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都说，孩子爱的是母亲，崇拜的是父亲。陈卓毅八十岁的儿子却说，我之所以对母亲和父亲有着深深的爱戴和崇拜之情，是因为他们具有一种天生的人格魅力和他们那为国为民而被尘封的传奇人生。我之所以爱他们，不只是源於父母的养育之情，而是他们的身传言教造就了我的人生。

陈卓毅没有骨灰的骨灰盒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四十多年了，他的夫人在九十岁时又获抗日勋章，这种常人不可享受的待遇也应该是党和人民对她们一生的肯定。

建国前，陈卓毅夫妇都是中共特工。陈是″日本东京反帝大同盟″创始人之一，中共东北地下情报组织创始人之一，中共中央社会第″××″号特工(北平驻在员)，中共中央北方局社会部″陈卓毅情报组″负责人，中共中央东北局除奸委员会委员；夫人是中共中央社会部″陈卓毅情报组″成员，北平东板桥西河沿一号地下交通站交通员。

少年好学立志

陈卓毅，别名唐永，１９０9年出生于辽宁省辽中县戴家房子村。陈家实行大排行，陈卓毅辈共十四男、九女，他排行老二。

陈卓毅从小聪明过人，在同辈中已被視为将来陈氏家族的掌门人。父亲非常喜欢他，亲自把他送到于家房子乡学校读书。学校有一名国文老師，思想比较前卫，除教授儒学之外，对儒家的封建礼教也示不满，常常妄加评论。受其熏陶，陈卓毅的习作文章中多次表露出对陈氏家族和社会的一些看法。老师对他的叛逆行为大为震惊。

天生猎奇心较强的陈卓毅，小小年纪就有了离家出走闯世界的想法。一天，他看到了一张″奉天时报″，他偷偷拿回家中翻阅，报上登载了奉天省教育厅长向张作霖建议增派留学生的文章，这更刺激了他出走的决心。

在十五岁这一年，他瞒过父母，私乘家中运货的马車去了奉天。到奉天之后，立刻找到三大爷，说明了出走的原由。三爷既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侄子竞有如此大的抱负，担心的是望子守业希望破灭。远见卓识的三爷收留了他，从此，就由三爷供养在奉天读书。

当时的奉天城，大批留日学生归国，其中大部份被政府征用，少部份开始走实业救国之路。１９２１年，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北京″五四″运动的推动下，新文化运动的浪潮已波及到奉天。奉天当时已成为东北地区最早被打开的对日通商中心。企业开始引進日本先進的设备和技术及企业管理经验；公费和私费留学人员大增；人们对日货及洋货已不再排斥和恐慌。

随着商品市场規模的扩大与商品意识普及程度的加深，奉天巳逐步繁荣起来，奉天在东北地区起的重要商业中心作用，已日見明显。在這种″地域因素″影响下，年轻的知识分子逐步分化，受传统科举制度影响较深的年青学生，未能放眼看世界，仍把对科举功名的追求，看作是惟一的正途。

另一部份青年学生，对奉天世风渐趋″洋化″虽有担心，但又因对科举功名的无奈，换成对″日化″、″洋化″时尚的热衷，并当作自巳的人生追求。当时这部份人分″日″、″欧″两派，″日″派为多数。他们的思想非常活跃，除了研究国外经济发达的原因，大部份人对中国为何落后开始探讨。各类学校开始出現″读书会″形式的组织。虽然各党派对这些组织的影响並不占主导地位，用″忧国忧民″来形容这些组织的作用和影响，並不为过。

传播革命火种

从某种意义讲，三爷陈楚才正是当时奉天精神与思想变化的代表者。他作为实业救国企业家的成功，正是与奉天当时地域因素和青年人思想变化有着密切联系。当然，三爷与辽沈民族工业先驱張惠霖先生的友谊和相互支持，也是他当时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正是在這种特定的环境下，陈卓毅被三爷送到奉天城内的同泽男子高中(现沈阳同泽中学)读书。這所中学与中国传统私塾不同，大部份学子都是当时奉天党、政、军、宪和富甲子弟，思想和观念甚为活跃。

1９３５年初，陈卓毅正式留学日本。考入日本东京法肆大学，攻土木建筑专业。当时日本军国主义已经占领了东北，建立了伪政府，并时刻准备夺取整个中国。国土论丧，人民遭难，在日本留学的爱国学生逐步认清了日本帝國主义的侵略本性，由当时对″日化″的热衷，而变成了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他们虽身在日本国土，却不顾个人安危，在侵略者的老家后院开展了公开的或秘密的斗争。陈卓毅当时已深刻认识到靠实业救国已难挽中国的命运，他中止了土木专业的学业，转到日本东应大学习政治法律。１９３５年，在日本东京，他与老乡张为先(当时称张八爷，系辽沈民族工业奠基人张惠霖之子)、丁宜志向相同，又同是富家子弟，由他们发起组织创建了震惊中外的″东京反帝大同盟″。張为先当时为英国共产党党员，丁宜为中共党员。受他们影响，陈卓毅由″忧国忧民″到″反帝抗日″，最终走向党的怀抱。

抗战中期，一批有知识有觉悟的先进青年云集长春，秘密组织反日活动并得到党的领导，组建了地工队伍。他们针对日伪的森严统治血腥镇压，进行了相应的秘密活动。直接发动人张为先＼陈卓毅组织了“东京反帝大同盟”、“东北青年救亡会”。抗战后期，中共中央从延安向东北和长春输送了一批力量，逐渐形成一支体系健全具有实力的强大的地工队伍。

抗战胜利期间，长春先后出现一些自发的反满抗日组织，他们及时与党的组织接通关系，1947年组织了反满日组织“恢复会”。这些地工人员冒着生命危险，深入虎穴，为我党传递情报，策反、瓦解敌人，为抗战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巧取秘密情报

2015年01月13日《北京党史》发表文章《中共晋察冀第“40”号特工陈卓毅》。文中记述1942年5月1日，疯狂的“五一”大扫荡开始了。由于中共晋察冀分局社会部向中央提供了准确情报，根据地政府机关、电台、医院、学校、幼儿园及兵工厂得到有效保护，损失降到了最小程度。在打探情报上，中共晋察冀第“40”号特工陈卓毅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40年陈卓毅、苏琪回到北平，在西四大红罗厂8号暂住，后迁至景山西街翟家大院，对外掩护身份是“三爷”陈楚才“大华窑业公司”、“北平大兴三轮车厂”和“北平华兴制棉厂”的经理。

为避免华北日军特高课的怀疑，经许建国部长同意，“三爷”陈楚才用大兴三轮车厂当年的收入，为侄子陈卓毅买下东城区东板桥西河沿１号的一套大宅院，正式在北平定居。

陈卓毅被确定为晋察冀社会部“40”号特工（北平驻在员），对内称“陈卓毅组”。

1942年初，潘汉年情报系统打入日军的内线，紧急报告中央社会部一条绝密情报：华北日军准备对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军事行动，但日期、规模等不清楚。中社部高度重视这一情报，中社部长康生、副部长李克农紧急命令中共晋察冀分局社会部：动用一切情报系统、情报关系，搞清日军行动计划。

这个任务事关冀中根据地的安危，必须全力以赴。初春的一天，中共晋察冀分局社会部部长许建国、情报科长谢甫在天津一家煤球厂和陈卓毅秘密见面。一见到两位领导亲自来了，他马上产生了一种预感：任务绝对非同小可。

许建国部长详细地向他传达了中社部的紧急指示，要求他动用一切情报关系，打探日军行动情报。听完后，陈卓毅沉默了，他的脑海里飞速地筛选着各种情报关系、寻找可能的人选。最后，还是锁定在留日老同学、日军华北警备司令部彭副官的身上。

听了陈卓毅的想法，谢甫生也觉得这是个好点子，可行，但还是提醒道：彭副官是今后获取日军情报的一个重要渠道，绝不能为了搞这次情报把他推向绝路，断了我们的情报来源；此外，各情报组之间绝不能发生横的关系，单线行动、单线汇报，绝对保密。

由于石门市日军特高科科长黑田已经对陈卓毅有所怀疑，他不便以留日同学名义去见彭副官，否则可能偷鸡不成蚀把米，得不偿失。怎么才能尽快见到彭副官套出情报呢？这成了陈卓毅必须解决的一个难题。

机会来了。一次留日同学聚会上，来了个日本艺妓。一名留日同学讲，这名艺妓神通广大，与日军司令部高级军官关系密切，可以随便出入日军司令部。说者无心，听者有意。陈卓毅听罢一阵窃喜，于是彬彬有礼地走上前来，和这名艺妓搭讪起来。交谈中，陈卓毅看似无心实则有意地透露出一大堆的“利好”消息。日本艺妓得知：眼前这位西装革履、风度翩翩的中国男士，不但是留日学生，还当过石门市代理市长兼社会局长、石门正报社社长；叔叔是奉天首富，自己在北平也有大买卖，是大日本帝国的良民。日本艺妓很高兴认识陈卓毅，对他毫无戒心，当成新交的中国朋友。

聚会过后，陈卓毅赶紧向谢甫生汇报了自己的打算：通过日本艺妓，进入设在保定的日军华北警备司令部，面见彭副官，套出日军行动情报。谢甫生批准了这个计划。

舍生入虎穴

几天之后，陈卓毅在这名艺妓的带领下，顺利进入日军华北警备司令部，来到了彭副官办公室。老同学相见分外兴奋，聊天叙旧，海阔天空。他一点不问司令部的事儿，彭副官也压根儿不说军情大事。时间不短了，临近告别，陈卓毅按照事先的设计，巧妙地说：“咱们同学聚会，你老缺席，大家都有意见了！你什么时候到北平和同学聚会呀？”听了昔日同窗好友的邀请，彭副官面露难色地说：“老同学你不知道，我不是不想去。最近司令部规定谁都不准请假出门，我这儿也是没法子。”

陈卓毅没有继续追问，起身告辞，在靠门口的日文记事板上，看到了两个让他不能忘记的字——“五一”。到了走廊里，看四周无人，彭副官才压低声音悄悄地对他说：“你最近可不要到处乱走，就在北平呆着吧。”陈卓毅随口答道：“我能去哪儿？就在北平做生意呗！”

凭着情报人员的职业警觉，陈卓毅迅速地将彭副官的暗示与“五一”二字联系在一起，心情既紧张又激动，这就是他想要的重要情报。刻不容缓，他连夜赶到天津向谢甫生报告：日军对冀中根据地的行动大约就在1942年5月1日前后。

经过前后细致分析，综合几个情报小组的消息，许建国部长同意陈卓毅的判断，立即向康生、李克农汇报。中社部也认为：这个情报是从日军穴巢所得，可信度高，日军的扫荡行动有可能在５月１日。

果然，1942年5月1日，疯狂的“五一”大扫荡开始了。由于中共晋察冀分局社会部向中央提供了准确情报，根据地政府机关、电台、医院、学校、幼儿园及兵工厂得到有效保护，损失降到了最小程度。“五一”反扫荡胜利后，中社部决定对中共晋察冀分局社会部进行表彰，康生、李克农、潘汉年在中央保卫工作会议上对陈卓毅情报组进行表杨。

中共晋察冀分局社会部根据中社部的精神，也决定褒奖陈卓毅情报组：一是陈卓毅提前转正入党，二是给陈卓毅情报组一定物质奖励。不过这物质奖励的奖品谁也想不到。当时山东地工人员为晋察冀边区后方搞了3船梨，准备走水路经天津转运到边区。但晋察冀边区公安部门不同意，于是这3船梨就近奖励了陈卓毅情报组。没承想陈卓毅到天津港提货时，一验货，发现3船梨都烂了。这事一时成为中共晋察冀分局社会部的笑谈。

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政府投降时．这个情报组织已发展到70多人。他们以沈阳、长春和哈尔滨三个大城市为中心，辐射分布在沈阳、大连、锦州、山海关、长春、吉林、扶余、图们、四平街、哈尔滨等地，形成网络。其成员多是由于家庭和社会关系复杂的条件，可以直接获取重要情报。

潜伏的无名英雄

我们党在东北的情报组织中，大部分同志都是党内的无名英雄。他们配合公开战线上的军事斗争，取得了不少的成绩。他们的事业是可歌可泣的，值得永远怀念的．他们在长期的秘密革命活动中，曾经发挥积极主动精神，组织过各式各样的群众性组织，如上面提到的“东京反帝大同盟”、“东北留日青年救亡会”以及各种读书会等组织，对于宣传抗日思想，激发爱国主义精神，培养革命骨干，团结爱国青年起了重要的作用．这些组织初期虽然未经过上级党的领导机关批准，但他们实际上是为我们党做了大量的基础工作；应当在我们的革命斗争史册上记有他们光荣的一页。

陈卓毅曾潜伏于敌伪内部，任石门市(现河北省石家庄市)代市长、兼社会局局长、正报社社长，收集日伪情报，向解放区运送急需物资。

党中央北方局决定，这些由富家子弟组成的我党情报组织，要利用一切可利用的社会关系，打入和潜伏到日伪政府中去。党组织根据抗日斗爭的需要，希望陈卓毅能利用他在日本留学的各种关系打入到日伪政府中去，为党做情报工作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孙志远同志任冀中人民自卫军党代表，参与创建冀中抗日根据地工作。已和陈卓毅成为志同道合朋友的孙志远希望陈卓毅能去冀中参加抗日救国工作，为冀中抗日根据地做出贡献。孙志远和刘澜波同志在沈阳做地下工作期间，已了解陈卓毅在日本本土的抗日业绩，也十分清楚他三爷是一位爱国和崇尚实业救国的企业家。当时因抗战需要，根据地兵工厂需要大量铜材以制造武器，因日軍封锁和边区政府资金困难，此項工作一直打不开局面，想通过懂日语的陈和愛国的三爷来打开运銅和边区紧缺物資通道。

另外一个原因，华北地区为日本侵华重要战略地区，是日军情报机关集中区，我党急需获取日军情报的特工人员。

为实現这一计划，孫志远开始通过各种地下关係和爱国民主人士，为陈安排掩护身份的工作。正在这时，日军侵占石家庄，日军十分重视石家庄交通枢纽和军事要塞的战略作用，欲将石家庄作为控制冀、豫、晋各省的军事重镇，并利用石家庄粮棉基地和煤炭矿山中心的优势，大肆进行掠夺。1938年，日寇决定对石家庄实现管制，日伪派马鹤寿组织石门市公署（即伪市政府）的筹建。同年10月，市公署正式成立，同时日伪石门市公署开始招募政府官员。孙志远与父陈卓毅商议，决定陈打入石门市日伪政府，开展情报工作。

孙志远及华北局公安部(后为晋察冀社会部)动用了一切内线关系，为陈打入石门市政府创造条件。当陈知道组织意图后，想起他在日本大学的同学彭××，该人回国后在河北保定市日军华北警备司令部任侵华司令的副官(翻译丿，陈将此情况向孙志远汇报，孙志远立即向有关领导汇报此情况。

因当时陈属于党的外围，所以陈的这些关係立刻引起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北方分局）社会部情报派遣科的高度重視。时任边区政府保卫部情报派遺科科長谢甫生同志立刻向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北方分局）汇报，边区政府保卫部和北方局立即决定，由謝甫生同志为陈单线領导人，在石家庄(石门市)开展地下情报工作。並由谢甫生、何松亭与陈秘密接头見面。

１９３８年未，许建国(杜理卿)同志正式出任中共中央北方局社会调查部部长兼华北边区政府保卫局局长，他也秘密地会見了陈，並提出两点意見：一是陈卓毅由谢甫生、何松亭为入党介绍人培养考查；二是社会部和保卫部必須保护好陈卓毅的安全。

当时石门市伪政府也到处网络人才，经日本东应大学同学彭××向日军驻石门市司令部司令推荐和催促，伪政府马上安排陈的工作，在各种渠道的努力下，陈被聘为石门市代理市长兼社会局长、石门正报社社长。

陈在石门巿期间，由于有保定彭翻译副官的关照，无人敢怀疑他是共产党的地工人员。这个期间，三爷已开始在北京創办企业，陈就开始用三爷的关係和当时一位进步的石门市棉花制品厂厂長周英辉为边区政府输送物資，主要有有色金属(废旧)、棉花、医疗器械和通讯器材等。

同时，用他们曾是留日学生的优势，为北方局搞了很多有价值的重要情报，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战爭。受到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和边区政府的表阳和奖励。在《新京报》“隐蔽战线埋下胜利伏笔”一文中有这样的记载：搜集、传输信息也是抗战时期北平情报人员向根据地输送的重要内容之一，北平联络站的陈卓毅曾出任石家庄伪代理市长，他利用这一身份作掩护，获取了不少有关日伪军事运输、物资储备、人事变动及内矛盾等信息。

《中国共产党北京历史》(第一卷)有这样的记载：“中央晋察冀分局社会部为陈卓毅、郑大坤情报小组单独配备了秘密交通员，由郑大坤掌握，直接与根据地联系。这个组工作很活跃，一直活动到１９４５年日本投降之后．．．．．．″。

沈阳解放前夕，由于叛徒出卖，陈卓毅被捕，在狱中拒不招供，保护了陈卓毅组情报人员和单线领导的安全。

１９４５年″８．１５″光复后，东北的情况十分混乱和复杂，日伪军、警、宪、特、土匪纷纷蠢动。国民党地下党、特人员，在其公开进入东北的行营、国民党党部、国民党党务专员办事处等策动支持下，乘机大肆网络各种歹徒，组建地下军反革命武装。他们以″明八路，暗中央″(公开宣称是八路军，实是中央军)的阴谋策略，妄图混迹于社会寻求发展，待机配合国民党中央军夺取东北地区。

党中央全面分析了抗战后的全国形势，高瞻远瞩，做出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英明决策。党的地下工作人员也分批进入了东北。当时党中央派中央社会部部长汪金祥（解放后任公安部副部长）率队到东北工作，汪为东北社会部第一任部长。当时东北地区由于历史原因，同时存在三部份地工人员，一部份为原华北局社会部（晋察冀边区政府公安管理处 ）派遣；另一部份为汪金祥带到东北的地工人员 ；还有一部份是原晋绥热边区社会部派至锦州、承德地区工作的地工人员。

汪金祥到东北局报到后，迅速与邹大鹏同志（解放后任国家情报署署长 、中央社会调查部部长，文革中被迫害致死）汇合，邹任东北局社会部第二部长。陈卓毅就是在这时期由华北局社会部调至东北局社会部工作的。在此期间，陈在东北局除奸委员会工作。由于历史上地工单线联系特点，陈还仍承担山东（晋鲁）地区的除奸工作。

解放前夕，由于陈卓毅在抗日战争时期对汪伪政府情况熟悉，在东北和晋冀鲁清查出大批汉奸特务；在赵毅敏、邹大鹏同志的直接领导下还参与了对长春国民党６０军军长曾泽生、５３军１０３师师长王理寰（开原驻军）的策反工作，为顺利解放长春、四平作出了重大贡献。                         

１９４７年，情况发生变化，由于叛徒王既白(王同安)的出卖，东北地区地下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王既白别名王同安，沈阳清水台人，１９２７年入党。１９４７年未，王违犯党的地下工作规定，在运送电台时在辽宁开原封锁线被国民党５３师逮捕。当时任何人也不会相信这位老资格的党的领导人会叛变。

王既白向敌人供出了他所知道的一切，甚至将自已的爱人都交待出来。由于叛徒出卖，巩天民和陈卓毅先后被国民党沈阳警备司令部秘密诱捕，与陈同时被捕的还有张为先、郭尊三、贾玉岗等人。另外一支由王既白，陈雪松领导的地工队伍全部被捕，他们当中有赵家实、赵兴亚、张泗阳等人。所有被捕的人先被关押在沈阳昆明街８１号秘密看守所，后转到沈阳南关监狱。

由于陈原是晋察冀社会部的地工人员，王即白不可能知道太多情况，而且在逮捕时并未逮捕同在一室的″××″号情报组情报员陈力。另外，张为先从未与王既白有过任何横的关系。所以陈卓毅与张为先认为敌人不可能掌握更多情况，只要什么都不承认，就不会有什么问题。

陈卓毅出獄后，东北局社会部马上安排了工作，继续在除奸委员会做清除国民党潜伏敌特工作。

然而陈万万没有也不可能想到，那狱中一纸宣传共产党抗日、欺骗和应付即将逃跑的国民党的所谓″保证自白书″和自巳用心血书写的向党交心材料却像大网一样套在了他的身上，伴他前行，留下了终生的遗憾。

英雄晚年蒙冤

１９４９年，北平解放，百业待兴。由于陈卓毅正在接受审查尚无结论，所以，工作分配和确定级别工作只能按东北公安部预审意见确定。当时组织上认为，陈在狱中没有出卖组织和同志，可以分配工作，何时恢复组织生活待东北局公安部正式审查后定。陈行政级别定为″县团级″，后按规定改定为行政″１２″级（１３级以上为国家高级干部），本人和家属享受国家供给制。

解放初期，陈曾去看过老同学和老领导张为先，在这次见面并了解了他的处境后(一直在某部门任外文编辑室副主编)，陈卓毅决定不继续在情报部门工作。

当时，许建国要陈卓毅去天津公安局工作（许当时为天津公安局局长）；丁宜（执中）要陈去沈阳公安局工作（丁当时为沈阳公安局局长）；邹大鹏想叫陈留在国家情报署工作（邹当时为国家情报署署长）。 陈卓毅婉言谢绝了这些老同志对他的爱护和信任之情，作出了当时令社会部大部份人不解的决定，他决定脱离情报系统去参加新中国的建设。 

抗日时期的华北局社会部副部长钟子云（王友）是与陈执行单线情报联络达五年之久的老战友，钟子云当时为平西情报站站长。当时″××″号情报小组(陈卓毅组)的情报按密线要及时送给平西情报站，然后由钟子云电告中央社会部。当时称钟子云为与中央的″联络员″，陈卓毅为″北平驻在员″，无论从资历和工作性质钟子云一直是陈的领导。这种革命的友谊为他们解放后工作上的结合打下了基础。

解放后，中组部决定派钟子云、蔡思烈（建国前为新四军负责人）等人接收阜新矿务局，钟子云在选拔干部时第一个就挑选了陈卓毅。在征得东北局同意后，陈正式调入中央燃料工业部，开始了他为期二十年的煤炭基本建设工作。

陈卓毅当时被任命为阜新矿务局基本建设公司经理兼秘书处处长。陈留学日本学的就是土木建筑专业，又精通日语，所以在从日本人（当时大部份技术人员为日本人）手中接收煤矿工作中很得心应手效率又高。在当时燃料系统有红色基建专家之美称。

钟子云在结束中央公安部对他的审查后上调燃料工业部任助理部长。陈因工作成绩优秀也上调东北燃料工业管理局任基建处副处长。

１９５３年，全国大区撤消，由东北局负责对陈狱中审查工作也被放下。陈虽人居国家高级干部之位，身背老革命、老地工之美名，但一直未恢复组织生活是压在他身上的一块巨石。他多次上书中组部、公安部、中共中央东北局（后恢复）要求尽快恢复组织生活。 

１９５３年未，东北局公安部下达了对陈在国民党狱中表现的处理决定，决定中核心是″在狱中写了自白书，属变节行为，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这处分犹如晴天霹雳，对陈充满希望的赤心予重重一击。他哭泣过，他愤怒过，但这些过后，他还是面对希望，希望回到党的怀抱。

陈的处分决定传出后，许多老领导、老同志愤愤不平，除了同情安慰之外，他们敢冒风险，准备调陈去他们的系统和单位工作并解决党藉问题。

由于当时历经三反五反、打老虎以及后来的反右派、反右倾等连续的政治运动，陈总是在同情中生存，而希望却一次次破灭。

在１９６０年″反右倾″的政治运动中，陈的党籍不但没有解决，干部级别又降了一级，北京老同志将他从辽宁调到北京。

１９５８年，毛泽东视察东北，在沈阳东塔机场接见了沈阳军区，东北局、辽宁省高级干部并合影留念，中共辽宁省委通知请陈參加；１９６２年１月１１日，由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的″北京七千人大会″在北京召开，陈又在召见之列。两次毛主席的接见并合影留念，使陈激动不已，按他当时的话说：″党还记得我，没有抛弃我。″

１９６０年，煤炭工业部党组诀定将恢复陈卓毅同志党籍问题列入议事日程。由于东北煤矿管理局(后辽宁煤矿管理局)党的关系在辽宁省委，煤炭部党组委派辽宁省煤炭工业局局长兼党组书记晁福祥同志与中共辽宁省委协商陈卓毅同志党籍问题。当时接待晁福祥同志的是中共辽宁省委某副书记，由于煤炭部坚持是恢复党籍，而辽宁省委意见是维持东北局公安部意见，可以重新入党。在协商末果后，此事又搁置下来。

一位国家英雄的凋零

１９６６年，那场给国家和亿万中国家庭带来巨大灾难和创伤的″文化革命″开始了，陈和广大干部一样投身于这场″大革命″运动之中，但他万没有想到这场″革命″竟是自已命运和生命的终结，更不会想到自已没有死在日鬼子和国民党反动派手里，而死在了自已人的手中。

一天煤炭部军代表来家中对陈卓毅儿子说：″你父亲自绝于党和人民，是敌我矛盾。你们要划清界线，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你们不必再找再闹了，对你们没有任何好处。尸体是不能看的，因为陈卓毅是反革命。北京东城公安局已定性为″罪大恶极，跳楼畏罪自杀．．．．．．″

从此，陈卓毅家属十年的上访之路和那五十二张进京火车票，记录了中国的灾难，记录了一个普通的中国人都应具备的″不畏强权，尤爱真理″的品格和气度。

陶然亭三军接待站、府右街国务院接待站、六铺坑煤炭部接待站尽是中国上访人的足迹。陈卓毅儿子说我不怕迫害，我无妻无子，十年上访路让我成熟，让我不怕邪恶，让我看到了中国黎明前的曙光。

云开雾散，终于儿子终于迎来父亲被平反昭雪的一天。在八宝山革命公墓追悼仪式上，父亲的空骨灰盒里只存放着一块被打碎的手表、一个职工证和一支烟斗。

永远不能忘记的那一天——１９７８年７月１８日。昨天还带着黑七类、反革命帽子狗崽子的陈卓毅的两个儿子，陪着″大叛徒″、″大特务″的妻子－－他们的英雄母亲，来到中国最高的国家级陵园，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去参加父亲的骨灰安放仪式。

这是一场经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由中央煤炭工业部党组精心组织的平反昭雪仪式。所谓精心，是因为这是一场古今中外罕见的没有骨灰的骨灰安放仪式。一个空骨灰盒里面放了一支被打碎的手表、一个职工证和一支父亲用过的烟斗。

陈卓毅妻子的挚友新四军负责人蔡思烈的夫人苻玲、东北军将领萧奇的夫人肖章、陈卓毅的挚友煤炭部党组副书记丁丹和煤炭部各部门代表等共１２０人参加了″骨灰″安放仪式。

当陈卓毅两个儿子将这没有骨灰的骨灰盒送入八宝山革命公墓西十室时，真是欲哭无泪，欲述无语。这像是一场梦，一场不该做的梦；这真是一场戏，一场应禁演的戏。

当父亲的老同志、老领导问他俩：″今后你们还有什么要求时？″哥俩答到：″党和政府为我们平反昭雪，我们不会再麻烦党和本届政府″，这可能就是陈氏祖先遗传给后代的品格基因。

２００８年１月１日，是父亲离世四十周年祭日。在他们翻阅老材料时，一纸没有注明死亡原因的革命工作人员死亡通知书呈现在面前，一种愧疚感又像巨石压在心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拨乱反正，承担了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灾难的责任，但所有的受难者子女都为亲人的冤死而愧疚终生。所以，那年66岁的儿子仍想为父母做点什么，做为良心上的补偿。

陈卓毅的一生是伟大的，他放弃富貴和安逸，难得觉悟之高。他在日本帝国主义的老窝开展抗日斗爭，将生死置之度外，勇气可佳可敬。他为煤炭工业呕心励血，业绩显赫，同业赞许。他无愧于祖先，无愧于祖国和人民，更无愧于党。

但无愧不等于无憾。父亲的终生遗憾就是那个极左的处分决定在应该解诀的时候而未能解决。我们欣喜的看到，在拨乱返正之后，我们国家和党的日渐成熟，采取了尊重历史和向前看的态度。

儿子说，４２年了，父亲的老同志、证人都已逝去，有的连他们儿子都走了，我真不知我应该为父亲做点什么，我应该如何去做。

请父母原谅无能的儿子，因为儿子只是一粒微尘在风中飘落。但我和陈家后代会坚定地说：您们是真正的革命者，真正的共产党员，我们心中的真正的英雄，是陈氏家族永远的骄傲。

每年清明，陈卓毅的儿子和妻子都要来八宝山革命公墓祭奠父亲和母亲。妻子沒有见过她的公公，却和丈夫来八宝山已经几十次了，每次她都要献上一束花，含着眼泪擦拭着墓碑，她一直坚信，公公、婆婆都是革命者，都是大好人！

今年，已临耄耋之年的儿子和媳妇又搀扶着走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的林荫路上。四十多年了，路旁的青松长高了很多很多，黝黑色的墓碑在一片蒼柏下显得简浩明快，五月的春风在碑林中悠悠地徘徊，父亲和母亲的灵魂在这里应该是安靜的吧。

说来也怪，这次在父母墓碑前，他们却沒有了以往的感慨和惆怅，也沒有了落泪和神伤。只觉得父亲和母亲终于在一起了，至少墓碑照片上的父母不会再老去了，不会再有日渐花白的发丝，不会再有岁月磨难印上的皱纹。

年复一年，岁月更替。他们也快走不动了，相信儿孙们一定会来看您们，是因为那永不变的血浓于水的亲情，是那份永不忘怀的思念和崇敬。他们曾想过，若有来生，还做您们的儿子，一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