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可力老爷子是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副主席乌兰夫的次子，蒙古族，1933年出生，中共党员，中国航天领域里著名的技术专家。老爷子整整九十高龄了，每天半个小时的户外活动和每餐些许白酒的加持，不仅把身体锻炼调理得倍儿棒，鹤发童颜，精神矍铄，而且记忆更是超好。

　　我做为乌老的望年之交，在与之多年近距离的交往过程中，经常于不经意间地听到老爷子断断续续地讲述了自己曾经的一些人生过往。细细品味起来，每一次的讲述，都是一段精彩的世间传奇。遂坐在电脑前，把老爷子的这些记忆碎片转换成可读的文字故事与大家分享，也算是为命运多舛的老爷子九十岁的人生送上一份寿礼，留住一份永存的念想。

　　碎片之一：四马一驴上延安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祖国内蒙古边地，阴霾笼罩四野。从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开始，中国共产党北方区负责人李大钊亲自为内蒙古热河、察哈尔、绥远等地培养出来的共产党的主要负责人，皆被盘踞在中国北方的直系、皖系和奉系的大军阀们联手团灭，内蒙古地区早期的党组织损失殆尽。李大钊亲自培养发展的共产党员云泽，也就是乌可力老爷子的父亲乌兰夫，此刻正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深造，因此躲过一劫。

　　1929年6月，中共驻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瞿秋白亲自与乌兰夫谈话，令其结束学业，尽快返回内蒙古家乡展开恢复党组织的工作。乌兰夫假道乌兰巴托，在自己的老家土默特旗首先落脚。茫茫暗夜中，乌兰夫、佛鼎、奎壁、云润和李森组成的中国共产党西蒙地区工作委员会，开始了不朽的艰难跋涉。

　　1930年底，已经接替佛鼎担任了中共西蒙工委书记的乌兰夫，抓住国民党军阀蒋冯阎中原大战而无暇北顾的短暂时机，在西蒙地区发动底层蒙民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对根据蒙民家中的锅灶数额征收所谓“锅厘税”的抗争，不仅取得了完胜，还顺势恢复发展了党的地下基层组织，壮大了党的力量。

　　1933年5月，长城抗战失败，日军占领了热河和察哈尔大部分地区。蜗居在锡林郭勒盟自称是成吉思汗的第29世孙的德穆楚克栋鲁普王爷，在百灵庙搞了个“蒙古地方政务委员会”。德王企图打着“高度自治”名义，在日本人的庇护下，准备建立一个所谓的“蒙古军政府”，最终实现脱离中国版图的目的。

　　为了制止德王的阴谋，从1935年开始，乌兰夫以绥远教育界推介代表和傅作义外聘俄文翻译的身份，两次亲赴百灵庙与德王进行了面对面的交锋，劝其以民族大义为重，不要把内蒙古变成第二个“满洲国”。努力无果，乌兰夫遂于1936年2月21日，领导云继先、朱实夫等人策划发动了著名的“百灵庙暴动”，把德王蒙政会1200余人的保安队变成了一支由共产党领导控制的抗日民族武装。

　　同年11月24日，这支武装力量又在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的作战编成内，参加了“史迹昭垂，万事不磨”的百灵庙大战，痛击了日军和德王所谓的“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的“蒙古军”，不仅取得了中国长城抗战以来对日作战的首胜，极大地振奋了全民族的抗战信心，十八天之后，还直接诱发了“西安事变”，推动实现了国共两党的再度合作，开创了全民族抗战的新局面。

　　之后，中共地下党员白海风，以曾经是黄埔军校学生的身份，找到他的老师，时任国民党政府军政部长的何应钦，几经努力，为这支特殊的蒙古族抗日武装力量要来了“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三师”的正式编制，驻守在鄂尔多斯的察克图镇，白海风担任师长，乌兰夫担任了该师中共地下党委书记，公开的身份是新三师政训处代理主任。自此，“新三师”在内蒙古西部地区频频打击日寇和蒙奸的同时，还坚决防止了日军南渡黄河，从翼侧保卫了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安全。

　　仅仅六年的时间，乌兰夫就在内蒙古地区打出了一片新天地，手握枪杆子，搅得日寇和德王蒙奸政府惶恐不安。从1937年开始，乌兰夫的老家土默特旗塔布赛村屡屡遭受日寇和德王蒙奸政府的眷顾，以活捉乌兰夫为快。乌兰夫先是把大女儿云曙碧和大儿子云曙光（布赫）送到了延安，又于1940年9月，将妻子云亭和七岁的次子乌斌（乌可力）、六岁的小儿子乌杰接到了新三师的驻地察克图。乌可力老爷子回忆说，那一段时间，他穿着国民革命军的军装，在新三师的子弟学校里读书识字，总算度过了几个月的无忧时光。

　　可惜好景不长。1941年1月，以皖南事变为触发点，国民党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2月16日，国民党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胡宗南密电该战区所属的新三师师长白海风，称：委座电喻，即刻就地枪决共党分子云时雨（乌兰夫），执行情况速报！情况紧急，白海风师长请乌兰夫看完这份“索命电报”后，迅速掩护乌兰夫向延安撤退。乌可力老爷子说，就这么着，父亲乌兰夫带着母亲云亭，我和弟弟乌杰，还有警卫员巴特尔叔叔，一行五人于当天深夜悄然离开察克图，一路奔向延安。几十年后，一些回忆文章里说乌兰夫一家人是“五马奋蹄上延安”。乌可力老爷子苦笑着说，那是一个“美丽的文学描述”。察克图直线距离延安不到800里的路程，加上各种路况系数最多也超不过900里地。我们今天开着汽车在高速公路行驶，六个小时即可抵达。但是父亲带着我们却走了整整三个月！走得如此之慢的原因是一家五口人里，六岁的弟弟乌杰太小，只能把他绑在了一头性情温顺的口外小毛驴的背上，四马一驴的编队，行进速度当然就慢得太多了。

　　为了防止国民党第八战区派特务追杀，父亲带着我们一路上夜行晓宿，每天走不了几里路。三月中旬，当四马一驴行进到伊克昭盟兰家良黄河渡口北岸，刚刚登上摆渡的大船，胡宗南派来的国民党第八战区缉拿乌兰夫的追兵就杀了过来，并且架起机关枪大喊着让摆度船工立即返回。追兵见摆渡船工继续南行，开始实施拦阻射击。突然，河对面也响起了更加密集的枪声，瞬间就把国民党追兵的火力压了下去。

　　原来，是八路军第120师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奉延安电令在此迎候。乌兰夫和甘泗淇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老同学、好朋友。甘泗淇在黄河南岸上的一家面铺里请乌兰夫一家吃了一顿羊肉炖面条。甘泗淇说，云泽兄，我在这里等了你快半个月了，你们怎么今天才到？乌兰夫把一路上夜行晓宿躲避追杀的情况告诉了甘泗淇，然后说到，下一步我们可以白天赶路，速度不会慢了。

　　殊不知，四马一驴上延安的速度还是快不起来。四匹蒙古马每天走个四五十里路轻轻松松，但是那只口外小毛驴最多就走个十来里地。而且是磨磨蹭蹭，到了下午多一步都不肯走了。警卫员巴特尔从前面拉，小毛驴就向后面拽；巴特尔拿着鞭子从后面赶，小毛驴就拼命尥蹶子。乌兰夫气得说，真是个犟驴子！

　　无奈之下，乌兰夫把乌杰抱在了自己的坐骑上，说，我们走，这头犟驴子爱咋着就咋着吧。乌杰不干，哭着喊着还要骑他的小毛驴。小毛驴好像知道不对劲了，低着头紧紧尾随着四匹马拼命地前追，生怕落下来。就这样，四马一驴互相迁就着缓慢前行，于当年5月20日总算抵达了延安。

　　中央组织部分配乌兰夫到延安民族学院工作后，就把四马一驴交到了民族学院后勤处。后来，在延安的大生产运动中，乌杰的这头小毛驴还立了功。1944年的一天，小毛驴得病死了。乌克兰和乌杰难过了好一阵子，毕竟，四马一驴上延安，800里路的艰程确实不易，一家人和这只口外小毛驴都遭了罪，有感情了。

　　碎片之二：毛泽东“御赐红烧肉”

　　延安民族学院的院长是由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的高岗兼任，父亲是实际主持学院工作的教务长。乌兰夫刚刚到任不久，就赶上了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到民族学院视察工作。

　　乌可力老爷子说，那天，民族学院的工作人员和二百多名蒙古族学员，还有一百多名回、藏、苗、彝、满和朝鲜族等十六个少数民族的学员，都身着民族服装在操场整齐列队。

　　毛主席、朱总司令在高岗院长的陪同下，刚刚走入操场就停住脚步，毛主席看着操场边上的一幅巨型标语念了起来：“成吉思汗的子孙们团结起来，打败日本帝国主义！”

　　毛主席走到操场中央，缓缓说到，民族学院的同志们，两年前，为了不让日寇夺取成吉思汗陵墓的阴谋得逞，中华民族的大英雄成吉思汗的陵榇从内蒙古鄂尔多斯的伊金霍洛西迁甘肃兴隆山。途径延安，我们延安各界两万多人在延安城南举行了盛大的迎灵公祭仪式，并且在南城门上悬挂了这幅大标语。延安，为什么要挂起这么一幅标语呢？这是因为，从中国的千古一帝秦始皇开篇至今，在这两千一百六十二年的时间里，有不下五百个帝王在中华大地登场亮相。但是，同志们可以想一想，除了成吉思汗，在中国的历史上还有哪一位曾经过往的帝王，仍然着有如此巨大的民族凝聚力和感召力，能够让我们同仇敌忾，抵御外侮呢？我说啊，非成吉思汗莫属！

　　在雷鸣般的掌声中，毛主席摆了摆手继续说到，我和总司令看到了延安民族学院也挂出了这幅标语，非常高兴。可以确信，同志们一旦从这里奔赴到中国的民族抗日战场上，根植在你们骨子里的那种不屈的民族精神，一定是所向披靡、战无不胜的！

　　乌可力老爷子回忆说，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视察，让民族学院上下群情振奋，父亲乌兰夫更是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当中，各项工作的开展也特别的顺利，高岗院长多次向毛主席汇报了情况。每一次，毛主席总是对父亲乌兰夫在学院的工作给予了鼓励和肯定。

　　1942年2月，延安整风运动的第二阶段在中央直属单位展开。本来，乌兰夫根据中央的部署与要求，把学院的教学和整风工作抓得很紧，也有效果。但是，随着康生领导的中央社会部整风工作小组的进入，学院的整风工作就变味了。社会部工作小组先是把从国统区和敌占区到延安的一些同志关押起来，进行“甄别”“抢救”。随后，又在乌兰夫为全院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授课现场，当场停止了乌兰夫的工作，令其交代为什么从新三师“擅自出逃”的“严重变节行为”。

　　乌可力老爷子说，那天，父亲乌兰夫坐在家中一言不发，脸色阴沉的可怕。乌兰夫踌躇再三，还是给在张崖村西北局办公地的高岗院长打了个电话。熟料，高岗根本就不知道此事。高岗火冒三丈，电话里大怒，这是哪个狗蛋蛋说的屁话？你乌兰夫要是变节分子，民族学院不就成了叛徒窝子？我高岗岂不就成了叛徒头子？！高岗摔下电话就策马奔向了枣园，找毛主席“告御状”去了。

　　高岗“闯进”毛主席的窑洞，毛主席正准备吃饭。毛主席看着高岗一脸不高兴的样子，说到，高岗同志，你现在是西北局书记，在陕甘宁边区，你可是一言九鼎，你怎么这么一副受了天大委屈的样子？高岗气冲冲的报告了民族学院发生的情况，说到中央社会部的工作组，高岗还拍起来了桌子。毛主席听罢，沉默着没有回应，窑洞里瞬间安静了。这时，警卫员提着饭盒走进窑洞摆好了饭菜。毛主席看到饭桌上的红烧肉忽然笑了，说到，小李，你快把这碗红烧肉送到民族学院的教务长乌兰夫同志的家里。你告诉他，高岗同志也在我这里吃红烧肉呢。

　　毛主席送来的红烧肉摆到了乌兰夫家的餐桌，云曙碧、云曙光、乌斌和乌杰一阵风卷残云，大快朵颐。吃到最后，乌斌还把碗里的肉汤沾着黑馍馍吃了个干干净净。父亲乌兰夫和母亲亭坐在炕边，一劲儿地擦着如注的泪水，默默无语。第二天，高岗院长宣布了毛主席的指示：1、中央社会部工作组立即撤出民族学院；2、乌兰夫同志恢复工作，继续讲授《改造我们的学习》。

　　几十年过去，乌可力老爷子成百上千次地讲述过这段往事。老爷子说，我当时9岁，太小，不明白这碗红烧肉背后还有什么更深的玄机和说道。但是，在从延安过来的众多的红二代当中，能够吃上毛主席“御赐”的红烧肉，我们姐弟四人是仅此一例，独享殊荣！就凭这碗“御赐”红烧肉，谁也别想在我面前耍大牌！毛主席“御赐”的红烧肉，让老爷子念念不忘了整整八十年，也极尽得意了整整八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