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菜屋”，是有官方名称的——徐州淮西菜市场，但徐州西关的老人们就是喜欢叫它“大菜屋”。老人们说：卖菜的大屋子不叫“大菜屋”，叫什么？是啊，他们说得多生动、形象啊！那我们也就姑且称呼它“大菜屋”吧。

　　最早徐州市区仅有牌楼和开明两座菜市场，而且店铺都是低矮的趴趴房。中间空地上面搭着大棚，棚下面见缝插针就地摆摊，一副凌乱不堪的景象。更要命的是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脚泥。

　　成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大菜屋”，则不可同日而语。首先它位于徐州最繁华的淮海西路，和老徐州会堂隔路相望；其次那可是一座一千多平方米、钢筋混凝土预制件的封闭型建筑；还有它的蔬菜和副食品供应，在当时也是最全面的。连南关、北关的大爷大妈，也要不顾路途遥远地到此买东西。大爷、大妈们可没闲心“网红打卡”，实实在在只是为了捡些便宜。

　　我小的时候大人工作忙，缺个酱油、少个盐什么的都是让小孩跑腿去买。我家住在杨家路，穿过博爱街往右一拐弯便是“大菜屋”了。进了门东边有一溜白磁瓦贴的池子——那便是盛酱油、醋的容器了。虽然是小孩来买东西，营业员童叟无欺、依旧麻利地拿起“端子”（一种用竹子做的度量容器，大小都有）往池子里一浸，黑黝黝的酱油顿时掀起了阵阵涟漪。只见营业员的手熟练地一转然后一提，最后再往瓶子里一倒，齐活！绝无滴漏。一整套动作如行云流水、干净利索。

　　我最喜欢跑腿这个活：因为买完东西偶尔还能剩个一分两分钱，不要小看这一分两分钱，在那个年代可买的东西多啦，我用它买过糖，还攒够一毛钱买过瓜子。现在各种小包装琳琅满目，四、五十年前瓜子往往是散装的，营业员称好瓜子后，拿出一张纸叠成三角形，白纸、报纸、用过的作业纸，一句话什么纸都成，好像也没有谁嫌弃它不卫生。“哗啦”一声营业员把瓜子倒入“三角形”再封好口，我就拿着一个圆锥形的纸包欢天喜地地跑开了。

　　初冬时节的“大菜屋”热闹极了。蔬菜大棚没有出现以前，冬天是没有新鲜蔬菜吃的，每到秋末冬初，家家户户都要储备过冬的大白菜、红萝卜。一辆辆卡车把白菜、萝卜拉进大菜屋，父辈们或借平车拉回家，或一袋一袋地肩背手提地运回家。能借着平车可是一件不容易的事，省着好多力气呢。我们家最省事，当时哥哥在郊区种地。（我父母下放在郊区，后来占地进城。我和弟弟年龄小，户口农转非直接进城；哥哥年龄大户口没能转进城。多年后哥哥才占地进城的）直接把属于我们家的配额送回家。看着半屋子的大白菜、红萝卜，父亲心安地笑了。

　　而春节前的“大菜屋”是最繁忙的季节。天刚麻麻亮，我和哥哥弟弟就被父母叫醒，睡眼朦胧地拎着篮子向大菜屋跑去。去那么早干嘛？排队啊！到了地方早已有人在寒风中捂着耳朵、跺着脚排队了。那年代物资奇缺，往往是你千辛万苦排到前头，营业员不耐烦地告诉你：别排了，别挤了！东西都卖完了！

　　天光大亮父亲送吃的、钱，以及各种票据来了。计划经济时代买什么都要票，没有票有钱也没用。我们一边啃着馒头、吃着咸菜一边排着队。父亲分配好我们每个人要买的东西，并把相应的票据交到我们手中，千叮嘱万嘱咐不要丢了钱和票然后才去上班。

　　8点钟“大菜屋”的门准时打开，我们兄弟姐妹三人拼命地，往各自要买东西的窗口跑去。眼看着平时不常见的鸡、鱼、肉以及各种副食品放进手里拎着的篮子里，我们仨儿幸福地笑了。

　　记得有一年春节，因为拥挤我把油票给丢了两张。那一年的春节我家就没有了炸麻叶、炸丸子的香味，菜里也少了油花。一个春节过得无滋拉味，我还挨了顿妈妈的打。

　　九十年代中期，国营淮西菜市场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移动公司的高楼大厦，那些摸黑排队抢鱼、抢肉的日子一去不复返。

　　进入二十一世纪，当年的小孩长成了中年人，人世间的烟火早已把她熏得乌漆嘛黑。唯有儿时的记忆越发清晰、难忘。那些升级成收藏品的粮票、肉票……更是成了她的家园、港湾。唯一遗憾的是“大菜屋”远去了，不，它永远存在于当年那个小孩的记忆中；存在于她的文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