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我大武汉”

“……第一次空袭就把五井庙一带变成了陈尸场……这个地区的街道只有 6 英尺宽，路边破旧的棚屋已经坍塌，就像撒在地上的一堆纸牌。居民和路人都被活埋在里面，救护组把到处乱摊着的尸体集中成堆。更为可怕的是，砖石下面有时伸出一只手或一只脚，在无力地摆动着。但由于这些砖石很重，没有适当的工具是无法搬动他们的。”

“……记者在街道拐角处仅仅站了 10 分钟，就看到抬过去 120 多具伤残的躯体。有的人还在可怕地呻吟着，有的人已经断气。最令人不忍心看的是担架上的死婴。已死的和快死的混在一起。大多数受伤者的伤口流着血，一丝不挂……儿童的死亡数量非常大，大概是因为轰炸时他们多数都待在房子里……”

这是1937年9月26日，上海的《字林西报》根据路透社记者从汉口发来的专电所做的特写报道。

两天前，日本海军木更津航空队的 14 架96式陆上攻击机对武汉进行了惨无人道的空袭。当天,敌机的飞行高度为 2000 米，投下大量炸弹。

这天，天气晴朗，能见度良好。所投炸弹锁定目标精确，杀伤率极高。

五井庙是武汉人口密集的平民区，这里不仅没有任何军队驻扎，而且远离兵工厂。

空袭中，武汉三镇总共死伤 1019 人，此数字仅是空袭后第2天的数据，尚未包括埋在建筑物下的受难者。

当时，中国空军主力正在东线作战，武汉市的空防力量薄弱，于是木更津航空队采取了低空大密度杀伤的军事行动。

此后，敌机连续对武汉进行了不间断的空袭。而这只是他们制定的所谓《要地攻略》的一部分。

当年参加了这场战争的日本飞行员前田哲南后来在他的书中写道：

所谓要地攻略，就是把城市作为轰炸目标……对于当时的日军飞行员来说，已是惯用的攻击战术。他们以上海、南京、广州为战场，反复练了本事。并装备了96式陆攻、97式重轰新式飞机。日本也是关于空战的《海军条约》（1922年）签字国，但是无人记住该条约第22条关于“禁止轰炸如下非战斗人员”的规定，即禁止破坏或损害非军事性的私有财产，并禁止以伤害非战斗人员为目的的空中轰炸……

1938年7月的一天，武昌军事委员会驻地突然响起了尖锐的防空警报。正在吃早餐的蒋介石与宋美龄在卫兵的簇拥下赶忙向院后防空洞里躲避。正在这时，几枚炸弹呼啸着落到了防空洞外，炸起的尘土碎石使得整个院落看不见人，其中的一颗炸弹的爆炸位置离防空洞口仅有几米远。好几名卫兵当场被炸死，宋美龄当场被震昏倒地。

一年后，日本人又轰炸了蒋介石的老家溪口，炸死了他的结发妻子毛氏。

（武汉被日军轰炸场面）

南京失陷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这时，在“九省通衢”的华中重镇武汉仍有许多重要机关。

日军的战略意图非常明显，只要占领武汉，就占领了华中粮仓和中国内地的经济中心，削弱武器输入通道——粤汉路的军事、经济价值，实现“以战养战”。还可以利用长江涨水期，便于海军配合行动和水上补给。6月24日，日本五相会议决定：“集中国力解决中国事变。”为此，日本拨军费32.5亿日元，集结40万大军，目标只有一个：占领武汉。

日本陆、海军航空兵秘密策划了从空中进袭武汉三镇的详尽作战计划，为从地面大举进攻武汉创造条件。

南京沦陷后，日军的肆意屠杀完全灭绝了一些人的幻想，使得抗日声音空前地统一起来。30万平民的性命，换来了中华儿女的同仇敌忾。与其死，绝不降。

“卫我大武汉，全城齐动员。”武汉地区人民群众的抗日救亡热情空前高涨，全国各地大批爱国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云集武汉，组织了武汉青年救国团等几十个抗战的群众团体。震撼人心的献金运动在短短的5天内，筹资达百万之巨。抗战开始时沉闷的政治氛围似乎已荡然无存。

1938年7月7日，在抗日周年纪念活动时，长江之上火光一片，几百条木船行驶在江面上，十多万人举着火把汇聚在一起，高唱着《义勇军进行曲》，漫江的火炬辉映着巨大的声浪，绘就了血泪凝聚的画面。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为了这场关乎国家存亡的战役，中国集结100万军队，动员了各方力量，疏散了众多工厂，只有一个目标：与敌人决一死战。

武汉的进步人士组成9个抗敌演剧队和4个抗敌宣传队。街头摆上了献金台，人们川流不息，踊跃捐献，为抗战购买飞机。军委会政治部第3厅厅长郭沫若，在街头朗诵了自己新写的战斗诗:

炸弹所投下的总是中国的地方

所炸中的总是中国的人民

敌人用不着再费侦查的苦心

丝毫的危险也轮不到他们

他们大可以显出英雄的本领

好在英雄的身上有的是干针

更是观音符咒也可以显灵

我们倒因而得到了一个金言

世界上唯最懦弱者为最残忍

......

12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武昌拟定了“军事委员会第3期作战计划”。按照这个计划，1938 年初，空军开始频繁地调动，布防于武汉周边地区，装备了新飞机的中国空军主力4大队也从周家口机场到了武汉地区。同时，苏联志愿航空队也秘密向汉口集结。以中队为单位超低空进行，集中了100多架歼击机，秘密进驻南昌和武汉附近机场，使武汉的防空力量大为增强。

除了4大队和苏联航空志愿队，当时驻防武汉、孝感地区的空军还有第3、第5航空大队。调整后的中国空军结构更加合理。

“这是一场世界瞩目的战役。不仅是为保卫自己国土，保卫自己的自由与独立，而且也是保卫全人类的自由与和平的事业。”两个月后，共产国际主席团高度评价了这场战争。

   “为国即是为家”

冬日里的武汉潮湿阴冷，江面上升腾的雾气里，已见不到更多的民船，只有载着军人或者军用物质的船只荷枪实弹匆匆驶过。在不时响起的空袭警报里，市民们过了1938 年的元旦。 

在地面汽车、炮车和空中飞机的来回调动声中，百姓们开始往长江上游躲避。街道上，码头上到处是逃难的人群。

人们知道，要打大仗了。

果然，没有几日，市民们听到了似乎比前几日愈加恐怖的嘶鸣声，天空中各种飞机绕成一团，在那里互相地追逐。发动机的轰鸣声、机枪的扫射声响成一片，不时地，有飞机从天上栽下来，拖着长长的烟，冲向地面。

这只是日军大规模空中进攻的开始。这一次，日军动了真格，派遣了36架飞机，日海军第1联合航空队的 23 架攻击机在第2联合航空队的13 架战斗机的掩护下，大举进袭武汉地区。战斗中，中国飞行员宋恩儒中尉、张若翼少尉和苏联飞行员科路白不幸殉职。

1938年2 月 18 日，武汉地区晴空少云，江面风平浪静。

王家墩机场上，中国空军第4大队飞行准备结束，飞行员们正在吃午饭。

正是一年春好时。早春的武汉潮湿中透着一丝凉意，扑面而来的和风带着一些清爽。机场上的草开始变绿，有零星的野花在兀自绽放着，给大战到来之前的战场点缀了些许生机。

战斗警报猛然响起，小伙子们放下碗筷，立刻向各自的飞机直奔而去。

大队长李桂丹向飞行员们做了个手势，率先飞向天空，接着，所属21架飞机嘶鸣着随后跟进。与之同时，驻守在孝感机场的第 23 飞行队的8架伊-15战斗机在队长吕基淳的率领下，也同时起飞进入武汉上空配合作战。

苏联援华志愿队的飞机此时也起飞，在滠口、戴家山一带接敌。

时间标注为12点07分。

来袭的日本海军轰炸机 12 架，在 26 架96式战斗机的掩护下，分别从南京、芜湖两地机场起飞，在安徽和江西交界处交汇后，组成一支 38 架飞机的大编队，沿长江向武汉一路奔袭而来。

大队长高志航牺牲后，李桂丹接任了大队长的职务，并将第 4 大队更名为“志航大队”，立志要讨回血债。

4大队3个中队中，董明德率领的21飞行队是伊-16战斗机，其他两个中队装备的是伊-15战斗机。

李桂丹、郑少愚、张光明、巴清正所率22飞行队的4个分队率先与12架96式舰载战机缠咬在一起，敌机分成两个编队，各6架分前后两组将我分队隔开。在敌机密集的炮火中，李桂丹奋力厮杀。数量上我空军虽处劣势，但飞行员们毫不畏惧，奋力搏击。

武汉上空上演了一场激烈的空战好戏，一时间，双方数十架飞机绞杀在武汉三镇的空中，上下翻飞，相互缠斗。天空中，火光阵阵，烟云片片，爆炸声此起彼伏，场面蔚为壮观。

房顶上、街道上、露台上，到处是人，他们仰头观看着天空中的鏖战。武汉3镇的市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扬眉吐气，他们叫着，笑着，比画着，肆意地发泄着许久以来压抑在他们心中的郁闷。

终于，有人在替他们复仇了。是啊，那串串的机枪子弹，那阵阵的爆炸声响，无不带着千百万武汉人复仇的火焰。

天空渐渐平静了，战斗结束。恶战进行了 12 分钟，我军击落敌机 11架，敌空袭编队指挥官金子隆司饮弹坠机身亡，我空军大获全胜。

英雄们飞回来了，一架接一架落了地。然而回来的却是24架飞机，少了5架。

先回来的飞行员们、地面的工作人员，都在翘首以盼，等着自己的战友回来。

但，一直到傍晚，他们还是没有回来。

消息传来，飞行大队长李桂丹、飞行中队长吕基淳、飞行员巴清正、王怡和李鹏翔等 5 人均为国光荣捐躯。飞行员张光明的座机被击中 29 处，自己身负重伤，但仍顽强地坚持驾机返回机场。

（中国空军4大队大队长李桂丹）

25岁的李桂丹8岁丧父，母亲一手将其拉扯大。17岁时考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为2期学员。次年，家乡被日本人占领，不做亡国奴的信念支撑他励精图志，飞行技术堪称一流。“8.14空战“以来击毁敌机8架，并多次掩护我轰炸机突袭敌兵营、机场与舰艇，荣获殊荣。

作家马识途当时专门写了一篇“2·18”空战的特写，他在文章的末尾描写了武汉的百姓专门到飞行员坠落的现场去看飞机残骸的场面：

……于是大家往西面走，终于到达了目的地。日本的飞机，看残骸是一架战斗机，头都插进地里去了，地上零落地散着机件。有一个日本人已经死了，脑袋伸在机外。大家很高兴地围着机子转来转去，不忍得离开。警察三番五次干涉，还是禁止不了观众取一块铝片哪，一片漆布哪，一杆钢丝哪。他们都要拿去作纪念，纪念这一次打落敌机11架的空前胜利！

天渐渐晚了，人还是围着不散。有的人又回来到自己的那架飞机哪里去，人还是那么多，可是只听到叹息却听不到欢笑。只有默默地向机子和死去的战士凝望着，却没有一个人去扳动或是摘取一片东西，多么悲壮的一个场面呀！

大家心里响着同样的话：“好样的，你是死了！死得值得的！你的精神将永远不死的！”

这战士被降落伞包围着，倒在了飞机外面的地上，被汽油烧的不成样子了。一股股烧焦的肉味，刺激着每个人的鼻，更深深地刺激着每个人的心！

马识途说到的被烧焦的飞行员是吕基淳，23中队的中队长。此战率队自孝感赶来，会同其它中队一起作战，在滠口山空激战时，不幸中弹，飞机燃起大火，吕基淳跳伞不及，飞机坠落在滠口，以身殉国。年仅24岁。

在整理吕基淳烈士遗物的时候，《大公报》记者沈一平发现了一封信，写信的是吕基淳的老父亲。信中说：“你们自当努力报效国家，好比在家即为孝子，在公即为忠实国民。盖国若不存，家亦无托。努力前进，为国即是为家也……”

“二·一八”武汉大空战取得 11 比 5 的战绩，是自首都南京失守以后，中国空军在空战中取得的第一次大胜利。胜利喜讯迅速传遍武汉三镇的大街小巷，百万军民无不欢呼雀跃。21 日，武汉各界举行万人集会和游行，以“庆祝空捷，追悼国殇”。走在队伍前面的中国青年救亡协会的热血青年，一面红缎镶边的大旗上，绘有中国地图，地图上他们连夜赶绣的4个“新的长城”黑绒大字格外醒目。

苦难的中国啊，此时此刻，你多么渴望这样的一场胜利，哪怕带血的胜利！

2 月 20 日，《新华日报》专门发表了题为“庆祝空军胜利”的短评，该短评指出：“前日敌机侵袭武汉，我国空军，奋勇迎战，把敌机打落 11 架，这不仅是武汉防空的一大胜利，同时也是中国整个军事上的一个伟大胜利。这个事实表明中国军民抗战到底的勇气和牺牲决心，也是以劣势的军事技术战胜敌人优势武力的信号。”

同日下午，武汉各团体纷纷发起祝捷大会，并公祭殉职的5位空战英雄。公祭会场设在汉口总商会，灵堂上挂着烈士遗像，灵前檀香缭绕，秉烛高烧，气氛悲壮肃穆。

蒋介石亲临主祭，各界人士悉数前往。蒋介石及夫人宋美龄在当天送达的挽联上写道：武汉踞天下之中，歼敌太空，百万军民仰战绩；滂沱挥同胞之泪，丧我良士，九霄风雨招英魂。”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以及第 18 集团军代表周恩来、陈绍禹、秦邦宪、董必武、叶剑英、罗炳辉等人出席公祭大会，并送挽联一幅，上面写道：为五千年祖国英勇牺牲，功名不朽；有四百兆同胞艰辛奋斗，胜利可期。

当巴清正烈士的母亲被扶进灵堂时，全场经久鼓掌，人们已经找不出更好的方式来表达对烈士母亲的敬意。巴清正的长兄沉痛致词：“我们是东北人，东北失去后，清正就立志要收复失地，所以投身空军。实际上他今年才21岁，我痛心的是他太年轻了，正应该为国多出几年力......”说到沉痛处，这位东北汉子已是泣不成声。

“好一个惨烈的‘4·29’”

春天，当鄂中大地一片葱绿，杜鹃花竞相开放的时候，一场空中大战悄然展开。

4月29日，是日本天皇的诞辰之日，又叫“天长节”。日本海军为了向天皇献媚，急调海军“左世保”第 12 航空队，从太平洋进驻上海，计划于“天长节”当天对武汉再次实施空袭。

10天前，4大队与苏联空军志愿队准备奉命前往广东海外三灶岛，消灭那里的日空军基地。此时，正是梅雨季节，天空连续下雨，无法起飞。在孝感机场的一次试飞中，发现有一架日机从空中通过，于是，驱逐机立即俯冲下去，轻松将敌机击落。在检查敌机残骸时，发现这是一架日本的双座侦察机，侦查员佩戴着金质奖章，原来是一名情报官来实地侦察，从他的身上搜到一本笔记本，上面记录了一个重要情报。

这个情报给了指挥员们创造了歼灭敌机的一次机会。

那一天，航空委员会特别忙碌，专门就此事进行了研究，中国航空委员会周至柔、苏联志愿航空队领队日加列夫及航空委员会顾问陈纳德等人经过周密讨论，认为敌人很有可能在次日进犯武汉，这是一个歼灭敌人的大好时机。于是，制定了一个大胆而又周密的作战计划。我方决定将主要兵力事先部署在武汉周围，以较优势之兵力给对方一个措手不及，来个瓮中捉鳖。

在秘密的状态下，苏联援华志愿飞行队悄悄转场至孝感机场附近，驻扎南昌的歼击机全部按分队超低空飞往汉口。王家墩机场顿时忙碌起来，不知不觉中，已集中了100多架飞机，其中包括40架新到来的伊-16型飞机。

傍晚，伴着暮霭的来临，一架架战机冲向天空，从武汉三镇低空掠过，向东南方飞去，渐渐消失在夜色里。飞机的轰鸣声引起了藏在武汉的日本间谍的注意，他们目睹了中苏空军的“秘密调防”，喜不自禁，立刻将这一新的发现报告了上级。

一切都按计划进行，认真检查飞机的各种器材、武器，确定了每一个飞行员的位置、起飞时间和飞行高度，加强了攻击与掩护力量，进行了战前动员。

飞机都加足了油，飞行员坐进自己的飞机待命。

所有的人都在静静地等待，向东望去，沿长江的上空翻腾着层层的云朵，山的上方覆盖着纱帐似的薄雾。一切都在静谧之中。

时间等得让人心焦，大家似乎有些沉不住气，日本人会不会不来？情报会不会错误？

下午两点十五分，观察站报告，有几群轰炸机在歼击机的掩护下正朝武汉飞近。塔台立即升起红色信号弹，命令起飞。

由日本海军第 2 联合航空队小园少佐率领的 27 架96 式舰战和由棚町少佐带队的 18 架“96 式陆攻”轰炸机，沿长江一路进发，企图轰炸我空军基地和汉阳兵工厂。我空军第3大队、第4大队（大队长毛瀛初）和第5大队（大队长董明德）从汉口王家墩机场派出 19 架伊-15 式战斗机，加上从南昌赶来的苏联志愿飞行队的 45 架战斗机，合计 64 架，旋即进入迎战势态。

机群指挥员布拉戈维申斯基第一个起飞，他后面是克拉夫琴科的分队。随后，按照飞行计划,其余的飞机也相继起飞，中国飞行员也加入其中。我方的战术分工是：以速度相对较大的伊-16 式战斗机提前于高空布放，主要消灭入侵之敌轰炸机；而机动性相对较强的伊-15 则巡徊在武汉东北郊上空，对付掩护敌轰炸机的战斗机。

60多架飞机，占据着不同的高度，以逸待劳，张开了一个巨大的口袋，等待着猎物进入。

2时45分，敌96式轰炸机从云中钻出来，抢先窜入武昌空域,每9架轰炸机编成一个楔形队伍，队与队紧密相连。它的身后，有95式与96式战斗机在护航。太阳光的照射下，机翼上膏药旗的红色格外耀眼。

日战斗机开始向中国的一个机群俯冲,企图缠住中国歼击机,预先为他们的轰炸机扫清空域。

此种诡计早已被苏联和中国飞行员察觉并识破,遂以部分兵力自动转入攻击。苏联歼击机主要机群在金加耶夫的指挥下继续爬高,去迎击日军的双发动机轰炸机的9机编队,并从有利位置向刚刚靠近武汉市和机场的敌机展开了攻击。金加耶夫机群第一波次攻击便击落了两架轰炸机，包括一名日军大佐领队长机。剩下的7架日军轰炸机为了保护自己而靠拢在一起，但是在中苏飞机的不断攻击下又分散开，仓促地投下炸弹，便匆忙返航。

此时，提前埋伏在孝感至黄冈一线的苏联飞行队立即从空中上方冲下，实施围堵，并与随轰炸机群一起逃窜之日本战斗机展开了激战。

(苏联援华志愿空军飞行员克拉夫琴科)

混战之中，克拉夫琴科接连击落两架日军轰炸机，自己的伊-16飞机也在敌机密集的射击下中弹数处，幸好人没受伤。飞机开始剧烈颠簸，在难以驾驶的情况下，克拉夫琴科毫不慌张，他坚持着，操纵飞机在一块稻田里迫降，成功着陆。在毫无粮水的情况下，自行寻路，穿过山地湖泊，冒着被活捉被误解的危险，一个人徒步走回基地机场。

    此时，空中的战斗仍然持续着。不久，中国空军第3、第5大队也及时杀到，将敌空中编队团团包围。一场大规模的空战在武汉的天空上演。武汉三镇的300 万军民不顾安危，纷纷上街，没有丝毫的恐惧，“引颈东望我机群迎战的空域”。

他们知道，在他们自己的长江边，在他们自己的天空上，有自己的空军，在与杀害他们亲人的刽子手们做殊死的博斗。

虽然他们不能升空与敌人较量，但他们可以呐喊，可以助威，可以为自己的雄鹰加油鼓劲。

这场鏖战持续了将近半个小时，我方共计击落敌机 21 架，其中轰炸机 10 架，战斗机 11 架。日寇机组人员被毙 50 余人，2 人跳伞后被我军生俘。此役，我军损失战斗机 12 架，伤亡 5 人。

被击落的敌机没有人跳伞。日本指挥部只对那些著名的、有功勋的王牌飞行员发给降落伞。他们认为这些人的生命对帝国才是有价值的，其他的飞行员没有降落伞，这样能够保持武士道精神。《新华日报》记者在医院采访我军飞行员时，记载了他讲述的一件事情：

4月26日，我于孝感打落一架日重型轰炸机，惊异地发现机内8人中有6人是用钢索在颈与腰处缚住，再用锁锁死，3人一组。坐在机翼位置的机枪手，虽然没有被锁住，却不配备降落伞！这位机枪手本可以不死，但是也随机坠地成为炮灰。

此次大空战，是自抗战以来，中、苏空军联合作战，并在空战中击落敌机架数最多的一次战斗。在现场观战的大诗人郭沫若激动地地赋诗，说这就是“鹰打架”“天空就像是一幅惊天地、泣鬼神的生动画面”。

次日，冯玉祥将军赋诗一首以纪念此次空战。他在诗的后半部分这样写道：

 ……

尚有飞将因机伤，

猛冲敌机同落地。

前生承认同归于尽，

壮烈牺牲神鬼气。

合计打落 21 架，

残敌零星狼狈去。

万众欢腾大拍掌，

庆我二次大胜利。

青年空军诸将士，

赤胆神威真无比。

气概壮山河，

百战皆胜利。

 同时，将军高声诵道：“好一个惨烈的4•29！”

 陈怀民与敌同归于尽

在“四·二九”空战中，4大队毛瀛初大队长带领陈怀民等9架飞机，冲入了佐世保第26航空队的机群，9架飞机立刻被36架飞机围住。年仅 21 岁的陈怀民驾驶着刚刚从兰州接收来的伊-16 战斗机，击落一架敌机后，陷入重围。5架日机包围了他，陈怀民不断变向，但敌机死死咬住不放。忽然，陈怀民的座机油箱中弹起火，他的胸部也随即被打中。

陈怀民当时可以选择跳伞逃生，此时上方飞机正在激烈缠斗，下面又是我军的占领区，应该说生还的几率很大。但他却做出一个匪夷所思的选择，他耗尽全力猛拉操纵杆，座机拖着浓浓的黑烟倒扣着向上翻转了180度，撞向了从后面扑来的号称“日本红武士”的高桥宪一的座机，在剧烈爆炸的烟火中两人同归于尽。驭风少年随风而逝，壮烈殉国时，陈怀民年仅22岁。

此时，他没有选择也很光荣的生，而是选择了更壮烈的死。

当他向敌机撞去的一刹那，他的嘴角一定带着无畏且轻松的笑容，他的耳边一定奏响着平日里他爱唱的歌:“只因为愤恨难消，四万万同胞啊，踏著我们的血，驱除强暴......”

陈怀民牺牲后，被空军追认为空军中尉，长江边上的一条小路改名为“陈怀民路”。

记者江东曾专门采访陈怀民的后裔陈忠教授，得知当年许多百姓闻讯后坚持在江中反复打捞多时，直到6月初，遗体才从淤泥里浮出。人们从他的飞行服里找到一块怀表和烈士生前留着准备交给母亲作为日用开销的一枚大洋。陈怀民的母亲用儿子遗留下的降落伞，缝制了一条被单，始终带在身边，欲教子孙永志不忘。

陈怀民出生在镇江，原名陈天民，陈怀民是他入伍后改的名字。取励精图治、爱国怀民之意。他自少热爱武术，7岁时曾作为江苏少年武术队员，参加在南京举行的全国少年武术大赛，获得冠军，是个不折不扣的功夫小子。

那个动荡的时代没有给他成为武术明星的机会，在他16岁的时候，淞沪抗战爆发。他毅然投笔从戎，参加了19路军组织的学生义勇军。1933年1月，陈怀民进入杭州笕桥中央航空学校，3年后成为中国空军第4大队少尉飞行员。

还是在中央航校的时候，陈怀民随校篮球队到浙江大学比赛，邂逅了浙大出身于富足的家庭女学生王璐璐，其父是银行家，她是父母的独生女，也是个篮球迷。那个翩翩少年在场上飞舞的样子，让她十分着迷，如花少女和翩翩少年坠入了爱河。

航校毕业后，陈怀民告别王璐璐离开杭州去了南昌，其后两人鸿雁传书，偶尔相见小聚。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陈怀民所在的第4大队要调往北方作战，恰在这时王璐璐到南昌来看望他。陈怀民对王璐璐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我是国家花很多钱培养的飞行员，现在要去报效国家。我们一旦上了前线，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我们此次相会，很可能是最后一次。”

南京空战之时，陈怀民驾机与同胞一起与敌人作殊死一搏，击落敌机1架，击伤4架。随后被4架敌机围困，仍奋勇拼杀。在混战中油箱中弹起火，飞机迫降长江，他的鼻骨折断，两只眼珠被挤出眼眶，胸部、肩部多处受伤，血肉模糊。他愣是把两只眼珠生生塞回眼眶，随后脱身获救。次年的春天，陈怀民由孝感起飞到武汉参战，座机被击中，他被迫跳伞，后腿负伤。多次的负伤与死里逃生，并没有吓倒这位勇敢的年轻人。

（陈怀民与他的恋人王璐璐合影照）

3月里，好不容易打听到陈怀民因伤住在湖南湘雅医院，王璐璐特意请假到长沙探视。不料到了长沙，陈怀民已出院，她扑了个空。于是便又匆匆赶赴武汉。这使得陈怀民十分感动，就在那次武汉之行中，陈怀民特意买了一件他看着十分中意的旗袍，对王璐璐说：“这件衣服是我买给你的唯一纪念品，如果我跟日本人打仗牺牲了，你就把它永远珍藏在身边。”第4天，王璐璐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武汉，不料命运多舛、一语成谶，成为这对爱侣最后一次的人间相见。

4月10日，台儿庄战役临近结束时，陈怀民曾驾机飞抵台儿庄进行低空侦察，返航途中与日机遭遇，他孤军奋战，以座机撞毁一架日机，自己又一次跳伞成功，死里逃生。

人生总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偶然，一位战友4月30日要结婚，想在29日作些准备，就去请求陈怀民替一个班，陈怀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这次偶然的替班，铸成了陈怀民英勇的故事。在5架敌机包围中，他大叫着璐璐的名字，勇猛地向敌机扑去，与敌人同归于尽。

王璐璐从报上得知陈怀民牺牲的消息后，立刻赶往武汉，她异常悲痛、无法自拔。5月底的一天傍晚，在如血的残阳中，她独自来到长江边，纵身跳入滚滚东逝的波涛之中……

据不完全统计，武汉会战期间，中苏空军共击落敌机62架，击伤9架，炸毁16架；炸沉敌舰船23艘，炸伤67艘；有力地配合了陆、海军作战。日本方面供认，1938年5月-10月，仅侵华日海军飞机就损失136架，航空官兵死亡116名。

苏联志愿航空队的勇士们和中国飞行员一起，与日本航空兵激烈拼搏，血洒长空，英勇无畏，为保卫武汉、反抗日本侵略立下了重大功劳。

英国《曼彻斯特卫报》、瑞士《新苏黎世报》等国际媒体，盛赞中国军民的抗敌意志。对于武汉空战中中国飞行员的表现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报道说：“中国充满了过去所不敢想象的奋发图存的激情。所有的居民都沉浸在这种气氛中。战争造成了统一的意志。”“任何时候、任何军队，未必能像中国军队那样，在如此不利的条件下参加战斗。”“捍卫自己祖国的每一寸土地使之免遭日本侵略的英雄的中国人民，以自己光荣的军队而驰名于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