”重点建设高校。浙江大学的渊源——求是书院创建于1897年。1897年5月21日，在浙江巡抚廖寿丰、杭州知府林启等人的努力下，浙江大学的前身——求是书院在杭州正式办学。由于国内形势的变化和清末新政的陆续推进，学校几经更名，历经“浙江求是大学堂”“浙江高等学校”等。1927年7月15日，在原浙江高等学校办学旧址，整合了浙江工专和浙江农专成立“第三中山大学”，下设工学院和农学院，并筹设文理学院；同年8月3日，冠名“国立”，称“国立第三中山大学”　。1928年2月，国立第三中山大学改名为“浙江大学”；同年5月，定名为“国立浙江大学”　。1936年4月，蒋介石任命竺可桢为浙江大学校长，并答应了竺可桢提出的“财源须源源接济，用人校长有全权，不受国民党之干涉”的任职条件。1936年，学校拥有文理、工、农3个学院。文理学院设有外国语文、教育、史地、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7个学系；工学院设有电机工程、化学工程、土木工程、机械工程等4个学系；农学院设有农艺、园艺、植物病虫害、蚕桑、农业经济等5个学系。

　　1937年7　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随着战火迅速蔓延，华北、华东等地相继沦陷，位于杭州的浙江大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校园屡遭敌机轰炸，教学设施损毁严重，师生安全受到极大威胁。浙江大学的校园里，弥漫着紧张而凝重的气氛。校长竺可桢站在图书馆前，望着校园里熟悉的一草一木，内心充满了不舍与坚定。面对日寇的步步紧逼，为了保护师生安全，延续教育火种，竺可桢以卓越的远见和坚定的决心，作出了西迁办学的艰难抉择。竺可桢深知，大学是国家的文化命脉，是培养人才的摇篮，无论如何都要为师生们找到一片继续求学和研究的净土。他率领全校师生，怀着　“教育救国”的信念，踏上了漫长而艰辛的西迁之路。这段跨越两千六百公里、历时八年的西迁办学之路，在烽火岁月中谱写了一曲荡气回肠的教育壮歌。浙江大学的西迁之旅，不仅是地理位置的转移，更是一场对教育信仰的坚守，对民族未来的担当。这场跨越江南水乡、翻越崇山峻岭的艰难迁徙，也是在极端困苦中坚守办学、开展生产与科研，用知识与信念铸就“求是魂”的壮丽篇章。

　　1937年11月5日，日本侵略军在距杭州仅100多公里的金山卫、全公亭登陆，杭州城危在旦夕，浙江大学开始了第一次迁移，目的地是浙江建德。全校师生及家属带着简陋的行李和珍贵的图书仪器，乘坐火车、轮船、汽车，甚至徒步前行。一路上，敌机的轰炸不时袭来，他们不得不随时躲避，在动荡中保护着学校的财产。到达建德后，师生们分散住在当地的寺庙、祠堂和民房中，教学条件极其艰苦。没有宽敞的教室，就在祠堂里摆放课桌；没有充足的照明，就借着微弱的油灯读书学习。然而，即便在这样的环境下，教学活动依然有序开展，师生们以坚韧不拔的意志，在战火中延续着知识的传承。上海沦陷后，战局继续恶化，接着南京沦陷，建德也不再安全，1937年12月24日浙大师生开始撤离建德，又一次收拾行囊，向着江西吉安的泰和进发。在向泰和进发过程中，师生们面临着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他们有的背着沉重的书籍和实验设备，有的扶老携幼，在泥泞的道路上艰难跋涉。交通工具极度匮乏，常常需要徒步前行，饿了就啃一口干粮，累了就在路边稍作休息。夜晚，他们只能借住在简陋的民房或祠堂里，忍受着蚊虫的叮咬和潮湿的环境。即便如此，浙大师生始终没有放弃，他们心中怀揣着对知识的渴望和对教育的执着，一步一步向着未知的远方迈进。

　　泰和地处赣江中游，相对较为安全，但办学条件依然十分艰苦。没有现成的校舍，师生们就自己动手修缮破旧的房屋；没有足够的桌椅，就用木板和砖块搭建简易的课桌；缺乏教学设备，教师们就因陋就简，利用当地的资源开展教学，利用当地的资源，开展生产自救。师生们开垦荒地，种植蔬菜和粮食，缓解了粮食短缺的问题；他们还创办了一些小型的工厂，生产肥皂、毛巾、文具、药品等生活用品，不仅满足了学校师生的基本需求，还将部分产品推向市场，换取资金。

　　此外，浙江大学师生积极开展社会服务活动。竺可桢校长组织师生帮助当地修建防洪大堤，解决了长期困扰百姓的水患问题；农学院的师生利用当地的土地，开辟了试验农场，种植水稻、蔬菜等农作物。农学院的师生深入田间地头，将先进的农业技术传授给当地农民，指导农民科学种植，提高农作物产量，同时也通过实践提高了自己的专业技能。浙江大学师生同时开展科普宣传、医疗救助等活动，这些活动不仅改善了当地的民生，也让浙大师生与当地百姓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沦陷，江西泰和也处于战火的威胁之下。浙江大学不得不再次踏上迁徙之路，前往广西宜山。这次迁徙的路程更加遥远，条件更加艰苦。师生们穿越崇山峻岭，跨过江河湖泊，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在12月到达宜山。宜山的环境更加恶劣，气候湿热，蚊虫肆虐，各种疾病流行。师生们挤在狭小潮湿的房屋里，许多人染上了疟疾、痢疾等疾病。但即便在这样的困境下，浙大师生依然没有放弃，他们迅速投入到教学和科研工作中。教室不够，就把祠堂、庙宇改造成临时课堂；实验设备不足，教师们就用自制的教具进行演示。

　　在宜山，浙大还面临着资金短缺的问题。由于战争的影响，学校的经费来源几乎断绝，师生们的生活十分困苦。为了节省开支，教师们主动降低工资，学生们则勤工俭学，通过做家教、帮工等方式赚取生活费。尽管生活艰难，但师生们始终保持着积极乐观的态度，他们坚信，只要坚持下去，就一定能够战胜困难。在宜山，浙大师生继续发扬自力更生的精神。他们利用当地丰富的竹子资源，制作竹器；利用蚕丝，创办了小型丝织厂。这些生产活动不仅解决了学校的部分经济困难，还为当地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同时，生产自救活动也培养了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让他们在艰苦的环境中学会了生存和发展。

　　除了物质生产，浙大师生还注重精神文化的建设。他们组织了各种文艺社团，开展诗歌朗诵、戏剧表演等活动，丰富了师生的课余生活，缓解了战争带来的压力。在这些活动中，师生们相互鼓励、相互支持，形成了团结一心、共克时艰的良好氛围。

　　浙大积极开展战地服务团活动，鼓励学生参军报国，在宜山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一次活动是1940年1月浙大战地服务团到广西宾阳前线的慰问活动（战地服务，直接参加抗战），包括前期的“大塘宣传队”。浙大战地服务团于1940年1月8日出发，竺可桢亲授予团旗，11日首批从宜山到达前线。当时浙大已经迁往遵义，战地服务团全体团员于2月14日经宜山，在开学前赶到遵义。大塘镇南一公里的桥孔村，1939年2月设兵站，11月中旬后改一五八野战医院，成为昆仑关战役的前线。

　　在宜山期间，学校面临着敌机的频繁轰炸。每当警报响起，师生们就带着图书仪器，躲进深山里的岩洞继续上课。在这样的　“岩洞课堂”　里，知识的光芒依然闪耀。同时，学校还积极开展学术活动，邀请国内外知名学者前来讲学，营造了浓厚的学术氛围。尽管生活和教学条件艰苦，但浙大师生始终保持着乐观向上的精神，为了国家的未来，默默坚守着自己的岗位。

　　在宜山，浙大的科研工作更是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物理学家束星北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开展电磁学研究，他用自制的仪器进行实验，提出了许多创新性的理论观点；化学家王琎致力于分析化学的研究，他利用有限的实验设备，对当地的矿产资源进行分析，为开发利用这些资源提供了科学依据。

　　1939　年，随着战事的进一步恶化，宜山也不再安全。浙大师生在竺可桢校长的带领下，继续向西迁移，　1940年1月，浙江大学终于在贵州遵义、湄潭、永兴等地找到了相对稳定的办学场所。这里地处西南腹地，远离战火的直接威胁，为学校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师生们到达后，迅速着手建设校园，修缮房屋，搭建实验室，使学校逐步走上了正轨。

　　遵义作为学校的总校所在地，承担着行政和部分教学任务；湄潭风景秀丽，环境清幽，成为了理学院和农学院的所在地；永兴则是文学院和法学院的驻地。在这片土地上，浙江大学迎来了一段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也迎来了科研的黄金时代。

　　在遵义，浙大的工学院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教师们结合当地的实际需求，开展了一系列实用技术研究，如机械制造、化工生产等。这些研究成果不仅为当地的工业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持，还为抗战做出了贡献。在湄潭，浙大的理学院和农学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生物学家谈家桢在遗传学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他的研究成果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农学家们通过对当地农作物的研究和改良，提高了粮食产量，解决了当地百姓的温饱问题。在永兴，浙大的文学院也焕发出勃勃生机。学者们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依然潜心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撰写了大量具有学术价值的著作。他们通过学术研究，传承和弘扬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为抗战胜利后的文化复兴奠定了基础。

　　在长达八年的西迁过程中，浙江大学始终把教育救国放在首位，致力于培养具有真才实学和爱国情怀的栋梁之才。尽管教学条件艰苦，但学校坚持严谨的治学态度，不断优化课程设置，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在长达八年的西迁过程中，浙江大学始终秉持竺可桢校长提出的“求是”校训，无论是在艰苦的迁徙途中，还是在异乡的艰难办学中，师生们都坚守着追求真理、实事求是的精神。这种精神体现在教学中，教师们严谨治学，认真传授知识；体现在科研中，学者们不畏艰难，勇于探索创新；体现在生活中，师生们相互帮助，团结协作。

　　“求是”精神不仅是浙大师生战胜困难的力量源泉，也成为了浙江大学独特的精神标识。在西迁过程中，浙大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的人才，他们在各自的领域为国家和社会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浙大的西迁也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展示了中国知识分子在民族危亡时刻的责任与担当。

　　在“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特殊年代，浙江大学一批“求是”大先生心怀“国之大事”，辗转迁徙，画境诗心，弦歌不辍。1937年11月，浙大师生西迁建德。钱宝琮以诗记录逃难的所见所闻：“家乡遭丧乱，亲族音耗无。东关伤兵到，西郊军火储。古城梅花堞，久已成废墟。1940年2月，苏步青拟在广西宜山安度除夕，忽然惊闻敌情，宾阳已失守，只得仓皇逃离宜山，夜抵六塞。他触景生情，写下《己卯除夕》：“瘴云蛮雨绕危楼，岁暮边城动客愁。浙大西迁至贵州湄潭，始获安定。这批博古通今、含英咀华的“求是”大先生，在著名职业教育家江问渔（生物学教授江希明之父）及苏步青、钱宝琮的倡导下，自愿结合，于1943年2月28日，成立了“湄江吟社”。除江、苏、钱三先生以外，还有王琎、祝文白、郑宗海、胡哲敷、刘淦芝、张鸿谟等名士学人参加。他们时常聚会，和诗填词，以实现“记存一段文字因缘，藉为他日雪泥之证”的初心。这是钱宝琮首次诗会的吟唱，冀望借此排解家乡沦丧的悲伤情绪。“读书不忘报国，报国不忘读书”，是苏步青的一句格言。当得知有学生弃学从戎，参军报国，苏先生立刻“书此诒之”：“屏障洛阳犹被遮，几多壮士逐轻车。刘淦芝以《古宫夜月》诗歌赞美浙大师生勤奋钻研的治学精神：“是非地作读书堂，午夜灯前万卷忙。诗友们有心报国，企盼华夏大地尽早恢复清静与平和。他们时刻关注着前方战事，浓浓的家国情怀在诗中抒发得淋漓尽致。1943年8月17日，吟社社课以“湄江秋思”为题。湄江边的牛郎背山建有浙大农场，山上还筑一清雅别致的小木亭，取名“七七亭”，含义深远。“七七”事变，日寇大举入侵，国破家亡。校方以亭提醒师生勿忘国耻。苏步青登亭瞭望，赋《游七七亭》诗一首，忧国之情溢于言表：“单衣攀路径，一杖过烟汀。1944年孟冬，日寇西侵贵州，国军征调第九、第十三军防堵。大军经过遵义，浙大学生自治会以很短时间，集百万巨款前往慰问，军心大振。钱宝琮目睹盛举，诗情汹涌，赋长诗《遵义劳军》，以纪其事，诗曰：“东夷肆侵夺，中国有征诛。移师三十万，冲寒赴战区。1945年8月，当日本无条件投降喜讯传来，钱宝琮抑止不住内心的喜悦，立即写下《念奴娇·日本于八月十日向同盟国乞降感赋》一词：“东夷黩武，肆侵陵、豕突狼奔初歇。”（苏步青《凯歌（二首）》）　“一丸神弹从天降，万里河山指日收。斗智果然超斗力，运筹帷幄有新猷。八年苦战凭正气，新命依然建旧邦。还我燕云京洛后，更须饮马黑龙江。”（王琎《迎庆日本投降》）　“隔海悬旌万里遥，　欃枪妖气一时销。归人已作安巢计，　残寇何妨折简招。风景依稀故国秋，二陵奏告解千忧。扶桑白日沉光彩，终见降幡出石头。”（钱宝琮《凯歌四章》）“一点灵犀通鬼神，万钧紫电起埃尘。弹丸渺渺宁无敌，墟里荒荒竟绝人。宇宙风云惊变色，乾坤澒洞懔生民。可能挐取蛟龙髓，化作瀛寰浩荡春。”（郑宗海《闻原子弹落广岛后作》）　“秋风飒飒天气凉，送客携手上河梁。子之有行忽万里，为歌一曲湄之阳，南雍声华重两浙。三子俱是人中杰。树人已启百年功，更待琼花海外发。五十年前事可哀，悠悠遗恨满蓬莱。河山还我雪奇耻，战云散尽祥云开，三子之行何快哉。台澎学子乐无涯，乘槎使者天边来。”这是江问渔于1945年10月创作的《国立浙江大学蔡邦华、陈建功、苏步青三教授奉命赴台湾检收文化教育机关。于其行也，作歌送之》长歌。钱宝琮也吟《赠苏步青教授之台湾辅导教育复员》短诗。苏步青依依不舍，回赠《将赴台湾，留别湄江诸吟友》，诗中有云：“我行却自湄江曲，破帽青衫更碌碌。客中惜与故人违，驻马衔杯各有词。共问远行一万里，自怜此去真附骥。”（史料来源：《浙江大学“湄江吟社”的抗战诗歌》）如今，细品“求是”大先生的抗战诗篇，重温非同寻常的浙大西迁历史，了解前辈诗人的心路历程及爱国襟怀，当是极具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之事。

　　夏承焘（1900－1986），字瞿禅，晚号瞿髯，浙江温州人。著名词学家、诗词作家、教育家。在之江大学，夏承焘的学术才华开始崭露头角，研究成果陆续发表。1933年，夏承焘在词学研究专刊《词学季刊》创刊号上，发表了《张子野年谱》。此后，夏承焘又在《词学季刊》上接连发表了《贺方回年谱》《晏同叔年谱》等数种词人年谱，在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抗日战争爆发后，浙江大学西迁，省内及附近地区的青年学生，由于交通或经济关系不能去内地升学者越来越多。西迁的国立浙江大学为方便东南各省青年学生就读，1939年2月在浙江龙泉建立了分校。浙江大学龙泉分校设立文、理、工、农、师范五个学院，9月开始招生，生源主要为浙江籍。学生在分校学习一年后，去贵州本部升入二年级（1941年增设二年级）。1942年11月8日，龙泉分校主任郑晓沧致电夏承焘，邀他往龙泉浙大任国文系教授。11月24日，夏承焘应邀坐船赴浙江大学龙泉分校任教，12月2日抵达龙泉。12月7日，夏承焘在龙泉分校上了第一堂《文学史》课。12月13日，夏承焘在浙大文艺会演讲《诗歌声律之探讨》。夏承焘在龙泉住教工宿舍风雨龙吟楼，主要教授《诗选》《词选》《文学史》《修辞学》《国文》等课程。他始终关心时事，其《鹧鸪天？甲申冬，龙泉山中有断炊之虞，寄鹭山》词云：“五升纵满先生望，一饱难忘天下饥。”面对山河变色，夏承焘作了许多慷慨悲歌，如他为浙江抗敌后援会作词云：“人无老幼，地无南北，今有我无敌。越山苍茫兮钱塘呜咽。我念我浙江兮，是复仇雪耻之国。”1945年，浙大教授费巩被国民党特务秘密逮捕，浙大师生联名上书要求放还费巩，夏承焘不顾危险署名其上，并作《放头》诗云：“一士头颅索不还，千夫所指罪如山。乌峰埋骨宁非幸，白简临门要放头。”充分体现了夏承焘不畏强权的爱国主义思想。抗战胜利后，龙泉分校师生回迁。1946年1月2日，夏承焘来到杭州，住浙江大学师范学院罗苑宿舍。回杭后，夏承焘主要教授《词选》等课程，并从1946年1月起兼任文学院中文系主任。

　　抗战时期，浙江大学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们因材施教，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他们不仅传授知识，更注重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责任感。许多学生在浙大的培养下，成为了各行各业的精英，为国家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西迁期间，浙江大学的科研工作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图书资料匮乏，实验设备短缺，科研经费不足。虽然身处战火和艰苦的环境中，浙江大学探索真理、科研报国工作却从未停滞。师生们克服了仪器设备短缺、资料匮乏等困难，在多个领域取得了重要的科研成果。抗战时期，理学院的师生在十分简陋的条件下坚持教学、科研，涌现出一批突出的科研成果。

　　在物理学领域，王淦昌教授坚持进行科学研究。尽管条件艰苦，他依然致力于探索微观世界的奥秘。他提出了用云雾室研究宇宙线的设想，并带领学生进行实验。在研究过程中，他们克服了材料短缺、设备简陋等困难，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王淦昌的研究为中国核物理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生物学领域，谈家桢教授专注于遗传学研究。他在湄潭建立了简陋的实验室，利用当地的生物资源，开展果蝇杂交实验。通过大量的实验和观察，谈家桢发现了许多新的遗传现象，提出了一些具有创新性的理论，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被誉为“中国遗传学之父”，为中国遗传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数学领域，苏步青先生和陈建功先生共同创立了“浙大学派”，在微分几何等领域取得了国际领先的成就。此外，农学院的师生们深入研究当地的农业生产问题，推广先进的农业技术，为当地的农业发展做出了贡献。

　　此外，束星北的相对论，周厚复的原子理论研究，贝时璋的遗传研究、陈立的智力测验与人格测验的研究等也都是突出的科研成果。此时，化学系师资力量亦相当雄厚，除周厚复、王琎教授外，时任教授并在建国后当选为两院院士的有：吴浩青、王序、王葆仁、吴征铠、冯新德等。抗战时期，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浙江大学理学院培养出了如李政道、程开甲、叶笃正、谷超豪、胡济民等一大批杰出人才，他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创造出一个又一个教育史上的奇迹。1944年10月，英国剑桥大学生物学家、皇家科学院院士李约瑟博士应竺可桢之邀来到湄潭访问浙大。他惊叹浙大教学、科研所取得的惊人成就。回到英国后，他著文：“在重庆与贵阳之间叫遵义的小城里可以找到浙江大学，是中国最好的四所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中央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之一……遵义之东75公里的湄潭，是浙江大学科学活动的中心。在湄潭可以看到科学研究活动的一派繁忙景象。在那里，不仅有世界第一流的气象学家和地理学家竺可桢教授，还有世界上第一流的数学家陈建功、苏步青教授，还有世界第一流的原子物理学家卢鹤绂、王淦昌教授，他们是中国科学事业发展的希望……这里是‘东方剑桥’。”2006年5月，湄潭浙江大学旧址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同时，浙江大学的科研人员还在农业、化工等领域因地制宜，进行实用性研究，取得了显著成就。他们深入农村，研究当地的农业生产问题，提出了许多改良农作物品种、提高农业产量的方法；在化工方面，研发出了一些适合当地生产条件的化工产品，为当地经济发展提供了支持。这些科研成果不仅在当时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也为中国相关学科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这些科研成果不仅在当时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更为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浙大师生们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在战火中绽放出了科研的光芒。

　　在抗战期间，为了应对物资匮乏的困难，浙江大学积极开展生产自救活动。师生们自己动手，开垦荒地，种植粮食和蔬菜；创办工厂，生产文具、药品、服装等生活用品；还开展了畜牧养殖、手工业制作等活动。通过这些活动，学校不仅缓解了物资短缺的问题，还培养了师生们的动手能力和吃苦耐劳的精神。

　　生产自救活动体现了浙大师生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也让他们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劳动的价值和意义。在这个过程中，师生们团结协作，共同克服困难，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竺可桢校长是浙江大学西迁办学的核心人物，他以自己的人格魅力和领导才能，引领着全校师生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在迁徙过程中，他始终关心师生的生活和安全，为了寻找合适的办学地点，他不辞辛劳，四处奔波；在教学和科研工作中，他强调“求是”精神，鼓励师生们追求真理，勇于创新。他的言传身教，成为了师生们心中的榜样，也为浙江大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精神基础。

　　在西迁过程中，师生们同甘共苦，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教师们不仅是知识的传授者，更是学生们的朋友和亲人。他们关心学生的生活和学习，帮助学生解决困难；学生们尊敬教师，勤奋学习，用自己的行动回报教师的付出。这种师生情谊，在艰苦的环境中显得更加珍贵，成为了师生们克服困难的强大动力。

　　竺可桢校长不仅关注学校的整体迁徙和教学安排，还十分关心学生的生活状况，亲自过问学生的住宿、饮食等问题。西迁途中条件艰苦，学生们时常面临饥饿和疾病的威胁。竺可桢经常亲自到学生宿舍询问他们的生活情况，了解他们的困难。在贵州湄潭时，有一次，一位学生因营养不良而生病，竺可桢得知后，不仅派人请来了医生为学生诊治，还将自己节省下来的食物送给这位学生，让学生感受到了家人般的温暖。

　　当时任教的苏步青教授，尽管自己的生活也很艰难，但他总是尽自己所能帮助学生。在宜山时，有学生没有厚衣服过冬，苏步青教授便将自己的棉衣送给学生，还嘱咐学生要注意身体，好好学习。

　　束星北教授教学认真负责，在西迁路上，尽管教学条件简陋，他依然想尽办法让学生们学好物理课程。没有合适的教室，他就带着学生们在户外的空地上授课，用树枝在地上画图讲解物理原理。为了让学生更好地理解抽象的概念，他还常常把自己的生活用品当作教具，生动形象地演示物理现象。

　　为了不耽误学生的学业，许多教授在艰难的环境下坚持编写教材。谈家桢教授在西迁途中，一边躲避战乱，一边整理遗传学方面的资料，编写适合学生的教材。他在昏暗的油灯下，一笔一划地书写，手指被墨水染黑也浑然不觉。编写完成后，又亲自将教材送到学生手中，还耐心地为学生讲解教材中的重点和难点。

　　马一浮先生是当时浙江大学的客座教授，在西迁途中不幸生病。学生们得知后，纷纷主动前来照顾他。他们轮流为马先生端水送饭、煎药喂药，还细心地为马先生打扫房间，陪他聊天解闷。马先生身体虚弱，需要补充营养，学生们就四处寻找能吃的东西，想办法为马先生改善伙食。在学生们的精心照顾下，马先生的身体逐渐恢复，他对学生们的悉心照料十分感动，称赞他们有仁爱之心。

　　有一次，一位化学教授在做实验时，因设备简陋发生意外受伤。学生们得知后，立刻将教授送到临时诊所，并且在教授治疗期间，每天都有学生守在病床前，照顾教授的生活起居，还为教授整理教学资料，让教授能够安心养伤，不用担心教学工作受到影响。

　　在西迁途中，师生们经常要徒步赶路。有一次，队伍在翻越一座大山时，一位女学生体力不支，摔倒在路边。她的老师见状，立刻上前将她扶起，帮她背包，并鼓励她要坚持下去。在老师的搀扶和同学们的鼓励下，这位女学生最终咬牙坚持翻过了大山。遇到河流挡路时，男同学会主动组成人墙，让女同学和老师们能够安全过河。在一次渡河过程中，水流湍急，一位老师差点被河水冲走，几名学生毫不犹豫地跳进河中，将老师救了上来。这种在艰难险阻面前师生相互扶持、共渡难关的情谊，令人动容。

　　西迁途中，条件极为艰苦，学生们面临着诸多生活困难。教师们像长辈一样关心学生的生活起居。在贵州湄潭，学生们的生活物资匮乏，教师们积极组织力量，为学生们争取更多的生活补给，努力让学生们能在相对稳定的生活环境中学习。有的教师还会把自己节省下来的生活用品分给学生，让学生们感受到温暖。学生们对教师充满了尊敬和感激之情。他们深知教师们在艰难条件下依然坚守教学岗位的不易。在路途上，学生们会主动帮助教师搬运教学设备和书籍；在驻地，学生们会关心教师的身体状况，为生病的教师提供帮助。有的学生还会利用课余时间，帮助教师解决一些生活中的琐事，以表达对教师的敬意。

　　西迁期间，浙江大学的导师制得到了充分的实践和发展。导师们与学生建立了紧密的联系，从学习计划的制定到具体课程的学习，再到毕业论文的指导，都给予学生全方位的帮助。比如，苏步青教授在担任导师期间，不仅在数学专业知识上对学生严格要求，还注重培养学生的学习方法和思维能力。他会定期与学生进行单独交流，了解学生的学习进展和困惑，并给予针对性的指导。

　　除了正常的课堂教学和导师指导外，教师们还会利用课余时间为学生进行课外辅导。由于教学条件有限，一些学生可能在课堂上没有完全理解知识点，教师们就会在课后为他们开“小灶”。在昏暗的油灯下，教师们耐心地为学生讲解难题，直到学生掌握为止。这种课外的主动辅导，让学生们能够更好地掌握知识，也加深了师生之间的感情。

　　西迁的学生们并没有因为环境的艰苦而放弃对学术的追求，他们在课堂上积极提问，课后也会主动查阅资料，与教师进行学术探讨。一些学生还会提出自己的独特见解和想法，这也促使教师们不断思考和探索。例如，在一次关于生物学的讨论课上，学生们对当地生物的生态特征提出了许多问题，引发了教师和学生们的深入研究，最终形成了一些有价值的学术成果。教师们注重启发学生的思维，鼓励学生进行学术创新。在学术讨论中，教师们会引导学生从不同的角度思考问题，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创新能力。当学生们遇到学术困难时，教师们会给予及时的启发和指导，帮助学生突破瓶颈。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中，师生们共同进步，推动了学校学术水平的提升。

　　在西迁的漫长历程中，师生们面临着日军的空袭、恶劣的自然环境、生活物资的短缺等诸多困难。但他们始终保持着坚定的信念，相互鼓励，共同克服困难。教师们以身作则，用自己的言行向学生们传递着坚韧不拔的精神。学生们也从教师们的身上汲取力量，勇敢地面对生活和学习中的挑战。

　　西迁期间，师生们的爱国情怀愈发浓烈。教师们通过课堂教学、学术讲座等方式，向学生们传播爱国思想，激发学生们的爱国热情。许多学生在教师的影响下，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为国家和民族的未来而努力奋斗。师生们在精神上的相互砥砺，让浙江大学在西迁期间依然保持着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浙江大学的西迁历程，是“求是”精神的生动诠释。在战火纷飞、条件艰苦的情况下，师生们始终坚持追求真理、实事求是，不畏艰难险阻，勇于担当责任。这种精神不仅体现在教学和科研工作中，更体现在他们对国家和民族的热爱与奉献中。“求是”精神成为了浙江大学的灵魂，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浙大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为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类的进步事业而努力奋斗。它不仅是浙江大学的宝贵财富，更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西迁办学期间，浙大师生以非凡的智慧和无畏的气概，战胜千难万险，实现了浙江大学办学地点的战略转移，推动了浙大办学实力显著提升的战略转折，开启了浙大师生教育报国的战略篇章。西迁办学，是我国教育科学史上的一个奇迹，也是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进程中的一座丰碑。

　　西迁办学是一次投身救亡图存的征程。漫漫西迁路，浙大师生始终以保存中华文脉为使命，“读书不忘抗日救国”。为延续求是文脉，辗转各地办学，从迁移之初的3个学院16个系壮大为6个学院27个系；为参加抗日救亡，组建了“浙大战地服务团”等进步文化团体、举行了众多义卖义演活动。为抢救民族文化瑰宝，成功转移了三万六千余册《四库全书》。抗战全面爆发后，浙江文澜阁《四库全书》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从1937年8月1日开始向西转移，途经福建、江西、湖南共2000多公里，历时9个月，于1938年4月30日深夜运抵贵阳。除了浙赣铁路运载，西迁库书主要靠船运、人挑、马驮，这一路风雨兼程，可谓历经千辛万苦。库书运抵贵阳，存放在科学路贵州省立图书馆内。由于当时贵州省立图书馆的馆舍面积狭小，藏书条件有限，于是相关方面下令购买威清门外有大小房屋数十间的张家祠堂，于1938年9月28日将140箱《四库全书》与贵州省立图书馆的数万册馆藏古籍一同装运转藏张家祠堂书库。派驻贵州的浙江省立图书馆《四库全书》保管员夏定域父子也驻进张家祠堂，并着手重新清点库书。1939年2月4日，日机空袭贵阳，轮番轰炸贵阳最繁华的大十字商业区及周边地段。存放文澜阁《四库全书》的张家祠堂与大十字商业区的直线距离只有两公里左右，库书安全再次受到严重威胁。1939年4月8日，文澜阁《四库全书》和《古今图书集成》被转移到贵阳城北郊外的许官溪镇金鳌山腰的地母洞。浙江大学西迁至贵州湄潭时期的校长竺可桢亲自到地母洞书库视察，提议将洞里的木棚进行改建，盖上瓦，并另建砖墙一堵以确保安全。为方便看守库书的职员、工役和警卫住宿，还在洞口附近建了3间草房。

　　西迁办学使浙大一跃成为当时中国最为著名的大学之一，为文脉传承、民族复兴作出了积极贡献。

　　西迁办学是一次坚定教育信念的征程。漫漫西迁路，浙大师生内心深处的教育信念和读书理想始终坚定执着。在日寇肆虐、环境艰苦之时，浙大创造性地做到了教学不辍、实验不荒、科研不废；在雪淞冰凌、山峦叠嶂之地，不曾丢弃图书仪器；在栖身破庙茅屋、俭餐淡食果腹之境，办学仍斗志昂扬。西迁中的浙大，成为所有西迁大学中教学秩序和教学质量坚持得最好的一所。

　　西迁办学是一次开创发展新局的征程。漫漫西迁路，浙大不仅保存了办学主体力量，而且还找到了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新的落脚点和出发点。在泰和孕育求是校训、在宜州确立求是校训、在遵义和湄潭发扬求是校训。西迁过程中取得的一大批创新成果，为浙大奠定了卓越的国际声誉。

　　西迁办学是一次传播知识文化的征程。漫漫西迁路，浙大师生始终以天下为己任、以真理为依归，将先进的办学理念和出众的精神风貌融入到播撒知识文化、普及教育民智的实践中。通过教育资源分享等形式支持西迁办学各地的教育发展，如在泰和创办澄江学校、在龙泉建设浙大分校；通过技术帮扶等手段支持西迁办学各地的民生发展，如为泰和防洪大堤解决所有技术难题。浙大在西迁办学中的科教服务，有力地推动了南方六省的社会发展。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浙江大学西迁使得学校得以在相对稳定的后方继续开展教学和科研工作，避免了因战争破坏而导致的教育中断和学术人才的流失。教授和学生们得以在艰苦的条件下坚持学业，为国家保存了一大批优秀的知识分子和未来的建设人才。例如，苏步青、陈建功等数学家在西迁途中仍坚持研究和教学，培养了许多数学人才，为我国数学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浙江大学师生在西迁过程中，将先进的文化和知识传播到了西南地区。他们与当地的文化相互交融，既丰富了当地的文化内涵，又促进了不同地域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同时，师生们在艰苦环境中传承和弘扬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以文化的力量鼓舞人心，增强了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

　　西迁办学期间，浙江大学通过举办各种学术讲座、培训班等活动，为当地培养了大量师资和专业人才，提高了当地的教育水平。学校还帮助地方建立了一些中小学和职业学校，改善了当地的教育基础设施，为西南地区教育事业的长远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例如，在贵州湄潭，浙江大学帮助当地创办了湄潭中学，该校至今仍在为当地培养人才。

　　尽管条件艰苦，但浙江大学的师生们始终没有放弃学术研究。他们在西迁途中克服重重困难，开展了一系列具有重要价值的科研工作，在农学、工学、理学等多个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这些研究成果不仅为抗战时期的国家建设提供了理论支持和技术保障，也为战后的经济恢复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比如，谈家桢在遗传学领域的研究成果，为我国遗传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西迁办学的历程中，浙江大学师生们秉持着“求是”精神，不畏艰难，勇于探索。这种精神在艰苦的环境中得到了进一步的锤炼和升华，成为浙江大学宝贵的精神财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浙大人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不懈努力。同时,“求是”精神也在西南地区传播开来，对当地的社会风气和文化氛围产生了积极影响。

　　抗日战争胜利后，浙江大学师生怀着激动的心情，踏上了返回杭州的归途。历经八年的西迁办学，他们终于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母校。尽管校园在战火中遭受了严重的破坏，但师生们凭借着顽强的意志和不懈的努力，迅速恢复了教学和科研秩序，使浙江大学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

　　抗日战争时期的浙江大学西迁办学，是一段充满苦难与辉煌的历史。在这段历史中，浙大师生们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教育救国、科研报国的信念，炼就了求是精神的不朽魂魄。他们在战火中坚守，在苦难中前行，为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和民族的复兴做出了重要贡献。如今，浙江大学已经发展成为一所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一流大学，但那段西迁的历史永远不会被忘记。它时刻提醒着人们，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要坚定信念，勇于担当，以求是精神为指引，不断追求卓越，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