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三年解放战争中的淮海战役，大家都知道，那场战争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1948年10月6日到1949年1月10日，在江淮河汉35万平方公里的战场空间，我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在60余天的时间里，动员了鲁、苏、豫、皖数省的五百四十三万支前民工，推着八十八万一千辆小车，挑着四万三千副挑子，担着二十万六千副担架，赶着七十六万七千头牲畜，为我军前送了九亿七千万斤军粮和一千四百余吨弹药，后送救治了八万余名伤员，保障了我人民解放军在淮海战场上创造了以六十万作战兵力战胜了国民党军队八十万兵力的战争奇迹。

　　翻阅中国的历史，在19世纪的七十年代，大清王朝的陕甘总督兼领协办大学士左宗棠率十二万大军西出阳关，在收复被中亚汗国的阿古柏和沙俄帝国侵占新疆的远征行动中，也曾有一支最高曾达到了八万之众的天津杨柳青的老百姓，同样是挑着担子、推着小车、牵着牲畜，甚至还搞了两千多峰骆驼组成了浩浩荡荡的“津门货郎帮”运输大军，满载各类军营之需，沿着丝绸古道，顶着滚滚狼烟，艰难跋涉万里之余，踏遍天山南北，紧紧伴随远征大营，支援保障了左宗棠大军取得了收复新疆全域的完胜。这是一百多年前，在抗击外番吞噬中国的历史上取得的为数不多的一场胜利。确保了一百六十六万平方公里的新疆热土，一百五十多年后的今天依然牢牢镶刻在我们大中华的版图之内。壮哉，不朽的左宗棠！壮哉，津门货郎帮！

　　一、海防乎？塞防乎？朝堂之上的博弈

　　同治十三年（1864年），在日渐势微的清廷朝堂之上，凡握有军机奏呈权柄的朝廷臣子几乎都没闲着，纷纷上书军机处，围绕着“海防”还是“塞防”这个关乎大清江山能否继续安然若固的命运走向展开了激烈的博弈。这场掀动清廷朝野的“海防”与“塞防”之争，起因于近几年大清帝国东南海上疆域和西北内陆边塞不断爆起的滚滚狼烟。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清军平定天山南北，将这块汉代西域都护府的故土，重新归入了大一统王朝的版图。乾隆皇帝遂取了“故土新归”之意，将这块广袤的土地定名为“新疆”。

　　同治四年（1865年），中亚浩汗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在沙俄帝国和大英帝国的支持下入侵新疆，成立了哲德沙尔汗国，盘踞新疆大部。与此同时，沙俄帝国完成了对西伯利亚中国远东地区的军事扩张后，立即单方面通过所谓《中俄勘分西北边界约记》，于同治十年（1871年），沙俄帝国采取蚕食的方略，打着维持“安定边疆秩序”的旗号，对新疆伊犁实施武装占领，宣布“伊犁永远归属俄国管辖”。至此，一个一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偌大版图面积的新疆，清朝政府仅能勉强维系着巴里坤、古城等少数据点的控制权了。

　　1840年之后的两次鸦片战争，盛世不再的大清国已经被迫签署了《南京条约》《望厦条约》《黄埔条约》，连续赔款割地，虽然颜面扫地，但还没有走到太伤筋动骨的地步。赔款不过二千一百万两白银，割地不过一个香港九龙的弹丸之地，千余平方公里的面积而已。但是，沙俄帝国的亚历山大二世比起英法列强的胃口可是大的太多了。亚历山大二世自1855年继位后，旋即开始了对亚洲远东地区用兵的准备与实施。

　　1858年，俄国沙皇派出了由十七万哥萨克骑兵组成的远征军团开始了对中国远东地区的军事征服。手里只拿着大刀长矛的那点家伙事儿，用来站岗放哨的五千多八旗戍边守军，根本做不出任何有效的抵抗，就让哥萨克骑兵几近兵不血刃地轻松拿下了属于大清国治下的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皇天厚土。

　　1858年和1860年，沙俄帝国两次逼迫清政府签下《中俄瑷珲条约》和《中俄北京条约》。这两个丧权辱国的城下之盟，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俄国不费一枪一弹“从中国夺取了一块大小等于法德两国面积的领土和一条同多瑙河一样长的河流。”

　　更令后世震惊的是，1900年的中国庚子年，西伯利亚的沙俄驻军对仍属清廷管辖和有权永久居住的远东海兰泡地区的原住民，即江东六十四屯的大清国三万多子民强行驱离，疯狂杀戮，全部葬身于黑龙江底！黑龙江连续多日尸首翻滚，恶浪拍天。庚子俄难让中国在黑龙江以北仅存的最后一块土地不复存在。晚清边塞诗人边瑾愤然留笔：龙江万里戎楼空，斑点离离塞草红。六十四屯遗迹在，何人复我大江东！

　　扯远了，我们回到1871年。此刻，新疆的大部疆土已被阿古柏和沙俄强占。1866年，朝廷急令尚在平息回乱的陕甘总督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新疆隶属陕甘），展开兵发新疆的战事准备。1873年，陕甘回乱平息，左宗棠掌控肃州（今酒泉）。1875年初，左宗棠向朝廷呈报了收复新疆的决心，提出了“先北后南”“缓进急战”的战略方针和“欲收伊犁，必先克乌鲁木齐”的当前目标任务。与此同时，左宗棠悉心经营，全力把陕甘地区打造成一个经略新疆战事的战略后方基地。

　　一时间，以西安府为基点，湘军大营沿着八百里秦川到肃州一线逐次展开，西北高原的练兵场上旌旗猎猎，杀声撼天，各类战事准备也都在有条不紊地悄然进行。那些在镇压太平天国叛乱和平息回乱的连年战事中已经疲惫不堪的湘军，总算缓了口气，转入了暂时的休整和西征新疆的临战训练。左宗棠也终于可以静下心来，好好筹划一下收复新疆的全盘方略了。

　　熟料，天不假年，屋漏偏逢连阴雨。自鸦片战争之后的三十多年间，英法两国从来就没有放弃过从海上袭扰和入侵大清国的企图，且狼奔鼠窜，动作频频，让清廷头痛不已。1874年3月22日，日本国也插了进来，派兵武力占领了台湾。同年9月，大清国与日本国政府在北京签订了《台湾事件专条》，日本虽然撤出台湾，但是中国政府被迫承认了琉球是日本的属国。丢掉了本是大清属国的琉球，台湾就失去了东防日本随时犯台的一道战略屏障。于是乎，先应对东南方向的海疆危情，还是先收复西北内陆的万里失地，就成为清廷当权者们无法回避的一道事关大清国江山国运的战略选项了。

　　朝堂之上的争论与交锋出乎意料的激烈。“塞防派”的领军人物，清廷总理衙门大臣恭亲王爱新觉罗·奕新和军机大臣瓜尔佳·文祥担忧海防力量不足，要急需筹备，主张移塞防之饷增补海防之需。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则毫不犹豫地主张加强海防而舍弃塞防，把日本对大清帝国的威胁放在沙俄对大清帝国的威胁之上。李鸿章认为：“日本一心谋划侵入中国，日本若强大，则可让中国失去，届时东三省和直隶山东皆受影响，京师也会收到严重威胁，如俄于新疆，英于缅甸，法于越南，但这相对于日本带来的威胁是较小的。”

　　李鸿章之所以提出放弃新疆，主张强化东南沿海防御，主要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通过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李鸿章认为以清廷目前的实力，已经无法全面维护帝国的统一。既然如此，那就不如选择维护相对“重要”的地区。东南沿海地区不仅是清廷每年的税收重地，亦是开展洋务运动的“桥头堡”。东南沿海一旦再度遭受战火兵燹的涂炭，大清帝国再现“康乾盛世”的中兴目标只能休矣。二是李鸿章还认为大清国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均源于“列强从水上而来”。东南沿海的陆海防建设亟需重点强化。在国力有限的当下，只能弃守西北而保东南。

　　“塞防派”的代表人物湖南巡抚王文韶则认为，“但使沙俄不能逞志于西北，则各国不必致构于东南”，故“应当专意于西北塞防”。“塞防派”在清廷几派的互怼中，人数上和气势上稍逊风骚。

　　“海防派”和“塞防派”之外的第三方则是以陕甘总督左宗棠为首的一部分朝臣，他们主张“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不能扶起东边，倒却西边”。左宗棠对海防的重要性不持异议，但他力主不应当用牺牲边防的办法来办海军。如果朝廷不能将新疆的叛乱平定，俄国人就会继续蚕食西北疆土，西方列强也会从沿海进攻作为呼应。沙俄于日本或西方列强相比，其威胁更大，因为俄国和中国有共同的边界线，俄国既可以由陆路，亦可由海路进入中国。俄国的侵扰才是心腹之患，西方国家的威胁只是肢体之伤。左宗棠强调，西方列强通常为商业特权而开仗，而俄国除了追求商业的让步外，还有领土要求。因此，左宗棠坚决要求发兵西征，收复失地。左宗棠认为：“保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保住新疆，方可形成拱卫大清全部版图的战略防御布势。显然，左宗棠的战略眼光和胸襟格局要大大高出一筹，甩了李鸿章至少几千里地。

　　几派力量都是朝廷倚重并维持朝政权力平衡的核心政要，或是替垂帘听政的两宫太后看家护院的皇亲国戚，或是享受“副国级”待遇的军机处的肱骨权臣，或是手握重兵辖领数省的“正大军区级别”的封疆大吏。特别是1864年，李鸿章率淮军，左宗棠率湘军，在曾国藩的统领下联袂干掉了太平天国的洪秀全，为大清国扫清了半壁江山的社稷之忧。故，两位汉臣声威四溢，二人所代表的朝野几派政治力量所奏呈的每一份国策谏言，对清廷都有着千钧压顶般的分量。

　　究竟是“海防”还是“塞防”？垂帘听政的两宫太后，此刻就在太和殿陪坐在同治皇上的侧后，只听不语。这两个劲儿劲儿的女人真真是端足了皇威，好像就是要等着这帮奴才们先翻够了跟头玩出了大喘气再亮出最后的底牌。

　　二、赶大营的开山鼻祖——津门货郎安文忠

　　正当京师紫禁城太和殿的朝堂之上，几派权贵还都在为“海防”还是“塞防”的国之兵事互相“死磕”的时候，两千里地之外的湘军大营却是另外的一番境况。从左宗棠设在西安府的总兵府邸到沿着丝绸古道向西绵延至肃州近三千里地的一座座湘军营地里面，总是有不少腰挂龙纹官碟（大营通行证），身着百姓服饰的游商穿行其中。这些小商小贩几乎都是一口浓重的天津卫的口音，挑着货筐，推着小车，犹如一个个小小的移动“超市”，向大营里的湘勇们兜售供应着各类小杂货。从洗漱用品、针头线脑、服装鞋帽，到治疗头疼感冒的草药、跌打损伤的膏丸，还有烟酒茶叶、时令果蔬、花生瓜子、糖果糕点等等，只要是生活用品，几乎无所不包，应有尽有。

　　这副景况与大营里那些行色匆匆处理公务的官吏们和尚在紧张备战进行训练的卒伍们不经意间汇入了同一个直播镜头，倒也记录了津门货郎帮最初进入左宗棠西征大营的历史景象。津门货郎帮做为“供给侧”的一方，不仅为西征大营的官兵们解决了日常生活之需，也为积满乡愁的大营凭添了不少人间烟火之气，给已经征战经年的大营将士们带来了不小的心里抚慰。

　　这批随着左宗棠西征新疆应运而生的赶大营的津门货郎帮的始作俑者和领军人物，是天津杨柳青的年轻船工安文忠。安文忠，字荩臣，生于咸丰二年（1852年）。海河水上人家出身的安文忠，读了一年私塾，十四岁就跟随着父亲当了船工。同治七年（1868年）左宗棠在保定设立大营，调集兵马成功围剿“西捻”后，紧急征用大船，招雇船工，准备从天津走水路入陕，运送西征物资，当地应征者寥寥无几。年仅16岁的安文忠看到酬银很高，遂欣然应募，成为了一名杨柳青最早入陕到左宗棠大营里讨生活的“津门货郎帮”的先行者，率先趟出了一条随军经商挣钱吃饭的路径，亦为左宗棠在率军收复新疆的征战中留存了一段厚重的历史传奇。

　　安文忠在左宗棠大营里寻求营生的头几年，清廷几派的明争暗斗烈火正酣，垂帘听政的“两宫太后”尚未做出“塞防”还是“海防”的最终裁决，左宗棠只是悄悄地进行西征准备。但是，西北地区的回乱还有不少的后遗症，各种匪患虽然规模有限，却也是战事频发。左宗棠大营里的湘军们，时不时的还要披挂出征，讨伐匪患。

　　安文忠得知，西北各用兵之地，山长路险，交通梗阻，物资奇缺。若随兵营之后贩售生活之需，能赚大钱。故按当地习俗，置办了一副肩挑小篓，装满了就地采购的百余斤日用小商品，一路紧随大营，边赶边售边购。辗转销售的三年时光，安文忠“每战必随大营而行”。先后抵达了鄜洲（富县）、洛水、董志原、庆阳府一带前线，最远曾到达青铜峡、定边。安文忠在频仍的战事中踏遍了陕甘宁青的险恶之地，吃尽了难以言尽的艰辛。

　　一次，安文忠和两个伙伴挑着货担，紧随着湘军在大西北的腾格里大漠一路小跑百余里地，整整一天的时间滴水未进。冷月下，安文忠看到湘军已经安营扎寨，不远处一片亮汪汪的地方。安文忠不顾到处都是横七竖八的尸体，爬到地上一阵狂饮之后便倒头睡了过去。一觉醒来，就着蒙蒙的天色，安文忠这才发现，昨天晚上喝下去的竟然是一肚子死人的血水！虽然恶心了一阵子，但是那一天继续挑着担子赶大营，竟然没有一点点的疲意。安文忠晚年谈起这件事说道，只有在大西北的黄沙大漠里喝过人血，才会对“笑谈渴饮匈奴血”有了另外一种刻骨铭心的感受。这个人血，乃是有增力补强的功效。难怪“撼山易，撼岳家军难”，那是“匈奴血”给岳家军带来的神力！

　　短短的三年功夫，安文忠在刀尖舔血的艰难凶险中谋生求存，把生死置之度外，练出了一副“铁肩担货篓，川漠任吾走”的铜铁之身，独创了一套在大营里玩票的生意秘诀。同治十年（1871年），19的安文忠带着用心用命换来的三百两铜城白银衣锦还乡，杨柳青一片轰动。

　　安文忠回到家乡做起小本生意，以维持全家温饱。同治十二年（1873年），直隶、天津一带洪涝成灾，杨柳青饥荒遍野。安文忠就玩了一把大活儿，结伙雇船贩粮，不意竟遭倾覆，把三年跑西北的积蓄全部让暴涨的海河水吃了个干干净净。无奈的安文忠又挑起了小货篓子，准备重回西安府到左宗棠大营抛头舍命再拼上一把，把大水冲走的血汗钱快点找吧回来。

　　三、两宫太后懿旨——先定西北，左宗棠肃州升帐

　　一身悔意的安文忠挑起了货篓子就直奔了西去。安文忠昼夜兼程，一路还要兜售着小商品挣点盘缠，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总算赶到了西安府，却一下子懵圈了，左宗棠大营早已经向肃州方向集结开拔了。

　　原来，朝廷的“海防”与“塞防”之争终于有了结果。同治十三年（1875年）3月，两宫太后懿旨：先定西北。懿旨里面的潜台词是：不否定海防的重要性，塞防海防都不舍弃，当下先应付塞防这个心腹之急。

　　这道懿旨实在是高，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两宫太后垂帘听政不是吃干饭的，至少是大事不糊涂。咸丰十一年（1861年）是辛丑年，咸丰皇帝驾崩热河。23岁的皇后钮钴禄氏（后来的慈安太后）和25岁的懿贵妃叶赫那拉氏（后来的慈禧太后），在大行皇帝咸丰驾崩了仅仅十三天之后，就“姊妹同心”发动了辛丑政变，在古北口一举拿下了以载恒、肃顺为首的“顾命八大臣”。没几天的功夫，就干净利落地把这几位咸丰帝生前托孤的皇亲国戚和前朝老臣或赐死于府中，或斩杀于菜市口，或流放新疆三千里效力赎罪。从此，开启了两宫太后垂帘听政，执掌大清国朝政四十七年的晚清历史。

　　1875年，两宫太后尚都处在青年向“中青年”过渡的生理转型期，正值盛年，活力满满。慈安太后38岁，慈禧太后40岁，却已经有了十五年执理朝政的经验积淀。更何况实际掌控大权的慈禧太后，咸丰在世时，就特别看好这一位“学习型”与“思想型”，“有洞悉大事本领”的宠妃。咸丰重病，干脆就让懿贵妃代朕批阅处理朝廷的各类公文甚至是代拟“朕谕”。不经意间，把后来的慈禧老佛爷牢牢掌控大清国近半个世纪朝政的全套本事，提前做了扎扎实实的“岗前培训”。我们从1875年3月两宫太后的懿旨中可以感受到，此时两宫太后的决策水平还真是不低，比起二十五年以后的庚子年可是强得太多了。

　　安文忠在赶往肃州的路上，不断有闻讯追赶上来的杨柳青的乡党，还有不少河南、山西、陕西、甘肃和蒙古的农民陆陆续续加盟。这些人都是因家乡遭受先旱后涝，蝗害并发的重灾已无生计，无奈跑了出来，追寻已在杨柳青成为民间偶像的安文忠，去实现赶大营发大财的人生大梦。就这样，还没到肃州，安文忠的身边竟已聚集了有千余之众赶大营的货郎帮，那浩浩荡荡的阵势已然成军了！

　　安文忠带着货郎帮的弟兄们紧追慢赶又是四十多天，终于看到了肃州。当上万座栉次鳞比，紧紧相拥的西征大军的营帐群尽在眼前的时候，安文忠扔下货篓，跪在西北的黄沙大漠之上嚎啕大哭。五百多天的风雨交加，四千里地的艰难跋涉，顷刻化作满腹的委屈，一下子都狠狠地宣泄了出来。哭罢，安文忠不做耽搁，领着“货郎帮”的众弟兄径直奔向了西征大营。安文忠知道，纵有天大的委屈，这个大营必须要赶，因为众弟兄们的全家老小都张着嘴等着饭辙呢。此时，货郎帮里已经开始流传了一句津味儿十足的口头禅：“有嘛事，找文忠”。人气满满的安文忠，已经被众货郎们公推为“津门货郎帮”领导核心的最高负责人了。

　　要打仗，先算账。左宗棠呈奏朝廷的西征军费预算是，以两年计，每年需要白银九百万两。而此时大清帝国每年的GDP总量是三万五千两银晌，可放进紫禁城宏义阁皇家金库里的真金白银实际不过三千余万两。军机处通知左宗棠，朝廷每年只能拿出三百万两的西征盘缠，剩下的自己去想辙吧。左宗棠接下懿旨谢恩后，心里很不是个滋味儿。骂道，丢你娘的去吧，你就是一两银子不给，新疆这一仗，老子也是打定了！左宗棠够爷们儿！

　　左宗棠立即找来了他的故交，在江浙一带经商多年的安徽巨贾胡雪岩。胡雪岩不曾片刻犹豫，转身玩起了资本运作。一番勾兑，胡雪岩以浙江、湖北和广东三年的清廷关税作担保，五次从英国汇丰银行借贷出来了一千三百七十五万两白银，又从江浙一带的商家巨贾手里分期借贷出来了八百四十六万两白银，为左宗棠筹足了西征的军费，左宗棠也因此成为举外债打外敌的中国第一人。胡雪岩亦也被朝廷赏赐了二品顶戴花翎和黄马褂，成为一名相当于中将级别待遇的红顶商人。

　　从外国人的银行和江浙的商家巨贾手里借贷出来的西征军费一俟到位，左宗棠即刻升帐，整军备战，下达了西征新疆的预先号令。

　　四、左宗棠挥师入新疆，货郎帮万里赶大营

　　左宗棠率军西征入疆，强调“兵贵精实”，对作战兵力进行了全般整合。首先精选壮丁、裁汰冗杂，重新组编了八十八个大营。其中，湘军二十五营、豫军十六营、蜀军七营、满洲兵四十营，总兵力十二万余众，还有随军的地方官吏、工匠、役夫三万多人。

　　左宗棠委托胡雪岩从欧洲购置了大批的洋枪洋炮，有当时最先进的德国后膛式七响步枪、后膛式克虏伯大口径火炮、美国加特林机关枪，再加上左宗棠在兰州开办的制造局生产出来的威力巨大的劈山炮和抬枪等杀器，尚未西出用兵，就已经从武器装备的硬实力上，对阿古柏和沙俄军队形成了碾压优势。

　　左宗棠西征大军的后勤保障力量也十分了得。有一支由五千峰骆驼、两万辆骡马大车和一万名挑夫正式编成的后勤运输大军随营伺候，确保三个月的军粮供应。即便如此，十五万兵马的日用杂品仍然奇缺，数千里地的沿途险路很难筹措。

　　西征大军前敌总指挥、湘军马步统领“飞将军”刘锦棠遂提出招募鼓励商贩随军贩售的建议，左宗棠大笔一挥，批了一个“准”字。就是这一个“准”字，让安文忠为首的津门货郎帮们成为了西征大军第一支“编外定编”的商贩队伍。

　　列入西征大军统一管理的货郎帮们，有了正式的名分和特殊的“龙纹执照”，便捷出入大营，免费入住驿站，紧随出征的将士出没于战火硝烟，在规定的时间地点摆摊售货，与西征大军融汇一体。根据左宗棠的命令，商贩在大营内所售各类商品，一律是“战场价”，可按高于市价的百分之十至十五的价格实施交易，免去所有税赋。深谋远虑的左宗棠这个举措，聚拢了津门货郎，稳定了大营军心。享受与西征将士同等待遇的安文忠们，也就此拉开了津门货郎赶大营历史大戏的帷幕。

　　同治十三年（1874年）12月，同治驾崩，翌年改元光绪。光绪二年（1876年）4月27日，左宗棠在肃州发出西征大令。同年5月26日，六十九岁的左宗棠催动三路西征大军向新疆开拔。在左宗棠指挥座驾的身后，紧随着一辆由六匹西域高雪战马挽曳的一辆巨型战车，车上载着一口漆黑如墨的楠木棺椁。这是左宗棠西征前命人在兰州打造，前几天紧急运到了肃州大营。

　　左宗棠年逾古稀，携棺西征，以此铭志，天下震惊。车粼粼，马萧萧，绵延百里，一片肃穆。当每一个营队缓缓走出嘉峪关的一刻，战马都发会出长长的嘶鸣，为西征的大军凭添了远行的悲壮。

　　安文忠和首批出关的一千多名杨柳青的弟兄们，紧紧跟随着西征先头部队的刘锦棠步军大营走出嘉峪关。安文忠携手众弟兄，放下了货挑，齐刷刷的跪在关前，三个重重的叩首，起身后又使出浑身的气力向嘉峪关的关门内投出了一枚枚大清银币。这一套很有仪式感的动作，有很多的说法。但是，万里之外纵然马革裹尸，也忘不了悠悠故土的父母和妻儿，一定是安文忠们此时此刻最难割舍的心中念想。

　　安文忠们跟随着左宗棠大营一路西进，经哈密在古城子（今奇台县）汇集，形成了一个以杨柳青货郎帮为主体力量的巨大的物资集散地，用现代军语表述，就是“后勤基地兵站”。上千名津门货郎帮们，还有大批的河南、山西，以及陕甘宁青和蒙古数地的灾民自动加盟，冒着纷飞的战火每天从古城子前送出了大批的军粮、果蔬、药品，以及各类军营所需杂品。左宗棠大军打到哪里，货郎帮就挑着货娄、推着小车、赶着马车伴随保障到哪里。“左公大军出阳关，津门货郎满天山”就是这段历史奇观的真实写照。

　　跟随左宗棠大军赶大营的最大难题是军营杂品的沿途采购。在古城子，安文忠的身份定位已经不再是一名普通的货郎。白天，安文忠挑着货篓紧随大营之后实施供货，夜晚在下榻的驿站或营帐里，还要听取自动汇聚而来的货郎们各“村级帮派”的小领导汇报当日赶大营的情况。安文忠则根据左宗棠大军负责杂品采购的军需官提出的要求，与众弟兄们商量办法。

　　颇具营商头脑的安文忠，把数千货郎帮分编为两大部分。一部分货郎先到周边地区采购杂品，另一批货郎赶到军营内供货。货物售罄后立即转为采购，先行进行采购的货郎赶到大营继续供货。大军南征北战近万里地，两批货郎有条不紊的逐营而行，轮番上阵，从而确保了左宗棠大军在西征新疆两年多的时间里从不断货，满足了大营将士之需，也让本是内地的灾民来赶大营进行小本经营的货郎们，在讨伐阿古柏和沙俄入侵者的征战中拼上性命挣出了养家糊口的银两。

　　光绪二年（1876年）九月，左宗棠大军辗转五百多里地，连续拿下吐鲁番、达坂城、库尔勒和迪化后即兵分南北两路。一路剑指南疆，一路兵发伊犁。随着左宗棠大军对保障需求的骤然加大，津门货郎帮和各地加盟的货郎们也已经达到了八万之众。安文忠与众弟兄们商量后，顺势分流，一部分货郎随攻击阿古柏的大军南下，一部分货郎随收复伊犁的大军北上。

　　货郎帮分兵前，安文忠和几位有了一些积蓄的津门老乡搞了个“众筹”，自掏腰包攒了一支由二千五百多峰蒙古阿拉善的骆驼组成的骆驼运输大军。我们在一百五十多年后的今天可以想象，当年由安文忠的货郎帮们拉起的这支“升级版”的民间后勤运输力量，伴着悠悠的驼铃声，穿越出没在天山南北和帕米尔高原，绝不仅仅是体现出了保障有力，一定也为西征将士带来了巨大的精神气场，更让阿古柏和沙俄入侵者闻风丧胆！毋庸置疑，津门货郎帮的民间支援出战斗力了！

　　两年多的时间里，每到傍晚，在战场上驰骋厮杀了一天的西征将士们，鸣金收兵安营扎寨后的一项不可或缺的重要活动，就是像今天的人们晚间游逛超市一样，紧紧围着货郎帮们的一个个肩挑小篓和一辆辆小小的推车，熙熙攘攘的热闹一番。此刻，将士们的心情格外放松。看着眼前的琳琅满目，暂时忘却了白日的冰河铁马，也无暇顾及天边的稀星冷月，纷纷掏出刚刚发到手的“一日一付”的“战事补贴”，抢购着所需的日用百货。

　　负伤患病者，匆匆采购一些小药；衣装破损者，买点针头线脑；那些嘴馋者，挑上一堆瓜果梨桃或花生瓜子；还有乡愁者，搞上一壶烧锅子。于是，西征大军营帐里每晚播放的“情景剧”，差不多都是同一个场景：将士们在悠悠的马灯下，或敷药疗伤；或缝缝补补；或就着零食扯闲篇；或独酌独饮一解乡愁……

　　随着战线不断的延伸，战场不断的转换，战果不断的扩大，货郎帮挑篓里和小车里的品种供应也日渐丰富。具有地方特色的食品，如新疆烤馕、烤包子、烤肉串、拉条子和各种便于携行的肉干，奶品，甚至还有大盘鸡和新疆拉面，也都成了最畅销的“上市新品”。每日晚间，“流动超市”刚刚在大营里展开，四围立刻就会挤满了征伐一天的将士们，在举杯邀月，大快朵颐的过程中了完成积攒了一天的情感宣泄。

　　不难想见，围绕着安文忠为首的津门货郎帮开办的一个个大营“超市”，将士们此时此刻举手投足之间表露出来的每一个行为动作，都是在庆幸自己闯过了今天的鬼门关，也为明天抑或战死沙场做好了充分的心理铺垫。

　　偶尔，货郎帮未能赶到，流动的“晚间超市”临时“休市”，大营里就是死一般的沉寂。郁闷的将士们在营帐里辗转反侧，几乎都在琢磨，今儿个是咋啦？货郎帮咋没过来？这个“超市”咋说关就关了？没有了这些货郎帮，大营里还真是不热闹了；没了这个小小的超市，明天上战场还真是有点影响情绪了。安文忠的货郎帮们，在赶大营的艰程中，与左宗棠的将士们休戚与共，生死相依，已经成为了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家乡亲人！

　　光绪三年（1876年）12月7日，左宗棠大军的前敌总指挥刘锦棠率部奇袭喀什葛尔（今喀什）的最后关头，安文忠带着津门货郎帮的弟兄们，一挑两发后膛式克虏伯大口径火炮的重型炮弹，直接前送到了清军炮兵阵地。战后，刘锦棠亲自设宴款待安文忠们。刘锦棠说，此战之胜，津门货工居功至伟！

　　光绪二年（1876年）1月2日，西征大军以收复和阗（今和田）为标志，宣告了阿古柏的所谓哲德沙尔汗国彻底覆灭。光绪七年（1881年），左宗棠大军压境伊犁，逼迫沙俄签下《伊犁条约》，沙俄退出伊犁。至此，新疆全域终于重新回到了大清国的怀抱。

　　在收复新疆的征战岁月里，安文忠的津门货郎帮们，挑着货篓、推着小车、赶着骡马大车，牵着高高的骆驼，一路顶着滚滚狼烟赶着大营，亲历了收复迪化、玛纳斯的北疆之战和收复东四城、西四城的南疆之战；亲眼见证了左宗棠大军连克新疆南北两个战略方向十六座城池和七十八场大小仗的浴血拼杀。津门货郎帮们在全力保障了西征大军生活之需的征战中，亦也献出了近万人的血肉之躯。

　　在西出阳关的漫漫古道上，至今还留存着上千座津门货郎的坟茔。一百多年过去了，那些跟随着左宗棠大军西征途中客死他乡的货郎们，一定都还静静地等待着或许有那么一天，能够回到千山万水之外的津门故里杨柳青，与亲人们再见上一面，说说百年的相思之苦。唉，这个期盼不过分。只是“绝域阳关道，胡沙与塞尘，三春时有雁，万里少行人”。新疆，那个地方太遥远了……

　　五、津门货郎帮创下了“百业进疆”的商业奇迹

　　左宗棠不愧是一位颇具战略眼光和雄才大略的政治军事大家。早在清廷尚未最后定下收复新疆的决心之前，左宗棠对平复新疆之后的治疆方略，就有了通盘的战略考虑。左宗棠认为，收复新疆难，保住新疆更难。为了彻底断了沙俄帝国和周边小番对新疆这块膏腴之地虎视眈眈的念想，不仅要在新疆屯兵，还要在新疆屯田。如此，方能在远离大清腹地的遥远边地，打造出一个长治久安的新疆。

　　西征前，左宗棠推出“汰者归田”的新政，将裁汰下来的兵勇冗杂，转为农垦劳力，将之前的“寓兵于农”“即兵即农”的状况改为“分兵农为二”。并在甘肃陇西、渭源一带“勒其耕垦”，用专业化的生产力量产生的物质基础，支撑专业化的作战力量戍边固防。

　　术业有专工。从西征大军入疆的那一刻起，每夺取一地，左宗棠就留下一批专业的农工，实施屯田。当新疆全境全部收复时，左宗棠的专业农工就已经开发出了近二十万晌的农田，并在一路的征战拼杀中栽下了二十六万棵沙漠旱柳。左宗棠麾下的大将杨昌濬曾留下了“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的传世名句。

　　其实，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卫星定位测绘技术，杨昌濬说得太不准确了。今天，我们用现代科技手段实施卫星监控扫描时才发现，左宗棠大军的征战路程岂止是“三千里”？左宗棠指挥西征大军从肃州起步，纵横驰骋南北疆，荡平全域十六城，那是真真的“八千里路云和月”，而且只多不少！而驻兵屯田的战略之举，更是最终夯实了在那遥远的地方，一百五十年的时光再也不曾丢掉寸方国土的不朽基石！

　　更令后世铭记的是，公元1949年10月10日，新中国刚刚成立的第十天，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十万大军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王震的率领下，也是从酒泉（就是当年的肃州）出发，昼夜兼程剑指迪化（乌鲁木齐）。新疆和平解放后，王震将军也是立即“分兵农为二”，将大部分作战兵力改编为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在“屯垦戍边”中，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王震将军说，这是用左宗棠的“老药方”，来办新中国的新事情。就凭这，两位同是功勋彪炳的封疆大吏，此刻已经跨越了近八十年的时空，都在为新疆的版图永不再失，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从光绪三年（1877年）开始，左宗棠鉴于“边疆以靖”，战后的西部边陲荒芜凋敝、百业待兴，即在陕甘（辖新疆）筹设织呢总局，倡导凿井兴田，恢复农牧，安规流民，发展经济。以安文忠为代表的津门货郎帮，就在这个历史转型的关键时刻，没有揣着已经盆满钵满的大把银子打道回府，到杨柳青去过有钱人家的日子。他们用赶大营中积累起来的资本力量，用他们的坚忍不拔，用他们骨子里独有的商业基因，继续在新疆奋力打拼，书写创造了一段更加惊世骇俗的商业传奇。

　　战后的迪化，地旷人稀，地多无主。安文忠首先在迪化“大十字路”以东，用草泥搭建了简易房屋，结束了常年随军赶大营的历史，并和李汉臣、杨润堂、杨春华、郑自澄等几位杨柳青的老乡，改游商为坐商，沿街摆摊贩售，在新疆开创了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城市路边地摊经济”模式。

　　安文忠们，就地贩售本地土特产，以及从伊犁流入的洋蜡、煤油、纱布、方糖、小五金等各类边贸货物；也从四川、湖南等内地的行商手中收购大量的茶叶、绸布这些新疆市场的“钢需物品”。同时，这些曾经的杨柳青的货郎们，还经常性的轮流挑着货篓，到妖魔山一带的西征兵营里赶大营，为早就结下沙场生死情谊的大营将士们捎带去所需的杂品。

　　此时的新疆虽然刚刚平定，但左宗棠大军依然保持着临战状态，街面上还没有出现敢于欺行霸市的地痞流氓黑社会，社会秩序井然，营商环境良好。安文忠和他的几位从杨柳青共同出道的货郎帮的弟兄，用他们与生俱来的商业敏锐，紧紧抓住了这个难得的历史际遇，确立了共同筹划，共同集资，共同进货，共同贩售，按股分红的“津商帮规”，不长的时间就把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在迪化乃至全疆玩出了大阵势。

　　杨柳青的货郎帮们，陆陆续续在大十字街占地建房。并渐次向东西南北四条大路扩展，这就是一百多年之后我们看到的今天的乌鲁木齐最为重要的城市大十字商圈的早期雏形。

　　光绪八年（1882年），安文忠再次衣锦还乡。这一回，刚好进入而立之年的安文忠遵照父母大人的媒妁之言完成大婚。婚后没几天，安文忠就带着雇来的上百辆大车，满载着用两千两白银置办的货物急急回赶。杨柳青的百姓奔走相告，一呼百应地聚拢了三千之众，赶紧跟随着“新郎官”安文忠，一路奔了“能发大财的好地方”——新疆。

　　西行之路，狼烟早已散尽，九千里地的跋涉却是一寸不少。安文忠一个新婚之旅，就从杨柳青带来了上百辆大车的货物和足足“一个加强团的兵力”！迪化各界一片哗然，安文忠的津门货郎帮在新疆的威势又上一层楼！

　　光绪十年（1884年），新疆首建行省，设迪化为省会。此时，进入迪化的杨柳青商户已达五百多户，杨柳青人已达数万之众。围绕在大十字街初步形成了津、燕、晋、鄂、湘、豫、秦、陇“八帮商户圈”，这八帮商户，实力最为雄厚的是以安文忠为代表的津、燕商帮，其余的六个商帮皆是由左宗棠西征大军的“退役军人”组成，营商门道和资本实力尚待后发。

　　迪化大十字街八帮商户的横空出世，立即对大清国腹地的经济物流产生成了巨大的辐射效应。不长时间，迪化这个曾经的丝绸之路中的重要边陲驿站，开始迎来了逝去数百年的繁华盛景。驼铃声声悦耳，马帮接踵而至，大批的内地人流携百业进疆，新疆这个西部边地亦很快开始走向了经济复苏。

　　仅仅一年多的时间，在迪化大十字街极其周边街区的道路两侧，就挤满了各类商业门店。津门商帮的同盛和、大兴泰、永昌泰等字号，均是从天津引进的驻疆分店，店员也多从津门杨柳青招募。其中，安文忠注册的资本最多，在大十字街的商业份额也是最大。几年的工夫，几家津门分号又开到了额敏、塔城、阿山等地。滚滚而来的财源让安文忠和津门商帮积蓄了雄厚的资本，安文忠亦也因此成为了实至名归的津商巨贾。

　　津门商帮经营以京广杂货为主，主要有各种布料、棉料、绸缎、呢绒、茶叶、化妆品、服装、鞋帽、文具、龙眼、白砂糖等。还有各种茶叶、新疆杂货和干果、甜杏、索索葡萄、孜然等食品，品种繁多，不胜枚举。

　　大十字街区，还开设了金银饰品专营商店、饮食业、加工业、医药业、金融业等各类商铺，几乎每天都是人头攒动，生意爆棚。其中，多数来到大十字街跑生意的商贩，交易结束，必定要到餐饮街区的店铺，尝尝天津狗不理的包子、耳朵眼炸年糕和十八街的大麻花。不经意间，不仅为津门小吃撑了不小的场子，更为津门商帮争出了“新疆第一商”的历史品牌。

　　连续多年的百业进疆引来了连续多年的百艺进疆。随着以津门为主的各类业态在新疆的落地生根，津门的各类艺技也呼啦啦的涌了进进来。包括：天津年画、风筝、剪纸、春联、珠算、烹调、社火（包括灯笼、武术、秧歌、音乐会）、水会、花轿、扎彩、建筑（京式楼阁、四合院、庙宇、雕刻、彩绘）、造纸、纺织、供电、电影、金银工艺、海味、京货、天津风味小吃、蔬菜种植、古医、游艺（抖空竹、踢毽子、）等等。短短几年的时间，新疆各地集市的货品丰富了，餐桌的食品丰富了，文化娱乐的内容丰富了，各族百姓家里的日子也好过了许多。

　　百艺进疆，把内地的经济文化与西北边地的经济文化紧紧地连接在了一起，大大促进了东部内地与西北边地经济发展的融合，思想文化的融合，也为满汉蒙回维等各民族在华夏大一统的认知下聚力同心打造起了一个根深叶茂的环境平台。

　　清廷刚刚恢复伊犁主权，伊犁府将军长庚立即请来了安文忠，委以伊犁官钱局总办重任，负责整治当地金融货币市场的乱象。安文忠凭着多年的营商过程中与人与物与钱打交道的厚重积淀，连出杀招，很快理顺了伊犁的金融市场，并在伊犁建立了独资的天津文丰泰商号伊犁分号，与天津故里建立了金融业务和商贸往来，进一步拓展了安文忠的万里营商之路。

　　在伊犁，安文忠再一次显示了他那与众不同的营商本领，开辟了新的商机。安文忠在伊犁的文丰泰分号，做起了大宗的进出口贸易生意。安文忠的座右铭是“进口不进一两毒品，出口不出一件国宝”。安文忠生意做得好，人做得更好，生财走大道，不发大财老天爷都不会答应。

　　宣统元年（1909年），内地的反清运动风起云涌，大清王朝一片风雨飘摇。从1874年跟随左宗棠西征大军赶大营至今已经整整三十五个年头的安文忠，已近花甲之年，太累了，也想家了。安文忠遂把新疆的产业交给了弟弟安文玺，自己则携家眷返回了津门故里杨柳青。

　　在天津，安文忠和天津金融界巨头郭巨卿、金品三、张云峰等人合资成立了洽源银号。这个在民国政府农工商部注册的私家银号，管理正规，放款严格，存款不担风险，社会信誉甚佳，很快就获得了天津金融界“铁桶银号”的美誉。这也是晚年的安文忠，对津门故里的最后一份贡献。

　　1941年5月14日，赶大营的开创者，新疆津帮的领军人物安文忠在天津寓所病逝，享年90岁。出殡当日，津门万人空巷，各界十多万人赶来，为从津门故里杨柳青走出来的小货郎大英雄，近代中国的一代商业传奇安文忠送上了最后一程。

　　世事沧桑，斗转星移。随着安文忠离世后八十多年的历史巨变，今天的中国，人们都还知道左宗棠收复新疆的悲壮历史，却已经鲜有人提及安文忠和津门货郎帮赶大营的那段同样值得我们大书特书的不朽历史。好像一切已经十分的遥远，又那样十分的陌生。

　　但是，今天已经遍布新疆各地百万之众的津门杨柳青的后裔，还有那些已经传世百年的津门老字号商铺，以及在天津，在杨柳青，安文忠和他的津门货郎帮们俯拾皆是的历史遗存和民间的“口述历史”，却依旧明白无误地告诉今天的我们，安文忠和津门货郎帮也曾创造过一段传奇的历史辉煌。这段传奇的历辉煌史，和左宗棠收复新疆的悲壮历史同样永垂不朽，值得我们后世永远的祭祀与缅怀。

　　二O二三年九月二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