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八年底，我八路军三五九旅的717团，胜利地收复了（le）阜平以后，忽然接到旅部一个电报，要求7团立即开往涞源一带，配合友邻部队，围城打援。

　　涞源在河北省的西部，原来是涞源军分区所在地。当日寇集中主力进攻时，军区转移到了城北。敌人占领该城后，遂被我部队团团围困。军区的意图是：首先伏击敌人从蔚县开出的援兵，迫使城内敌人突围，再相机歼灭之。给7团的任务是，与军分区的两个团配合，在蔚县通往涞源的公路上伏击敌人的增援部队。

　　7团从灵丘附近星夜出发，走了两天一夜，在拂晓前赶到了伏击区四十里峪（飞狐峪），乘着清晨依稀的曙光，进入了伏击阵地。

　　这是一个多么理想的战场啊！蔚县通往涞源的公路，从北方蜿蜒伸来，就像是一条细长而弯曲的带子，到了四十里峪，突然钻进了一个漫长数十里的窄小而曲折的山谷。公路两旁，竖起陡峭的石壁，又高又险。仿佛是一柄柄利剑刺向天空。站在山顶上俯瞰山下，村落房舍小得像玩具一样；抬起头来，但见白云低低的擦着山腰飞驰，好像一伸手就要摸到天上的星星。山顶上密布着落叶丛林，十分有利于隐蔽。在山沟东边，埋伏着友邻部队邱会魁部的两个团，我们埋伏在西边，战士们剑拔弩张，专等敌人钻进口袋。

　　（1937年平山团参谋长左齐）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可是公路上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声音，一直等了两天，敌人还没有来，是敌人改变了计划？还是发现了我们的意图？干部们心里都很着急，战士们也很失望。第三天的清晨，天空出现了一架鬼子的侦察机，它擦着山头盘旋侦察了一会，就掉转头向蔚县飞去。根据这些征候判断，可能敌人发现了我军的意图。第三天接到军区的命令：“敌人可能发现了我们的意图，决定三分区两个团向东转移，七一七团归回旅的建制，撤出伏击区。”我们在执行军区的命令的同时，对敌人的情况又作了详细的分析：侵入涞源的敌人被我围困，蔚县的敌人不会放弃对他的增援的，当他知道我们从四十里峪撤走了，一定会趁机出动，增援涞源，这时，我们扭回头再来四十里峪伏击，保险像瓮中捉鳖一样擒住敌人。我们这一计划，取得了军区的同意，于是新的行动开始了。

　　（1960年左齐）

　　三分区的部队，就大摇大摆的向东转移，并扬言要开到涞源围歼敌人，以给敌人造成错觉。就在当天夜里，我们717团绕过渺无人烟的大山，神不知鬼不觉的又回到了伏击地区。这时候天气已交隆冬，雁北的山风，冷冰冰的刺人骨髓。部队由于长期转战奔波，没有得到很好的休整，真是疲劳万分，棉衣和给养，也没有得到及时的供应，战士们穿着两层单衣，打着赤脚穿着草鞋，趴在冷冰冰的伪装掩体里，忍受着饥饿和寒冷，等待着敌人。一天又过去了，可是公路上仍然没有声音，静悄悄的像死一般的沉寂。

　　屋漏偏遭连阴雨，黄昏时分，天气突变，一阵阵狂风，越刮越大，卷起了漫天的飞沙走石，山林震动，人抬不起头睁不开眼，只好一动不动地卷伏在阵地上。这是一个令人难忘的夜晚，部队发扬了高度的顽强坚韧的作风，经历了难以忍受的困难，饿了就咬一口冻得石头一样硬的莜麦面馍馍，舌干唇裂，焦躁的要冒出火来，但是找不到水，只好把嘴唇紧贴在冰冷的石头上舔一舔。冷的实在忍受不住了，就搬起身边的大石头，用劲上下举动，直到身上出了汗为止，可是汗水湿透的单军装被寒风一刮，立刻结成了冰，紧紧贴在身上。为战斗的胜利，这一夜有不少战士冻伤了手脚，有些身体较弱的战士，冻死在掩体里，光荣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1940年1月左齐（左）与王震旅长（右）在延安绥德）

　　次日（11月17日）清晨，公路上响起一阵纷乱的马达声，战士们兴奋得差点跳起来，我们并没有白等，敌人的援兵，终于来了！

　　从山顶望去，日本鬼子的三十八辆汽车，满载着援兵和给养，拉成一字长蛇，顺着公路爬进了山沟，马达声轰轰隆隆的在山谷里振荡着，四十里峪当中有一个叫明铺的村庄，我们事先在村里埋伏了一个连兵力，村口埋上了地雷。并命令他们，没有团部的信号绝不准开火。

（1944年南泥湾。哈里森。福尔曼摄）

　　鬼子非常狡猾，汽车开到离村口不远的地方，领头的一辆突然停了下来，从车上跳下几个鬼子，端着明晃晃的刺刀冲进村庄搜索，村里埋伏的战士，眼看敌人进村了，仍然不动声色。直到一个敌人从墙头上抓到我们战士的一顶帽子，哇啦哇啦叫着跑开的时候，团部才发出了冲击信号。寂静的山沟里，顿时变成沸腾的战场，六挺轻机枪和连续甩出的手榴弹组成猛烈的火力，交叉组成一片巨大的火网，从陡立的山岭直扫下去，把鬼子打的晕头转向。这时候，一个戴眼镜的日本军官，挥着战刀把鬼子赶上卡车，命令车辆开足马力，向前猛冲，企图冲出我军的封锁线。但前导车刚进村口就压上了地雷，只听得轰轰几声巨响，领头的几辆被炸翻在公路上。后面冲上来的三十多辆车子，被炸翻的车辆堵塞起来，进不得也退不得，鬼子们纷纷跳下车，像一群受了惊的绵羊，在沟里蒙头转向的乱窜。

　　敌人稍稍整顿了一下，在戴眼镜的日本军官的指挥下，调转头来拼命想向沟口突围。这时候，我团二连从侧面插下公路，堵住敌人的退路。疯狂的敌人为了从垂危的处境中挣脱出去，不惜一切代价，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猛烈的冲击。当官的在后面提着马刀督战。前面的鬼子被山坡上的重机枪和二连火力压得不敢向前，戴眼镜的鬼子军官奔上前去，用马刀砍死了两个，其余的才抬起头来，硬着头皮上前送死。

（1944年在南泥湾的8团政委左齐　美国福尔曼摄）　

　　团参谋长左齐正在指挥部队准备发起冲锋，忽然发现重机枪不响了，性急的他连忙跳进机枪掩体，早在红军时期，他就当过机枪连指导员，他熟悉机枪，他亲自排除故障。可就在他排除机枪故障后刚刚一直腰的瞬间，日军连续两发子弹几乎同时击中了他的右臂，致使他当即摔倒在阵地上。多少年后，有抗战史专家从日军110联队战史资料中得知，原来，我方神枪手射击日军炮手和指挥官的同时，日军也在寻找我军的指挥人员。日军护卫队长三宅积男中尉用望远镜锁定了左齐，立即指挥他的部下一等兵大森和另一名日军士兵同时对左齐射击。几乎就在左齐中弹的一瞬间，大森也被八路军的神枪手一枪命中。

　　已经变成血人的左齐在危急关头仍然坚持下达了攻击命令，并喝令机枪手不要管他，朝鬼子狠狠地打，但很快便昏迷过去。同样只有一条臂膀的老政委晏福生接替了指挥，二营呐喊着从山上猛冲而下，与从山下冲上来的日军展开互射。

（1937年旧址）　　

　　二营教导员何宣太冲了上去。他在和敌军的对射中腿部中弹，倒地仍大呼“冲上去”，后被警卫员拼死救回。二营长何家产突然也腿部中弹，摔倒在山坡上，眼看关键时刻，何家产指着不远处老百姓丢弃的一个箩筐，让部下把他装进去，抬着他继续指挥战斗。看到营长的战斗精神，已经伤亡过半的二连士气大振，一步步将日军压向谷口。团政治部副主任王克勤随即冲上去，在二营两位主官重伤之际，他率一营三连加入战团将日军压下山坡，却不幸于混战中和一名拉响手榴弹的日军伤兵同归于尽。团政委晏福生独臂挥刀，继续冲锋。日军的反扑终于被遏制，要么被杀死在山坡上，要么逃向公路上的汽车。二营和一营三连的战士追在他们身后。然而，这还不是战场上打得最激烈的地方。

　　飞狐口之战打得最激烈的地方，是谷口方向的二连。死伤过半的二连刚把日军的后卫部队赶出谷口，护送队长三宅的日军两个班便已赶来增援，和盐见少尉的残兵合为一股，发起了疯狂的反冲锋。二连整整一个排的老兵，几乎全部牺牲在刚刚夺占的阵地上。何营长身边只剩8名战士努力试图夺回谷口。

（1979年于北京左起：彭清云、左齐、晏福生于）

　　正当千钧一发之际，一支全部使用手枪和机枪的部队增援上来，和二连合兵一处，再次朝谷口猛扑过去。这是一支虽然不足一百人，却有着营级番号的特殊部队——七一七团侦察队：全部由战斗骨干组成，是刘转连的“宝贝疙瘩”。为了彻底把日军封死在谷底，战斗异常艰苦。仅仅五六分钟，侦察队队（科）长盛科、教导员刘芳芝双双负重伤，侦察队伤亡过半，但是，八路军终于死死地扼守住飞狐峪的谷口。日军后卫指挥官盐见少尉见势不妙，匆忙指挥日军车队末尾的四辆汽车向飞狐峪北的蔚县求援报丧去了。

　　二连同两倍于自己的鬼子英勇搏斗了两个小时，子弹打光了，打手榴弹，手榴弹用完了拼刺刀，刺刀拼断了就搬起石头打击敌人。最后，全连只剩下八个人！但是他们却像铜墙铁壁，巍然屹立在沟口。在他们面前，摆满了敌人的尸体。

　　敌人动摇了，又退回山沟里，躲在汽车下面顽抗，在山谷两侧密集火力的掩护下，我大队像雪崩一样冲下了山沟，全歼沟里的敌人。

　　这时候，在另一条小山沟里，戴眼镜的敌军官，带着两个鬼子还在抵抗，当他看见我军战士端着冲锋枪快要冲到山沟时，便掏出了手枪，打死了两个鬼子，然后用战刀切腹自杀。从俘虏的口供中我们才知道，这个戴眼镜的军官，就是蔚县据点的大队长原田少佐。这个汽车队，则是属于日寇北支派遣军桑木部队即日军第110师团辎重兵运输大队。他们的手上，都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这些血债累累的刽子手，终于受到了应得的惩罚。

　　（1944年在南泥湾的8团政委左齐　　美国福尔曼摄）

　　战斗结束以后，部队迅速的打扫了战场。这一仗歼灭敌人三百余人，生俘十名，缴获炮一门，机枪11挺，步枪181支。敌人准备运往涞源的武器、弹药、军服、罐头、糖果等全部成了我们的战利品。我们烧毁了全部汽车，趁着黄昏的时分，神出鬼没的消失在高山丛里，烟火飞腾，火光映红了半边天。这个无恶不作，人人恨之入骨的田原大队，随着这场冲天的烈火，化成了灰烬。这也是侵略者理所应得的下场。

　　（1944年在南泥湾的8团政委左齐　　美国福尔曼摄）

　　可以说，明铺伏击战是八路军抗战史上在太行山的一个典型战例。据抗战史专家介绍，在战后解密档案中，日军针对1938年7月至11月作战总结编制的《将校研修资料第58号》中一篇名为《凶猛的急袭奇袭》的教材中，称“蔚县地区八路军正规部队极为出色的计划和隐匿的行动，成功地把伏击攻防战术发挥到了极致”，日军将此战列为我八路军山地伏击战的一经典战例。

　　2015年8月26日，在我们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时节，一块纪念这次战斗的巨大雪花石石碑在飞狐峪（四十里峪）谷口落成。当年曾经参战的我八路军359旅717团将士刘转连、晏福生、左齐、何宣泰、盛科等的后人为他们的父辈完成了一个心愿，从雪花石碑向前望去的河滩便是日寇田原部队最后的葬身之地。

　　左齐之女左凌　2025年3月30日于北京

左凌身份简介：左凌，左齐长女，1950年出生，1970年入伍，毕业于军医大学。原空军指挥学院医院主治军医，退休后曾遍访父亲战斗、工作过的地方，搜集大量资料、图片，编写出版了《左齐画传》。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井岗红军人物分会会员，红军后代授课团成员。

　　左齐简介：左齐（1911—1998）江西省永新县人，1929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初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年7月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在此期间，曾任红六军团17师49团政治部宣传队队长，并参加了著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左齐先后担任八路军120师三五九旅司令部作战参谋、侦察科长、717团参谋长、政治委员等职。1938年12月，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中，左齐负重伤，经白求恩大夫做截肢手术。解放战争时期，左齐任晋绥军区第五军分区政治委员、司令员、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政治部主任。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任南疆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新疆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左齐被调回内地，任济南军区副政委、顾问。他在新疆生活、工作、战斗二十多年，作出了重要贡献。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