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是当下的流行新语，可半个多世纪以前空24师70团的飞行员胡寿根就做到了。当年驾驶最大时速1600多千米的歼－6丙对抗国民党空军最大时速2400多千米的F－104G，是件天大的难事。这么大的速度差，从后面咬尾，追不上。对头攻击？敌机携带“响尾蛇”［1］导弹，不好打。

　　我英雄空军面对强敌，摸索研究了一套针对F－104G实施大角度、斜对头、提前开火、拦阻射击的打法。胡寿根接敌的刹那间，在距敌900～800米处仅1.1秒的时间，用最远射程1500米的三门30口径火炮发射48发炮弹，将敌机击落。真乃“传奇英雄”。

　　2018年4月底，我经朋友介绍来到江西省南昌市近郊拜访胡寿根老英雄。已经86岁的老人依然精神矍铄，思维敏捷，目光如炬，有一股心强体强，无事不可为的大丈夫气概。

　　他1932年1月出生在江西南昌，1951年抗美援朝时入伍，在四野43军127师381团任通讯员、警卫员。1953年11月选调空军第一预科总队学习，1954年春至1957年在空军第三航校学习飞行。毕业后在空军24师，历任飞行员、中队长、大队长、飞行团副政委、师副参谋长、军参谋长助理等职。

　　说起1967年1月13日的战斗，老英雄记忆犹新。他说：那天上午9时多，我和僚机陈国良起飞了一次。敌方雷达发现我们在战区上空待命行动，这迫使敌机只好在领海线外侧上空飞行，并无挑衅行为，我们视情收戈返航。落地后，地勤同志很快做好了再次升空的准备。当时分析这可能是敌人一次佯动，预料敌机还会出动。午饭后不久，大约12时40分，我驻闽空8军指挥所获悉国民党空军1架RF－104侦察机在4架F－104G战斗机掩护下，要来侦察福建沿海重要军事目标。

　　12时53分，我预警雷达发现台中清泉岗机场西40公里有4架F－104G在中高空向厦门方向作曲线飞行。据经验判断，这是敌侦察机出动的征候，敌机有意分散我方的视线。地面指挥所徐登昆军长胸有成竹地注视着敌情动态。果然，12时56分，我预警雷达发现RF－104侦察机从桃园机场起飞，高度200米低空隐蔽出航，沿着台湾西海岸向南飞行，经过马公岛右转飞向厦门。该机接近我大陆时突然打开加力超音速爬高。我们掌握了敌机的规律，就要“未见兔子先撒鹰”。

　　进入一等的警铃响起，我们迅速进入座舱；紧接着两发绿色信号弹升空，4架战机发动机轰鸣声大作。不巧的是1号机开车动作过快，因发动机温度过高导致停车，临时改换3号机顶替1号机起飞。因为3号机挂有霹雳－2导弹，我只好跳下3号机，跑上备份机，幸好机械师刘树立很机灵，迅速把备份飞机发动好了。等我进入座舱，马上协助我穿伞、系安全带、接抗荷衣等，争分夺秒，尽快使我升空作战。可还是晚了，失去了最佳拦截时机。

　　我们到达战区，RF－104侦察机已窜入厦门上空照相完毕，正做右转弯退出返回。加上阳光对我们不利，我们发现得晚，敌侦察机与我们交叉而过。这时指挥所令我们继续右转弯切半径拦截。改平后，我们落后4公里，航向90°，在RF－104G侦察机尾后跟踪追击足有两分钟。下面都是云海，看不见海岸线。当时我们4机是疏开队形，长僚机的间距都在2公里以上，双机组之间的间隔更大一些，4号机正面有8～9公里宽。敌掩护机群见我机群在拉烟层里活动，觉得有机可乘，想捞一把。他们凭借F－104G速度快的优势，窜入内陆上空绕到我机尾后偷袭。敌人不敢从我机群中间插入偷袭，而是分两路对我机群采取夹击。敌1、2号机从我左边进攻，敌3、4号机从我右边切半径迅速逼近，实施偷袭。

　　我雷达早已发现。指挥员当机立断改打掩护机，练了多年的反扣急转弯打斜对头的战术终于派上了用场。到距敌30～20公里处，指挥员命令：“右转弯，动作快！打对头！”我严密搜索目标，发现F－104G在我右后方8～9公里处，航向稍向内交叉。我操纵飞机以超音速冲上去，抢占有利位置，紧紧抓住敌3号机不放。我左手迅速打开机炮保险盖，右手操纵飞机做概略瞄准，取好了前置位置，这时进入角迅速由大缩小80°－75°，距离越来越近；到3～2公里时，敌3号机分队长杨敬宗傻眼了，不知所措。想逃是来不及了，我两眼盯住他不放，同时修正瞄准点，目测距敌800米左右，我猛按炮钮，提前开火，拦阻射击三炮齐鸣，发射了48发炮弹。F－104G钻进我的火力网，从我机头前方不到100米交叉而过，翻了个肚皮朝天，呈现倒飞状态，拖着浓浓的黑烟栽入云中。我的僚机陈国良、叶木佑在不同的方位发现敌机，立即英勇反击。敌机见势不妙，纷纷逃命。

　　这时，我拉杆退出俯冲，由于重力加速度，飞机已超过极限速度，舵面震动得厉害，驾驶杆特别沉。我迅速收回油门杆，关闭加力，放下减速板，双手紧抱驾驶杆将战机拉了起来。因为负荷过大，短时间我发生“黑视”，什么也看不见了，但是脑子里很清楚。恢复视觉后，我把飞机改平，盘旋一圈，一是继续寻找战机，二是观察自己有没有违反不出海的规定。

　　那天，我们还起飞了第二批4架歼－6战机：1号机赵云清、2号机黄谱根、3号机杨崇义、4号机段树恩。友邻部队也同时起飞了多批多架次战机。本着有仗则打，无仗则训的原则，闽南沿海上空密密麻麻一片米格战机。台湾雷达发现后，国民党空军“战官”拼命呼叫返航，但敌3号机没有回答；4号僚机石贝波替长机杨敬宗回答“他回老家了”。后来得知他们逃回台湾途中十分紧张，有的甚至飞过了清泉岗机场。

　　战后，我们播放了情报部门“侦听台”收录的录音记录。空战开始前，对方飞行员用暗语联络，后来改用明语；其中听到“哎呀”一声，然后连续发出“咕嘟－咕嘟”几声喘气尾音声，就再没有声音了。

　　被击落的杨敬宗的遗体散落在崇武西南、晋江东北海域之间，距海岸线大约20公里左右。战后次日空8军请当地渔民打捞出部分残骸：F－104G的座椅、半个残翼、杨敬宗的尸体衣袋里一副水晶眼镜和降落伞等。杨的整个左臂和头部都没有了，这说明他在座舱里就被击中身亡。

　　这场空战的地面指挥是徐登昆军长。徐登昆1924年11月生，1938年5月入伍，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他参加了鞍山、白彦、泰西接山、鲁南反“扫荡”、沂蒙反“扫荡”、鲁南反顽伪军等战役战斗。解放战争时期，他历任区队长、飞行员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中队长、大队长、副团长、团长、副师长、师长、副军长、军长、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司令员等职。2016年9月21日，正兵团职离休干部、原兰州军区空军司令员徐登昆同志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2岁。）

　　台湾如是说

　　“‘1·13’空战中击落共军2架，国军在空战中全胜！只是有一架在回航的时候失事。”

　　胡老英雄给了我一份复印的台湾报纸，可惜没有报头、日期和署名；时间大约是1992年。上面有“1·13”空战的旁观者、新飞行员撰写的文章《海峡上空最后一场空战》，阅后我觉得还有些意思，便做了一些摘录：

　　前几天在《世界日报》上看到一篇关于F－104G的文章，不禁让我想起了当年在清泉岗上那段难忘的日子，更使我想起了F－104G在服役期间所参与的一场空战，那也是海峡上空的最后一场空战……我当时是8中队的中尉飞行员，刚到部队不久，还没有完成战备科目，所以还没有执行过巡逻或警戒的作战任务。

　　那场发生在民国五十六年（1967年）1月13日午间的空战，据当时官方报道是我机在例行巡逻时与米格机遭遇后所发生的一场空战，其实与事实大有出入。不但那不是一场单纯的遭遇战，就当时所公布的战果：二比零，也是经过刻意修饰；因为当天笔者的分队长杨敬宗少校即在空战结束后于返航时失踪。他殉国的事情在当时因为决策当局有某方面的顾虑，所以没有对外宣布……

　　当天在警戒室，担任一线警戒的是辅导长萧亚民中校、分队长杨敏宗少校、两个队员胡世霖上尉及石贝波上尉。我因为有一些事情要和石贝波商量，所以也到警戒室里去……有一件事却是我一直没忘记的，那就是石贝波当天早上老抱怨他的右眼皮一直在跳动，加上当天是13号星期五，所以他一直在嘀咕，大家还拿着这个话题开了他不少玩笑。

　　中午刚吃完午饭，十二点四十分左右，电话响了，听到战管很急地说：“紧急起飞！四机！”……三分钟内，四架飞机都已带着后燃器的熊熊火焰冲进了云幕低沉的天空。当时，我心中直觉的认为这一次任务机群一定会和敌机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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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基地里于下午一点十分左右得到击落敌机的消息，马上整个基地就像过年似地热闹起来，大家都往警戒室旁的停机坪集中起来欢迎英雄们凯旋。一点二十左右萧中校的飞机首先落地，胡世霖及石贝波也紧跟着着陆来。我心中激动与兴奋的心情突然间沉了下来，怎么回来三架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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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位英雄下飞机以后，在停机坪和欢迎的人们照了几张相片，他们就被作战组接走作任务归询了。两点半多的时候一架由台北专机中队来的C－47又把他们几个人接到台北空军总司令部去作战报。

　　当天晚上的新闻报告，我方四架战斗机击落两架米格十九后全胜而归的消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当新闻报出参战飞行员名字时，除了萧、胡、石三个人之外，不但没有提到杨分队长，反而加了一名我从来没听过的名字——宋俊华中校。一同看电视的关永华看到我一脸狐疑的表情后告诉我宋中校是十二中队的侦察机飞行员……

　　杨分队长的家住在台北，太太在美军顾问团工作。看到新闻后，她就由台北打电话来要找杨分队长，当时队上还没有决定该如何将这个消息告诉她，所以只得先告诉她，杨分队长落台南了，要过一两天才能回来……

　　第二天杨太太又打来电话找杨分队长，只是这回她人已经到了清泉岗基地的大门口了。祖中队长赶紧派人将她接进来，然后由大队长亲自将杨分队长失踪的消息告诉她。杨太太悲痛万分，痛哭失声之余却问出了一个关键问题，既然杨分队长是参加空战而为国捐躯，为什么不公开表扬，反而像隐藏家丑似地不予公布呢？她想知道杨分队长到底是在什么情况下“殉国”的……大队里没有人能给她一个满意的回答。杨太太一时气急，乃扬言要开记者会，而且是开外籍记者会。

　　这事闹大了，很快传到空军总司令徐焕昇（徐焕升）那里。总司令吩咐祖中队长第二天陪杨太太一同到台北济南路总司令部宾馆见面。

　　见面后徐总司令当场播放一卷由CRC送来的录音带，录音带上清楚地播出当天空战中通讯的实况。大家可以听见石贝波击落米格机时兴奋的声音，然后大家又听见了战管呼叫大家返航的声音；那时杨分队长还很轻松镇定地回话，几分钟之后，在一点零九分的时刻，突然间听见杨分队长叫了一声“哎呀！”之后就失去联络了。

　　徐总司令告诉杨太太由那卷录音带的通话记录判断，在回程的路上也许杨分队长突然被敌机突袭，但这种可能性不大，因为战管的雷达上并没有敌机在附近的记录，或者敌人的地对空飞弹在那时将杨分队长击中，这有可能；最后一种可能就是杨分队长在云中飞行产生错觉，飞机进入不当动作，然后改正不及而坠海。至于未公开表扬杨分队长一事，徐总司令表示“国家”正在从事反攻复国的准备，为了要增加“国人”的信心和军人的士气，最好不要宣布任何负面的消息，希望杨太太以大局为重，不要做出有伤“国家”体面的事；而“国家”也会尽量地多给予抚恤以照顾杨分队长的妻小。

　　面对这样的强势，一个失去丈夫的弱女子还能怎样呢？

　　我方参战4机的飞行员都活得好好的。带队长机乔田福转业到山东德州印刷厂副厂长，早已退休。2号机叶木佑后转业到江西南昌粮油公司任副经理，也已退休。3号机胡寿根就在我眼前，4号机陈国良原任空6军副参谋长，后退休在河北唐山市。

　　国民党空军从上到下多数人都认为武器装备是克敌制胜的法宝，他们靠武器壮胆。真应了那句“打死也不相信”歼－6可以击落F－104G，而且还“嘴硬”死死咬住“2比零”不松口，对于杨敬宗的死，归咎于机械故障、操纵失误，甚至是被自己人发射的导弹误击，也不愿意承认失败的事实。既然编造了一个谎言，就需要继续编造一系列的谎言来圆这个“瞎话”。

　　假的永远真不了。2001年6月20日，香港《大公报》发表了希阳、晓蓬撰写的《胜利属于正义之师——访中国空军一等功臣、空战英雄胡寿根》的文章，全面回顾了“1·13”空战的真相，称赞“光辉战例传佳话”“以劣优胜是法宝”。胡寿根说：我们从来不是靠装备打赢战争的，第一，我们有不怕死的精神力量，有敢打必胜的信心，压倒敌人的气势。第二，我所在的部队从1958年开始，从师长、团长到每一个飞行员，都把苦练战法作为夺取空战胜利的硬功夫，重点是演练在我机速度远不如敌机速度的情况下仗怎么打。摸索总结出负速拦截及“打对头”的技术、战术，取得了出奇制胜的效果。第三，要有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随机应变，变被动为主动，消灭敌人。总之，剑不如人剑术要高于人。

　　胡老英雄表示：说到底，我们还是靠着毛泽东思想才能打胜仗。

　　许多台湾人也质疑此事。事隔35年后的2002年，台湾一位习教授来京办事后，专程到南昌拜会胡寿根。胡老英雄向他讲述了战斗经过，并给他看了空战射击照片、F－104G的残骸散落情况，以及我情报部门“侦听台”收录的录音记录等。习教授频频点头，无可否认F－104G被击落的事实，并对英雄表示深深的敬意。

　　自台海空战以来，国民党空军编造谎言，隐瞒真相，欺上瞒下，夸大战绩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一直坚持到了最后一战，也算是“一以贯之，善始善终”的老传统了。这样的军队能打胜仗，连鬼都不信。只可惜这支在抗日空战中曾有过光荣的空军衰败得这么惨，虽有美国大佬撑腰，给最先进的战机，帮他们训练，可一遇到人民空军，高下立见。

　　1986年7月，胡寿根转业到江西省政府办公厅任纪检组长。1989年调任省教委副主任，1993年退休。曾受聘于南昌理工学院（原江西航天科技职业学院）高级顾问。他热心教育事业，喜欢结交青年学生，有不少忘年交朋友常来看望他，请教和讨论人生。胡老英雄以他的经历和人生感悟与年轻人交流，并写了近两百首人生感悟的五言诗，胡老自称“顺口溜”。有些已毕业多年的学生还会与胡老联系，他们觉得听胡老一席话，很是受益。

　　注：［1］“响尾蛇”空空导弹长2.87米，弹径0.127米，射程18.53千米，最大飞行速度每秒850米。对不同型号全弹品质差别很大，B型最小，为75千克；D型最大为89千克。美国“响尾蛇”系列共有12型，早期的“响尾蛇”性能低下，越南战争中发射100枚，只命中10枚；有一次还敌我不分地打下了美军自己的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