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国共合作联合抗战是全民族抗战取得胜利的关键因素之一。在抗战胜利80周年来临之际，我想起了为联合抗战建立纯真友谊的爷爷张冲和周恩来总理，想起了他们之间伟大的抗日情怀。

　　1941年，爷爷张冲因劳累过度和伤寒，不幸英年早逝，年仅38岁。他的离世，让国共两党都深感悲痛。周恩来亲自撰写挽联：“安危谁与共？风雨忆同舟！”高度评价了他为推动国共合作所做出的贡献。

　　我叫张俭若，是我爷爷的儿子张炎的长子，毕业于新疆大学历史系，生于1948年，今年77岁。晚年专心整理爷爷抗战的故事和爷爷与周总理的友谊。

　　爷爷张冲（字淮南）浙江乐清人，早年投身政治，追随国民党，曾是国民党中央委员、组织部副部长、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办公厅顾问事务处中将处长。

　　然而，随着日本侵华步伐的加快，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爷爷的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深刻认识到，只有国共两党携手合作，团结全国一切力量，才能抵御外敌，挽救民族于危亡。在国共谈判的历史舞台上，爷爷张冲成为国民党方面重要的谈判代表。

　　1936年的西安事变爆发。经过国共双方的努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1937年2月9日，国共双方围绕国共合作抗日这一重大议题在西安举行了第一次正式会谈。中国共产党的代表是周恩来、叶剑英，而国民党的首席谈判者就是当时最年轻的国民党中央执委、蒋介石同延安及莫斯科联络的密使——爷爷张冲。当时爷爷算是临危受命，参与到这场意义重大的谈判中来。他以积极务实的态度，与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叶剑英等进行了多次深入的会谈。

　　双方会面之前，爷爷怀着敌对的心理一直忐忑不安，他在揣摩，第一次见面周恩来会以怎样的态度来对待自己？然而，虚怀若谷、坦坦荡荡的周恩来，一见张冲，便主动伸出了手：“欢迎，欢迎，我们终于见面了！久闻淮南（张冲字淮南）先生大名，今日相见，果然年轻有为。”

　　面对周恩来的热情相待，爷爷面露羞愧，赶忙回答：“不敢，不敢，淮南过去对恩来先生多有不恭，实在惭愧，还请多多包涵。”

　　周恩来爽朗地笑道：“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我们不是走到一起来了吗？还是向前看吧！”

　　这场谈判，整整持续了一个月的时间。谈判桌上，周恩来以国家大计、人民利益为重；谈判桌下，他是坦诚第一、谦逊第一、他人第一。在生活上处处关心、照顾、善待爷爷，如同老友。爷爷心中的阴霾逐渐消散，认识到共产党并非自己之前所认为的“洪水猛兽”。

　　第一次见面，爷爷就被周恩来的气度和为人深深感动。但是，因为他所处的身份，在他的内心深处还是在极力维护国民党一党专政、军事独裁和蒋介石的“一个领袖”思想。

　　谈判桌上，爷爷面对复杂的问题和尖锐的矛盾，他始终保持着冷静和理智，努力寻求国共双方的共识和利益平衡点。他深知，国共合作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必须摒弃党派偏见和利益纷争，以民族大义为重。在谈判过程中，他积极协调各方意见，尽力弥合双方的分歧，建议共产党谈判代表周恩来通过共产国际释放蒋经国回国做蒋介石的工作，派军事考察团到延安进行考察。对于共产党提出的合理要求，他能够客观地向国民党高层汇报，并争取得到理解和支持。

　　周总理比我爷爷张冲大6岁，两人性格非常相似，都善于辞令，富有外交才能，都是既着眼大局又关注细节的谈判高手，心思缜密，善于借助各种合力来促成谈判。更重要的是，两人在长达五年的交往中，逐渐发现在对手的身上，也有着自己所欣赏和认同的品质；为人诚恳谦和，处世认真有信、报国尽忠有恒、谋事才智过人。因此，两人一见如故，相见恨晚，建立起日渐深厚的友谊。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国共合作的紧迫性更加凸显。爷爷张冲与共产党代表的谈判也进入了关键阶段。为了尽快促成合作，他不辞辛劳，频繁往返于重庆、西安、南京、杭州、庐山等地，与共产党代表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和协商。在他的努力下，国共双方在红军改编、边区政府地位等重要问题上逐渐达成了一致。最终，实现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全民族抗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爷爷不仅在谈判桌上为推动国共合作殚精竭虑，在日常生活中，他也与共产党代表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尊重共产党人的信仰和理想，欣赏他们为民族解放事业所做出的牺牲和贡献。他与周恩来等共产党人交往密切，经常促膝长谈，互相交流对抗日局势的看法和意见。这种友谊和信任，为谈判的顺利进行提供了良好的氛围和基础。

　　但是，爷爷的努力并非一帆风顺。在国民党内部，存在着一些顽固派势力，他们反对国共合作，对国共合作的工作进行百般阻挠和破坏。但爷爷不为所动，始终坚定地站在民族大义的立场上，坚持推动国共合作。他深知，只有团结起来，才能战胜日本侵略者，实现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

　　直到1937年7月的庐山会谈，国共双方才树立起“真诚合作、联合抗日”的民族大义思想。而这一重大改变，爷爷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而主要贡献者是周恩来，所以说周恩来才是了不起的统战工作者。

　　1939年1月16日，根据共产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决定，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正式成立。为了统一战线而奔波劳累的周恩来，每逢遇到需要同蒋介石交流或见面的时候，就会在第一时间拨通爷爷张冲的电话。而电话听筒内总是会传来这样的一句开头语：“喂，我是淮南，你是恩来吗？”在重庆，凡周恩来与蒋介石的会见与交流，都是由爷爷代为转达和安排，并从维护抗战大局的角度居中斡旋。由于周公馆随时都有特务监视，所以，张冲还经常会不顾个人安危，尽力保证周恩来的顺利进出，以便其开展工作。一次，当获悉周恩来返延安的行动受到机场检查人员的刁难，不准登机离开重庆，爷爷立即驱车去见蒋介石，取到手令后，又亲自送往机场，直至周恩来登上飞机才放心离开。

　　1941年1月初，皖南事变发生后，爷爷痛心疾首地对部下说：“生死存亡之时，还做这等兄弟相煎之事，可耻！可悲！”而当他看到《中央日报》关于事变颠倒黑白的报道后，更是十分不满，当众将报纸摔在地上。1941年1月18日，当《新华日报》营业部主任涂国林被特务拘捕后，周恩来仍然是通过张冲迫使国民党当局将人放回。

　　1941年爷爷为国共联合抗战呕心沥血，鞠躬尽瘁，积劳成疾，英年早逝。

　　11月9日，爷爷的追悼会在重庆临江门附近的夫子池大礼堂举行。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臂缠黑纱，胸戴白花，表情肃穆地走到灵堂前，深深地三鞠躬。

　　追悼会上，周恩来出席并在《新华日报》发表了著名的《悼张淮南先生》一文。在文中，周恩来深情回顾了与爷爷相识相知的经过，盛赞他“坚持国策，至死不移”的卫道精神，为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了卓越功勋。他提到“与淮南先生往来何止二三百次”“所谈所为辄属于团结御侮”，充分展现了两人在抗战合作中的密切关系和深厚情谊。

　　令我们全家感动的是，追悼会上，周恩来对前来重庆奔丧，年方20岁的父亲很是关心。安慰他说，张冲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今后有什么困难尽管来找。

　　1950年初，父亲因工作无着，来到北京找总理求助。总理在家里接见了父亲，安排父亲进入华北革命大学学习，毕业后随王震将军来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光阴荏苒，父亲怀着对总理的感激之情，早已把新疆视为自己的第二故乡，带领我们全家在这里生活了整整15个年头。不幸的是，“文革”的浪潮摧毁了我们的家庭和梦想。祖父当年为抗战作出的“卓越贡献”，不仅没有起到对家庭的庇护作用，反而给父亲带来了巨大灾难——因此受牵连，年仅48岁便撇下病重的母亲，含冤而去。母亲由我妹妹护送到山西电厂的大哥家，大家挤在一起，生活之艰辛可想而知。

　　1972年11月，我从新疆来山西探亲，见到眼前的一切，不由得心头一紧，经与母亲商量，决定由我赴京向总理汇报家中的困境。

　　当时，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接待站，设在北京陶然亭甲8号。当接待站工作人员接到我递上的材料，核实了我的身份后，仅半个小时，就有人领我进入接待站大院内，把我安顿在里面的招待所住下。

　　当天晚饭过后，来了一位身着军服的高个子军人。他满脸笑容，称自己是这里接待站韩副主任。一进门，便问寒问暖，极认真地告诉我，称我母亲写给总理的信已经收到。对我父亲的去世，总理和邓大姐都表示慰问。对我母亲信中提出的要求——批准我妹妹在山西落户并安排工作。总理已经同意，并指示山西相关部门落实。

　　韩副主任又询问了我父亲生前情况，以及我们兄弟姊妹五人目前的生活状况。直到临别时，韩主任才告诉我，凡是总理作出的指示，涉及的省政府，必须在24个小时之内把执行结果，反馈至总理办公室。显然，这是在强调总理指示的权威性，让我安心等待。

　　当韩副主任再次来到接待站与我相见时，我来北京接待站已经是第五天了。韩副主任称：你母亲和妹妹的事已经落实好了，总理最近外事活动很多，日程安排得很紧，不如你先回新疆去，不要在这里再等下去了……

　　这次北京之行虽然没有见到周总理，但我已经很知足了。因为在我们心中总算有了答案——两位曾经“安危谁与共 风雨忆同舟”的情谊，并未随岁月流逝而淡去，爷爷张冲在总理心中的位置没有任何改变。

　　1977年秋，中国历史博物馆首次展出了一张由周恩来总理、叶剑英元帅同爷爷张冲一起在“西安谈判”时留下的合影照引起轰动，此照片被《纪念周恩来总理文物选编》中收录。

　　1980年7月15日，香港《文汇报》首次重新刊登了敬爱的周总理在39年前发表的文章――《悼张淮南先生》，再次刊登了上述这张照片。香港文汇报为此加了（编者按），节录如下：今天本报重新刊登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于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发表于重庆《大公报》上的文章《悼张淮南先生》。

　　1979年8月，台湾出版的大型刊物《传记文学》207期，为纪念张淮南先生逝世三十八周年，重新刊登了上面提到的悼文，并配照片、信札，发表了张淮南先生当年的机要秘书朱开来的长文。文中提到淮南先生在大陆的两个儿子时说：“但愿上帝能够保佑他们，能够平安地活着。”我们在这里顺便告诉淮南先生在台湾的家属和朱开来先生，他们在大陆都生活得很好，长子张炎在新中国成立后一直任中学教师的工作，不久前才因肝病逝世。而长女张雪梅，现在则是杭州《浙江日报》的副总编辑，她不但生活得很好，而且工作得很有意义。

　　香港《文汇报》重新刊登悼文之后，中共中央统战部也在1992年首次发文(文件号：统发(92)213号)，批准张冲先生遗骸由重庆移回故乡安葬，还拨专款补助。同意以乐清市政府名义建墓、立碑。碑文内容，由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童小鹏同志亲自审定。

　　国共合作谈判期间童小鹏在周恩来身边担任机要秘书，在周总理身边工作了40余年，他是亲身经历了这段历史的见证人。童小鹏逐字逐句酙酌而成的《张冲先生事略》碑文称：“(张冲先生)曾参与恢复中苏邦交、第二次国共两党合作、苏联对华三次巨额军援、联合国际反法西斯阵营等重大历史事件，为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坚持团结抗战，为中华民族最后打败日本侵略者作出了卓越贡献。”以此对照周公当年给祖父作出的评价：“足见先生一生关系之重，在国，国内合作成；赴国，国际强援树。去国事顿，回国事转……”前后一脉相承，天衣无缝。

　　审定完《张冲先生事略》碑文内容后，童小鹏还亲自为张冲先生题写墓志；亲自写信给乐清市委统战部，询问张冲遗骸安葬仪式活动的报道细节；甚至不顾年迈，在南京出席剪彩活动后，专程转往杭州，亲自接见张冲女儿、女婿。此后，童小鹏又挥毫著写了长篇回忆录《风雨四十年》，其中有大量段落重现了总理与张冲之间的互信、互动和友谊，生动诠释了统一战线的精髓――它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法宝。

　　周总理与爷爷张冲之间的友谊，充分体现了周总理在领导“统一战线”工作中的特殊贡献和理论创新。而《悼张淮南先生》一文，便是周总理身体力行，创造性地把统一战线理论和实践，运用得炉火纯青，达到最高境界的历史见证。因而在1993年，这篇悼文重新被收入到《周恩来政论选》(1993年出版1998年再版，第370――375页)。它同《周恩来选集》一起，共同组成“周恩来思想”的完整理论体系。

　　同时入选《周恩来政论选》的，还有周总理于1946年1月发表的《关于国共和谈的经验和教训》演讲稿。那是十四年抗战胜利后迎来的第一个新年，也是张冲先生逝世4年又5个月的日子。周总理没有忘记那位“奔走不辞劳，七载辛勤如一日”(毛泽东语)的张冲先生。在中国人民迎来抗战胜利后1946年1月10日召开的“全国政治协商”盛会之际，周总理以中共代表团团长身份深情地说：“我想在这里特别提出一位在抗战前半期奔走团结而故去的张淮南先生，应该对他表示纪念。”(见《周恩来政论选》第507页)。提出这一倡议的竟然不是国民党，而是共产党人，令人唏嘘不已。周公登高一呼，那场面之气魄，那胸怀之宏大，令人敬佩不已。

　　我的祖父去世以后，周总理首先想到的是先生老家缠着小脚的寡母和原配，以及一双未成年的儿女。便不顾中共自身物质条件的极端艰难，用数万官兵节衣缩食省下来的三万元钱，捐给其遗属(见《周来年谱》第517页）对来自中共中央这份重如泰山的情意，我的祖母和父辈们，决定将其中一部分巨款用于创办雁荡淮南私立中学。在祖父逝世周年之际，周总理领导下的重庆《新华日报》发表了一条不寻常的消息:

　　已故国民党中央委员张淮南先生，生前尽瘁革命，功在党国，不幸去秋樱疾怛化，闻者痛惜，各方好友为张委员永久纪念计，曾筹款创办雁荡淮南中学，并设奖学金，培植青年。

　　爷爷张冲生前能与中共高层领导们有如此多的往来，真是三生有幸，能一起为抗日救国共同奋斗终身而感到自豪！

　　当年因民族大义，结下抗战友谊的爷爷张冲和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现已离开我们，但他们为国共联合抗战作出的巨大贡献我们后人会永远铭记。

作者：张俭若1949年出生（张冲之孙）1967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二师八一中学高中毕业。1975年—1978年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二师24团5连分校任教，后担任初中班主任、语文教师；1978年（恢复高考后第二年）考入新疆大学历史系；1979年底调回原籍浙江省乐清县；1980年—1985年在浙江省乐清县广播电视局任新闻编辑，获得全国新闻高级职称资格考试认证；1985年—1988年在中共乐清县委党史征集研究室任党史编辑；1988年—1999年在浙江省乐清市公证处任涉外公证员,其间就读于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系，并通过了“全国公证员资格考试”及“涉外公证员资格考试”1999年—2009年，调任浙江省瑞安市公证处任涉外公证员；2009年按照司法局公务员待遇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