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成为中国革命的圣地，抗日战争爆发前和战争期间，世界各国共产党和爱好和平的人民，纷纷伸出援助之手无私地支援和帮助中国抗战。

这其中有许多作家、新闻工作者、摄影师、军事代表团等，更多的是医务工作者。他们在延安留下了让中国人民永久难忘的故事：

马海德，1910年9月26日出生于美国，原名沙菲克·乔治·海德姆，祖籍黎巴嫩，1933年取得日内瓦医科大学医学博士学位。毕业后，为了考察中国正在流行的东方热带病，于1933年他和2个同学来到了上海。

为了生存，合伙开了一家诊所，但很快3人便产生了分歧。马海德在看到很多工人的悲惨状况后，他决定把诊所的医疗对象转向穷人，但是却遭到了同学的反对。在他们看来，诊所是要盈利的，如果给穷人看病，不仅要白白耗费时间，而且还要贴本送药。

所以诊所开了不到一年，马海德的2个同学由于忍受不了贫困，双双打道回府了。他们临走时还劝说马海德，回美国能过上安稳富足的生活，为什么还要在这个鬼地方纠缠呢！

其实马海德在1918年，那场高致死率的流感席卷全球时，他们兄妹四人都被感染。一位好心的老医生亲自到家里免费为他们治疗。也就是从那时起，当医生，为贫困的人看病的念想，一下子就扎进了8岁的马海德心里！

当他想到那些苦难的工人时，他认为自己应该留下来帮助他们，所以他继续留在了上海。不过他也认识到，给工人造成苦难的除了日本侵略者，还有国民政府的腐败吏治。

对于马海德来说，治病救人不是难事，但是政府的疾病却是他无能为力的，就在他觉得中国没有希望的时候，他受邀参加了一次聚会，并在那里结识了宋庆龄、史特莱沫等进步人士。

在和他们接触后，马海德听到了一些新鲜的词汇。比如“革命”“马克思主义”……马海德通过了解，得知延安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根据地，那里一切都和上海不一样。

从那时候起，马海德便和宋庆龄等人成了好朋友。他在对中国共产党有了进一步了解后，欣喜地认为，这才是中国社会的希望所在。所以他很快也投身于革命事业中。

当时的上海，到处都是白色恐怖，马海德把诊所作为了地下党联络、开会的据点。除此外，他还不断地在国际进步刊物上发表宣传中国共产党和揭露国民政府腐败的文章，以引起国际上的注意。

到于革命摇篮延安，更是让马海德心生向往，他渴望去看一看那个与上海截然不同的世界。

1936年春天，宋庆龄接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来信。他们在信中提出希望宋庆龄能帮他们物色一位公正的外国记者和医生到苏区去进行考察，以此达到让国际社会，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

宋庆龄深知此行任务重大，所以她找到了美国记者斯诺和医术高明的马海德，并转达了毛泽东和周恩来对他们的邀请。

斯诺是一个爱好和平，主持正义的人，他来中国后一直给《英国每日先驱报》和《纽约先锋论坛报》写稿。他多次以极为公正的姿态向国际社会介绍过中国共产党，因此革命志士和知识分子多与他往来。

听说能到延安去，斯诺和马海德都高兴地手舞足蹈。他们拿着宋庆龄的介绍信，千辛万苦，突破了国民党的封锁线，在苏区保安和红军会合后，他们一路考察了保安、甘肃等苏区。在考察的过程中，他们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更深的了解。

1937年，马海德和斯诺随着红军来到了延安。马海德决定以自己的医学知识留下来帮助中国的革命事业，便和斯诺分开了。

马海德出于职业习惯，他对延安的医疗等非常有兴趣。他一边投身于治病救人中，一边对延安的卫生机构进行了考察。他在考察的过程中做了大量的工作笔记。又在整理总结后，向中央机关提交了关于苏区医疗事件的调查报告。

看了马海德实事求是的调查报告，毛泽东非常欣赏他，于是他很快就被任命为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卫生顾问，并且他的入党申请后期获得了批准。

当时，陕甘宁根据地还没有像样的医院，中央机关一直在筹划要建立一所边区医院，于是马海德便参与筹建医院的工作中来了。

医院建成的时候，马海德已经能说一口中国话了。

由于他经常和陕北人民在一起，久而久之，他的陕北话也说得颇像模像样。

马海德很为自己高兴，他希望他在延安能和大家一样，所以他还把名字改为了“马海德”。

 马海德没想到他不仅在这里工作愉快，而且他还在这里收获了爱情。

（马海德和周苏菲）

1939年夏天，有人敲响了马海德的门。马海德打开后，看到门口站着一个漂亮的女学生，她就是周苏菲。

原来，周苏菲来延安后由于水土不服，患了伤风。

看着可爱活泼的周苏菲，29岁的马海德的心里突然泛起了涟漪。

周苏菲出生于大富人家，早年为了反抗家里安排的婚姻，她逃到了上海，并在那里考取了话剧艺术供应社。此后她一边演出，一边用演出赚来的钱付学费，继续在学校读书。

上海沦陷后，周苏菲随话剧艺术供应社撤退到了昆明，在那里她在地下党的推荐下，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

1939年8月，周苏菲和众多有志青年一样，历尽苦难来到了延安，并在鲁迅艺术学院学习。

只是，周苏菲从到延安后，就因水土不服一直感冒不能痊愈，所以她这才找到了马海德。

周苏菲走后，马海德对她念念不忘。好在鲁迅艺术学院并不算远，所以马海德总能“偶遇”周苏菲。一来二去，马海德向周苏菲坦露了心迹。

周苏菲虽然有过逃婚的壮举，但实际上她在婚姻方面还是个很传统的姑娘。

当时由于城市逐渐都成了沦陷区，延安的工农干部和大学生们便有了就在延安安家的想法，因此不少人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可是马海德是个外国人，这种跨国婚姻在延安并不多见，周苏菲不想成为女大学生中的异类，因此她颇为踌躇。

这时，李德的妻子李丽莲来找周苏菲。

原来，李丽莲的丈夫李德也是个外国人。她在得知马海德向周苏菲求爱后，出于热心快肠，自然要成人之美了。

其实要说周苏菲对马海德没有感情也是不对的，在她和马海德交往的过程中，她发现自己也爱上了马海德，再加上李丽莲又来给她做思想工作，因此她才答应了马海德的求婚。

1940年3月3日，一对新人在延安一家简陋的小饭馆举行婚礼。新郎就是个高鼻大眼的马海德，依偎在他身边的是新娘，看上去像个明星一样漂亮的周苏菲。

说是婚礼，其实也很简单，桌子上摆了几碟小菜，再有两瓶烧酒。不过围坐在桌旁的客人中倒有几张熟悉的脸庞，有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人，这可都是党中央的高级领导。      

马海德和周苏菲，他们的感情始终如一，过得非常幸福。比起他们来，李丽莲就太不幸了，她和李德婚后仅过了一年，李德便回苏联述职，从此再也不见影踪，只留下李丽莲孤孤单单地生活了一辈子。

马海德和周苏菲的儿子周幼马在《我的父亲马海德》中写道：他在中国生活了55年，但是他总跟我说，“在延安抗战的那些年，是我这一生最出彩最幸福的时期”，他的遗嘱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将骨灰撒在延河里。

周幼马说：父亲是穷苦孩子出身——出生在美国纽约州布法罗一个炼钢工人家庭，祖父当年从黎巴嫩一个小镇因招工而移民美国。1933年秋，在日内瓦医科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之后，当时23岁的父亲和两个美国同学从地中海乘船来到上海这个冒险家的乐园。

1934年后，另外两位同学离开，只有父亲坚持留下来继续在上海九江路开诊所。在霞飞路（今淮海路）上一家德国人的书店里，父亲遇到了美国著名女作家史沫特莱，后来又通过其结识新西兰人路易·艾黎，一个和他肝胆相照的终生朋友，也是引导他走上革命道路的关键人物。不久，他又认识了宋庆龄，父亲经常与她见面，听她谈关于中国革命的各种问题和看法。

经宋庆龄推荐，埃德加·斯诺，和我的父亲，两人几经辗转于1937年7月到达延安。

从7月16日晚开始，斯诺和父亲就开始正式在毛泽东的住处进行访问，“毛主席当时住的是里外套间的窑洞。窑洞内布置得非常简单，除了墙上挂着一些地图外，窑洞中间只摆放了一张木制方桌和几个没有靠背的木凳子”。毛主席接连和他们谈了几个晚上的话，向他们介绍了中国革命所走过的道路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政策和抗日主张。这期间，作为医生的父亲还给毛主席做了一次全面的身体检查，结果显示身体非常健康，回应了白区各种报纸上“毛泽东是个肺病鬼”“得了不治之症”等诸如此类的谣言。

谈话中，毛泽东诚恳地向马海德说道：“请海德姆博士，到我们每一个医院去看看，希望你能对我们苏区医疗条件的改善、医生素质的提高等方面提出具体的意见。另外，我们准备创办一所医科大学，也请你结合考察，提出一个筹建方案。”

马海德没有想到，第一次见面的毛泽东就对自己如此的坦诚，如此的信任，他非常高兴地接受了毛泽东的重托。后来，毛泽东考虑马海德是外国人，到处考察不方便，便在一张陕甘宁边区银行发行的面值壹佰元的纸币上签名，作为马海德的通行证。几十年后，这张陕甘宁纸币成为马海德的遗物保留了下来。

（毛泽东与马海德在延安）

除了访问毛泽东，父亲和斯诺还在黄华的陪同下在陕北走访3个多月，访问了红军连队、地方政府、干部学校和剧社等，参加了连队讨论会，出席群众大会，观看文艺演出等。与此同时，他们还到宁夏、甘肃前线采访包括彭德怀、聂荣臻、杨尚昆、徐海东等在内的红军将领。

而在访问的过程中，父亲不忘自己的职责，仔细考察了位于红军前线或后方大大小小为数众多的医疗卫生单位。通过与医生、护士和伤病员的交谈掌握了许多第一手资料，用英文写出了一份《苏区医疗卫生工作考察报告》。报告不仅叙述了医疗机构的现状，而且分析了各个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改进的建议。后来，这一实事求是的报告获得了毛主席和中共中央的高度评价。

通过对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的认识和了解，父亲加深了“只有这些人能够改变中国的现状，能够使中国将来有更好的社会”的认识。此外，与这些革命人士的接触也促使父亲更想加入革命。

所以，当访问结束斯诺离开时，父亲却坚决地留了下来。党中央、毛泽东任命他为“中共红军卫生总顾问”，这道命令标志着他正式成为红军队伍的一员。不仅如此，父亲后来在八路军、解放军中也担任过职务，他参加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新中国的建设，这在西方人里是绝无仅有的。

抗日战争期间，加拿大医生白求恩、苏联医生阿洛夫、德国医生汉斯·米勒、印度援华医疗队等来华救死扶伤。马海德迎接了他们，帮助他们安顿，为他们答疑解惑，让他们更快地开展工作。

后来有一次，在周恩来的建议下，父亲将名字改为马海德，既保留了美国的姓“海德”，又在其前头加上中国西北地区回族同胞姓氏中常见的“马”字，名字的改变也意味着他决心为中国革命奋斗终生。

（周恩来与马海德）

“1937年底，从山西前线重返延安后，在任中央军委卫生部顾问的同时，组织上又决定让父亲兼任中央领导同志的医疗保健医生。他给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都看过病，这些病历现在还在我家中。像彭德怀、陈毅、贺龙、刘伯承等这些高级将领，只要回到延安，不管是开会还是汇报工作，父亲都要亲自找他们给他们检查身体。出于对父亲人品和能力的尊重，他们都很配合。对父亲来说，最难对付的保健对象要数毛主席。

“毛主席养成了夜里办公上午睡觉、昼夜颠倒的生活习惯，而且有一点风湿，肩抬不起来。父亲就想尽各种办法来调节他紧张的神经。为此，父亲还专门请木匠打造了整个边区内第一张乒乓球台子，很简陋，球网也是临时凑的，一有时间就拉着毛主席打乒乓球。每逢周末或节假日，他就拉着毛主席去跳舞，让他锻炼身体。为了保证毛主席有更多的休息机会，他还常常陪他打麻将。父亲和母亲结婚后，我们家离主席住处很近。为了让毛主席活动关节，父亲就拉着母亲和我每天陪毛主席散步。

（1945年马海德与毛主席在打乒乓球）

“后来父亲回忆起那段时光时说：‘我对中央领导同志是身体保健，他们对我却是思想保健，我比他们得到的更多、更幸运。可以说我是在他们的直接影响下成长起来的。’

“父亲与延安军民同患难，共奋斗。他乐观和善，乐于助人，时常有人找他帮忙修理手表、手电、打火机，甚至应急当接生婆，他都有求必应，因而被大家称为‘我们的万能博士’”。

在连门诊和简陋的卫生设施都没有的情况下，马海德到处去看病，在窑洞里、在大树下、在田野里，他不顾环境肮脏、条件艰苦、他说：“医生不能等病人，要去找病人！”

在延安三年不到的时间里，马海德消瘦和衰老了很多，他胡子拉碴，一身粗布军装、打着绑腿，除了鼻子高一些、说话蹩脚，他跟普通的红军战士已经没有什么两样！1938年至1940年仅3年时间里，他就为陕北军民治病4万余人次。

马海德最欣慰的是，在延安的十多年里，他参与和见证了边区医疗事业巨大变化，从医疗极为落后，发展成以白求恩和平医院为总院，8所中心医院和24所分院，总计拥有11800张病床的医疗网。

毛主席与马海德的友谊还体现在其危难时刻，两次力保马海德避免了政治迫害。虽然马海德早在红军时期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由于他的美国人身份，两次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

第一次是延安整风运动的时候，马海德作为一个外国人被列入到了“抢救”名单之中，妻子周苏菲也受到了牵连。一系列子虚乌有的攻击，让马海德非常痛苦。毛泽东知道后大怒，当场拍了桌子，指示有关部门立刻停止对马海德的不公平待遇。

第二次则是因为一起国际事件。1949年2月，米高扬以斯大林特使的身份，秘密访问西柏坡，米高扬向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说道：“马海德是美国侦察机关的间谍，应该把他抓起来。”

毛泽东反驳道：“马海德从1936年就参加了我们的红军，当时我们损失了90%的根据地，90%的共产党员，90%的红军战士，他那时就加入了我们的中国共产党，一直在我身边，他的事情我最清楚！”就这样，毛泽东又一次地保下了马海德。

新中国成立后，马海德便迫不及待地找到周恩来，请求加入中国国籍。

当然，此时的马海德不仅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而且他还凭着高超的医术救治了不少中国人。一个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人，当然应该满足他的要求，所以在中央领导的批示下，马海德成为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拥有中国国籍的外国人。

周恩来亲笔在他的中国国籍上签字，马海德成为第一个加入中国国籍的外国人。

1949年10月1日，马海德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开国大典。几天后，毛泽东主席将马海德一家请到中南海设宴招待：“祝贺你呀！原来你算是我们中国的女婿，现在你入籍了，就是完全的中国人了！”

每当有人称赞他是外国专家时，马海德总是大笑着纠正：“我可不是外国专家，我是中国籍，我是完完全全的中国人！”

后来，周幼马说：“虽然是中共党员，虽然是老革命，但我父亲也知道自己是美国人，他知道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做。”解放后马海德复员，主动到卫生部做顾问，扛着行李卷，带着医疗队，翻山越岭下农村，仿佛一切又回到了1936年。就冲这一点，周幼马敬重父亲“是个爷们儿”。“他在解放后不当官不做领导，而是从事连普通医生都不愿意做的、最脏最不好办的事情，但是他做到了。”

1950年，马海德被任命为国家卫生部顾问，协助组建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马海德为了驱逐魔鬼，向性病、麻风病宣战！把他的生命全部献给了中国，献给了他最热爱的医疗事业，献给了几十万麻风病病人！

当时，卫生部为照顾外国专家，为每人增加了一份较高的工资，当通知马海德前去领取时，却遭到了拒绝。

他还拒绝了国家给他分的房子——杜聿明住过的很气派的日式小洋楼，而他选择了卫生部附近、后海旁边一处已经年久失修、破旧不堪的小四合院。

（马海德一家人在北京）

新中国刚成立时，梅毒流行全国，危害很大，有些大城市的患病率高达5%-10%，有的少数民族地区更是因为梅毒出生率大幅下降。1953年，马海德被任命为以治疗梅毒为主的皮肤病与性病研究所的副所长和顾问，

从1954年起，40多岁的马海德，每年都要拿出半年以上的时间到内蒙古、青海、甘肃等农牧区巡检，他住蒙古包、破庙，曾和4个人合盖过一条粗布破被，

为了寻找一个病人，他不惜跑几十里路。边远地区的群众没见过抽血，不肯配合，马海德就撸起自己的袖管，把针头扎进自己的静脉里，“表演”抽血。

（马海德亲自示范抽血）

有一种曾让人类望而生畏的疾病就是麻风病！手脚和皮肤会溃烂萎缩，整个面部塌陷、五官扭曲……因而看起来极为恐怖，

千百年来，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将这种病视为“恶魔”……不管是在过去的欧洲和旧时的中国，患了这种病的人都被视为“魔鬼”，他们不仅很少被救治，甚至，还会被活活烧死，或者直接被活埋。

新中国刚成立时，全国还有52万同胞遭受着“麻风恶魔”生不如死的折磨……

直到2007年，卫生部副部长向全世界宣布：“中国现症麻风病人减少到6300多人，中国在经过50多年的努力之后，终于走出了麻风病时代！”

然而，大部分国人却很少知道，冲在最前线与可怕的麻风病战斗、为中国老百姓“驱逐恶魔”的，竟然是一位中国籍的“美国人”！

他逢人就说麻风病，不遗余力地向全社会宣传麻风病作为一种慢性、比较弱的传染病，可防、可治不可怕！

用药三天后，麻风病毒很快就能被控制和消灭，不再具有传染性。

马海德以身作则，他常常只穿一个白大褂，给麻风病人做检查时，用手直接接触病人皮肤溃烂的部分！他把全国几十万麻风病人当作亲人，消除他们内心的不安和自卑。

1962年，马海德突然接到一个电话：“马大夫，你父亲来了！陈毅外长让您赶紧回来！”原来，这一年，马海德在美国的父亲从英国《泰晤士报》上读到了一则关于儿子的消息，说马海德做了中国卫生部的顾问，而且与毛泽东、周恩来都是好朋友。他马上收拾行李到了叙利亚，因为当时叙利亚与中国建交了外交关系。

在叙利亚中国大使馆，这位老人激动地说：我要见你们的马海德，我是他的父亲！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也非常激动，因为老人与老马医生长得太像了！

在叙利亚大使馆的安排下，这对29年不曾见面的父子，终于激动地拥抱在了一起，父子都泪流满面。一个月的相聚让马海德父亲感到亲情的满足。遗憾的是仅仅一个月的相聚竟成为父子最后见面，马海德父亲回美国不到两年便离开了人世。

然而最让他伤心的，是好朋友斯诺的逝世。1972年，斯诺已经是癌症晚期，马海德带着中国医疗组住进了斯诺在瑞士的家，

然而，斯诺已经病得太重了。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意味深长地对马海德说：“乔治，我羡慕你选择的道路，我，热爱中国！”

周幼马因为学习不好，没考上好中学，就上了北安河鹫峰下的一所乡村中学。高中从清华附中转到二十二中，紧紧巴巴毕业。事实上，周幼马的心思不在此处，而在摄影。

高中毕业后，面临上大学的问题，正好父亲卫生部的战友在筹建医科大，周幼马问父亲学医行吗？父亲连连摇头，算了，你要照相照坏了还可以再照，当医生当坏了那可不行，你照相去吧。就考电影学院，竟然给考上了。大学生活周幼马如鱼得水，不想两年不到就赶上文革。

文革对周幼马及其家人的冲击不可谓不大。他不想放弃摄影爱好，也不想跟着打打闹闹，于是就做了《红卫兵报》的摄影记者，也因此拍下许多历史瞬间：第一次斗彭真，王光美第一次戴乒乓球当项链在清华大学挨斗，毛主席接见红卫兵……

到了文革后期，父亲因为美国身份受到怀疑，而在北影厂工作的母亲则被作为黑导演批斗，“在北京电影制片厂门口，一群跪着的人当中就有我妈妈，旁边就是谢芳(曾出演《早春二月》)。”周幼马也曾劝说父母，给林彪写封信吧，打仗的时候都给他看过病；给江青写封信吧，都一块儿过来的，她还不了解你。然而父亲和母亲给谁都没写那封信。

当别的外国友人纷纷写大字报，参与批斗时，马海德选择了另外一种方式，他与好友路易·艾黎·米勒躲在家里，聊天、讲过去，吃吃喝喝。

看着昔日的战友纷纷被打倒，马海德的心里并不理解，他很苦恼也很难过，但仍然选择相信中国共产党。“这是他的信念。”周幼马说。

再苦再可怕的时代，也总会向前推移。上世纪七十年代，周幼马被分配去了张家口，又回到最原始的农村，掏粪、挑渠、浇水、吃小米饭……这都不算什么，然而最令他痛苦的是不能照相，手痒心痒。

后来斯诺来了，美国的叔叔也获准来探亲，周幼马被父亲叫回北京，去机场接叔叔。后来，周幼马写了封信给周恩来总理：我是电影学院学生，很希望继续摄影，不想回张家口。周恩来很快回复：可以到宋庆龄的《中国建设》杂志。

送了几张片子过去，宋庆龄很喜欢，说你来吧，顺便也给我做私人摄影记者。

就这样，周幼马当了十年宋庆龄的摄影师，她生命中最后十年的每一张照片，都是周幼马拍的，直到去世。“这是我一生中(惟一)有一点儿闪亮的地方，”周幼马说，“当年宋庆龄把我父亲接来，最后我和父亲又把她送走了。”

“文革”期间，马海德遭到批斗、抄家，妻子苏菲也被抓去批斗。好多人劝他回美国，而马海德毫不动摇，称自己是中国人，哪儿也不去。他没有动摇和放弃对麻风病的研究，主动下到北京阜外医院担任皮肤科门诊医生，从事麻风病诊治工作。

“文革”结束之后，马海德夫妇得到平反，回到了自己心爱的麻风病研究治疗岗位。

 1976年，66岁的马海德被确诊患上了前列腺癌。动过8次大手术，仍拖者病体奋斗在防治麻风病一线。

1981年，马海德经过周密的调查和论证，他提出“中国要在2000年基本消灭麻风病”的奋斗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他积极开展中外医学界的合作与交流。

1982年的大年初一，马海德在河北望都麻风病院里，紧紧握住了一位麻风病人的手。然而，在马海德第一次向老汉伸出手时，老汉哆哆嗦嗦，就是不肯伸手。

马海德主动拉起他的手，老汉瞬间热泪纵横，他说：自从我得了这个病，多少年了，没有人敢跟我握手，马大夫是第一个！

1982年，美国“达米恩杜顿麻风协会”授予马海德奖章，表彰他为中国防治麻风病而做出的突出贡献。这是中国第一位获得这个奖章的麻风病专家。

1983年11月，人民大会堂为马海德举办了隆重表彰大会，表彰马海德来中国工作50周年，邓小平紧紧握着马海德的手说道：“50年，不容易啊！”

1985年，在马海德的筹划下，第一届国际麻风病学术交流会如期在中国召开。这一年，经马海德不懈的努力，在广州成立了中国麻风病防治协会、中国麻风病福利基金会和中国麻风病防治研究中心，并在中国召开了第一届国际麻风病学术交流会。来自26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位麻风病专家出席了会议，他们亲眼看到了中国防治麻风病的工作所取得的成就，与会的各国麻风基金会代表纷纷向马海德表示，要大力支持中国的麻风病防治事业。

马海德认为不能再沿用欧美国家19世纪建立麻风村、麻风病院的老办法，而应根据中国国情，大胆闯出一条防治麻风病的新路子来。

（马海德冒雨行走在中国农村泥泞的土路上）

晚年的马海德身患多种疾病，被抢救过几次，身体稍一恢复便又投身这一工作。临终前，他躺在病榻上，最感到遗憾的是若再能给他几年时间，就一定能消灭麻风病。       

1988年9月23日，就在病床上，卫生部授予马海德新中国卫生事业先驱的光荣称号！

1988年10月3日，马海德在他的第二故乡中国，结束了壮丽而无悔的一生。

在马海德追悼会上。令周幼马深感羞愧的是，父亲生前对他最大的愿望是能加入中国共产党，但他一向自由散漫，直到父亲去世，都没能入党。在父亲的葬礼上，邓颖超当时拉着周幼马的手说：幼马呀，你一定要成为像你父亲一样优秀的共产党员。后来，旁边的媒体记者问周幼马：你是党员吗？周幼马说：不是。直到三年后，1991年，周幼马才终于像他父亲一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信仰的问题上，周幼马看得很明确：“我没有第二条路”。在他看来，共产主义是父母坚持一生的信念。尤其父亲是第一个外国人身份的中国共产党员，也第一个加入中国籍，文革也没能动摇他对中国共产党的信心和对共产主义的信念。

在心底里，周幼马认为自己就是一个彻底的中国人，是个吃过苦，经过了各式各样运动的中国人。他不只看到年轻新中国的这几十年，也体验了已经过去的那个时代，这种身份上的问题从不会困扰他。“有人问我这个社会足够好吗，我说没有足够好的社会，全世界都没有。一切问题都是发展中的问题，腐败、效率低、干部队伍(数量)过大，这些问题需要的是一一解决。”周幼马说。

“父亲这一生千辛万苦，却也很伟大”，多年后，周幼马才得出这个结论。他说，一切也许是潜移默化的，很多事情回想起来比当时给自己的震动更大。

马海德一生在中国生活战斗了55年，他曾这样感慨自己的一生：“一个人活在世上，总要做些事。我为中国革命做了一些事，死也无憾了。”

按照他的遗愿，他的骨灰分成了三份，一部分送回了美国家乡，一部分送回了他魂牵梦绕的延安，一部分，安葬在了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秉博爱之心，施精湛之术，辨证有方，活人无算。国初首入华籍，更殚厥心，遍驰其迹，倾力于防治麻风之鸿业，泽被杏林。”《百位共产党人百篇小传》如是评价马海德。

马海德走了，可他留在人们心中的印象，始终是那个头发花白、操着一口延安普通话，戴着眼镜、细心温和给大家看病、幽默爱开玩笑的北京“后海大爷”。

致敬那个为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而献身的善良、正直的美国医学博士！致敬那个治病救人千千万万的伟大医生！致敬可爱！可亲！可敬的“后海大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