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夜渡于都河，踏上了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父亲罗舜初当时在中革军委一局（作战）任参谋。1年以后，当战友们经过25,000里的艰难跋涉，落脚黄土高原的时候，父亲和编入左路军的战友们从草地中返回阿坝，在风雪弥漫的茫茫黑夜中艰难地南下、南下，直到一年以后，才在朱德总司令的带领下回师北上，与先期到达陕北的战友们重逢。

　　一、分到左路军

　　1935年的夏天，偏远、荒凉、人烟稀少的川西北高原突然热闹起来，一支由操着南方各省方言的人组成的浩荡队伍，高举着布满弹洞的红旗，来到了松潘大草地南部的毛儿盖地区。这支队伍的到来，立即引起了祖祖辈辈居住在水草地边缘的藏族同胞们极度的好奇，他们虽然衣衫褴褛，骨瘦如柴，但却个个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当这支队伍中的人前来打听，除了官道以外，如何通过横在前面的水草地，向北方前进时，藏民们都不禁大吃一惊。“草地是一片魔沼，连鸟儿也飞不过去。”藏民们无可奈何地摇着头，并给红军讲述了一个又一个关于草地的可怕传说。

　　8月的内地，正是酷暑难耐的盛夏季节，地处海拔3500米以上的松潘毛儿盖地区，早晚的气温却使人略感寒意。经过三天紧张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周恩来副主席来到军委一局参谋们的住处，探望正患重病的父亲。只见父亲正斜靠在床上休息。一个月以前，部队到达黑水芦花地区时，由于水土不服，父亲的肠胃功能发生紊乱，终日腹泻不止，且不说吃进肚里的东西，哪怕喝上一杯水，几分钟后也要泻得干干净净。这一天到晚不停得泻，早把父亲折腾得浑身筋疲力尽，从芦花到毛儿盖这段路，且不要说走路，就连骑在马上都支撑不住，父亲几乎是躺在周恩来的担架上被人一步一步抬过来的。

　　“身体好一些了吗？”望着已经瘦的快没了人形的父亲，周恩来心疼地问。

　　“好多了，腹泻已经止住了，就是浑身没力气，两条腿软得像棉花。”父亲有气无力地回答。

　　周副主席了解了父亲的身体状况后，对他说：“中央决定继续执行两河口会议的决定，到川陕甘去建立根据地。从松潘北上的大路已经被蒋介石的干将胡宗南封锁了。他从藏族土司那里听说，松潘草地是一片魔沼，连鸟儿也飞不过去。认为红军走草地北上是自取灭亡。所以，在草地北面没有设防。中央决定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混合编组，分左、右两路穿越大草地北上，左路军由朱总司令和张国焘总政委率领，从卓克基出发。右路军由中央和前敌总指挥部率领，从毛儿盖出发。你们一局一部分同志跟右路军先走，一部分同志随总司令部到左路军去。”

　　周恩来抬起头，向着北方看了看，仿佛要望穿草地的尽头，接着说：“我们只有穿过这人迹罕至的大草地，才能避开敌人主力到达甘南。考虑到右路军前进方向的侧翼敌情严重，工作紧张一些。为了照顾你的身体，我考虑再三，打算安排你到左路军，这样可以使身体早日康复。你有什么意见吗？”面对罗舜初虚弱的病体，周恩来不得不做出这样的决定。

　　父亲尽管打心眼里看不惯张国焘的那套作派，但他一来不想再给周恩来增添拖累，二来没想到后来会生出那许多枝节曲折，还是多少有点不情愿地服从了周恩来的安排，同意到左路军去，好在还有朱总司令和刘伯承总参谋长呢。

　　“不要着急，安心养病，先把身体搞好。过了草地，两军就又合到一起了。”周恩来握住罗舜初的手，再一次安慰他说。不论周恩来还是父亲，两个人谁都没有料到，再见面将是一年以后的事情了。

　　二、张国焘借口葛曲河涨水，拒绝执行中央北上的决定

　　父亲虽说得了一场大病，到底年纪还轻，生命力旺盛。在军中缺医少药的困难条件下，居然凭借着青春的活力，奇迹般地战胜了病魔。当左路军开始向草地进发的时候，他已经彻底痊愈了。

　　来自闽西大山里的父亲，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见到海拔3500米以上的高原草地奇观：一尘不染的蔚蓝色的天空，洁白轻柔的白云，青青的草，红的花，黄的花，五彩斑斓，好看极了。河流像一条带子，在草地上弯弯曲曲，平静地向远方流去。映照着蓝天白云明镜般的水洼像一颗颗闪亮的珍珠镶嵌在绿色的大草地上。柔软的草甸，初踩上去就像走在地毯上一样。这个渺无人烟的地方充满了神秘的美丽。

　　但是，这种美丽迷人的景象很快就消失了。进入草地不久，一切都开始变得令人生畏：茫茫草地，荒无人烟，放眼望去，到处是一丛丛野草，一个个泥潭，一片片散发出腐臭气味的淤黑色污水。这里无路可寻，只能在藏族向导的指引下，踏着草甸缓慢前行。软绵绵的草甸，随着战士脚步的移动，发出嘁嚓嘁嚓的响声。稍不当心，将草甸踩穿，整个人就会陷入泥潭，若是抢救不及，顷刻就会被泥潭吞噬，消失得无影无踪。

　　8、9月份，正是草地多雨的季节，刚才还是太阳高照，转瞬间就乌云翻滚，天昏地暗，暴雨夹着冰雹劈头盖脑地从天上砸下来，打的人浑身生疼。雨水不仅湿透了红军战士的衣衫，也淹没了草甸，夜晚只能露宿在水中略微隆起的地方。早已决心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红军将士们，正像肖华将军三十年后创作的《长征组歌》中唱的那样：“红军都是钢铁汉，千锤百炼不怕难，风雨侵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越坚。”

　　当左路军进入草地第三天的时候，一条名为噶曲的河流出现在红军面前。朱总司令当即派警卫班长潘开文去勘查河水深浅。潘开文骑马涉水过河后又返回来，发现河水最深的地方也不过才到马肚子，红军完全可以徒涉过河。然而，握有最后决定权的红军总政委张国焘却硬说噶曲河涨水难渡，横竖不再向前走了。作为红军总部的作战参谋，父亲知道，右路军已经走出草地，在上下包座打了个大胜仗，北上的道路已经打开。左路军如果不能迅速跟进，和右路军并肩北上，一旦敌人调整部署，这难得的机会有可能转瞬即逝。想当初，就是因为张国焘拖延不动，给了敌人调整部署的机会，红军才不得不放弃《松潘战役计划》，取道这片死亡之地。

　　噶曲河真的那样难渡吗？且不说渡过乌江、金沙江、大渡河的原一方面军的五军、三十二军不会惧怕噶曲河，就是对曾经强渡嘉陵江的四方面军部队来说，小小的噶曲河又能算得了什么？红四方面军有支一百多人的造船队就在左路军中。噶曲河涨水难渡，分明是张国焘的一个借口。父亲不由得暗自寻思：总政委呀总政委，你肚子里到底打的是什么算盘？

　　这个谜底，终于被张国焘自己给亮出来了。9月3日，张国焘给中央发了一封电报，说：“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待自毙。”

　　张国焘反对北上的那点小心思，早在两军会师后就已露尽端倪了。那时候，张国焘在给中央和红军总部的电报中极力反对红军继续北上。中央不得不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下一步行动方向。

　　那一天，政治局在红军总部一局驻地开会，藏式建筑的最大特点就是不隔音，这倒让正在值班的一局参谋们成了回避不了的“旁听者”。

　　“红军应该向什么方向前进？应该去川陕甘。”周恩来的声音透过木制的隔板，清晰地传进正在值班的父亲耳朵里。

　　“回头向南是不可能的；东过岷江，敌人在东岸有130个团，对我不利；向西北，是一片广漠的草原；可走的只有一条路，就是北向甘肃。”

　　周恩来鞭辟入里的分析，博得了到会者的一致赞同，就连张国焘自己也在会上同意了北上的方针。可是会后他却故意磨磨蹭蹭，按兵不动，直到把红军总政委的头衔抓到手，才勉强下令向北进发。看他那个劲头，骨子里还在想着南下呢。

　　连日来，中央一再来电催促左路军迅即北上，张国焘一会儿说噶曲河难渡，一会儿说粮食不够了，横竖是要左路军返回阿坝，更有甚者，他还命令已经走出草地的右路军也返回头来跟他南下。

　　中央决心北上，张国焘偏要南下，双方已经陷入了僵局。总部作战参谋这个特殊的工作岗位，使资历不深，职务不高的父亲都看在眼里。

　　三、被张国焘点名为“右倾机会主义的忠实信徒”

　　9月10日下午，红军总部机要科得到一个惊人的消息：毛主席、周副主席和党中央率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了。关于中央为什么要冒着风险匆忙单独北上？父亲并不清楚，他是在一年以后到达陕北后才听说是因为张国焘发了一个密电。然而此刻，他虽然身在指挥中枢，却并不知道这个密电，他所看到的只是张国焘接到报告后气急败坏，暴跳如雷，破口大骂中央是“无止境的逃跑”，并且恶狠狠地诅咒中央和一、三军团此一去“不拖死也会冻死”。

　　毛主席、周副主席带着羸弱的一、三军团孤军北上，实在让人放心不下。中央现在走到哪里了，一路是否顺利？立时成了许多同志最关心的事情。

　　在一局，只有为数不多的几名主管参谋被授权可以随时到机要科查阅电报，父亲就是这几名参谋中的一个。为了得到毛主席、周副主席的消息，他以工作为由，频繁进出警卫森严的总司令部机要科。

　　一天过去了，杳无音信，又一天过去了，仍然杳无音信。毛主席、周副主席，一、三军团的战友们，你们在哪里，你们的处境到底怎么样了？父亲心里别提有多么焦急了。

　　一天，父亲终于从机要科得到了毛主席、周副主席和一、三军团的消息。一向沉稳的父亲按捺不住喜悦的心情健步跑出机要科，高呼着“毛主席、党中央有消息啦！”

　　“毛主席和一、三军团怎么样啦？”来自中央红军的战友们围住他急切地问。

　　“毛主席和一、三军团已经到达甘南的岷县了。”父亲激动地告诉大家。

　　“中央来电说了什么？”这是大家最关心的事。

　　“中央要我们迅速北上，去创建川陕甘新苏区！”父亲兴奋地说。

　　“中央还有什么指示？”大家似乎还不满足，渴望了解更多的内容。

　　“中央还说，南下是草地、雪山、老林，南下人口稀少，粮食缺乏，南下是少数民族地区，红军只有减员，没有补充，南下只能是挨冻挨饿，白白的牺牲生命，对革命没有一点利益，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下是绝路。”

　　就这样，党中央号召全体红军北上的指示精神迅速传播开了。然而，大权在握的张国焘此时已经完全不把中央放在眼里了，他顽固地带着部队退出草地，返回到阿坝。

　　几天以后，在阿坝红军总司令部驻地，和父亲同在军委一局当作战参谋的上杭老乡黄鹄显对父亲说：“小罗，刚接到通知，要开干部大会。”

　　“有什么好开的？还不是那一套，这个右倾，那个逃跑，就他最革命。我才不信呢，不去！”罗舜初没好气地回答。

　　“你不去也好，我就说你手头上有工作脱不开身，请假了。”黄鹄显说罢便一个人开会去了。

　　黄鹄显开完会一回到驻地，就把父亲拉到一边，悄悄对他说：“小罗，你过来一下。”

　　为了不让外人听懂，黄鹄显干脆用上杭家乡的客家话告诉父亲开会的情况：“今天开会乱糟糟的，讲的全是反对毛、周、张（闻天）、博（古）。

　　“张国焘说中央率一、三军团北上是‘逃跑主义’，他一个劲鼓吹南下的好处。一些人跟着起哄，逼着总司令当众表态，要他‘反对北上，拥护南下’，‘同毛泽东向北逃跑的错误划清界限’。张国焘也点名要总司令说说，是南下还是北上。总司令说，北上决议，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是举了手的，我不能出尔反尔，我是共产党员，我的义务是执行党的决议。南下是没有出路的。有的人冲着总司令喊：既然你拥护北上，那你现在就走，快走！总司令说，我是中央派到这里工作的，我不能走。”黄鹄显一口气把会议经过向罗舜初说了一遍。

　　“今天亏你没去开会，你也被点名了，”黄鹄显看看周围没人，忧心忡忡地说。“他们说你是‘毛、周、张、博右倾逃跑主义的忠实信徒。’”

　　“北上是中央的决定，我把中央的精神告诉大家也有错？”父亲根本不把被点名当回事。

　　“不过，你还是要当心啊！他们什么事都做的出来。”黄鹄显不无担心地说。

　　“我就是相信毛主席、周副主席。就是拥护北上。总司令都不怕他，我怕什么！”父亲毫不示弱。

　　果然不出黄鹄显所料，支部随后召开大会，要父亲表态反对毛、周、张、博。倔强的父亲就是不低头，坚决不承认自己是反革命。

　　四、朱德面授斗争方略

　　阿坝会议过后，张国焘发布南下命令，提出“大举南下，打到天全、芦山吃大米”的口号，于10月初将左路军和从右路军返回的第4、第30军集中到卓克基、马尔康、松岗和党坝一线。

　　10月5日，张国焘在啄木碉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公然宣布另立以他为首的“临时中央”，还宣布“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

　　张国焘要朱德表态反对毛主席和周副主席。朱德总司令语重心长地说：大敌当前，要讲团结嘛！天下红军是一家，中国工农红军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是个整体。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朱毛”，在一起好多年，全国全世界都闻名。要我这个“朱”去反“毛”，我可做不到呀！不论发生多大的事，都是红军内部的问题，大家要冷静，要找出解决的办法来，可不能叫蒋介石看我们的热闹！

　　啄木碉会议后，朱总司令的处境愈发艰难，他和刘伯承总参谋长像被软禁了一样，不断受到骚扰。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口出狂言，学着张国焘的腔调对总司令恶语谩骂。

　　一天，张国焘的挑夫依仗主子的威风，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去骚扰朱总司令，狂喊：“朱德算什么？他是个老军阀，老糊涂，老右倾！”

　　“你说什么？”从小就失去父亲，参加红军后受到朱总司令父亲般关照的父亲哪能容忍别人这样攻击总司令，愤怒地走上前来质问这个挑夫。

　　“同志们，不要听他胡说八道！朱总司令虽然在滇军当过旅长，可是他早就自动放弃荣华富贵，参加了共产党，领着穷人求解放了。你们谁见过和士兵一样穿草鞋，打绑腿的军阀，谁见过宿营后亲自为部下做饭的军阀，谁见过有马不骑，让给伤员，自己和战士一道徒步行军的军阀，谁见过和大家一起吃野菜，把粮食让给伤病员吃的军阀？谁见过打起仗来哪里危险到哪去，身先士卒的军阀？现在，总司令到左路军来和大家一同战斗，我相信你们也会亲眼看到，他到底是不是军阀！”父亲把朱总司令在中央苏区和长征路上如何关爱部下，如何同广大红军指战员同甘共苦的事例一一讲给在场的人听。

　　红四方面军中四川籍的指战员很多，他们早就听说过朱德响亮的名字，都为有这样一个伟大光辉的老乡感到骄傲。于是，转而站在父亲一边。

　　张国焘的挑夫一看攻击朱总司令不成，便把矛头直接指向罗舜初：“他是小帽子，是毛泽东的忠实信徒！”那时，因为条件艰苦，红一方面军为了省布，军帽做的比较小，和红四方面军的大军帽差别非常明显，他想以此来挑动四方面军同志攻击父亲。

　　“相信毛主席并没有错……”于是，父亲便开始讲起了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如何领导中央红军战胜敌人的经过。

　　这个头脑简单，没有什么文化，心里只知道有张国焘，而不知有毛泽东的挑夫理屈词穷，竟然恼羞成怒先动起手来。别看父亲平日里性情温和，从来不和别人争吵，但他绝不是一个好欺负的人。二十郎当岁正是血气方刚的年龄，当他所敬爱的朱总司令遭到恶毒攻击，对方的拳头向着自己打来的时候，年轻气盛的父亲已经想不了很多了，他只觉得全身热血沸腾，毫不畏惧地奋起自卫，和那个人在草地上撕打起来，当两个人被拉开的时候，那个挑夫的头被打出血来了，父亲的身上也留下了抓痕。

　　张国焘看到自己的铁杆心腹没有占到便宜，便把这一切都归罪于朱德，决心对朱德施行报复。

　　一天晚上，张国焘把贴身的内卫排长何福圣叫到跟前面授机宜。何福圣领受任务后尽管心里直发毛，还是战战兢兢地和特务营营长带着人来到朱总司令的住地，他们先撤下周围的哨兵，准备后半夜再动手把朱德的警卫人员和参谋全部缴械。

　　面对此情此景，任何一个思维健全的人都能意识到，张国焘准备下毒手了。“谁敢下我的枪，我就跟他拼！”父亲拍了拍腰间的手枪，愤愤地说。其它同志也都一个个摩拳擦掌，怒不可遏，准备和来人抗争到底。

　　“要不得！”朱德见此情景，立刻和刘伯承把罗舜初、黄鹄显，还有康克清叫到一起。“今天晚上的气氛的确很特别。”平日里慈眉善目的朱总司令，此刻的表情虽然十分严肃，但仍不失忠厚长者的风度。他环视了在场的几个人一眼，不慌不忙地说，“现在，我代表党中央，代表毛主席，要求你们几个不论发生什么事情，一定要冷静，要克制，千万不能和他们发生对抗。”朱德沉思了一下，似乎是在考虑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然后一字一句地说：“如果他们来要枪，就给他枪。要人，就给他人。一句话，他要什么，就给他什么，无论如何也不能动手，更不能动枪。”

　　“我们现在进行的是党内斗争，要讲道理，无论他们有什么过火的动作，我们都不能用对待敌人的办法去对待他们，不管怎么说，他们都还是自己的同志嘛。要相信一切都会搞清楚的。张国焘那里，由我负责去说，你们只要按我说的去做，我就有了主动权。”

　　听了朱总司令一番话，父亲心里热辣辣的，“进行党内斗争，要讲道理”。要不是总司令及时提醒，说不定到时候自己一冲动，真有可能做出不理智的行动，为总司令增添麻烦。总司令的这一番教诲，从此成为父亲日后在党内斗争中永不改变的原则。

　　这天晚上，何福圣和特务营长毫不客气地把总司令身边几位参谋的枪全给收走了，还趁着把朱总司令和刘伯承总参谋长硬“请”到张国焘那里去谈话的时候，把总部的电台和机要科也强行接管了。

　　面对这些人的举动，父亲强压怒火，耳边一遍又一遍地回响着总司令的话：“不能动手，一切都会搞清楚的。”

　　五、朱总司令送父亲去二局学习破译技术

　　10月的川西高原，秋风瑟瑟，草木枯黄。和这肃杀景象交相辉映的是血染的军旗在高亢的号角声中猎猎飘扬。

　　在这人烟稀少的荒野高原已经滞留多日的红四方面军就要大举南下，发起《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战役》了。此时的红四方面军兵强马壮，除了原有的5个军外，还囊括了编入左路军的红一方面军的第5、第9军团，声势分外浩大。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红军总司令部也得到了充实，在朱德的极力举荐下，已经熟练地掌握了大兵团行动的组织和计划的父亲被提拔为红军总部参谋主任，成为协助朱总司令制定作战方案的主要助手。

　　已经黄袍加身的张国焘虽然志满踌躇，对坚决不赞成他另立中央，反对他开除毛、周、博、洛党籍的朱德和刘伯承却仍不放心，为了分而治之，张国焘免去了刘伯承红军总参谋长的职务，改任红军大学校长，让他远离红军总部，无缘过问红军的作战事宜。

　　大战在即，其胜负关系到数万红军的立足和生存，更关系到这支队伍今后的去向。离开了作战指挥中枢的刘伯承消息闭塞，倍感焦急。

　　刘伯承在中央苏区任红军学校校长时就着力培养父亲，他认定父亲不会被张国焘拉过去。一天，刘伯承瞅准机会，悄悄对父亲说：“小罗，我现在实在太闭塞了，既听不到中央那边的消息，也不掌握前方的战况，你能不能想办法给我通点消息？”这是一个唯有父亲可以做得到，但又多少要担点风险的要求。

　　“请总参谋长放心，只要有情况，我随时想办法向你报告。”父亲毫不迟疑地应承下来。从这一天起，父亲或是通过电话，或是利用行军的机会源源不断地向刘伯承通报各种情况。

　　一天，红军大学的队伍正尾随大部队缓缓前进。骑在马上的刘伯承远远看见一个身材不高的红军正在前方不时地向红大的队伍张望，他一眼就认出，那是罗舜初在路边佯装休息，实则是在等他。

　　“总参谋长，好消息！党中央和一、三军团已经到了陕西保安的吴起镇，和陕北红军胜利会师，正式宣布结束长征，在陕甘苏区安下家了。”父亲激动地向刘伯承报告。

　　“太好了！太好了！”听到这个喜讯，刘伯承十分欣慰和振奋。“前面的战况如何？”高兴之余，刘伯承更加关注红四方面军眼下所处的态势。

　　“目前进展还算顺利，攻占了不少城镇。只是部队消耗太大，根据各部报告，战斗掉队的越来越多，一时又难以补充。总政委（张国焘）自己也感到，‘敌力渐集，续攻难得大胜’。”父亲报告后即大步流星追赶总部队伍去了。

　　罗舜初行军总是“掉队”，很快就被汇报上去，引起了张国焘的注意。

　　“从绥靖出发时，不是已经给他配了一匹马吗，怎么还要掉队？”张国焘问。

　　“他借口说不会骑，硬是要步行。”汇报人答。

　　“骑马有什么难学的，怕是另有企图吧？”

　　“对！他每次掉队，都是在见到刘伯承后才追赶队伍。”

　　“这个小毛份子，心眼还不少！”张国焘恶狠狠地说，碍于朱德的庇护，他还要考虑考虑如何处置罗舜初才好。

　　1936年2月的一天，刘伯承奉召来到芦山县任家坝红军总部开会。几个月来，在各路敌军的联合进攻下，红军几经顽强拼搏，处境日见艰难，百丈关恶战后已从进攻转入守势。兵力已经折损过半的红军由于得不到补充，已从南下时的8万余人锐减到4万人。

　　2月初，国民党军向天全、芦山地区大举进攻，战局对红四方面军愈发不利。经过一周激战，红军被迫撤出天全、芦山。“南下成都坝子吃大米！”“红军南下行，打下成都城”。张国焘喊出的这些蛊惑人心的口号到此终成泡影。

　　这在这时，中央来电，就红四方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提出3个方案：一为北上陕甘；二为就地发展；三为南下转战。接到电报，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立即开会研究。朱总司令和徐向前总指挥以及刘伯承等人一致认为，红军不能再继续与敌人长期相持拼消耗了，应迅速撤离川西，到夹金山以西休整，然后北上与红一方面军会师。张国焘因南下碰壁，又得知斯大林同意主力红军靠近苏联，也就顺水推舟，同意了北上的方案。

　　会议结束后，刘伯承因路远，眼睛不好，不便夜行为由，留宿总部，和父亲同宿一室。

　　“小罗，总司令有个想法，要我征求你的意见。”刘伯承悄声说，“根据今后斗争的需要和你目前的处境，总司令考虑，你最好离开司令部。”

　　“从我目前的处境看，离开司令部也好，我没意见。”父亲回答。

　　“总司令的想法是送你到二局去学技术，掌握空中情报。你看怎么样？”

　　“学技术我没意见，坚决服从总司令的安排。”

　　“好！总司令对你抱有很大的期望，他派你去不是为了躲避那个人，还有更重要的意图，他的想法是：百丈恶战已经成为南下从胜利走向失败的转折点。我们此次西行最终的目标还是北上，是去陕北和毛主席会合。你还记得过金沙江后，曾希圣提出要调你到二局去吗？”刘伯承问。

　　“记得。”父亲回答。

　　“毛主席、周副主席和总司令当时虽然没有同意你去，但是曾希圣提出要你的理由总司令都记住了。现在，总司令已经注意到四方面军二局对川军的特点和规律比较熟悉，对中央军稍差一些。我们要北上，当面主要敌人是中央军。所以，总司令未雨绸缪，先把你这枚棋子布下，为的是能够准确掌握中央军的情报，顺利北上。你一定要利用原有的条件和基础，努力学习，尽快掌握破译敌人密码的技术，千万不要辜负总司令的厚望。”刘伯承把朱德的想法向父亲和盘托出。

　　“我都记住了。”父亲深感这副担子不轻。

　　几天以后，朱德用自己的马驮着父亲的背包，亲自送他到红四方面军二局，当众宣布：罗舜初为二局破译科长科长。

　　六、朱德又一次向父亲面授机宜

　　1936年2月下旬，红四方面军兵分三路，陆续撤离天全、芦山、宝兴地区，向康定、道孚、炉霍、甘孜进军。这是一次空前艰苦的行军。西行路上，首先要翻越的是夹金山。这已经是父亲和来自一方面军的战友们8个月里第3次翻越终年积雪的大雪山了，前两次爬雪山，分别是初夏和深秋，而这次却是在冬天，困难要比前两次多得多。尽管天寒地冻，积雪盈尺，凭着不畏艰险的革命精神和已经积累的过雪山经验，仅用了一天就翻过去了。在前往道孚的路上，红军遇到了又一座更为险峻的大雪山——折多山。这座海拔5000多米的山上终年积雪，空气稀薄，暴风雪和雪崩时常发生。为了在一天中最好的中午时分翻过山顶，红军头天下午出发，在山半腰露宿。夜幕来临后，狂风呼啸，大雪纷飞，气温降至摄氏零下二三十度。单薄的军衣冻的梆梆硬，满头满脸挂满了冰霜，体质弱些的红军战士一坐下去就再也没能站立起来，永远留在了这冰封玉洁的冰雪世界里。第二天天一亮，红军就向山顶进发，终于按照预定计划到达山顶，征服了令人生畏的“万年雪山”。

　　想想北上的中央红军只翻了一次夹金山，只过了一次水草地，现在已经到家了。而四方面军已经过了草地又原路返回，南下碰壁，不得不在这险恶的雪山间艰难跋涉。同是红军，跟着毛泽东和跟着张国焘，为什么命运如此不同？

　　“南下前他吹的那样响，现在不行了吧，最后还是得北上！”

　　“现在这个总参谋长，比起刘总参谋长来差远了。”

　　“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毛主席、周副主席呀？”

　　父亲和二局中几个来自一方面军的同志一路行军，一路议论着。渐渐地，一些红四方面军的同志也加入了议论，他们也觉得中央北上的方针是对的。

　　攻占道孚、炉霍后，形势不那么急迫了。在团以上和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张国焘一面继续对中央进行攻击，吹嘘南下“正确”，一面对部队的不满言论和批评横加压制，说什么“任何一种暗中三五成群议论党的决议而发生破坏作用的现象，都要遭到铁锤的打击。”

　　不久后的一天，张国焘的铁锤终于落下了。一位同志在二局召开的支部大会上临时提出动议：“罗舜初反对张主席，反抗领导就是反革命，必须对他开展斗争！”

　　“我揭发，他说南下碰了壁，证明是错了。”开始有人附和。

　　“罗舜初是毛泽东、周恩来右倾逃跑主义的忠实信徒，他必须表态反对毛、周，拥护张主席才行！”

　　“对！他必须讲清楚！”

　　临时动议立即得到部分人的响应，所有目光不约而同聚集到父亲身上，其中不乏同情和替他担忧的目光。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诘问，父亲被彻底激怒了，他只觉得浑身上下热血沸腾，头脑一热，无所畏惧地站起来进行抗争。

　　“毛主席、周副主席带领一、三军团北上抗日，执行的是中央制定的方针，怎么是逃跑呢？”于是，父亲从遵义会议说起，雄辩滔滔地讲述了中央红军在毛主席的带领下，如何粉碎敌人的围追堵截，一路北上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合，以及为何制定继续北上抗日的方针。

　　由于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内部实行愚民政策，很多人还是第一次得知中央的这些决策和部署，对照红四方面军目前的处境，他们不由得扪心自问，北上和南下，究竟哪一个是正确的？

　　“有人说我是反革命。我要是反革命，就不会活到今天了。仅仅因为我拥护毛主席、周副主席，就说我是反革命，我不服！今天你们想怎么处置我，全由你们定，砍头、枪毙，我都不怕！我可以自己脱掉衣服，挺起脖颈，任你砍头。但我绝不反对毛主席和周副主席！这就是我的态度。”

　　父亲的强硬态度让一些人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也有一些人不由得暗自钦佩。会场上大家交头接耳议论纷纷，会议主持人已经无法控制会场秩序了，支部大会最后不了了之。

　　几天以后，一个和父亲年纪相仿的人突然调入二局任译电员。这个新来的译电员长的眉清目秀，很招人喜欢，大家都叫他“丫头”，他的真名实姓反倒没几个人记得了。

　　一天，一位四川籍的译电员看看四下里没有人，悄悄对父亲说：“‘丫头’是保卫局派来的，还带有短枪和马，是专门来监视你的，你要多注意。”

　　“不会的吧！”父亲不以为然地说。

　　“你可不要大意，这样的事，在我们四方面军见的多了。”这位好心的译电员认真地提醒父亲，这就引起了父亲的警觉。他发现‘丫头’果然像个影子似的，不论他走到哪里，“丫头”就跟到哪里，就连晚饭后散步，‘丫头’也跟在他的身后，如影随行。在从炉霍前往甘孜的路上，“丫头”更是紧跟不舍，寸步不离左右。看来那位四川同志说的不错，这个“丫头”的确是有些来者不善啊（到延安后，“丫头”主动向父亲初道歉，承认自己就是保卫局派来准备除掉他的。“丫头”在抗战期间牺牲。）父亲怎么也没有想到，当年经过严格审查才进入红军总部的他如今竟成了保卫局监视的对象，心中倍感苦闷。渐渐地，他的头脑里生成了一个大胆的想法：组织一部分同志单独北上，到陕北去找毛主席，找党中央。

　　就在父亲潜心准备的时候，一天，朱总司令派人把他叫到自己的住地。

　　“小罗，听说你现在的日子不好过啊。”总司令怜爱地说。这一句话，使父亲心里憋了许久的委屈就像打开闸门的水一样，一发而不可收拾。朱总司令静静地听着父亲的倾诉，时而双眉紧皱，时而陷入深思，待父亲把一肚子的话都说完，才不紧不慢地说：“你这个娃子呀，真让人不放心。你想的太简单了，不要以为南下失利，他就会回心转意，痛痛快快地同意北上了。”

　　这个“他”指的是谁，两个人都心照不宣。

　　“现在，我已经命令任弼时、贺龙、关向应他们率领二、六军团迅速北上到甘孜来找我们。我相信，到那时侯，主张北上的人就会多起来，我们同毛主席会合就有日可待了。”听到这里，父亲眼睛一亮，原来，总司令心中正酝酿着一个宏伟的计划。

　　“不过，在他们到来之前，我们还要忍耐，千万不能性急。你还记得胡底同志是怎样被人家杀死的吗？”朱总司令无限怀念地说：“他就是因为过于性急，才被人陷害死的。”

　　总司令提到的胡底是1925年入党的老党员，长期从事党的秘密工作。他和李克农、钱壮飞于1928年一同打入国民党特务机关，为中共中央获取了大量重要情报，成为中共历史上秘密战线著名的“前三杰”。1931年顾顺章被捕叛变后，胡底和李克农、钱壮飞冒着生命危险使党中央免遭破坏，随即撤离白区。胡底来到中央苏区后，任红军总司令侦察科科长，和父亲一同随朱总司令到左路军工作。因为对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言行不满，说了“张国焘是军阀，是法西斯”的话，被张国焘逮捕秘密毒死。这样一位曾经在龙潭虎穴出生入死，连敌人都奈何不得的好同志，竟屈死在张国焘的手里，大家都很难过，朱总司令很担心父亲也像胡底一样祸从口出，遭到同样的厄运。

　　“你如果说话不谨慎，不仅你自己的命保不住，还会给我带来麻烦，那可就坏了大事了。从现在起，你要少说话，多做事，一门心思地学习，把二局的技术工作掌握好，再也不要闹事。”朱德一字一句地叮嘱说。

　　“你想单独去陕北，这太危险了。”针对父亲想活动一部分干部和部队打游击去陕北找毛主席的想法，朱总司令严肃地说：“这不现实，太不现实了。你又没有长翅膀，就是长了翅膀，也飞不到陕北啊。去年秋天，毛主席带一、三军团单独北上时，就有人对我说，把五、九军团也拉出去，北上找中央，我当时就没有同意。要北上，我们就要和四方面军的同志一道北上。现在，不仅要和四方面军一道北上，我们还要等二、六军团上来，大家一同北上。为了实现这个大目标，现在一定要沉住气，要忍耐，少说闲话，相信事情总有一天会清楚的。”

　　听了朱总司令这一席话，父亲心中不由得暗暗自责，都怪自己政治上幼稚，没有党内斗争的经验，不懂得如何在复杂环境下处理问题。他决心按照总司令的教诲，克服年轻急躁的毛病，忍耐、忍耐、再忍耐，好好工作，不给总司令添麻烦，再不让总司令为他操心。

　　七、父亲不负朱德厚望，掌握了破译技术

　　父亲生性好学，刚刚进入红军总部不久，就对密码通信产生了极大兴趣。更让他惊叹的是，我们的二局不仅可以截获敌人的密码电报，并且在没有密码本的情况下，还能把他猜译出来，为红军作战取胜提供准确的情报。每当他看到二局局长曾希圣兴冲冲地拿着破译出的敌人密码电报来向首长报告时，心中就对这项神秘的工作充满了好奇，曾希圣他们究竟凭借什么魔法，解读出这些数字组合中暗藏的秘密？父亲不由得对这个叩开“知彼”大门的法宝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每当曾希圣向首长报告之后，父亲总要缠着他问这问那。时间久了，曾希圣也发现，毛、朱、周首长身边的这个年轻的小参谋虽然书念的不多，求知欲望却十分强烈，曾希圣还发现父亲天资聪颖，记忆超强，尤其是对各种数字，记得尤为准确，具有从事破译工作良好的先天条件。就这样，一个爱学，一个愿教，日子久了，父亲居然也掌握了破译技术上的一些规律和方法，如国民党中央军密码编制程序、电文的格式和文法，以及破译敌人密码电报的基本方法等。可以说，父亲学习破译早已有了一定的基础。

　　从朱总司令那里回来后，父亲一下子成熟了许多，任凭身边发生天大的事，也不再受干扰，全身心地投入到破译技术的学习和钻研中去。经过二三个月的刻苦努力，父亲已经可以独立工作了。在红四方面军二局，局长蔡威对川军的特点和规律比较熟悉，对中央军由于过去接触的少，不如父亲那样熟悉，于是，形成了他们两人一个负责破译川军的电报，一个负责破译中央军电报的双雄并立局面。看到父亲已经在二局站稳脚跟，朱总司令分外高兴。他知道张国焘是个实用主义者，卫生部部长贺诚遭诬陷，因为他是医生，张国焘觉得还用的着，才免于一死。如今父亲成为二局不可或缺的人物，只要父亲缄口不言，即使张国焘想对他下毒手，也要再三掂量掂量，杀了他，中央军的情报可就得不到了。

　　红二、六军团到达甘孜前，张国焘迫于形势，不得不宣布取消“临时中央”。会师后，朱德总司令向红二、六军团军政委员会领导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同志说明，北上中央已有决议，不容改变。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人全面了解情况后，与张国焘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张国焘不得不和陈昌浩、李卓然发布了《四方面军二次北上政治命令》。不久，红二、六军团奉中革军委命令，与红四方面军第32军组建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并肩北上陕甘地区，同红一方面军会师。

　　8月，红军总部和红四方面军再次来到阿坝。时隔1年，虽然茫茫草地依旧充满了危险，但一想到就要见到毛主席、周副主席，父亲心情就无比激动和兴奋。就在第3次走出草地，进入甘南岷县的时候，二局局长蔡威不幸病逝。朱总司令把父亲叫到自己的身边。

　　“小罗，都看到了吧，我们马上就要和毛主席会师了。”父亲看着总司令情绪高昂的面容，由衷地佩服一年来总司令为贯彻中央北上的决策付出的艰辛努力。

　　总司令话锋一转，对父亲说道：“蔡威同志去世，是个重大损失，二局不能没有个头，我打算让你代理二局的局长。因为走出草地，我们当面的主要敌人就不再是川军，而是中央军了。你的担子不轻啊！”朱德充满希望地看着日渐成熟起来的父亲。

　　得知总司令的意图后，父亲吃了一惊，他没有想到总司令会对他委以如此重任，可他从来没有当过领导，究竟能不能干好，心中实在没有底。

　　朱德似乎看出了父亲的担心，鼓励他说：“我已经和徐向前总指挥商量过了，他很赞成，觉得你能干好。你要很好地团结四方面军的同志，努力工作，准确地掌握情报，为全军北上提供可靠的情报保障。”

　　按照朱总司令的指示，父亲勇敢地挑起了领导二局的重担。在物质条件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父亲带领二局全体同志克服困难，及时地将一份份空中情报准确破译，为首长们决策提供了有力依据。

　　1936年10月，来自中央红军的五、九军团，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全部人马在朱总司令等人率领下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到达陕北。三大红军主力胜利会师，实现了预定的战略转移和红军集中指挥的伟大目标。

　　历时两年，前后行程35,000里，对于父亲来说，无疑是一场血与火的考验。特别是到红四方面军后这一年的曲折经历，父亲毫无党内政治斗争经验，在复杂的环境中，险些给朱总司令带来大的麻烦，坏了朱总司令心中的大事。在朱总司令的教诲和指引下，父亲增长了党内斗争的经验和智慧，懂得了什么叫忍辱负重。同样是在朱总司令的刻意安排下，父亲努力学习，勤奋钻研，掌握了破译敌人密码电报的本领，不仅保住了自己的生命，更为日后的戎马生涯增添了一抹自己独有的亮丽色彩。父亲这一年的所作所为，都源于他对党中央制定的北上抗日方针坚信不疑。

       作者：罗小明   1968年入伍，在海军北海舰队服役期间，选调北京大学西语系学习。1980年入海军指挥学院合成指挥系学习。1985年任海军司令部办公室外事秘书。1991年退出现役，现为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