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12月15日至1969年1月20日，空24师派出由15名飞行员、10架飞机组成的小分队，圆满完成了西线核试验取样任务，张洪泉等6名同志荣立集体二等功。

　　此外，空19师还在1964和1965年两次担负我国第一、第二颗原子弹试验保卫任务，受到周总理接见。

　　郭子谭副军长的记忆

　　郭子谭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为加强新疆地区的空中防卫，我被调到空9军任副军长（即现在的空军乌鲁木齐指挥所）。空9军地处新疆，担负着两大任务：一是国防空中防卫，二是担负我国核武器试验的空投、产品运输、烟云取样等工作。

　　为了摸清中苏边境苏联空军的兵力部署，我亲自带队前往塔城防区一线侦察。因为苏军制造的铁列克提事件［1］就在塔城地区。因此，这一段边境线上经常可以看到苏军的身影。在国境线内，我们也可以隐约看到苏军的营房，所以侦察中随时可能爆发遭遇战，为安全起见，我打扮成牧羊人，带着两名战士，赶着羊群在边境线上进行了缜密的侦察，很快就掌握了苏军在新疆边境线附近空军的兵力部署，并制定了严密的作战方案。后来，随着形势发展双方没有动用空中力量，边境局势也趋于缓和。这件事，对于一个渴望在战场上杀敌的军人来说虽然有点儿遗憾，但对于国家和老百姓来说也是一件天大的幸事。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爆炸成功，彻底打破了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在苏美两霸核威胁下，我国也加快了核试验的进程。空九军在我国进行核武器试验过程中也承担了重要的任务，是我国核武器试验的一支重要力量。我作为时任空九军副军长，也曾经为我们国家的国防科研事业做出过应有的贡献。至今我还为此感到光荣与自豪。

　　1969年冬天，我第一次以空军参试人员身份，带领相关人员到了核试验基地马兰，经过短暂休整后便驱车进入了距马兰300多公里的核试验场区——罗布泊。

　　我作为副军长，一共参与了四次核爆试验，其中三次在指挥所陪同兰州军区空军司令杨焕民，一次亲临现场指挥。

　　（郭子谭副军长在新疆）

　　核试验场区成立有指挥部，参试单位按照不同工作性质成立了10个相应大队，其中第二大队属空军。为确保核试验指挥顺畅，在每次进行核试验前，空军都要在罗布泊试验场区设立前进指挥所。通常情况下，空军前进指挥所由空军司令部的科技部门、空军乌鲁木齐指挥所6（空军第9军）的雷达处、雷达48团、空军马兰场站负责人组成。试验前期指挥所人员就要提前进驻，负责组织飞行员运输、投弹、取样、测量等项工作的训练，协调空军与其他参试部队的一切工作。

　　空军指挥所设置在距核试验爆心70－80多公里处。核试验场区的条件非常艰苦，在戈壁滩上选一个稍微平坦的地方，搭上帐篷，架上电台就算是指挥所了。当时的设备也非常简陋，技术手段也比较落后，但完成任务的标准却非常高。任何一个环节出现失误都会造成难以估量的后果。所以无论是空投、取样还是运输都存在着极大的失败风险。作为指挥员，我必须要事无巨细，亲力亲为。从头到尾都要认真布置和检查，绝不能放过任何一个疑点：从飞机的状况到飞行员的精神状态、身体状况、对操作程序的熟练程度到与地面的协调配合等都要反复检查，多次演练。此外还要协调与试验基地其他参试部队各方面的关系。飞机起飞前，还要亲自检查挂弹情况，空投完成后，飞机成功逃逸，以及飞机返航后的洗消等都要面面俱到，容不得一点马虎。

　　说到1976年9月26日的核试验，多年后，郭子谭发现了老战友张术荣同志曾经有过这样的回忆，其中还提到了在现场指挥所时郭子谭对他的要求：“如果穿云失败，就枪毙你！”

　　张术荣写道：1976年9月26日，是我17年军旅生涯最“倒霉”的一天。

　　“好，按照你观测的数据穿云，如果取不到样品，就枪毙你。”空军前线指挥所指挥员郭子谭副军长板着面孔严厉地对我说。就在8个小时前，当我签发了空降兵登机气象放飞单后，空降兵师长也狠狠地对我说：“中国就只有这一个空降兵师，今天要是搞不好，就有可能栽在你手里了。如果完不成任务你就等着坐牢杀头吧。”一天两次面临可能“枪毙”“杀头”的威胁和考验，真是于无声处听惊雷。对这一天我刻骨铭心，40年来时刻萦绕在我耳边的就是这几句话，经常使我在睡梦中惊醒。说实话，原子弹的烟云观测可以从陆地上多角度、多方位地通过仪器进行精准测量，只要能见度符合要求，基本上不受风向、风速等天气因素的影响。但是天气预报没有百分之百！驾机升空观测核爆炸后转瞬即逝的蘑菇云更是成败莫测！难怪两位在场的空军首长都用那么严厉的口吻来“威胁”我。

　　（在遥远的西部大漠之中，戈壁深处的中国首次核试验爆心）

　　9月26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在核武器袭击背景下陆空联合军事演习的“零日”［2］。我下夜班后又随前指领导们前往野外现场指挥点执行现场气象保障任务，位置在201北山岗上的路北开阔地，距离爆心50公里；同时带领观测员冯尊文同志负责观测核爆炸后的烟云。

　　烟云观测任务的项目是：1、观测核爆炸瞬间火球直径的闪光维持时间，以此初步估算核爆炸当量；再根据估算的当量推测烟云稳定时的高度和厚度。2、观测烟云稳定时的顶高、底高、直径。观测数据提供给指挥员，作为飞机、无人机穿云取样的依据。我们的测试方法是目测和经纬仪观测加秒表计时。

　　当时我军没有计算器，只能拉对数计算尺。实测前我们为保万无一失，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观测员必须十分熟练经纬仪操作，抓捕目标要稳、准、快。比如爆炸火球存在仅几秒钟，就在这几秒钟内要测出火球直径上的两个方位角。计算人员更要快、准。根据设计当量和实测地点距离，模拟计算出大量的三角函数值，以便实测时快速地校对，做到心中有数，保证不出差错。

　　烟云观测都是露天作业，观测点距离爆心可根据当时大小而定。一般是上级根据专家的估算划定出人员安全半径，我们的观测点就设在人员安全半径的适当位置。通常大当量时50至70公里，小当量最近距离仅9公里。人员的防护条件也很简单，每人穿一套防尘服外，还有一套隔绝式防毒面具和一副墨镜。我们并不担心冲击波的影响，几十公里内那是在音爆的盲区；但核辐射和光辐射的伤害不言而喻。核爆炸的瞬间别人都在躲避强光辐射，而我和观测员要屏住呼吸，卡着秒表，睁大眼睛，戴着护目镜盯住白炽的火球。更吓人的是轰炸机上投下的氢弹开伞后要从我们头顶上飘落，稍有差错，我们都会化为灰烬与戈壁砂砾长伴了。军人不怕死，怕死不当兵；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1971年，从老同志陈世法手中接过烟云观测任务后，在观测员协助下一次次出色地完成烟云观测任务，从担心、害怕到坦然面对，能为祖国的核试验作一点贡献感到自豪。

　　（核试验场区——罗布泊）

　　烟云取样是核试验工作的重要一环。热核反应的效果要通过烟云样品来分析。样品获取手段很多，但空军的任务是用飞行员驾驶的飞机、无人机带上取样罐，直接穿过烟云来取得样品。飞机穿云的机会只有一次，也是每次核试验中唯一的一次。无人机穿云取样代价昂贵，且无人机回收后不可再用。所以穿云的时机与穿云的高度十分重要，而这个时机与高度是由现场气象人员提供的，担子多重可想而知。可谓一字千金。如果穿云失败，就是对国家和人民不可饶恕的大罪啊。

　　我们这次的核试验是两万吨级小当量氢弹。烟云稳定时间只有几分钟。9月26日核弹准确地按预定的“零时”爆炸。我及时向指挥员报告了烟云顶高18000米及其他数据。同时指挥员叫位于辛格尔上空的两架歼－6飞机报告烟云目测高度，两位飞行员报告都是30000米。这两个报告高度相差12000米，哪个数据是对的啊？烟云总厚度也不到10000米，无人机怎么穿云呀？郭子谭副军长十分着急，命令气象员再计算重报，同时命令飞行员重新目测报告。由于事前我们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对测量计算的结果有十足的信心，所以我立即汇报测量无误。飞行员也在极短的时间内报告目测云高度30000米和29000米。这时无人机即将临场，时不我待。郭子谭严肃、果断地问我们：“你们报告的测量数据有多大把握？你可知道穿云失败的责任有多大？”我的回答也很果断，18000米不会错。根据气象人员多次实测无误的经验，郭子谭副军长决定用气象实测数据指挥无人机穿云。但还是再一次严肃地对我说：“如果穿云失败，就枪毙你。”

　　蓝天下，蘑菇云格外醒目。肉眼可见无人机直接钻入蘑菇云中。这时我们才长长地呼出一口气，指挥员郭子谭副军长脸上才露出难得一见的笑意，并表示回头给我们请功。遗憾的是马兰场站首长孟庆林、邓国勇在立功报告上却划掉了三等功，仅给张术荣、冯尊文嘉奖。

　　郭子谭副军长在引用了张术荣的回忆后说：张术荣同志提到的穿云取样是为了获得评价和分析爆炸效果的第一手资料。一般情况下，取样是在核爆炸10分钟后进行，飞机要在蘑菇云相应高度的中心穿越。因为此时正是蘑菇云形成的最佳时机。太早了，蘑菇云没有完全形成，气浪涡流和强大的冲击波、蘑菇云中心火球的温度太高，都会对飞机造成伤害；太晚了，火球虽然已经降温但蘑菇云开始扩散，即使穿越成功取到了样品，但由于烟云浓度降低，也不能准确反映实际的剂量，对核爆炸效果的评估也没有多大价值。因此，作为现场指挥员，为了保证完成任务的质量，对数据精确度的要求和穿越时间的把握上非常关键。

　（核弹、氢弹进行空投试验的瞄准靶标。后来，人们在此矗立起一座大理石纪念碑。文：“自一九六五年五月十四至一九八零年十月十六日在此上空进行了十七次空投试验　中国空投核试验瞄准靶标　一九八六年七月一日立”）

　　在这次执行核试验任务中，由于我们严格执行了周总理提出的“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十六字方针，每个人做了充分的准备，使这次任务完成得非常圆满。在原子弹爆炸的一瞬间，我看得清清楚楚，巨大的蘑菇云冲天而起，蔚为壮观；现场观摩的人无不欢呼雀跃，热泪盈眶。我的心中又有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我非常庆幸能在有生之年还有机会为祖国的国防科研事业做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给我的人生又增添了可书可写的一页！

　　回顾这段历史，从1964年第一次核试验开始，在我国47次传统核试验当中，我空军109、111团就有28位同志亲自参加了空爆核试验的空中取样任务。至今，在“乌指”荣誉室内还悬挂着他们的名字和照片。很多报纸还登载了他们的事迹，详细报道了高树发、张增荣、汪亮等同志穿越蘑菇云的详细经过，生动记录了当初他们参加核试验驾机穿越蘑菇云取样惊心动魄的生动场面。

　　这25名勇士是：109团——刘怀德、陈富华、张忠贤、刘保欣、赵书卫、马既森、曹秀群、高树发、李国英、孙继奎。

　　111团——李学增、高国明、张增荣、汪亮、翟守东、戴惠义、曾斌、李国生、凤景泉、季有清、宋占富、张春富、马季平、李芳春、王汝平。

　　最后，郭子谭呼吁：请战友们记住他们为两弹试验所作的贡献吧！

　　注：杨焕民(1912～1994)，开国少将(1955年授衔)，原兰州军区空军司令员，中国第一次和第二次氢弹空投核试验总指挥。

［1］、铁列克提事件，指1969年，中国一支边防巡逻分队进行日常巡逻，行至铁列克提，遭遇苏联军队数百人的伏击，经过4小时激战，中方巡逻队官兵全部壮烈牺牲，苏军控制了铁列克提地区。

　　［2］、核爆炸的当天称“零日”，核爆炸的时间称“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