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便深受欢迎，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得以迅速发展，至唐代更加得到发扬光大，涌现出许多在佛教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的高僧。来自中亚地区，被唐中宗奉为国师的僧伽就是其中之一。

　　僧伽（音qié），本是梵语的译音，意为大众。原指出家佛教徒四人以上组成的团体，后来单个和尚也称“僧伽”。唐中宗把僧伽奉为国师后，“僧伽”成为专有名词，特指泗州僧伽大师（亦叫泗州大圣、泗州佛等）。

　　据记载，僧伽自言何姓何国人。关于何姓何国,《新唐书‧西域传下》载：“康者（康居国之后）……君姓温，本月氏人，世居祁连北昭武城（今甘肃中西部及青海东部），为突厥所破，稍南依葱岭，即有其地（今乌兹别克）。枝庶分王，曰安、曰曹、曰石、曰米、曰何、曰火寻、曰戊地、曰史，世谓九姓，皆氏武昭。”可见,何国是由康居国分出的，何姓亦即月氏人分支。还有一种说法，说是佛家谶语。

　　僧伽来到大唐，初游历江淮一带。虽说是外来人，但勤于学习钻研，将西域文化与中土文化结合起来，并利用精通的佛学、易学、医术、幻术等知识为百姓消灾解难。他能讲会说，力行善事，泗州一带的百姓对他十分崇拜，把他视作无为不能的神灵。他的名声越来越大，众多有关他的灵异故事在社会上广泛地流传着，很快传到长安，引起皇帝的关注。当时长安城内佛寺多达70多处，有慈恩寺、青龙寺、大兴善寺、普光寺（高宗李治曾诏书慧净为寺主）等，高僧如云，但中宗李显对僧伽铭记在心，于是下诏宣僧伽进宫。两人一见如故，谈得十分投机。中宗不仅安排僧伽入住条件优越的荐福寺，而且还封其为国师。从此，僧伽名扬四海。景龙四年（710）僧伽坐化后，王朝以国礼的待遇为他举行葬礼，并按其生前遗愿，将其送归临淮城内普光王寺（当时泗州治宿预，尚未迁至临淮），并起塔供养。从此，淮河岸边的普光王寺（后称普照王寺）便成为全国闻名的古刹之一。到了宋代，李昉、蒋之奇、苏东坡、李纲等文人居士、达官重臣的宣扬，以及真宗、徽宗等皇帝的推崇，“泗州大圣”信仰遍及全国。如今在江苏的南通、江阴和东南沿海的广东、福建、浙江，乃至台湾、日本等地，还有不少以僧伽来命名的寺庙，以及“泗州大圣”的塑像等。可见，僧伽的影响十分远大。

　　唐开元二十三年（735），泗州州治迁至临淮。因泗州地处水陆要冲，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普光王寺和僧伽塔屡遭毁坏，但因信仰又屡次修建。德宗贞元中（785-805，即794年左右），临淮浮屠被毁。高僧澄观设法筹资重新修建(韩愈诗于贞元十六年,可见公元800年塔已建好)，塔高三百尺。穆宗长庆二年（822），殿塔又灾，浮屠尽矣。宋太平兴国七年（982），敕重建寺塔。雍熙二年（985），十三级浮屠建成，又称雍熙塔。高宗建炎三年（1129），金兵攻破泗州，寺宇与塔俱毁。传说四太子得大士真身而归藏燕都庆寿寺。宣和乙巳（1125），徽宗驾幸普照寺，御批神宵玉清宫占用普照寺的庙宇半以还寺（见王明清《玉照新志》卷四胡舜申“乙巳泗州录”），但神宵玉清宫在归还时，将许多门窗拆去，殿宇十分破旧。南宋后期，曾一度收复泗州，对寺宇进行整修。元至元十八年（1281），僧怀融请建塔，经七年仍未果。仁宋延祐二年（1315），用西竺表法改建普照寺宝塔，建成砖塔高一百五十尺，塔顶为铜盖，赐塔名灵瑞。明代曾多次整修，万历末年，有僧如隐号显光者自南海来募修塔寺；崇祯十年，巡按饶京、吴振缨、州守解梁、李希楧捐金命工，乃大修之，并增修亭台殿阁，题其门曰古浮图塔，后筑高台，台下为洞，灵通虚敞，景胜十分可观。清顺治九年，如隐弟子名性慈者，承师志，苦行募建，中殿三层高，埒塔腹面，八窗玲珑，一望如画。清康熙十九年（1680），水漫泗州，寺亦没于水中，而塔一直屹立于水中。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因大风雨灵瑞塔完全倾倒，塔顶被州牧谢其炳取下，并藏于州署（时泗州治盱眙）。四十二年（1777），因裁虹并泗，泗州州治迁至虹县，灵瑞塔塔顶的铜材被移寄盱眙县衙门。四十九年，盱令王本智详请变价，计铜二千七百三十三斤。至此，曾经名扬四海的泗州普光王寺和僧伽塔消失得无影无踪。

　　因僧伽影响广远，故多次受到帝王赐封。唐中宗遵为“国师”,唐懿宗赐号“证圣大师”。宋大中祥符六年，宣加“普照”，号“明觉大师”。徽宗时，加号“大圣等慈普照明觉国师菩萨”。

　　僧伽，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不仅古有文人居士甚至帝王极力推崇，现代许多学者更是探讨研究不止。如今，随着人们物质文化生活的提高，不少地方以名人效应开始大打旅游牌，僧伽研究于是又一次进入人们的视野。安徽省泗县投入巨资，已建成古泗州普光文化园景区；江苏泗洪县正在规划，拟重建普照王寺；江阴市政府为保存文化古迹，修复悟空寺，着手依据僧伽舍利函铭记重建“泗州大圣宝塔”；南通市政府投资拍摄了电视纪录片《僧伽东行》，在央视播出后引起巨大反响。2017年，南通市还成立了“僧伽文化研究会”，推动僧伽研究，弘扬僧伽文化。

　　僧伽，生前在盱眙一带传教三四十年，坐化后又归葬于盱眙，我们更应当先人一步，加快僧伽文化研究和僧伽产业推进。为此，作者多方搜集资料，从浩瀚的古藉文本中进行查阅,对晦涩难懂的古文细致地校点，并网罗了几篇现代论文，于2020年7月编印出版了《僧伽史料集粹》，也是目前第一部关于僧伽研究方面的史料集成，以供文史爱好者和僧伽研究者学习参考，亦以期为方志编纂者和地方领导者决策服务。

　　我们今天可见的最早的僧伽文章是唐代李邕所写的，后来者（尤为突出的是宋代的蒋之奇）大多在此基础上或增加或改动，特别是僧伽灵异，更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玄之又玄，有三十六应化的，有增加到四十应化的(明末清初梁云构《豹陵集・为徐司李病祷大圣禅师文》)。今天，如果再进一步研究僧伽，作者认为应着眼于以下几个方面才有新的价值和意义，也是研究之重点：

　　1.僧伽出生的“何国”，当时佛教的影响和普及程度，僧伽的家庭及其受教育情况。

　　2.僧伽游说于江淮，并受诏入宫，他所说的是什么经文，是经术还是其他方术让百姓乃至帝王信服并被推崇。

　　3.历代普光王寺和僧伽塔的规模、形制、管理以及名称的变化。

　　4.普光王寺历届主持和高僧列表。

　　5.现在是否有必要重建普光王寺和僧伽塔，建在哪，规模、结构如何？如何使僧伽文化与盱眙旅游、文化、经济等方面联系起来，以形成地方特色产业。

　　泗州城水漫以后，普光王寺中的僧人转移到哪儿去了？我曾到盱眙河西寻找答案。据年高长者说，原管镇供销社大院内，在解放前是大唐寺（又称东大庙、大圣寺）所在地，并有每年三月三赶庙会的习俗。管镇晚清举人路承霈曾为该寺撰写过一幅长联，即：为东土导师、为西方上圣、为南海菩提，十万程白鹿车停，灵瑞著长淮，贝叶千秋藏古寺；布唐家甘露、布宋代慈云、布明时法雨，五百年洪羊劫换，普光照圣寺，莺花三月指迷津。大唐寺是否就是普光王寺僧众的临时驻足礼佛之地呢，有待进一步考证。

　　（本文写于2020年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