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握手罗湖桥头

　　这是新中国外交史上的一个重要历史点位。

　　1971年4月10日上午10时，广东深圳罗湖桥头北端。父亲身着从外交部礼宾司借领出来的藏青色中山装，和他的临时搭档——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处长林晨、外交部的翻译唐闻生，站在和煦的春光下，目光默默地投向罗湖桥的南端，他们等待着新中国第一个经中美两国最高领导人批准成行的美国乒乓球代表团从这里入境。

　　几天前，在外交部与国家体委联席办公的会议上，父亲了解到这次毛主席亲自决策批准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华的一些背景情况。但是，这一在新中国发展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更深层的幕后成因，却是随着中美关系的破冰、解冻、最终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不断延进发展的变化过程中才逐步揭密的。

　　事情还得从1969年3月2日说起。这一天，在中国黑龙江省虎林县，中国与苏联的界河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国一侧的珍宝岛，两国的边防武装力量发生了一场连级规模的军事冲突。随着这场由苏军边防分队不断越境而引发的军事冲突的迅速升级，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沿着绵延万余公里的中苏、中蒙边境两侧，双方陈兵百万，形势危同垒卵。多年后揭密的情况证明，苏联已经有了“预防性打击”中国核设施的战略考虑，只是由于美国的反对暂时作罢。

　　10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关于“要准备打仗”的指示精神，做出了北京地区实施战略疏散的重大决定。10月18日，主持军委工作的林彪签发命令，全军进入等级战备。其中，从10月19日到21日，地处中国“三北”地区的陆、海、空军和第二炮兵部队全部进入一级战备状态，防止苏联利用其外交部副部长库滋涅佐夫率团来华进行边境问题谈判期间，对中国实施大规模突然袭击。举国临战，引而不发。

　　此刻的中国，面对拥有1290多枚可携带核弹头洲际导弹的苏联，战略对抗能力明显处于下风。严峻险恶的国家安全战略环境，促成了中美关系的战略转机。毛泽东说：“中苏发生交战了，给美国人出了个题目，好做文章了。”

　　机缘巧合。刚刚出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基辛格多年后回忆说：“苏联心狠手辣的外交，反倒使我们考虑起美国的机会来了。”基辛格所说的“机会”，就是打“中国牌”。

　　其实，1969年刚刚上台的美国尼克松政府，同样面临着巨大的战略困境。首先，是经济状况急剧恶化。几年来，越南战争已经耗资至少2000亿美元，而美国的财政年度平均支出不过1475亿美元，赤字总额已近400亿，超过朝鲜战争以来19年的总和。财政赤字的直接后果是通货膨胀，美国已无力支持美元直接兑换黄金，美元在国际金融领域里的“大佬”地位开始江河日下；其次，国内公众对生活水平普遍的下滑和对侵越政策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更要命的是，在军事领域里，尽管美国拥有1000余枚洲际导弹，但已经被苏联超出了近300枚，美国在冷战时期苦心经营起来的战略核优势不复存在。刚刚执政的尼克松政府，开篇就是风雨飘摇。

　　中美两国领导人，不约而同地想到了用同一道战略命题摆脱各自的战略被动。这个战略命题是——尽快改善中美关系，形成新的世界战略格局，顿挫苏联一家独大的战略图谋。毛泽东和周恩来，尼克松和基辛格，都紧紧抓住了这个难逢的战略机遇。在尔后短短两年的时间里，两国的最高领导层或公开、或秘密，紧锣密鼓地演出了一场接一场的“中美接近”的外交连续剧。

　　1969年3月1日，尼克松在法国巴黎同戴高乐总统会谈时明确表示，不管有什么困难，他都决心与北京对话。几个星期后，尼克松正式请托戴高乐转告中国领导人，美国希望与中国改善关系。之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尼克松不仅在多个外交场合表示了相同的意愿，还做出了美国第七舰队的两艘驱逐舰停止在台湾海峡的常规巡逻、从日本冲绳岛撤出所有核武器等一连串的实质性动作。美国频频向中国示好。

　　北京也没闲着。1970年8月15日，毛泽东、周恩来的老朋友，寓居在瑞士的美国作家、记者艾德加·斯诺，在周恩来的亲自安排下来到阔别整整30年的中国。

　　三天后，周恩来与他会面。斯诺后来回忆说：“周恩来问了不少关于美国的问题，并提请我注意，中国北方面临第二个威胁——百万苏联军队虎视眈眈。”

　　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把斯诺拉到身边一起观看了国庆游行。下午，回到中南海住所的毛泽东高兴地告诉身边的工作人员吴旭君：“我先放个试探气球，触动触动美国的感觉神经。”可惜，美国人没有反应过来。基辛格后来回忆说：“我们这些粗心大意的西方人完全不了解其中的真意。”

　　问题不大，因为中美两国此时已经建立起两个接触通道。一是从1970年1月20日起，中美两国恢复了中断多年的大使级华沙会谈。二是在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的积极斡旋下，两国最高层通过“巴基斯坦渠道”，开始有了直接的秘密信息传递。

　　捅破这层窗户纸，并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突然加速裂变的始作俑者，是中国乒乓球运动员庄则栋。庄则栋在日本名古屋比赛期间，与美国运动员格伦·科恩不期而遇，友好相交，引发了国际媒体的广泛关注。共同社甚至做出了这样的报道：“以庄则栋为中心，形成了友好之环。”

　　每天都通过新华社的《参考资料》高度关注名古屋赛事的毛泽东笑了，说：“这个庄则栋，不但会打球，还会办外交呢。”一番踌躇，迅即出手。于是，在中美两国的关系发展史上，出现了一个今天我们已经耳熟能详的重要时代关键词——“乒乓外交”，小球转动地球了。

　　我们回到罗湖桥头。我推断，此刻站在罗湖桥头北端的父亲，对前述中美两国最高层的这些幕后的战略运作并不知情。但是，他以“客串”的身份进入角色的三天时间里，还是深深感到了这件事情的非同寻常。

　　首先，中美双方的最高层为了推动此行，都在直接出手助力。4月7日上午11时，还在名古屋的中国乒乓球代表团接到国内关于邀请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华的通知，并告知：“旅费不足，可补助”。国家体委军管组组长曹诚告诉父亲，周总理已经亲自交代，美国代表团入境后的费用，我们全部承担下来。

　　同一天，尼克松和基辛格在白宫得知这一突如其来的情况。尼克松后来回忆说，“这个消息使我又惊又喜，我从未料到对中国的主动行动会以乒乓球队访问的形式得以实现。”

　　基辛格立即指令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将代表团所持护照上“不能去共产党中国”的印记抹去，从速为乒乓球代表团办理从香港转道去中国大陆的签证。同时特别交代，大使馆可先行垫付旅费，由总统特别经费埋单。

　　其次，周恩来总理亲自掌控每一个细节。此次，除美国队之外，中国还同时邀请了加拿大、哥伦比亚、英格兰、尼日利亚和厄瓜多尔乒乓球代表团。4月7日晚，国家体委上报了接待计划。4月8日晚上从11时开始，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听取汇报，对全部行程和每一个细节，都逐一悉心研究并做出具体指示。周恩来要求，由黄华领衔主任的“六国接待委员会”，从外交部搬到代表团下榻的新侨饭店，以美国代表团为主组织好接待活动。周恩来甚至还交代从北京饭店派出擅长美式西餐的厨师，应对美国代表团的用餐习惯。

　　听汇报时，周恩来看着身着军装的曹诚和父亲，说：“曹诚同志是国家体委军管组组长，可以穿军装，总参来的方炎同志必须着便装。听说你和美国人打过仗，这一次接待美国代表团，也是一仗。这一仗就是要把毛主席请来的美国客人接待好，你的心理定位一定要搞准。”

　　与会的林晨处长，1950年大学毕业后即到了外交部工作。他对父亲说，他在外交部工作二十多年，对周总理的事必亲躬早就深有体会。但是这一次接待美国代表团的准备工作，周总理如此的细致入微，还是让他们这些在一线的工作人员跟不上点。

　　1971年4月10上午10时22分，美国乒乓球代表团一行15人在美国乒乓球协会主席、团长格雷厄姆·Ｂ·斯廷霍文的率领下终于走到了罗湖桥北端。

　　“您好，斯廷霍文先生！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体育总会，欢迎您和您率领的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问中国！”父亲与斯廷霍文先生双手握在了一起。

　　多年后林晨处长告诉我，双方握手的时候，还有一个小小的“插曲”。他们在等待美国代表团入境的二十多分钟的时间里，父亲稳稳地站在桥头，一身便装也难掩职业军人的气质。当斯廷霍文团长伸手相握的刹那，父亲的右手没有前迎，而是手臂缓缓的自然向上运动，这是军人敬礼的习惯性动作。翻译唐闻生轻轻提示后，父亲瞬间迅速展开前臂，在罗湖桥头完成了与美国人的历史性握手。

　　罗湖桥头的握手，结束了从1949年以来，中美两国22年隔绝的关系状态。中国的大门，从这一刻打开了。

　　四、西花厅里的越洋鲜花

　　一束玫瑰鲜花，摆放在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总理的办公室里。这是美国乒乓球队代表团进入中国境内的第六天下午，运动员格伦·科恩的母亲，从远在太平洋彼岸美国加州威斯沃德的家乡，通过国际鲜花组织万里相赠的。这束深红色的越洋玫瑰，把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在中国的访问，推向了高潮。

　　4月10晚，父亲陪同美国乒乓球代表团从深圳辗转广州飞抵北京，下榻新侨饭店后，已经是子夜时分。从4月11日开始，连续三天，游览天安门广场，参观清华大学，攀登八达岭长城，与中国乒乓球队共同训练比赛，一切都按照周恩来总理亲自组织为美国乒乓球代表团量身定制的活动安排有条不紊地进行。

　　父亲说，这三天还算顺利。美国乒乓球代表团由美国乒协官员、运动员和四名特批入境的记者组成，有两点原因让他们比较谨慎。一是他们是在意想不到的情况下突然进入了一个已经敌对了二十多年的国家；二是他们非常明白全世界都在关注着他们的一举一动。因此，举止言行，很是注意。唯有一个人例外，这个人就是格伦·科恩。

　　我们站在四十多年后的今天审视当年的科恩，结论是，他和中国的庄则栋一样，是促成中美两国关系破冰结缘的历史大英雄。中国外交界的老前辈熊向晖对他们这段历史贡献的点评是：你说他们的功劳有多大就有多大，怎么评价都不为过！

　　时年19岁的格伦·科恩是怎样一个人呢？科恩对自己的评价是：“业余乒乓球选手和完全的嬉皮士。”

　　这个美国圣莫尼卡市立学院政治系二年级的大学生，12岁学习打乒乓球。此次入选美国国家乒乓球队，在名古屋只与日本选手打了一场球即败下阵来。本应是无声无息了，但他那不安分的天性，使他与庄则栋产生了交集，不仅成为名古屋的新闻热点人物，还因此成就了美国乒乓球代表团的中国之旅。

　　4月11日上午游览天安门广场。科恩披着一头长发，穿着一条印花喇叭裤，带着一脸的玩世不恭。他那身典型的“嬉皮士”打扮，引来几十个人的围观。他夸张地大叫着：“天啊！五千人！五千人跟着我！”他一蹦一跳地独自跑回新侨饭店，一路上为北京的街头带来小小的骚动。

　　第二天上午参观清华大学。中午进餐时，科恩忽然对陪餐的教授连连发问，你们了解“嬉皮士”吗？你们喜欢“嬉皮士”吗？现场的尴尬可想而知。

　　下午攀登长城。科恩更是个性张扬，穿来穿去，围着几个美国女运动员说个不停。看着几个美国女运动员一脸的不快，父亲转身问林晨处长，这个小伙子说了些什么？林晨处长告诉父亲，科恩说的都是些“不着调”的话。

　　第三天下午在首都体育馆，中美两国运动员打了一场友谊表演比赛。又是这个“不着调”的科恩，头部扎了条红色飘带，上场后，不断地向对阵的中国运动员李卓敏做各种怪异的动作。有两次，干脆倒地不起，在中国观众面前，耍起了“嬉皮士”。

　　每天晚间，父亲和林晨处长、唐闻生翻译都要把情况梳理一遍，科恩是一个必谈的话题。虽然生长背景与中国有着巨大的差异，但在父亲的眼里，科恩就是一个涉世不深的孩子。思想跳跃，内心茫然。一副“嬉皮士”打扮，除了声称反对美国政府的越战政策，再也说不清楚“嬉皮士”还有哪些诉求。为了引人注意，随时都想弄出点儿动静。因此，父亲每次都是强调要注意科恩的每一个举动，想在前，做在先，防患于未然，尽量不要惹出事端，特别是不要惹出外交麻烦来。

　　然而，这个不甘寂寞的格伦·科恩，还是弄出了动静。

　　4月14日下午2时30分，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会见美国、加拿大、哥伦比亚、英格兰和尼日利亚乒乓球代表团。

　　当天上午，父亲向美国乒乓球代表团通报下午会见的具体安排时，坐在房间角落里的科恩突然站了起来，说：“OK！我见到周恩来总理，一定要和他交流对美国嬉皮士的看法。”翻译唐闻生急了，立即进行了劝阻。科恩越发得意，不以为然。父亲亲自出马和斯廷霍文团长一道，进行了耐心解释和反复劝说，科恩遂答应不再提及此事。

　　会见大厅的现场，是根据周恩来总理的要求摆放设计的。五个国家的乒乓球代表团呈椭圆形按英文字母顺序排列依次落座。周恩来总理走入会见大厅后，用《论语》中的名句“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拉开了会见序幕。

　　与哥伦比亚和英格兰乒乓球代表团亲切交谈后，总理来到了美国代表团环坐的位置前。按照程序，应当是父亲向总理逐一介绍美国乒乓球代表团的每一位成员。周总理从与斯廷霍文团长握手问候开始，父亲发现，无须介绍，总理都是非常熟练地叫出每一位成员的名字，与科恩握手时，还特意轻轻拍了拍他的手背。

　　父亲回忆说，从4月7日受领任务后，他每天必做的一项功课，就是反复研读美国乒乓球代表团每个成员的情况资料，熟记那些长而绕口的英文名字。即便如此，在三天的接待活动中，仍然感觉人难对号，名字难记。当周恩来总理与美国乒乓球代表团每一位成员握手完毕后，父亲的这种心理困惑瞬间变成了对总理超凡记忆的震惊和对总理人格魅力的叹服！父亲说，总理谈话亲和，举重若轻，深深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人。

　　周恩来总理说：“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过去的来往是很频繁的，以后割断了一个很长的时间。你们这次来访，打开了两国人民友谊的大门，欢迎你们！”

　　周恩来总理强调了一句：“现在，中国的大门打开了。”当周总理向斯廷霍文团长表示中国可以派乒乓球代表团访问美国的时候，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周恩来总理，我想提个问题。”坐在后排的科恩突然站了起来。坐在总理侧后的父亲心里一沉，与斯廷霍文团长迅速对视，斯廷霍文团长眉头紧锁把目光扫向了科恩。

　　此刻的科恩，心情亢奋，根本无暇旁顾。看到周恩来总理向他轻轻点头，科恩大声说：“我很想知道中国总理怎样看待今天美国青年中的嬉皮士？”

　　“我知道你叫科恩，今年十九岁吧？”周恩来总理像一个家中的长者，面对科恩突如其来的提问，微笑着说道，“你提出的问题，我了解的不多。所以，我只能谈一些并不深入的意见。”

　　会见大厅瞬间一片寂静。

　　周恩来总理缓缓说道：“今天，世界上的青年对现状不满，正在寻求真理。在他们的思想发生变化的过程中，在这种变化形成之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事物，这些变化也会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些形式都不能称为最后的，在寻求真理的时候总要经历各种各样的事情，这是可以允许的。”

　　“应当允许青年们做各种不同的尝试，我们年轻的时候就曾尝试过各种各样的办法。因此，我们是理解青年人的想法的。”

　　周恩来总理对科恩说：“比如说你的长发吧，我也曾见过留长发的日本青年。不过，他们和你大概不属于同一类型。”

　　“周恩来总理，”科恩说，“我认为，嬉皮士是一种新思想方式，只有少数人熟悉它，了解它。”

　　周恩来总理还是缓缓地回答：“根据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人类一定会找到普遍真理，这也是一个自然法则。我们同意青年应该尝试各种不同方法，以求真理。但是有一点，你应该设法找到和人类大多数的一些共同点，使大多数人获得进步和幸福。同样，如果经过自己做了以后，发现这样做不正确，那就应该改变，这也是寻求真理的途径。”

　　周恩来总理稍稍停顿了一下，补充道：“这是我的意见，只是一个建议而已。”

　　父亲说，会见大厅安静极了，所有的人都在用心倾听。科恩睁大了眼睛，用虔诚的目光注视着周恩来总理，完全没有了几天来那种“不着调”的神态。斯廷霍文团长几次回头与父亲对视，看得出他内心感动不已。

　　周恩来总理站了起来，送给了美国朋友们一段充满鼓励和期待的结束语：“美国乒乓球访华代表团的各位朋友，你们在中美两国人民的关系史上打开了一个新篇章。我相信，我们友谊的这一新开端必将受到我们两国大多数人民的支持。你们同意我这个意见吗？”

　　回答周总理的是一片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

　　回到新侨饭店后，斯廷霍文团长突然给了父亲一个拥抱，一言不发，转身回了房间。父亲说，他这是尽在不言中。

　　科恩也是疾步进入房间，用越洋电话，第一时间向母亲讲述了刚刚发生的传奇故事。科恩的母亲用一束寸草生晖般的玫瑰鲜花，穿越万里大洋，感谢中国总理对儿子语重心长的教诲。

　　周恩来的谈话，不仅感动了一位美国母亲，而且震动了美国。仅仅过了三个小时，美国政府做出重大反应。尼克松发表声明，宣布采取五个对华政策新步骤：

　　1、美国准备迅速发给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到美国来访的个人或团体的签证；

　　2、将放宽美国货币方面的控制，以使中华人民共和国能够使用美元；

　　3、将取消对供应前往中国，或来自中国的船只和飞机的燃料的美国石油公司的限制；

　　4、美国船只或飞机今后可在非中国港口之间运送中国货物，美国拥有的悬挂外国旗帜的运输工具可以前往中国的港口；

　　5、将开出一个可按照一般执照的规定直接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非战略性项目的清单。在批准这个清单上的具体项目后，还将许可从中国直接进口指定的项目。

　　当天已经很晚了，斯廷霍文团长拿了一瓶法国红酒走到父亲的房间。斯廷霍文端起酒杯，说：“你知道吗？中国总理今天的讲话，把美国政府对中国20年的贸易禁令冲垮了，真是太神奇了！我们为中美两国的未来干杯！”

　　多年后，父亲说，斯廷霍文只是看到了美国一家的动作。今天我们才真正看明白了，当年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着眼世界战略格局的发展变化，借力乒乓外交，为困境中的中国找到了一个全新的战略制衡点。中美苏大三角战略格局的横空出世，才是长风破浪、直挂云帆的神来之笔！这恐怕也是乒乓外交核心要义的根本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