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渡赤水出奇兵，毛主席用兵真如神”是《长征组歌》中一句最经典的歌词。在毛主席“用兵如神”的背后，与红军无线电通信的保障分不开的。这些耳聪目明的“红色传令兵”，帮助毛主席完成了人类军事史上的“得意之笔”。这支被称为“千里眼”“顺风耳”的无线电通信队伍中，有一位亲历了长征那段峥嵘岁月后来长期担负军队通信机要工作的“红色传令兵”，他就是浦江籍的开国将军——张瑞。

　　投身革命即为家

　　张瑞，原名张咸祥，字瑞卿。1909年3月出生于浙江省浦江县仙华山麓的七里黄塘下村。少年时代，他先后在浦江平安白石小学、金华七中（现金华一中）就读。在金华上学期间，他的学习成绩始终名列年级的前三名，全部减免学费，每年还拿到了全额奖学金，后来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南京无线电专科学校。

　　1933年5月，张瑞从南京无线电专科学校毕业。原本，他完全可以在城市里舒适的工作和生活，美好的个人前程也在向他招手，但他看到了古老中华民族涅槃重生的曙光，毅然选择了寻求真理投身革命的道路。谁都知道：在那白色恐怖的岁月里，张瑞做出的这一决定，需要何等的勇气！从南京到江西，张瑞机智勇敢地甩掉了国民党特务的跟踪，费尽周折到达江西中央苏区——瑞金，被分配到红军通信学校。    

　　当年，红军队伍中最稀缺的就是无线电人才，由于张瑞是无线电科班出身，刚入校就担任了红军通信学校的技术教员、训练处主任等职。无线电通信无疑是当时的最高科技，因此培养无线电通信人才成为红军的最高机密。1932年2月中旬，红军组织攻打赣州期间，中央将学校秘密迁至瑞金的坪山岗的大祠堂内，学校同时更名为中国工农红军无线电通信学校。从此，坪山岗的大祠堂既是全村举行重大活动的场所，也是红军通信学校的课堂。毛主席、朱德、何叔衡等中央领导视察学校时都在这里作报告，张瑞也经常在大香樟树下给通信学员们上课。

　　学员都是从红一方面军各部队选调上来的，文化程度参差不齐。根据这种情况，学校采取分层次的教学方法。那些没有文化的学员先学识字，学习三个月以后，再学习无线电报务或机务课程。有一定文化基础的学员，一上来就开始学习技术课程。学员基本上掌握了技术以后，再增加外文、勤务用语、通报手续等课程，学期一般为六个月。因战争的需要，学员学习定指标，经过考核，符合要求的按期毕业，提早达到要求的可以提前毕业，不符合要求的继续留校学习，直到学成为止。

　　学校教学大部分是利用战斗间隙进行的，一个电码联系器成了主要教具，每名学员的左手大拇指也成了自备的手键，用以练习发报。训练电池都是前方电话队用了送到后方的废品，学员们把锌皮捅上几个洞，放在粗毛竹筒里，用盐水浸泡就有了电，而且还能用很长时间，这个变废为宝的发明成果被大家称作“麻子牌”电池。

　　张瑞利用扎实的理论功底和丰富的实践经验，自己亲手编写教材，在教学方式上注重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学员一般培训几个月后就可以分配到下面各个电台进行实习，学校先后培养了无线电报务、机务、司号和旗语等各类通信人才2100余人，学员们从通信学校毕业后，源源不断地输送到红军部队中。这些红色“听风者”，人数虽然不多，其作用堪比千军万马。一部部珍贵的无线电台，一道道划过长空的红色电波，为红军粉碎敌人的一次次“围剿”和保证后来的长征转危为安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34年9月，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严重危害，中央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转移地区，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在迫不得已的险峻形势下，红军不得不作出撤出瑞金的中央根据地的决定，当时称为突围西征或转移阵地。

　　为保障红军战略转移，中央把参加这次战略转移行动的红军主力以及机关人员编成“五个军团”和“两个纵队”，即红一军团、红三军团、红五军团、红八军团、红九军团，中革军委第一纵队和第二纵队。中革军委通信联络局也进行了一系列准备工作，对长征中的通信保障尤其是无线电台的配置和运用作了周密部署。长征出发前共有17部电台，三部留给在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斗争的部队使用，另14部电台除5部由总部统一组织使用外，余下的9部配置到所辖的各个军团使用。同时，把红军通信学校整编为通信教导大队，张瑞随之调到了红三军团，担任电台23分队队长。

　　10月21日，张瑞与广大红军指战员一道携带物资，在“一送里格红军，介支个下了山；秋雨里格绵绵，介支个秋风寒；树树里格梧桐，叶落尽；愁绪里格万千，压在心间；问一声亲人，红军啊！几时里格人马，介支个再回山……”这首悠扬婉转、带着凄凉伤感的曲调中，恋恋不舍地告别了瑞金这块红色的土地和根据地的父老乡亲，踏上了星夜兼程的漫漫长征路。

　　血战湘江突重围

　　“长征战役数湘江，五万官兵殉战场”湘江之战是红军长征之中最惨烈、最悲壮的一仗，也是张瑞军旅生涯中所经历最艰难的一战。

　　红军撤离江西根据地后，蒋介石调整了部署，变“围剿”为“追堵”。从中央苏区转移出来的8.6万中央红军，在路途上被国民党四十万重兵堵住了。面对四道封锁线的层层阻击，红军必须拼死突围，任何的后退甚至犹豫就是灭顶之灾。

　　1934年11月底，撤出根据地一个多月后，在张瑞他们红三军团和红一军团的密切协同下，经过浴血奋战，护卫中央纵队渡过于都河，摧垮了敌人的三道封锁线，但部队损失惨重，四师师长洪超在突围战斗中英勇牺牲。张瑞从电台收到了中革军委向红三军团发来的嘉奖令：“军委赞扬三军团首长彭（彭德怀)、杨(杨尚昆）同志及三军团全体指战员在突破汝城及宜、郴两封锁线时之英勇与模范的战斗动作。”

　　当敌军的三道封锁线被红军突破后，蒋介石恼羞成怒，他急调湘军北下、桂军南上、粤军西追，40万大军三面合围，逼迫红军西至湘江。11月25日，张瑞通过电台收到了中革军委的命令：“中央红军在全州和兴安之间的界首和凤凰嘴抢渡湘江，命令红三军团和红一军团为左右两翼，掩护中央纵队渡江。”紧接着，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又以“特提”（电报中紧急程度的最高等级）联名致电红一、红三、红五军团：“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胜负关系全局。”中革军委将最有战斗力的红一、红三军团置于两翼，以五军团殿后阻止追击之敌，全力掩护中央纵队迅速渡江。

　　“军情就是命令。”11月27日，军团长彭德怀当即命令第四师的两个团直插界首和兴安地区，随同红一军团抢渡湘江，不久就控制了界首到脚山铺的渡河点，并架起浮桥。第二天，四师又有两个团西渡湘江，控制了界首以南的光华铺、枫山铺一带，在河东的一个团立刻修筑防御阵地，阻击敌军。界首扼湘桂公路和湘江的南北要冲，穿越公路向西便是名为老山界的越城岭，如果中央纵队及时赶到渡口，迅速渡过湘江，就能很快突破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可是，张瑞从中革军委发来的电讯才知道：此时的中央纵队还在40公里以外的文市和桂岩一带。敌军主力却已北上，正协同“追剿”的敌人发起了全线进攻，企图夺回湘江各个渡口，将红军“全歼”于湘江以东，但集结江岸以及过江的速度依然很慢。

　　“屋漏偏逢连夜雨”此时的红一军团又奉命掉头去对付湘军，把坚守渡口点的任务被完全交给了红三军团。张瑞他们的电台接到了中革军委下达的几乎没有半点空间的命令：“不惜一切代价，全力坚持三天四夜。”于是，先期控制渡口的红三军团又不得不全力同来势汹汹的敌军厮杀。

　　由于中央纵队携带的辎重物质过多，行动过于迟缓，未能及时赶到渡口。数十万敌军从前后向渡口压迫过来。为了保护渡口，军团长彭德怀怒气冲冲的吼道：“这样抬着‘棺材’走路，哪像个打仗的样子，把革命当儿戏，真是胡闹。”军情紧急，刻不容缓，军团长彭德怀一再命令张瑞向中革军委发出“十万火急”“万万火急”的特急电报，催促军委“将湘江以东各军星夜兼程过河”，否则湘江渡口“难有占领固守的绝对把握”。

　　12月1日，在湘江的阻击阵地上，张瑞他们的告急电报一封接着一封，阻击战到了白热化状态，决定党中央和红军生死存亡的最后时刻到了。第五师奉命在距离湘江渡口70公里的新圩构筑阻击阵地，这是敌军向北攻击湘江渡口的必经之地。军团长彭德怀给师长李天佑下达了死命令：不惜一切代价在这里坚持4天。战斗异常惨烈，师参谋长牺牲了，师长李天佑拿起驳壳枪冲出指挥所，政委钟赤兵在红15团团长、政委都负伤的情况下，冲出指挥所向红15团的阵地冲过去。第四师在界首构筑阻击阵地，这里距离中央纵队的渡江地点只有几里地，被烧成一片火海。位于阵地最前沿的红10团团长牺牲后，军团长彭德怀也冲出指挥所奔向前沿阵地，被在第四师前沿指挥的师政委黄克诚拦了下来。广大指战员以“人在阵地在”的顽强意志与敌军展开了殊死搏斗，一次次打退敌军的进攻。他们像一颗钉子死死的铆在湘江岸边，以劣势的兵力和装备，与占绝对优势的敌人，逐个渡口地争夺，逐个渡口地死守。

　　当时，张瑞他们的电台与军团指挥所都设在湘江西岸的一个祠堂内，离界首渡口只有几百米的距离，能近距离地看到前线战士与咄咄逼人的追敌展开残酷的搏杀。敌人进攻异常猛烈，飞机、大炮在湘江两岸不间断地进行轰炸，把红军架设的浮桥多次炸断，红三军团指战员在彭德怀的指挥下，与蜂拥而来的敌人拼死抵抗、坚守不退，每个阵地上都出现了与敌人展开白刃战的惨烈情景。打的最吃紧的时候，彭德怀等军团首长和张瑞他们都搬到离开渡口最近的村子里去，“哒哒哒”“哒哒哒”敌人的机关枪像雨点般地打在他们的房子顶上，张瑞他们的电台分队以”誓死也要保护通信设备“的决心，没有一个人去躲避敌人的子弹。

　　战斗最激烈的时候，连军团指挥所也险象环生。敌军仗着兵力众多，多次绕到我军后方，曾多次冲到军团指挥所和张瑞他们电台分队的附近，军团首长当即让张瑞他们这些非战斗人员也都拿起了枪，随时准备与敌人拼命。所幸，周边部队闻讯后火速赶了过来，指挥所与张瑞他们才转危为安。

　　经过五个昼夜的浴血奋战，在红三军团前方指战员的奋力抵抗下，湘江渡口始终安然无恙，中央纵队有惊无险地度过了天堑湘江，突破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务求全歼，毋容匪寇再度生根”的梦想。在这场惨烈的战役中，红军以8.6万人锐减到3万多人的惨重代价，摆脱了敌人40万大军的疯狂“围剿”，红三军团共有3500多名指战员在这场战役中英勇牺牲，其中牺牲的团级干部就有：第五师参谋长吴震，第10团团长沈述清、杜中美，第14团团长黄冕昌以及副团长、参谋长……另外还有大量营、连、排的干部牺牲在湘江岸边的阵地上。最为悲壮的是第18团余部在完成掩护任务后，由新圩向湘江撤退途中被桂军阻于湘江东岸，虽拼尽全力，终因寡不敌众，绝大多数指战员壮烈牺牲。

　　在离别湘江时，军团长彭德怀神情凝重，脱下帽子祭奠那些英勇牺牲的指战员，望着那条鲜血染红的湘江和满山遍野那些红军战士的遗体，平时极少表露感情的他泪如泉涌。

　　茫茫草地走泥丸

　　时光在饥寒与纷争中度过，而红军的敌人却并未休息，一个新的包围网已经形成。

　　1935年的8月21日，张瑞与红三军团指战员别无选择地踏进了渺无人烟的广袤草地——一个充满神秘的“死亡地带”。

　　草地是川西北特有的自然地貌，它位于青藏高原与四川盆地的过渡地带，纵长500余里，横宽300余里，面积约15200平方公里，海拔在3500米以上。每年的5—9月为草地雨季，滞水泥泞的沼泽更成漫漫泽国，而张瑞他们过草地的时间正是这个季节。

　　进入草地之前，张瑞与红三军团的战士们就开始做过草地的准备工作，包括粮食、柴火，柴火相对好准备一些，劈几块木材就够了。而准备粮食就难了，当地老百姓在国民党的欺骗下，把东西也都藏起来了。在人烟稀少、农作物产量极低的高寒藏区，要筹到足够粮食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尽管张瑞他们花了近一个月的时间筹粮，但大部分还是筹不到想要的数量。最多的有八至十斤，一般的只能弄到五六斤，有的甚至只有三四斤。在漫无边际的草地里行军，仅靠这些粮食是根本走不出草地的，不少人三四天之后就断了粮，陷入了“饥寒交迫，冻绥交加”的地步。由于红三军团是殿后的部队，草地上能吃的野菜、草根之类已所剩无几了，可前面还有一半的路程要走。于是，干部们就主动把自己的干粮集中起来，留给那些断粮和受伤的同志，自己却啃树皮嚼草根。

　　据张瑞生前回忆：有一位炊事班长看到几名“红小鬼”饿得实在不行，就把装粮食的袋子翻了过来，用水淘洗，煮成“米汤”给他们喝。一碗没有米的“米汤”，把那几个奄奄一息的小战士从生死边缘拉了回来。在万般无奈之下，军团长彭德怀忍痛割爱，亲自下令将他自己的坐骑在内的6匹马全部杀掉救急，军团部只留下一点杂碎，连骨头带肉全部分给了各个连队。因锅子都是由洗脸盆等盛器替代，所以马肉也要切成小块，大了就盛不下。刀子是个人带的剪刀或者用刺刀割，煮的半生不熟就开始吃了，当时就是靠着这些马肉，帮助部队渡过了饥饿关。

　　一望无际的茫茫草地，遍地是水草沼泽泥潭，气候恶劣且变化无常。草地上既无道路，又无人烟，腐草结成的地表面十分松软，人在上面行走，“扑哧扑哧”作响，一不留神陷进了泥沼，就可能是九死一生。

　　泥沼一般都很深，人和骡马必须踏着草甸走，从一个草甸跨到另一个草甸，跳跃前进，或者住着棍子探探深浅，几个人搀扶着走。如此高强度的行走，一天下来每个人都已筋疲力尽，经常有人陷进泥沼里去，如果拼命往上挣扎就会越陷越深。大家都是一个挨一个走的，前后的战友肯定要去拉，结果不但拉不上陷进去的战友，去拉的战士一用力也陷进去牺牲了。后来，红军只好定了一条纪律，凡遇到此类情况，千万不能去拉去扶。张瑞好多次看见过这样的场面：一个战士陷入泥沼后，仍表现的非常镇定，他会微笑着向身边的战友挥挥手，不停的喊着：“别过来”“千万别过来”然后就慢慢地陷进泥沼里去了，前边的一些战友于心不忍，很想去拉一把，但很快被后边的战友紧紧地抱住了，大家眼睁睁的看着战友在自己的面前淹没在泥沼里，对于每个红军战士来说，真是比死都难受啊！

　　一直到后来，红军战士得出了自救与抢救的经验，一旦陷入泥沼，人必须沉着冷静，要慢慢移动身子才能上的来，或者去抢救的战士将自己的绑腿带缠在被陷下去同志腰间才能拉上来。

　　红一军团过草地时是左翼前卫，在将要走出草地的前一天，张瑞他们收到了聂荣臻发给担任后卫的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的电报，一方面将沿途情形和注意事项告诉红三军团，另一方面请彭德怀协助掩埋前面牺牲的同志。后来，张瑞他们又将随红三军团行动的周恩来的回电发给了红一军团：“据三军团收容及沿途掩埋牺牲烈士的统计，红一军团掉队落伍与牺牲的在400人以上。”

　　一路上，饥饿、寒冷，加上缺医少药，伤病员日益增多。当时既无医院，也没有那么多担架，完全靠伤病员自身的体能支撑着前行。每天掉队的总有几百号人，其中大多数能跟上队伍，许多战士在战场上没有倒下，却在草地上牺牲了。由于草地上牺牲的人越来越多，后边掉队的人就无需向导，顺着牺牲战士的遗体，就可以准确地找到大部队的行军路线。

　　雪皑皑，夜茫茫，

　　高原寒，炊断粮。

　　红军都是钢铁汉，

　　千锤百炼不怕难。

　　雪山低头迎远客，

　　草毯泥毡扎营盘。

　　风雨侵衣骨更硬，

　　野菜充饥志越坚。

　　……

　　尽管过草地的艰难困苦世所罕见，但张瑞与广大红军指战员靠着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意志，大家前拉后推，相互搀扶，就这样，经历了一个星期的千辛万苦，最终依靠团结友爱的力量，一个个拖着疲惫的身躯顽强地走出了茫茫草地。

　　当张瑞与红军指战员走出草地，见到了那个相同的寨子——四川若尔盖县班佑乡班佑村时，一幅“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绚丽画卷展现在大家的眼前，那袅袅升起的炊烟，那淳朴善良的藏族百姓，大家仿佛走出了地狱之门，重新回到了美丽的人间。

　　红色电波显神威

　　毛主席曾如此称赞：“无线电通信是红军的千里眼、顺风耳。有了无线电通信，部队就可以撒得开、收得拢了。”

　　长征开始后，张瑞所在的红三军团作为右路前卫，向古陂、韩坊方向突围。面对敌军的围追堵截，红三军团与中革军委的通信联络与各军团的组织战略协同，都依靠无线电通信手段实施。但由于缺乏足够的无线电电台，无线电台的联络只局限于军团内部使用，军团同下级单位联络只能使用有线电话或通讯员人工传递的方式。每一次转移，通讯连的士兵就要背着大捆的电话线走在指挥所的前面去选点架线，条件异常艰苦。

　　一部电台就是一个指挥中枢，电台等于是红军的眼睛和耳朵。军团专门派出一个武装排来保护张瑞他们的电台分队，手动发电机、无线电台不仅有牲口驮着，还安排人员担任运输员。电台报务员的工作是发报和长途行军，电台的密码每天都需要变，有时一天变两次甚至四次。

　　敌军的电台通报用密码，通话用明码。当时敌人使用的密码也比较简单，很容易破译。张瑞与红军无线电队通过电台这个“听风者的武器”，严密地监视着敌人的一举一动，而敌人却浑然不觉。在侦听和破译敌军内部的电讯方面相当成功，几乎没有一次红军不知道敌军的部署和命令的，往往敌军内部还没有接到电文，红军却已“捷足先登”，拿到了他们的军事情报。后来，敌军了解到红军在破译他们的密电后，多次更换密码，仍屡遭我军无线电队破译。

　　长征期间，在红军的前后左右都是敌人，侦察和通报敌情、指挥部队行军作战都靠张瑞他们的无线电电台。在这种情况下，若延误一次联络，收发错一份电报就有被敌人堵住或追上的危险。张瑞合理地把无线电分队分成两个梯队，一个前梯队，一个后梯队，有时甚至分为三个梯队，保证昼夜24小时工作不停顿，遇到重要军情，他都自己亲自把控。如此一来，无论是发报，还是接收电文都能做到万无一失。

　　在战争中，情报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有时候一个重要的情报抵得上千军万马，提前知道敌人动向，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怡。在历时一年的长征中，张瑞他们所提供的准确情报信息，对每一场战斗的胜利都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但最让张瑞他们这些无线电通讯兵引以为豪的是：在那场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四渡赤水”战役中，红色电波像一条无形却又坚韧的风景线，为毛主席扭转乾坤的“神来之笔”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1935年1月初，中央红军突破乌江进占遵义城后，蒋介石急调150个团共约40万兵力，向遵义地区铁壁合围。在滔滔赤水河畔，敌我兵力之比达到了空前的13∶1。然而，这场在蒋介石看来红军“插翅难飞”的围歼之战，结果却演变成为一场惊心动魄的智慧勇气大较量。为跳出敌人包围圈，毛主席利用无线电向各军团发出了《关于我军西渡赤水河的命令》的电报：“我野战军拟于二十九日拂晓前脱离接触之敌，西渡赤水河向古蔺南部西进，诸兵团部队区分及今二十九日行动如次……”红三军团与其他军团接电后迅速脱离了当面之敌。在整个红军“四渡赤水”期间，张瑞与无线电队的这些“千里眼”“顺风耳”通过破译敌军的情报，快速收发电报上令下达、下情上报，相互之间前后收发电报多达300余份。历时三个月的“四渡赤水”中，这些红色电波，有力地保障了毛主席高效指挥红军的机动作战，跳出敌军40万大军的大包围圈，以军事上的胜利完成凤凰涅槃，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的一大奇迹。

　　由于无线电台仅军团一级才有配置，而且电台对每次战斗都能起到关键性作用。因而红三军团指战员都把张瑞他们的电台分队当做“宝贝疙瘩”，军团首长们对电台分队的同志也格外器重，尤其是军团长彭德怀时常询问电台的工作情况和他们的身体状况。在艰难的长征路上，宿营地房子少，“哪怕只有一间房子，军团指挥所宁可露营也要把房子让给电台作报房”军团长彭德怀对负责后勤的同志如此交代，对张瑞他们无线电分队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只要有时间，彭德怀总会去看望无线电队的工作人员，平素他还用面粉亲手制成干粮，专门邀请张瑞他们这些通信兵品尝。军团首长无微不至的关怀，让张瑞他们这些通信兵倍感温暖。

　　有一次，张瑞与无线电分队的一名报务员正在值班发报。突然，一架从上空飞过去的敌机，把一枚炮弹扔在了电台的门口处，接着又是一阵疯狂的扫射。顷刻间，电台的屋子里尘土飞扬，几乎看不清人，但张瑞与那名报务员不顾个人安危，一人用身体护住电台，一人继续发报，一直将电报发完为止。

　　红军长征胜利抵达陕北后，在《通信战士》杂志创刊一周年之际，毛主席还专门为通信兵题词：“你们是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

　　万里征途生死劫

　　长征开始不久，有人担心，像张瑞这样刚从大学里走出来的文化人，艰难的征途上恐怕难以坚持。但出乎大家的预想，张瑞穿着同战士们一样的衣服，吃一样的饭菜、一样的忍饥受冻，一样的拄着棍子，爬过了雪山、走出了草地。

　　在布满荆棘和鲜血的长征路上，张瑞经历了无数次生与死的考验，但这位铮铮铁骨的汉子，以大无畏的精神在弥漫的硝烟中一路前行，用他自己的话说：“红军在中央根据地时有36万人，长征胜利后只剩不到3万人。如果不是苍天长眼，我也不知道是死过多少回的人了！”

　　1935年4月，红三军团进入了云南地带，中革军委向三军团发来了《关于消灭沾益曲靖白水之敌的指示》，张瑞他们奉命前去执行作战任务。途中，前行的队伍忽然躁动了起来，“嗡嗡嗡”原来是一群敌机正从队伍的前方飞了过来，战士们迅速趴在路坎下、田沟里、坡地上，高低的地势顷刻间把他们隐蔽起来。不一会，两架敌机快速俯冲下来，坐在马车上的张瑞与一位大妈一时来不及下车躲避，“轰隆！”随着一声巨响，一发呼啸而来的炮弹在离马车不远处爆炸了，张瑞被炸晕失去了自觉。敌机飞走了，炮弹的爆炸声也停了，硝烟和尘土也渐渐地消散。过了一会儿，张瑞慢慢地苏醒了过来，当他抹去脸上和身上的泥土一看，发现自己竟然毫发无损，而坐在他旁边的那位大妈已被炮弹炸飞了，尸体的碎片遍地都是，惨不忍睹。

　　在过草地的时候，手摇的发报机、发电机等这些沉重的设备根本无法用马车拉，只能肩扛人背。身为无线电分队负责人的张瑞，他一方面与战士们轮换着背电台器材，在草地上踉踉跄跄地行走；另一方面比其他战士要起得早、休息得晚，甚至经常要通宵工作。因为电台随时随地要接收和发送电报，再加上缺粮少吃，身体极其虚弱，撑不了几天便生病掉队了。军团长彭德怀得知情况后，非常担心张瑞的身体，“如果张瑞在路上出了什么问题，我要拿你是问”彭德怀把通信科长叫来狠狠地批评了一顿，并再三叮嘱一定要照顾好张瑞的身体。张瑞听到后，顿时感到一股暖流在心中涌动，他暗暗发誓：“一定要记住和珍惜首长的这份革命情谊！”

　　后来，通信科长安排了一名通讯员搀扶着张瑞在大部队后面慢慢地行走，人累了就拄着棍子站立休息一下（过草地时，红军指战员每人都携带了一根棍子），他不敢坐下，更不敢躺下，因为许多战友坐下去以后就再没能站起来。望着无边无际的茫茫草地，坚韧的张瑞心里只有一个信念：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活着走出草地。那位通讯员一路扶着撑着张瑞，两个人硬是一步一跄地走出了草地。

　　经过整整一年的长途跋涉，眼看就要到达长征的目的地了。对每一位红军战士来说，长征就要结束，快到家了！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张瑞一想到艰苦卓绝的长征即将胜利，一路的艰辛和疲惫便烟消云散，坐在马车上的他沉浸在无比喜悦之中，正当他仰起头的那一刻，“突突突“一阵疾风暴雨般的子弹就扫射过来了，帽子刷的被子弹打飞了，头发也被扫射过来的子弹带起的高温烧焦了。

　　长征时的生死场景让张瑞毕生难忘，他生前曾感慨地说：“当年我们干的就是死里逃生的工作，如果怕死，就根本没有办法干革命了！“子女们听着这些惊心动魄的长征故事，对父亲又多了一份敬意，心灵都会得到一次洗礼。

　　革命理想高于天

　　“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长征虽然异常艰苦，但张瑞与红军战士没有一个人叫苦，因为他们不仅拥有乐观的心态，更有一股火一般炙热的革命热情，更锻造了一种无往不胜、无坚不摧的战斗力。他们在风雪弥漫中彼此依靠，在跋山涉水中相互扶持……张瑞始终相信：只要不畏艰难、勇往直前，最后一定能到达胜利的彼岸。

　　走出草地后，张瑞调到红一军团担任电台分队长。他继续利用自己精湛的无线电专业技能，通过红色电波的无形激荡，为取得战场上的每一次胜利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1935年10月19日，毛主席率领的中央红军突破重重险关，到达陕北吴起镇。11月6日，红一方面军在甘肃南面的象鼻子湾，同红十五军团汇合，随即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彭德怀任方面军司令员，毛主席任方面军政治委员，下辖第一军团、第十五军团共1.1万人。红十五军团缺少电台，毛主席特意安排了一部电台，并派了电台工作人员到军团长徐海东指挥所，张瑞由此担任了十五军团电台中队中队长。徐海东指挥红十五军团攻下富县张村驿后，张瑞通过电台及时向党中央及毛主席报捷。

　　不久，张瑞参加了著名的直罗镇战役，直罗镇是一个不满百户人家的小镇，三面环山，北边是一条小河，东面山坡筑有土围子，一条东西大道穿镇而过，地形险要，利于设伏。为了打破国民党军的“围剿”，中央指示中央红军（改编为抗日先遣队，即陕甘支队，彭德怀为司令员）和红十五军团拟订作战部署，抓住消灭敌第 109师和第106师的有利战机，集中两个军团的优势兵力，力求歼灭该敌于直罗镇地区。当时毛主席的指挥所就设在距离直罗镇不远的山坡上，在发起进攻时，毛主席给两个军团发电报：“这一战一定要打好，我们要的是歼灭战。”从11月18日发起进攻至23日结束，红军全歼敌第109师和第106师一个团，敌第109师师长牛元峰被击毙。直罗镇战役的胜利，打破了敌军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各路进攻的敌人纷纷退出了陕甘苏区，红军从此得到了休整和发展的机会，毛主席高兴地说：“此役是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一个奠基礼！“

　　1936年10月7日至9日，红二、红四方面军冲破重重险阻，战胜了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后陆续抵达会宁，正式宣告红军三大主力胜利实现会师。10日清晨，会宁城头人头攒动，红旗飘舞，这座偏僻的小城从来没有像那天这么热闹过。放眼城中，几乎成了一片红色的海洋，处处洋溢着欢快的气息，大伙儿只要见了面，无论认识与否，都会激动地拥抱在一起，久久不愿松开。

　　每当回忆会宁大会师的情景，张瑞生前总会情不自禁地说：“永远也忘不了那满山遍野迎风招展的红旗，永远也忘不了那响彻云霄的欢呼声口号声。那一天，我们真的知道红军长征胜利了，大家似乎看到中国革命胜利的曙光了！“

　　1936年12月，一场震惊所有国人的兵谏在西安爆发了。为了平息事态，中共中央派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代表前往西安，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张瑞随同前往，他此行的目的主要是为红军部队采购无线电通讯器材及配件。为安全起见，张瑞与随行人员与国民党特务斗智斗勇，每次出门都乔装打扮，采取战场上“调虎离山”的策略，躲过了特务的跟踪，圆满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无线电器材及配件的采购任务。这些器材运抵延安后，使红军各部的通讯如虎添翼。

　　漫漫长征路，红军历经大小近600多场战火的洗礼，成功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据史料记载，包括张瑞在内的我军无线电人才，在万里长征中，共破译国民党军密码180余种，破译口令860多种，为红军长征的历史传奇创造了先决条件。

　　1955年9月27日，新中国举行了第一次授衔。身经百战的张瑞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在岗位上离休后，享受大军区首长级待遇。张瑞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988年7月，张瑞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勋章。张瑞的名字还收入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帅名录》。一枚枚泛着金光的奖章、勋章、纪念章，见证着共和国创建者艰苦卓绝、浴血奋战的历史，镌刻的是作为军人至高无上的荣耀。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长征，不仅是惊天动地的革命壮举，更是人类精神的不朽丰碑。毛主席那首气势磅礴、豪迈奔放的壮丽诗篇至今仍在我们的耳畔回响，那场波澜壮阔的二万五千里征程依然心潮激荡、热血沸腾。今天，距那段红色的岁月已有九十个春秋，长征的血火硝烟尽管已经远去，但“红色传令兵”张瑞与红军的无线电波飞越万水千山建立的传奇功勋，则与山河同在、与日月同辉。

张瑞将军的简历:

张瑞（1909—2014）原名张咸祥。浙江省浦江县人。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军通信学校训练处技术教员、训练处主任，红三军团、红一军团电台分队长，红十五军团电台中队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15师电台中队长兼师通信营营长和无线电大队副大队长，115师司令部三科科长兼大队长，军委三局业务处副处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司令部第三处处长兼通信学校校长，东北邮电管理总局副局长，东北野战军、第四野战军司令部处长兼通信学校校长和华中电信管理局局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南军区司令部第三处处长兼通信学校校长，军委军务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军务部副部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曾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勋章。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2014年9月17日，在北京逝世，享年10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