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上映的电视连续剧《伟大的转折》首次以艺术形式再现了戴钢盔的红军形象。当笔者在荧屏上看到戴钢盔的红军时，第一感觉即为编导人员作过考证，使得长征中一支特殊的红军队伍——干部团以更贴近史实的形象走近今天的党史军史爱好者。红军干部团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合成“团”，而是由多所军校整编而来承担军官培训、警戒护卫、应急作战等多项任务的特殊单位。

　　源于军校，几经调整

　　关于干部团的编制沿革，各种资料说法不尽相同。笔者查阅《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史·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沿革和各级领导成员名录》（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1月版），并结合其它相关资料梳理如下：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红军被迫于1934年10月踏上战略转移征程。出发前，为适应行军、作战的需要，中革军委决定将1933年10月17日由中国工农红军学校分编出的红军大学、第1步兵学校（彭杨步兵学校）、第2步兵学校（公略步兵学校）和特科学校合并整编为干部团，团长陈赓、政委宋任穷。长征开始后，该团序列为军委第1野战纵队第4梯队，下辖步兵第1营、步兵第2营、政治营、特科营和上级干部队。红一、四方面军于1935年6月在四川懋功会师后，干部团与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合并组建新红军大学，干部团缩编为红军大学特科团，团长韦国清、政委宋任穷，下辖骑兵科、工兵科、炮兵科和机关枪科，陈赓调任红1军（7月由红1军团改称）工作。

　　9月张国焘公开搞分裂，特科团与分裂行径作斗争，随党中央、毛泽东北上，与原红1军团教导营合编为随营学校，校长陈奇涵、政委宋任穷，编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第3纵队。10月，中共中央率红军陕甘支队抵达陕甘苏区的保安县吴起镇，胜利结束二万五千里长征。至此，干部团结束特殊历史时期的“流动军校”使命。其后的11月，以随营学校为基础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学校（1936年改称西北红军大学），校长周昆、政委宋任穷。干部团成员由受训军官和专业性较强的兵种学兵组成，其军事素养远高于一般红军部队，长征中继续承担人员培训及向一线部队输送指挥员的任务。它始终坚持边走边学，充分利用战斗间隙采取集体教学、个别辅导、分组讨论等方式研习战术战法，总结战斗经验。此外，干部团还担负党中央和军委的警戒护卫任务，故而有“御林军”之称。作为红军“人才库”，干部团的宝贵价值不言而喻，因此上级对其使用格外慎重，仅在危急时刻、关键节点投入这支被寄予厚望的奇兵。

　　装备精良，特征显著

　　成立之初总兵力约1480人的干部团，因其特殊地位在装备方面尤其受到优待。除优先配备MP18冲锋枪等自动武器外，还配发钢盔，如此装备水平即便在当时的国民党军中亦属上乘。干部团是目前所能确认红军中唯一配发钢盔的队伍，钢盔为其最显著特征，如此“亮瞎眼”的形象给对阵的国民党军造成巨大心理震慑。毫无疑义，钢盔来源为长征前缴获。影视作品中采用德式钢盔，但经查阅史料未发现明确记载及历史照片，所以无法确定钢盔型号。经对相关史料综合分析，笔者认为有2个观点站得住脚。一是英式钢盔的可能性比德式大。有资料显示，英式“浅碟”钢盔进入中国比德式钢盔早，在红军长征开始前，国民党不同派系军队已有批量装备，而同时期国民党军装备德盔鲜见记载，因此红军在反“围剿”等作战中缴获英式钢盔的可能性更大。此外，红军配备英式钢盔有实物为证。广东省乐昌市博物馆收藏有一顶英式钢盔，其来源为1934年11月上旬红军长征队伍经过乐昌白石镇三界墟村，在老乡家借宿休整，临行时红军官兵拿不出钱财报答老乡，遂留下这顶缴获的英式钢盔作为纪念。钢盔于1986年被当地党史办同志征集，1995年被评定为国家三级文物。虽然无法确认赠予老乡钢盔的红军官兵属于干部团，但是至少说明长征之初红军拥有英式钢盔。

　　二是德式钢盔的可能性无法排除但肯定不是M35钢盔。艺术家采用德式钢盔有优化视觉效果方面的考虑，但不能认定为错误，因为无法完全排除可能性。国民政府与德国的军事合作始于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于是年11月正式会见了曾当过德国名将鲁登道夫高级助手的马克斯？鲍尔上校。蒋介石欣赏鲍尔的才华，为掩人耳目，授予其“经济事务顾问”的头衔。鲍尔接受委任并回国挑选了46名退役军官，组成一个精干的援华军事顾问团（后在历任团长的努力下阵容扩充至120人）。在鲍尔的居中联络下，哈布罗（亦称合步楼）、西门子、克虏伯、法本等德国著名军火公司纷纷与国民政府签订军火贸易合同。因此，从中德开始军事合作到中央红军踏上长征路之前，不排除包括钢盔在内的德制军械进入国民党军队并用于对苏区作战，同样亦无法排除德式钢盔被红军缴获。但红军能缴获到的钢盔绝不可能是二战中大名鼎鼎的M35钢盔，因为M35钢盔于1935年7月定型，而同年10月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完成长征，所以即便红军在长征前缴获德式钢盔，也只可能是与M35外观类似的M16、M17、M18等早期型号。

　　英勇果敢，战例经典

　　根据史料梳理，长征期间干部团参加的主要行动共有5次，其中战斗行动3次，保障行动2次，均发生于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师之前。此处按时间顺序简述如下：1935年1月架设乌江浮桥。2日拂晓，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和军委作战局局长张云逸率领工兵营，干部团团长陈赓和特科营营长韦国清率领工兵连，2支队伍同时到达红1军团2师4团所在的江界河渡口。4团发起大规模强渡的同时，军委工兵营和干部团工兵连也开始架设浮桥。这在乌江历史上堪称开天辟地，因为此前从未成功架设过任何桥梁。军委纵队即将过江，浮桥必须牢固可靠。在刘伯承和张云逸指挥下，整整36个小时之后，100余个巨大的门桥准确地连接在一起，两条巨绳穿过所有门桥横跨江面，整个浮桥在江水的冲击下弯成弧形，如同一条巨大的蜈蚣在翻卷的乌江水雾中摇来摆去。浮桥架设完毕后，刘伯承在江边走了几个来回，他说：“好！红军里面有神仙！”军委纵队于3日在江界河渡口跨过乌江。至此，黔军乌江防线全线崩溃。

　　1935年1月参加土城战斗。中革军委于27日决定集中优势兵力，在土城附近的枫树坝、青杠坡一带与川军决战，为中央红军北渡长江开辟道路。土城古称滋州，是位于赤水河中游的一座小城，曾为川盐进入贵州的集散地。土城扼守黔北交通要冲，如果北出贵州进入四川，此为必经之地。红3军团和红5军团于28日凌晨分兵对青杠坡川军阵地发起攻击，战斗极为艰苦，红军未能压制住川军，反被川军突破阵地。川军迅速向土城攻击，瞬间打到中革军委指挥部前沿。危急时刻，朱德和刘伯承亲赴前沿指挥。毛泽东问：“附近有部队吗？”身边的陈赓回答：“有，有我们干部团。”毛泽东说：“上去，跟着总司令把敌人压下去。”陈赓大喊：“干部团集合！”挺枪冲锋的干部团官兵迎着敌人猛烈火力奋勇向前，呐喊声和坚定的脚步不曾有瞬间犹豫和停顿。川军惊讶于面前出现一群头戴钢盔的红军，而且打起冲锋不要命，之前国民党军还从未近距离接触过戴钢盔作战的红军队伍。干部团韦国清营长指挥特科营把仅有的几发炮弹轰向了川军指挥所。相持到下午14时，增援的红1军团2师赶到战场，与干部团协同发起冲击，这次打到了川军指挥所前沿。毛泽东一直用望远镜观察战场态势，虽然事后他说干部团学员是红军宝贵财富，以后千万不能再这么用，但当看到川军凶猛进攻终于被压下去，还是兴奋地说：“这个陈赓，可以当军长！”

　　1935年2月参加遵义战役。26日晨8时，黔军向娄山关关口发起反击，担任主攻的红3军团12团将敌压了下去。上午10时，黔军发动更大规模进攻，12团3营官兵呐喊着冲出掩体，英勇无畏地向黔军潮水般推过去，黔军冲锋队形霎时混乱起来，然后就顺着公路向深谷退却。此时，作为预备队的干部团在上级干部队队长萧劲光率领下冲到关口南面，在连续占领几个山包后，协同3营把黔军压在了山谷中。12团与黔军血战至下午16时，随着各路迂回部队到达指定位置，彭德怀下达总攻命令。12团、13团和干部团从正面向被压在黑神庙谷地的黔军发动进攻，迂回的10团、11团也同时发起攻击，溃散的黔军向遵义方向逃窜。红军于28日凌晨再次占领遵义后，随即在遵义城南构筑工事，迎战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部。在遵义西南的老鸦山战斗中，红3军团各部损失惨重，阵地一度被中央军攻占，形势严重到朱德、彭德怀亲临一线指挥。千钧一发之际，中革军委命令：干部团上！此为土城战斗之后，干部团再次出现于最危急时刻。干部团由北向南正面进攻，红3军团11团从左侧助攻。此次进攻，红军所有机枪一齐开火，官兵不顾一切奋勇向前。此时，迂回的红1军团已打到吴奇伟指挥部所在地忠庄铺，而向另一侧迂回的红军也已突破黔军阵地向纵深发展——王家烈在红军的再次打击下跑得无影无踪，致使中央红军对吴奇伟部的合围趋势已形成。最后时刻，吴奇伟的信心动摇。随着枪声离忠庄铺越来越近，吴奇伟突然命令第93师掩护，指挥部立刻向南转移。几乎在一瞬间，在前面与红军血拼的第59师潮水般溃败，其后便是红军大规模追击。

　　1935年3月重架乌江浮桥。3月底，中央红军第四次渡过赤水河后南渡乌江，负责断后的干部团一直守卫着浮桥等待红5军团过江，当他们得知红5军团已从另一处渡口过江之后立即把浮桥拆了并追赶主力，这一追就是20余公里。追上之后一报告，一向敦厚的朱德勃然大怒：“岂有此理！罗炳辉的9军团还没过江，谁让你们擅自把桥拆了？回去把桥给我架起来！”陈赓立刻意识到犯了大错，带着队伍往回跑，20多公里跑完天已黑，谁也没提出吃饭休息，所有人立即砍竹架桥，直到天快亮才把浮桥架好。但是，干部团最终未能等到红9军团。因为在完成佯装主力的任务之后，该军团不断遭敌纠缠以致无法向指定渡口靠近，最后只能奉命暂留贵州打游击，再寻与主力会合的机会。

　　1935年5月抢占皎平渡。4月底，在滇军主力火速回援昆明之时，中央红军分3路纵队突然北返，着手对金沙江渡口实施奇袭。在已确定的3个渡口中，皎平渡口被寄予最大希望，为确保抢渡成功，中革军委在该方向投入最精锐部队：干部团。5月2日，根据预定作战计划，抢占渡口的先头部队——干部团3营（政治营）和二梯队——2个步兵营、特科营和上级干部队同时从禄劝县城以北出发，其中先头部队由刘伯承和宋任穷率领，二梯队由陈赓指挥。经强行军，先头部队的先遣连于3日凌晨抵达渡口，先控制了川军留在南岸的2艘渡船，其后在当地百姓帮助下又找到3艘。先遣连部分兵力在连长率领下迅速登船并顺利在北岸登陆，先端掉川军保安队的一个据点，然后继续向北推进并在一处山顶建立阻击阵地。此时川军的增援部队赶到，先遣连没费多大功夫将这股川军击退。阻击战结束后不久，陈赓率领的二梯队跟上来了，合兵一处的干部团直奔通安。在接近通安的时候，川军刘元瑭部的阻击愈发激烈，直至双方肉搏。英勇奋战的干部团官兵最后冲到了指挥战斗的刘元瑭附近，刘元瑭被逼下达撤退命令，率残部向会理县城逃去。至此，金沙江皎平渡口两岸均已被红军控制。抵达江边的刘伯承查看水情，发现无法架桥，此时下属报告又找到2艘船。喜出望外的刘伯承给军委发去电报，汇报已有船7艘，一昼夜可渡万人。发完电报，心生感慨的刘伯承对身边人说：“干部团的同志一天走近两百里的路程，是黑夜，又是难走的山路，还有敌人。一个人怎么能一天走这么远的路？他们走到了，而且还打了胜仗。靠什么？靠觉悟，靠党。没有这些，根本做不到。”3日晚，毛泽东赶到皎平渡口，并从那里渡过金沙江。以上为干部团参加的主要行动，但并非5次之外再无行动。部分行动持续时间短，规模较小，其过程不作简述，例如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即将抵达吴起镇之前击退袭扰的东北军骑兵。

　　理念先进，治军典范

　　在党领导下走过近百年风雨历程的人民解放军，之所以能由弱到强，从胜利走向胜利，与保持先进理念、重视发挥人才作用密不可分。干部团作为长征时期承担多种任务的特殊队伍，其成长和使用反映出我党我军先进的人才观和治军理念。一是培养人才不断线。即便即将踏上无根据地可依托、长期流动作战的艰险之旅，仍不忘整编一个承担人才培养职能的特殊单位。坚实的人才后盾是确保在残酷战争中生存、壮大的重要条件，我党我军能屡次在看似万劫不复的绝境中化险为夷，与具备这个意识不无关系。二是优待人才下本钱。过去流传的“我军一度认为戴钢盔是贪生怕死的表现”传言，笔者始终认为有待商榷。我军是智勇之师，不逞蛮勇，表面上的不重视单兵防护实为条件所限，并非真的轻视。对干部团这样的“人才库”，上级优先配给钢盔、冲锋枪等先进装备，体现出对人才诚挚爱护和重点培养的殷切之情。这支队伍能以“戴钢盔的红军”形象在军史上熠熠生辉，完全是党优待人才、爱护人才的结果。三是好钢用在刀刃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领导对干部团关爱有加，不忍其付出牺牲，但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只能选用干部团杀出危局。以巧渡金沙江为例，3个渡口中仅有干部团抢占的皎平渡具备了大规模渡江条件，原定从其他2个渡口渡江的部队绝大多数被迫向皎平渡转移。如果干部团行动失败，中央红军要面临全军覆没的巨大风险。当年之所以未发生“如果”，除友邻部队的策应之外，应该说干部团高于一般部队的军事素质是重要因素。历史在紧要关头的走向往往与参与者的素质息息相关，或许这便是“人才难得”的注脚。

　　宋任穷:

　　红军及抗日战争时期简历（1909.7.11—2005.1.8。）

　　原名宋韵琴，男，生于湖南浏阳乌石垅村

　　1926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6年12月转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曾任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第十一届中央书记处书记、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注：摘自《红船融媒》

　　宋京波:

　　宋京波，男

　　1976年毕业于厦門大學物理系无线电专业

　　1983年考入邮电部出国进修生

　　1984年考入邮电部委托教育部北京语言学院出国培训班

　　1985年到法國尼斯大學法學院進修

　　1988年在巴黎第七大學通过管理學碩士學業

　　1993年任香港嘉銀集團副總裁

　　1994年—1999年任香港中企基金管理公司副總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