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0月19日凌晨2点，我在首都国际机场坐上飞机，开始了孤独的远行。“赫塔菲黑色文学节”是西班牙很有影响的文学节，已经举办17届。今年，主办方邀请中国担任“主宾国”，中国作协就推荐我作嘉宾，因为我的小说《血之罪》和专著《亡者归来——刑事司法十大误区》由西班牙的大众出版社翻译出版了西班牙文本。

　　经过12个小时的航行，飞机于当地时间凌晨6点到达布鲁塞尔机场。办理申报国家的边检入关手续之后，我来到候机厅休息。我曾数次到访比利时。上一次是2018年11月，我来出席“蒙斯黑色文学节”。蒙斯是位于比利时西南部的文化古城，毗邻法国。当地居民的第一语言是法语，因此我的五部法文小说的译者玛丽·克劳德女士也获邀参加。那次比利时之行给我留下了美好的记忆。

　　上午9点半，我再次坐上飞机，于12点到达马德里。在机场出口处，我看见一个男子手举的牌子上有我的名字，就高兴地走过去。他是司机，把我送到赫塔菲市的旅馆。赫塔菲是马德里省的小城市，毗邻马德里市。（我与玛丽在蒙斯合影）

　　从比利时的蒙斯到西班牙赫塔菲，黑色文学似乎很受欧洲人喜爱。诚然，黑色是五彩世界的基础颜色，也可以说是人类生活的基础色调。但我们还是更喜爱阳光灿烂的白天。人们为何喜爱黑色文学？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也是这个文学节要讨论的问题。

　　下午6点，东道主派车来接我。文学节的主会场在赫塔菲市中心的“市集空间”。这是一个由大市场改建的文化馆。在大门口，我见到了文学节“总监”麦卡（Maica）女士和“总务”阿穆德娜（Almudena）小姐。

　　20日早餐时，我见到参加文学节的另外三位中国作家。他们是阿乙、那多和君天，都是颇有名气的职业作家。上午9时，我们乘车来到马德里市区的胡安·马奇基金会博物馆。阿穆德娜与我们相会并作为导游，还有一位华裔女教师担任翻译。这是一座17世纪的建筑，收藏了许多小型但著名的绘画和雕塑作品，包括毕加索的画作。

　　目前，博物馆正举办西班牙著名摄影师维基的摄影作品展。维基的作品都拍摄于20世纪中叶，多以犯罪和灾难为主题。那些黑白照片以夜晚为场景，真实地记录了那些不幸事件以及目击者的反应。因为这些照片以昏暗和灰黑为主调，所以被称为“暗黑摄影作品”，与“暗黑文学”相通。女教师在翻译中使用“暗黑”一词，令我受教，因为我习惯使用“黑色文学”的概念。也许，“暗黑”是更为贴切的翻译。

　　维基的作品有“暗黑三元素”：第一是暗黑的景象，譬如夜晚的街道和昏暗的房间；第二是暗黑的物象，譬如杀人案的尸体、火灾或车祸的现场；第三是暗黑的心象，譬如违法者那羞愧或得意的心态，可能还隐含了摄影师本人的心象。“三象”合体，就构成了冲击视觉和震撼心灵的画面。

　　离开胡安博物馆，阿穆德娜带我们观看马德里的街景。我们走到普拉多大道，沿大街向南走去，观看了西贝莱斯广场和查理广场，以及两旁的古老建筑。天气晴好，在蓝天白云下，这条林荫大道显得格外壮美，与那些暗黑的照片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事有偶合，我那天的着装也是黑色。

　　下午，阿穆德娜带我们参观普拉多国家博物馆。据说，这是西班牙最大的博物馆，收藏了数千件艺术珍品，包括多位绘画大师的杰作。博物馆里游客很多，许多人都在认真观赏画作。我缺少这方面的修养，只能走马观花地浏览艺术瑰宝。然而，一位画家的作品引起了我的关注。

　　戈雅是西班牙绘画大师，而且画风诡异多变。据介绍，他在听力受损之后，画风就开始转向暗黑。从纵情酒色的堕落场面，到战争与饥荒的的灾难场景，再到晦涩难懂的异类主题，他的作品越来越趋向暗黑，也越来越关注自己内心的痛苦。失聪之后，他无法通过声音感知外界，只能用锐利的目光审视人间那浮动跳跃的影像。于是，外我的暗黑与内我的暗黑交融合体，就构成了别具一格的艺术之美。

　　这一天的博物馆之行令我受益匪浅，也算是为黑色文学节的活动拉开了序幕。这是主办方的精心安排吗？我不知道。

　　21日下午5点，我们来到“市集空间”，参加文学节的中国主题活动。文化馆门口摆放了阿乙和我的西班牙文作品。麦卡女士买了一本我的小说《血之罪》，让我给她签名。然后，我和她在广场的舞狮前合影留念。中国驻西班牙大使馆的贺参赞和中国文化中心的杨主任也来到现场。二人还与文学节的主办人员和中国作家合影留念。

　　晚上有两场论坛。第一场的主持人是麦卡总监，嘉宾是四位中国作家。我们分别介绍了创作的经历和特点。我在开场白中说，自己与另外三位作家有一个明显的区别：他们都有笔名，而我没有。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是职业作家，他们的笔都很有名气，而我只是个业余作家，我的笔无有名气。

　　我的职业是法学教师。因为法学太枯燥，我就培养了一些业余爱好，包括唱歌跳舞、打球跑步和文学创作。不过，我写小说还有一段特别的经历，包含了我的爱情故事。

　　我出生在北京，16岁时下乡到黑龙江，在农场工作8年，主要是开拖拉机。因为遭遇人生挫折，我就产生了文学梦，并且用两年多的时间写出一部二十多万字的小说。文革结束后，我返城回到北京，被分配到一家建筑公司当水暖工。虽然我的小说不能发表，但我坚持写作，而且参加了一个文学创作讲习班。然而，我的人生出现了转折。

　　我遇到一个美丽的姑娘，是我们公司的医生。我俩坠入爱河。但是，她的父母坚决反对，认为我配不上她。棒打鸳鸯无果，她的父母就提出一个条件：如果何家弘能考上大学，他们就同意。于是，我为爱情参加高考，而且幸运地考上大学。一年半后，女友成为妻子。今年，我俩庆祝了结婚43周年，是为后话。

　　考上大学后，我随意地选择了法学专业，但是很快就认识到法律之重要，决心为中国的法制建设贡献力量。于是，我放弃文学梦，认真研习法律。获得学士学位之后，我又考取了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开始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任教。后来，我又在美国的西北大学获得了法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我继续在人民大学教书，但是15年前的文学梦突然回到心中。

　　经过认真思考，我开始创作侦探小说。从1994到1998年，我连续创作了5部小说。然后，我就告别了文学创作，因为我必须回归法学专业。那一年，我成为中国第一个犯罪侦查学的博士生导师，我必须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教学科研之中。

　　2023年，我年满70岁，在人民大学荣休。我希望自己的晚年能生活在文学的世界，而不是法学的世界。一般来说，文学的世界是虚构的，但未必都是虚假的；法学的世界是现实的，但未必都是真实的。最为重要的是，文学的世界属于我，可以让我以更加平和的心态走向生命的终点。于是，我又从法学回到文学。

　　我的故事在现场引起很好的反响。后来，麦卡总监对我说，她们很喜欢我的故事。她认为，中国人也很浪漫！

　　第二场论坛的主持人是西班牙作家兼记者玛琳娜（Marina）。我和阿乙留任嘉宾，另外还有一位阿根廷的男作家和一位西班牙的女作家。跟随主持人玛琳娜的提问，我们谈了黑色文学的名称特点和写作技巧，还讨论了作家的社会责任以及人性善恶和自杀等问题。

　　论坛结束之后，我们四人到餐馆吃饭。然后，我们没让阿穆德娜叫出租车，在夜色中走回旅馆。小城的老街，灯光昏暗，给黑色文学节增添了几分神秘的色彩。回到房间，已是午夜。仰望窗外的夜空，我想到了死亡。

　　22日下午，我们乘车来到马德里市区的姆图亚大厦。这是此次文学节的赞助商所在地。主持人是黑色文学节的创始人洛伦佐·席尔瓦。他是西班牙著名的黑色文学作家，其系列小说正在被翻译成中文。他针对每个嘉宾的作品提出问题。在给我提问时，他先读了我的小说《血之罪》中洪律师到法院阅卷的一段描述，然后说，他也当过律师，对中国律师很感兴趣，特别是律师与法官的关系。他还问我为何把主人公设计为律师？

　　我回答说，我在1994年开始文学创作的时候，决定要发挥我的专业特长，写侦探小说，而且主人公要与众不同，既不是私人侦探，也不是警察，而是律师。当时，中国的律师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全国只有三万多名律师。中国的法治进步，需要优秀的律师。因此，我要在小说中塑造一个智慧的律师，一个高尚的律师。当时，中国的刑辩律师办案有“三难”，就是阅卷难，调查难，取证难。我在小说中的那段描述，就展现了洪律师到法院阅卷所遇到的困难。然后，洛伦佐与我们讨论了黑色文学创作中的一些共性问题，例如真实与虚构、作者与受众、罪恶与道德等。

　　23日下午，我们来到马德里中国文化中心，参加“中国特邀作家见面会”，主持人还是玛琳娜。她首先问我们，中国当代文学为何在国际舞台上越发受到瞩目。我回答说，首先，伴随中国的社会发展和国际影响力的提高，世界各国关注中国的人就越来越多。我以自己三十多年前到美国留学和近年来到多国讲学的亲身经历为例，做了说明。其次，中国涌现出一批很有实力的作家，创作出让外国人喜爱的文学作品，例如阿乙的小说。

　　然后，玛琳娜让我们比较中国的小说与日本、韩国的小说。我说，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没有读过日本和韩国的小说。不过，我与日本、韩国进行过法学方面的交流。我曾经在日本的名古屋大学作特任教授，给学生讲授中国的刑事司法。我还到韩国的首尔大学和岭南大学发表演讲，介绍中国的法律制度和法学教育。

　　在过去30年，中国也一直在学习外国的经验，推动中国法律制度的改良。例如，我在2001年就作为中国专家代表团的成员访问欧盟六国，考察学习刑事证据立法的经验。代表团成员包括全国人大法工委、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和司法部的专家，还有几名法律学者。我们访问了英国、西班牙、比利时、法国、德国和卢森堡。当时，中国刑事司法界激烈争论的问题之一是应否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在马德里的一周期间，我们与西班牙的法官、检察官、警官和法学教授进行了交流。西班牙的专家说，在西班牙，犯罪嫌疑人不仅有沉默权，还有说谎权。这就是说，嫌疑人在回答警察讯问时说谎，不承担法律责任，因为说谎是人类自我保护的本能。这个说法让我们非常惊讶，因为我国刑诉法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在接受侦查人员的讯问时，应该如实回答问题。

　　然后，我通过曾震惊中国的佘祥林冤案，介绍了我的被译成西班牙文的另一本著作，就是《亡者归来——刑事司法十大误区》。我还说，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在一定程度上确立了沉默权制度，就是明确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中国的刑事司法制度存在缺陷和漏洞，但是也在不断改良。我们还回答了现场观众的提问，而且给一些观众购买的图书签名并合影。总之，我们完成了此行的任务。

　　顺便说，我过去的学生小姚到英国办事，顺便到马德里来看我。23日上午，他和一个西班牙朋友陪我游览托莱多古城。这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欧洲名城。在大约两千年的历史中，它曾由多个民族统治，因此形成了基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并存的文明荟萃，堪称“三文化合体”之城。在那些哥特式、穆迪哈尔式、巴洛克式的古建筑群中，还保留了许多带有暗黑色彩的秘密。

　　我们从比萨格拉门进入古城，然后穿过太阳门，沿着狭长的街道向上走去。我们看到了城墙上的刻字，据说有西班牙文学大师塞万提斯给托莱多的提词——“西班牙的荣耀，西班牙城市之光”。我们在苏克德贝尔广场旁边的圣血门外找到了塞万提斯的铜像。我在与铜像合影时想到，《唐吉可德》大概也能归入黑色文学的范畴。

　　毫无疑问，托莱多大教堂是古城中最引人注目的建筑。它建于13至15世纪，而内部装潢则完成于18世纪，因此其主体建筑为哥特式，但内部装饰也有穆德哈尔的风格。站在庄严肃穆的大教堂内，我再次体验到景象、物象与心象的合体，而且那笼罩在暗黑氛围之中的神秘意识，被升华到崇高的精神境界，犹如铁门之上的天穹！

　　24日上午，我启程回国。在漫长的旅途中，我从容不迫地梳理这次西班牙之行的收获，脑海中不断地浮现出黑色、犯罪、侦探、小说等字样。于是，我就从文学的视角，审视这些内涵丰富的语词。

　　有人说，爱情是文学的永恒主题。要我说，犯罪也是文学的永恒主题。这不仅是法律意义上的犯罪，也包括宗教意义和道德意义上的犯罪。中国古代就有这类文学作品，例如公案小说，如狄公案和包公案。受19世纪西方侦探小说的影响，中国在20世纪初期也出现了侦探小说作家，代表人物就是程小青。新中国成立之后，公安文学曾经深受民众喜爱，涌现出一批优秀作品，例如《双铃马蹄表》和《铁道卫士》。80年代，以案例故事为主要形式的公安文学风靡中国，出现了以《啄木鸟》《金盾》《蓝盾》等为代表的公安文学期刊。90年代，一些作家开始创作侦探小说，代表人物包括海岩、蓝玛、张策等。

　　1999年10月，我代表中国侦探小说作家，到保加利亚参加了“国际犯罪作家协会第12届大会”。那次参会让我认知了犯罪文学的概念。犯罪文学拓宽了侦探文学的定界。侦探小说的主人公一般都是侦探，包括私人侦探、警察、检察官、法官等，犯罪小说的主人公可以是侦探，也可以是罪犯或刑辩律师，还可以是受害人或证人。这样的文学作品可以在更加广阔的视野解析犯罪问题并探索人生与人性。

　　这次西班牙之行，让我更好地理解了黑色文学的概念。我以为，黑色文学一般都以犯罪、邪恶、变态等暗黑人性为主题，并具有悬疑、推理、惊悚等元素。黑色小说与侦探小说、犯罪小说属于同类，但创作边界更为宽阔，是个值得推广的概念。

　　我的小说就属于这一类型，而且也有维基摄影作品的“暗黑三元素”。例如，在我的第一部小说《疯女情渊》中，雪夜黑熊洞等场景就属于暗黑的景象；两起杀人案的现场就属于暗黑的物象；而对犯罪人内心的描述则属于暗黑的心象。也许，这正是黑色文学创作的要点。因此，我决定把最新修订的网络版小说定名为“黑色悬疑系列”。

　　第一部《疯女情渊》近日在微信读书平台上架，包括电子书和有声书。后者是由16位播音员参演的广播剧，很好听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