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理发店还不是很多，那时的理发店大都是国营单位，理发员是正式职工，也是讲究技术和手艺的工种，和医生、教师在待遇上没有什么两样，是当年响当当的铁饭碗中“八大员”之一。城区大南门就有一个国营理发店。

　　国营银光理发店位于沧浪河畔南大街的东侧，坐东朝西，和沧浪浴室毗邻，与三横子茶馆隔街相望。这三家如同南大街上饮服行业的同胞三兄弟，方便着大街小巷里的千家百户。

　　天光开蒙，在银光理发店剪了快三十年的头发的朱师傅，早早就来开门。先将店面安插在上下木质轨槽的一扇扇褐色木板门（即“槅扇”）一一抽去，把一排高大厚重的椅子上的白布单抖抖，脚下垫着老式铁皮痰盂逐一放好，用干布把挂在墙上红色木框的镜子擦得洁净，放置好剪刀、梳子、香粉等必备工具。在店里的时钟敲响八声中，理发师傅穿着白大褂，梳着利落油光的短发，站在椅子前，笑咪咪得迎接着每一个进店的顾客。

　　虽然过去了四十多年，但银光理发店的样子，我现在仍清晰地记得。敞亮的门脸，里外双向、镶着大玻璃的对开白木头门，一个上面写着“理”，一个上面写着“发”，门前上方竖个旋转的黑白条纹花柱。整个店面积近100平方米，10把白漆脱落的老式铁制理发椅，分别被摆放在店的两侧，斑驳的黑皮面已裂开了无数道裂痕。桌上白色盆子里摆放的推子刮脸刀等工具，墙上挂着一块蓝布价目表，上头写得明明白白：单剪一角五分，刮脸一角，吹头一角。东南角有个专门烧开水的小隔间，有几只煤球炉子不停地烧着开水，十几只竹壳热水瓶排列着，一堆黑乎乎的煤球，还有一只盛满清水小半埋进泥地里的七石缸。整个店里时常弥漫白雾似的水蒸气，散发出一股浓烈的煤气味。

　　当年店里的十位师傅，现在大多都印象模糊了，但仍记得理发店的师傅个个都有一项绝活。

　　朱师傅最爱站在靠窗的位置，说是光线好，剪出来的发型才齐整，一把剪刀玩得比耍杂技还利索。通常他也是最先见人进来，招呼客人入座时，朱师傅会立即取下搭在肩上的毛巾，拍打干净座椅上残存的碎发屑。坐定后，他习惯性地甩动一下围布，顺势不紧不松地给顾客围上。随后拿起推剪点几滴润滑油，在耳边试听一下声响是否正常，理发的序曲才告完成。

　　那时没有电推剪，而是用两把手轧剪，一把粗齿用于开始理发，一把细齿用于最后修细作活。后来，理发店进了电推剪，朱师傅爱惜得很，每次用完都要仔细擦干净，用油布包好。但朱师傅最拿手的还是手轧剪，说是手感好，剪出来的发型有层次。剪完发后，朱师傅拿来一只三只脚的木制脸盆架，放上半脸盆热水，帮顾客擦上肥皂，再用一只竹制的洗头工具在顾客头发上抓摩，然后再换清水洗净肥皂沫，最后把顾客的头发梳顺剪齐。

　　小时候观看朱师傅给大人修脸、刮胡子也是件有趣的事。只见朱师傅会转动旁边的机关，放平座椅，顾客顺势一躺，脚搭在跷起的铁蹬子上，头枕着小皮块。朱师傅手托一条温湿的热毛巾盖在顾客的脸上热敷，润一下，用长毛圆柱小刷子，在一个小圆盒里和胰子，再把泡沫涂抹在两鬓、唇上、下颌、两颊、眉弓等部位，用以舒张毛孔。转身再去褙刀，半月形、木头把的刮脸刀，在墙上的一条一掌宽的皮带上，啪啪一顿打，这叫“褙”，褙过的刀，既锋利，又细腻。紧接着，朱师傅三指在上，一指在下，小拇指翘起，又稳又秀气地捏着刮脸刀，胳膊往右前方伸展一下，露出小臂，摆好姿势，左手两指把褶皱的皮肤撑开、绷紧，用腕力运刀，熟练而精准地连同胰子沫一同刮下，抹在一张小纸片上，发出嚓嚓的声音，灵巧娴熟地修眉、刮脸。顾客闭目养神，朱师傅一丝不苟，伴着“沙沙”的声响，自然连贯，一气呵成。顾客躺在椅子上双目微闭，惬意自得，非常地享受，有种焕然一新的感觉。刮完后，朱师傅细致地修剪一下鼻毛，再用热毛巾在顾客脸上擦一下，之后还要用细齿轧剪修一下头发的不足之处。刮完后，顾客的脸面变得白白净净，年轻不少。

　　有时，顾客需要调整发型，过去并无电吹风和发胶的辅助，剪发手艺精湛的陈师傅却能巧妙地使用两把火钳进行烫发。其中一把火钳头部为长圆型，另一把则为长空半圆型。他先将火钳置于煤炉中烧烫至适宜温度，随后用其夹住头发，精心打造出所需的发型。之后，陈师傅会为顾客轻抹些许头油，在颈根处扑上痱子粉，以长毛刷子去除颈根和脸上的断发。最后，在顾客脸上轻擦雪花粉增添光泽，并手持一面大镜子，让顾客能够从反照镜中欣赏到头后部的发型，直至顾客满意为止。

　　挖耳，是银光理发店一项特色服务。顾客剪完头后，若想享受这一服务，只需向店里的沈师傅提出。带着一付老花眼镜的沈师傅会巧妙地运用各种工具，如狭长的绞耳刀、竹扦、平头镊子、竹耳勺和清耳帚，精心地清理耳内的污垢。这项服务不仅让顾客感到舒适无比，而且全程免费。

　　此外，银光理发店还提供其它多项服务，如敲背。在顾客剪完发后，年轻的小袁师傅会以空拳轻轻捶打顾客的背脊和后颈，发出悦耳的敲击声，使顾客感到全身轻松、精神焕发。曾跟民间郎中学过中医的任师傅还擅长刮痧、挑筋、按摩和通眼洞等特殊技能。一旦顾客出现轻微中暑、小儿惊风、四肢麻木等症状，他便会运用按摩、印堂扭捏等手法进行治疗，效果显著。然而，这些服务均为免费，理发师傅也从不收取任何费用。值得一提的是，通眼洞是一项较为罕见的服务。若顾客的眼睛经常流泪，任师傅会躺在转凳上，用马鬃毛轻轻疏通眼皮内的泪腺管。此项技艺后来鲜有听闻，可能已失传。

　　回忆起那时，去银光理发店理发、刮脸、挖耳、敲背，确实是一种难得的享受。顾客们在转动的椅子上，享受着服务，甚至有睡意袭来。然而，如今像那些师傅这样精湛的手艺和周到的服务，可能正逐渐失传，这不禁让人感到一丝怀旧与惋惜。

　　记忆中，当时男士的发型很单调，就是寸头、分头和学生头。大部分人为了省下理发的钱，都是直接剪成板寸，这样几个月都不用剪头了。大人、大孩是分头。“头顶留长一点，前后分一道线，左边三分之一，右边三分之二”。还有往后疏的“大背头”。剪完再抺点头油，弄得油光的。小孩是小平头。如果那个小孩剪个分头，大家就起哄：“小分头二两油，娶个媳妇不犯愁。”

　　犹记我小时候在银光理发店理发，老式的铸铁的椅子，黑皮面，白扶手，理发的田师傅会搭一块木板在扶手上，我坐在其上，才够高。田师傅一头银发向后梳得飞翘，一丝也不下挂，清清爽爽。他待客和气热情，对我们这些小孩也一点不怠慢，不像有的师傅一副严肃相，剃头时一块围布箍得很紧，要么让你一动不能动，要么又生硬地把你的头搬来搬去，搞得很难受。田师傅很热情，他那长满厚茧的手掌，粗大厚实，温热地摸着我的头顶。手动的剪头推子，边逗着话分散注意力，边熟练的给我剪了一个“白糖瓜”。我最初多少都有点害怕理发，几次后就习惯了。

　　我曾从田师傅那里听过一个有关剪头的笑话：从前，有一个小徒弟拜师学剪头，师傅让他先在冬瓜上练习运刀手法。小徒弟平时除了学手艺，还得听师傅师娘使唤干杂活，经常是小徒弟一听叫唤，就将剃刀往冬瓜上一插，便忙活去了。时间一长，竟成了习惯手势。学了一段时间后，小徒弟开始正式给人剪头，一日正剃时，师娘又叫他做什么了，小徒弟边答应边顺手将剃刀插到了客人头上……

　　这当然只是个笑话，但那时我们小孩子听起来却信以为真，因此每次去剪头必认田师傅，生怕碰到故事中的小徒弟。

　　上了学后，我每次理发，都是标准的学生头——推子贴着两鬓上去，露出青茬，上面留个一寸多长的头发。刚剪完发，总会被同学嘲笑几天，不过年纪尚小，就算嘲笑也无所谓，大家都一样。上初三、高一那会儿，我开始懂得美了，穿衣服要整洁一些，秋衣领子翻到外衣里面，隆起一个造型。发型也变得重要了，尽管不能梳分头，那是成年人的专利，至少可以让头发“一边倒”。虽然每天不一定照镜子，但早上起来，一定用手拢拢头发，至少不能看起来塌塌的。可是母亲并不知道我已经长大，不理解我的情愫。当我的头发长长之后，尤其是两边的头发快要盖住耳朵了，她总催促我去理发。

　　银光理发店灯火通明，几位师傅正有条不紊地忙活着。理发店的负责人林主任个子很高，表情很严肃，几乎没有笑脸。记得那天我去理发，恰好排到了这位林主任，刚生发“逆反”苗头的我小声对他说：“留大一点。”“留大一点”是行话，意思是留多一点。林主任不动声色，用梳子比着鬓角为我理发，那发型既饱满又精神，两鬓有少许头发护着，全然不是往日的“青皮”学生头。我满意地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又转过身，深深地向林主任致谢。

　　高兴劲儿还未过去，母亲就发现了我的新发型，暴怒。她揪着我回到理发店，大声斥责林主任，让他重新给理一遍！大致的理由是：留这么长，过几天还要理发，还要花钱！林主任没说一句话。我再次坐上理发椅，林主任再次拿起推子，冰凉的推子又一次紧贴鬓角上行，我喜悦的心瞬时掉进了冰窟窿，欲哭无泪……都这么多年了，每每回忆起那个场景，我仍觉得无比委屈。如今想来，那位林主任才不易——分明是满足我的要求，分明做得尽善尽美，却无端地挨了一通骂，无端地再理一遍头。自从那次因为理发和母亲起冲突后，母亲似乎不再管我，头发长就长一点吧。

　　印象中，理发店里唯一的女理发师是刘师傅。因为家里生活太困难了。初中未毕业，当时她只有十六岁就参加工作。她父亲是理发师，也算女承父业。最早从学徒开始，每月给十八块工资，她就算能给家里挣钱了。学徒最开始从基本功练起，天天早上拿粗铁棍子溜腕子、捏推子，不练这个基本功又哪来的手劲儿？再是拿毛巾，毛巾要赤手从100℃的蒸箱里拿出来，保证温度不低于85℃，热敷时客人才舒服。学刮脸要先练站立、闭气、架膀子，不能动；学捶背要先练捶凳，要捶出空音。那个年代当学徒，她每天早六点多就到店里。去了先生炉子、洗师傅的工作服和毛巾、擦地。那个时候没有洗发水，要熬洗头用的皂角水，这样洗出来头发才光亮。三个月过去，刘师傅就能独立顶岗给人理发了。于是，吃过“萝卜干饭”就成了国营理发店理发师傅最骄傲的资本。

　　每年开学前，刘师傅是理发店最繁忙的。大人领着孩子来剪头，一进门就说：“刘师傅，给剪个学生头。”刘师傅手底下的推子呲呲响，转眼间一个清爽的平头就剪好了。那时候剪头发不流行喷水，刘师傅就拿块发网蘸着自来水，把头发打湿。遇到特别调皮的孩子，她就掏出裤兜里一块糖，说：“剪好了给你吃。”

　　上世纪80年代初，新娘流行盘头，于是赶上结婚的好日子，经常一天来二三十个新娘，理发店里10个师傅都忙不过来。一次，刘师傅给结婚新人剪头，男方要剪个大背头，女方要烫个蓬蓬头。刘师傅把工具擦得锃亮，说是：“这是人家一辈子的大事，咱得用心。”烫发要用老式卷发棒，一圈一圈缠好，得烤上半个钟头。刘师傅就让新人坐着，一边翻看发型海报画册，一边等着头发定型。最难忘的是给人家小孩剪满月头。刘师傅总要挑个好日子，说是讨个彩头。剪下来的胎发，用红纸包好，让家长带回去留着。她说这是老传统，得让孩子健健康康的。在结婚或满月等喜庆场合，理发店还会收到一些额外的礼遇。如新郎或满月宝宝的家庭会在脸盆里放置红包喜钱和红蛋，以示感谢和祝福。

　　每逢周末，银光理发店门口能排出老长的队。于是，靠门窗旁便有两个木头长椅，让等候的顾客有个座的地方。热心好客的郭师傅就一边给人剪头，一边跟顾客拉拉家常，讲些市井新闻或故事听。“老李家儿子考上大学了”“老张媳妇要生二胎了”，街坊邻里的事儿，他都门儿清。

　　夏天，店里没有空调，但有一种独特的取凉方式——拉风。这是用布做的厚布帘，长约三尺，高约二尺半，每张转凳上方都悬挂一块。四块布帘的下角用绳子相连，最南面的一块下边中心再接一条绳子，穿过固定在墙上的小滑轮。只要一拉一松，布帘摆动就能扇出凉爽的风，而且拉得越快，风就越大。后来，理发店里挂着个老式电风扇，吱呀吱呀响。夏天闷热，林主任就让排队的人坐着歇会儿，打把扇子。有时候遇到赶时间的，他就说：“大伙儿让让，让着急的先来。”就这样，理发店成了街坊们的歇脚地。

　　当时没有个体理发店，虽然国营理发店各条街上都有，但一到过年的时候，大街小巷的人家都要剪个新头过年，理发店的师傅们从早忙到晚，连口水都顾不上喝。店里支着个老式暖水瓶，茶垢厚厚的，泡出来的茶水都带点黄。爱开玩笑的王师傅一边喝茶一边说：“这活儿啊，得有个好精神头。”

　　腊月二十三开始加班，腊月二十六通宵营业，一直忙到除夕。一到那几天，理发店师傅们一忙起来中午根本顾不上吃饭，一般到下午两三点才能吃上饭。而理发的人排队也是一排好几个小时，半夜三四点来理发的还大有人在。师傅们给顾客理发到凌晨一两点，第二天累得手都拿不了推子。就是这么辛苦，师傅们也十分开心。那会儿的人们真不懂得什么叫累。有一年，县政府副县长亲自带队，拿着面包、汽水（那年头没有别的饮料）到银光理发店慰问，和理发店里的师傅们道一声“辛苦啦！”和他们挨个握握手，这让师傅们兴奋了好几天。

　　银光理发店，俨如一个城里小小集市，也是一个三教九流的汇集之地。那个年代的人们心态相对平和，相互都很宽容，人情味也重，很少有人刁难。师傅们工作中难免有个差池，比如刮脸一不小心给顾客刮了个口子，顾客也没有不依不饶的。顶多说句“没事儿！一会儿就好了！”

　　有一次，李师傅给一个老伯理发，其实也就五十来岁。他要理光头，理完了光头还要让师傅连眉毛也刮了。这可让李师傅犯了难，剃光头不稀奇，连眉毛一起刮的刘师傅还真是头一回遇见。李师傅和他说：“真剪了眉毛光葫芦的样子，那可难看死了！”“我不怕，你就给我剪！”李师傅反复说，顾客反复确定。李师傅可真没了主意。虽说看这位顾客不像个找茬儿的人，但这事真的太大了，万一他要后悔了怎么办？没办法，李师傅把林主任叫出来，在林主任和师傅们的见证下，李师傅才给他剪了眉毛。干了多少年理发这行当，他也就遇见那一回，也真让人胆战心惊。老伯望着镜中模样，乐了，他对理发师傅说：“下次，还来剪，师傅手艺不错啊！下次，我给你抱一个乡下大南瓜来。”李师傅笑了，摆摆手说：“为人民服务，应该的。”

　　如今，人们要求时尚、休闲的生活方式，理发内涵不断提升，价格也随之攀高，老式的理发店早已在市区销声匿迹，代之的是满大街各种高档新潮的美发美容中心，理发师傅也大多是称作“总监”“导师”级别的年轻帅哥，玩刀玩剪十分娴熟，“咔嚓、咔嚓”几剪子就完事，但修面、刮胡子一律自理。不过，店里震耳欲聋的劲歌、摇滚音乐，洗头美女来没完没了的各种推销，还有发型师怪异的打扮，总让人怀念起过去老南门南大街上的国营银光理发店的温馨与亲切感。

　　南大街上的银光理发店，承载着时光里的美好记忆。每当回忆起那些片段，我仿佛能够再次触摸到那些旧时的温暖与感动。虽然银光理发店已经远去，但它们留给我们的回忆，却永远不会被时间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