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刘忠，不仅仅是参加了举世闻名的红军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而且是中央红军长征先锋中的先锋。作为中央红军长征中走在最前面的一军团侦察科长，实际上他的长征不止二万五千里。

　　长征中，父亲率领红一军团侦察部队走在中央红军长征的最前面，斩关夺隘，克服了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深入敌战区，探询前进道路，及时、准确地获取有关情报，引导和保障中央红军突破四道封锁线、抢渡乌江、巧取遵义、四渡赤水、智过彝民区、强渡大渡河、翻越夹金山、通过大草地、突破腊子口、攻夺吴起镇等，受到党中央和红一军团领导的一致称赞，被誉为长征“尖兵”和红军的　“千里眼和顺风耳。”刘伯承元帅曾经说：“长征，刘忠功不可没。”

　　临危受命

　　长征是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被迫进行的。1934年6月上旬，中央红军开始准备长征时，我父亲接到了一军团首长的命令，调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司令部侦察科长。侦察工作是首长的耳目，指挥员的正确决心来源于准确的侦察。父亲对侦察工作并不熟悉，加上只有三年私塾的底子，一开始顾虑重重。军团参谋长左权鼓励父亲说：“你当团政委时间很长，又兼任团长，政治上可靠，打仗很勇敢，我相信你能够完成好军团首长给你的侦察任务。”父亲临危受命。

　　军团精选了一些政治质量好、有各种各样技术本领的人员，加上司令部的便衣侦察队三十多人组建了侦察科。侦察科的任务是：侦察敌情，整理综合敌情材料报告军团首长，通报全军，测绘作战要图，找向导带路，调查行军路线；捕捉俘虏，讯问俘虏了解敌人的行动企图；指挥军团的侦察部队（师侦察连、团侦察排）集中行动，作战役侦察；有时佯动，有时深入敌后迷惑与钳制敌人等。经过左权参谋长的指导和父亲的努力，一军团侦察科很快担负起了繁重的侦察任务。

　　1934年7月上旬，父亲与军团保卫局谢志群侦察部长奉命前往一方面军司令部，在刘伯承参谋长处领取了长征路线图和行动方案，并安全带回亲自交给了一军团参谋长左权。

　　长征开始前的侦察工作

　　1934年9月中旬，父亲开始率全军团侦察部队进到赣南，渡过赣江，在信丰、南雄、南康、崇义之间的地区进行侦察活动。任务是查明敌人的兵力、部署、工事、堡垒构筑等情况，并弄清这一带的地形、路线，绘制成略图，于10月10日前，准时送往军团司令部。此任务是左权参谋长亲自授意的。父亲当时内心明白，这是大的战略转移前的侦察。

　　在苏区人民的掩护下，侦察部队把所需了解的敌情、地形、路线均按时弄清楚了。父亲派侦察参谋毛孝清于10月9日率三个便衣队员直接送到军团司令部并向左权参谋长作了当面汇报。

　　湘江之战的侦察

　　1934年10月10日，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红军突破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后，父亲奉命率红五团的侦察排和军团便衣队化装成国民党军的部队走在长征队伍的最前面。

　　根据上级指示，“途经兰山、道县，相机占领各个县城，并查清湘江各个渡口的情况和全州、桂林的敌情并及时报告，以便全军渡过湘江。”。11月27日父亲派参谋化装进入全州侦察，发现城内只有民团，而没有国民党的正规部队。这时，二师李棠萼参谋长率红五团已到界首村停了下来，未渡湘江。父亲向他建议五团速渡湘江，进占全州城。李棠萼犹豫不决，说需电报军团首长批准后才过湘江，占全州。父亲再次建议机不可失、应尽快动作，李棠萼还是不同意，于是父亲只好立即直接电报报告军团首长。军团首长于当日下午二时回电，令立即“渡过湘江，进占全州”。父亲马上率侦察部队迅速前进渡过湘江，下午四时到达全州城郊时，已失去了时机。国民党中央军前卫已进占了全州城，并在城外占领了阵地，布置了警戒。

　　湘江之战终因李德不愿放弃辎重，采取搬家式行军错失了时机，红军血染湘江。多年后，每当父亲回忆到此，总是狠狠地在大腿上拍一下，他仍旧为当时失去良机、损失了5万多红军而悲愤不已！

　　掩护全军渡金沙江

　　1935年3月，为摆脱国民党的围追堵截，在毛主席、朱总司令的英明指挥下，我军两路三渡赤水。一路经茅台渡赤水向宣宾方向前进，一路经鲁班场渡赤水向云南的威信、盐津方向前进。

　　蒋介石估计我军又要北渡长江，于是指挥所有部队向该地区前进。昆明龙云的部队也向威信、盐津调动，妄图在赤水河西合围歼灭我军。而我军于3月20二日，静悄悄的四渡赤水，回到金沙、安底的乌江北岸。在朱总司令亲自指挥下，在息烽以西的丸庄，再渡乌江。

　　4月下旬，大部队到达金沙江东岸，前卫团找到了七条船和船夫开始渡江。在全军渡金沙江之前，部队进到宣威时，左权参谋长命令我父亲率一师侦察连和军团便衣队向昆明佯攻，以钳制迷惑敌人，掩护全军渡过金沙江。父亲率领的侦察部队是最后才渡过金沙江的，并奉命将七只渡船全部沉入了河底，就此中央红军把敌人甩得远远的！

　　抢渡大渡河的钳制任务

　　1935年5月，红军要抢渡大渡河，这是长征中重要的一关。国民党反动派说：共军走了太平天国石达开之路，妄想歼灭我军于大渡河南岸。

　　一到德昌，父亲就到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那里去领受抢渡大渡河的钳制任务：由红五团三营、二师侦察连和军团便衣队组成右路纵队，左权为纵队司令、刘亚楼为政委。这次行动需要穿过越西城抢占大树堡渡口，途中经过彝民区；再佯攻雅安，以调动大渡河北岸上游的防御之敌，掩护主力部队在安顺场强渡大渡河。

　　到越西，必须经过一个叫小相岭的险要隘口。当右路纵队到达时，隘口的路已被四川军挖断了，并树起了吊桥，对面有一个排的兵把守着。父亲设法做通了一个采药老人的工作，请他领路。父亲带着十人的侦察分队翻山钻沟，攀登峭壁，绕到了敌哨的附近进行隐蔽，又指挥分队迅速地拿下了敌哨、又放下了吊桥，左权参谋长、刘亚楼政委率右路纵队从吊桥上顺利通过。

　　经过越西城时，父亲发现一个监牢里面关着六百多人，全都被扣上了铁脚圈子，一问才知道他们是彝族人。因受大汉族压迫，从清朝起彝族人都被轮流抓来坐监狱作质押以防暴乱。左权参谋长和父亲向彝族兄弟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民族政策，并打开了牢门，解救了被关押的彝民，得到了彝民们的真心拥护，因而顺利通过了彝民区。彝族兄弟还自愿为红军带路，有的还参加了红军。

　　越西城离大树堡渡口还有六十多华里，必需经过传说中唐僧取经经过的晒经关，必须通过两个被敌人把守着的要隘。左权参谋长、刘亚楼政委决定把在小相岭俘虏来的十几个愿当红军的士兵和七名红军战士进行混编，伪装成从越西城退出的川军，由我父亲带着向晒经关前进。这一招果然有效，一枪未放就夺占了晒经关和大树堡两个隘口，还抢夺到两只渡船。

　　在大树堡渡口，左参谋长、刘政委下令收集木材造船，佯言红军要北渡攻取雅安。这个佯攻动作做得非常成功，迷惑和钳制了敌人，为红一团在安顺场强渡大渡河、红四团迅速抢占泸定桥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

　　翻过夹金山　达维先接头

　　1935年6月19日，父亲奉命率侦察部队先翻越夹金山与红四方面军接头，为中央红军过雪山踏出了一条路。雪山上因空气稀薄，人喘不过气来，又冷又饿，脚也抬不起来，每走一步都十分困难。上山不易，下山更难。因为积雪滑得无法站稳脚，只好一班一组手拉手地慢慢下，弄得不好整班组都跌进雪窝里去了，再从雪窝里爬出来。

　　6月20日，在夹金山脚下的达维村，父亲终于与四方面军部队接上了头。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八十九师的柴洪儒师长带了一个营来迎接一方面军先头部队。柴师长热情地说：“奉军团首长命令，到此来迎接中央红军老大哥，你们辛苦了。”父亲说，“谢谢柴师长的热情接待。我是刘忠，一军团侦察科长，奉军团首长命令带侦察部队先过夹金山来同四方面军同志联系，今天看到柴师长很高兴。我们一军团的部队，明日开始过夹金山。”柴师长说：“我们军政委李先念同志已经到了懋功县，他在那里等着欢迎一方面军的首长。”

　　1935年6月22日，一军团部队开始翻过第一个大雪山（夹金山），后面继续过大雪山的行军秩序是三军团、中央和军委机关、九军团、五军团，他们全是沿着父亲的侦察部队踏出的这条道路上翻过夹金山的。

　　生死大草地

　　1935年6月底，中央红军到达黑水，要通过大草地。当时部队粮食发生了极大困难，还要要找到过草地识路的向导。

　　父亲带着便衣队终于找到三个藏民给红军带路。这三个人真是缺一不可，一个是本地藏民，他知道路线但不懂汉语；另一个是山东移居芦花的回民，他会翻译藏语，称他“通司”，但他不知道路线；第三个是在这一带来往经商的商人，从草地出腊子口到甘肃他都走过，他即知道路线又懂点藏语，是四川汉族人，这是最起作用的一个，但是他不积极，对红军有一种抵触情绪。父亲发给他们每人一匹马、每人一条毛毯，以及足够的酥油、糌粑、干肉、咸盐等，还要每天做三个向导的思想工作，宣传党的政策，关心他们生活。父亲在大草地带着这三个向导、军团侦察连和便衣侦察队走在右路军的最前头。

　　草地气候多变，当时正是夏天，但仍一天变化几次。早晨是濛濛的雾天，天气好时，中午十一点至十四点很暖和，用望远镜可以看到野牛、野马、野驴，野鹿等动物成群地跑。十五点后，开始变冷，有时突然下雪，有时下冰雹，到晚上又冻得要命。部队穿的衣服很单薄，吃草营养又不足，所以身体差的很难渡过这一关。

　　过大草地，要走十几天，全无人烟，部队的粮食供给成了大问题。军团首长给父亲又增加了一项为全军侦察能吃的草叶、草根的任务。父亲领着侦察队开始每天挖草根，煮草叶，找到的“野葱”、“野蒜”、“茴茴菜”，或是“野芹菜”、“豌豆苗”，还有许许多多不知名的各种野草，都要亲自尝尝，有的草吃了就会中毒。若找着能吃的野草，马上送到军团卫生部鉴定后，再向各单位介绍或用文字通报全军。父亲他们作为红军的长征先锋队，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冒死嚐百草。长征红军指战员到底吃过多少种野草，是无法计算的，反正所有过草地的工农红军都吃了草。野草在嘴里嚼时的那种味道，咽下喉时那种艰难，从胃里反出去时的那种感觉，父亲说一生都不会忘记。

　　突破腊子口

　　1935年的8月29日，中央红军完全走出大草地，到了甘肃省管辖的地区腊子口。军阀鲁大昌派出了一个旅的兵力把守，妄图堵击我军。

　　腊子口的地形非常险要，两边是悬崖，中间一条河不宽，但水流速太急，人徒涉过不去，只有过桥才能通过。但守备之敌在桥的两端均构筑了许多碉堡、工事，难以攻打。左权参谋长立即令我父亲把便衣侦察队化装为国民党的中央军，向腊子口侦察前进。除了查清守备敌人的情况，争取相机占领隘口。红四团（前卫团）紧随我父亲便衣队一定的距离跟在后面。

　　父亲化妆为国民党中央军第二十四师中校情报科长，军团保卫局便衣王班长化装为少校联络参谋，他们大摇大摆地向腊子口前进。下午两点左右，到腊子口大约十五华里时，遇上了守敌派出的便衣侦探。

　　化妆的联络参谋（王班长）问他：“你是干什么的？”敌探说：“我是做买卖的商人。”王说：“我看你不是商人，是腊子口长官派出来的吧？我是中央军二十四师联络参谋，来同你们联络的，我姓王，这位是中校情报科刘科长（指我父亲）。”敌探信以为真说“呵！你们是中央军，失敬了！我是奉旅长命令来迎接你们的，长官，请跟我走吧！”于是他带着父亲的便衣队向腊子口前进。走到腊子口敌前哨，敌哨兵问：“哪里来的？”敌探答：“是中央军来同旅长联络的。”敌哨兵就放父亲和便衣队进去了。这时红四团一跟进，敌人发觉了，立即向我们部队开枪射击。这时父亲的便衣队就像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一样，夺占了一侧桥头碉堡。

　　天将黄昏了，军团首长命令连夜进攻，坚决夺占敌守备的桥梁。战斗整整打了一晚上，红四团的突击排乘骡马渡过河去了，他们爬上石崖大山绕到敌人的后面，于三十一日拂晓前，在敌人的后面打响了。突击排站在山顶上，居高临下地向山下的敌人猛打，把敌人打乱了，胜利地夺占了另一侧桥头碉堡，红一、三军团当日就通过了天险腊子口。

　　毛主席点将

　　1935年9月，中央红军改为陕甘支队，由哈达铺出发东进到理川。当时没有陕甘宁地区的军用地图，行军路线完全依靠当地群众调查。左权参谋长要求我父亲每到一个宿营地，至少要找二十个以上的向导，并立即调查前进方向一百五十里的路线网。

　　从哈达铺出发，毛主席、彭总均随一军团司令部前进。毛主席在这段行军中，亲自掌握前进的路线和敌情，并一到宿营地就亲自找我父亲布置任务。9月8日宿营闾井时，毛主席交代我父亲：左边要查清清漳县、陇西敌驻军；右边要查清礼县、天水的敌军情况，而最主要是调查祁山、马坞间直通会宁、静宁，即通过西（安）、兰（州）公路的平行路线，沿途的人家、道路、沟渠和河流等情况，要详细查清，并于当晚十二时将调查的路线图送给主席和彭总。

　　通过西、兰公路后，9月15日，到达马营宿营，因为连续的侦察实在太累了，父亲就叫苏孝顺（苏静）副科长到毛主席那里去接受任务。毛主席见到苏就问：“你是谁？”苏回答说：“我是苏孝顺，侦察科副科长。科长要我来接受主席指示，调查敌情、路线。”毛主席又问：“科长呢？”苏说：“太累了，在休息。”毛主席说：“你还是叫他来吧。”苏跑回来叫醒我父亲：“毛主席还是要你去。”父亲一骨碌爬起来，立即就去了。毛主席说：“刘忠同志，路线是当前部队行动的关键问题，我要亲自交待你负责，怕出纰漏。”于是毛主席又亲自交待我父亲调查的路线和敌情，并限于每晚十二时交卷。自此，父亲再累每天也要亲自向主席汇报侦察的路线和敌情。

　　组建红军第一支骑兵部队

　　过了六盘山，父亲带便衣队向青石嘴前进。刚进到青石嘴以南二里多的山坡上时，前面的侦察员抓住了敌人两个便衣侦探，供出：青石嘴镇上驻着东北军骑兵第七师的十九团。四个连，五百多人，五百多匹马，骡马大车二十多辆。这时林彪军团长来了。他亲自询问俘虏，并要我父亲到前面确实查清敌情和地形，同时又叫作战参谋张雄去报告彭总、毛主席，并通知各大队长前来接受作战任务。毛主席、彭总命令迅速歼灭该敌，以利于全军通过平、宁公路。军团长立即下达战斗命令：杨得志同志指挥一、二大队正面进攻、直扑青石嘴；张鼎山同志率五大队从左翼绕向敌侧后，迅速抢占对面的山头，以防海原方面的敌人增援，陈赓同志的十三大队从右翼插出断绝敌人的退路；同时负责对平凉方向的警戒，防敌增援；四大队做全军的预备队并担任后卫的掩护。

　　几乎同时，青石嘴周围的山上，到处冒出火星和烟雾，镇上的敌人顷刻间乱成一窝蜂，几十分钟就解决了战斗。只见红军战士们拉着一匹匹的高头大马，押着一队队的俘虏骑兵。这时聂荣臻政委以兴奋的口气对我父亲说：“刘忠同志，这次缴了几百匹马，先把你们军团侦察连编为骑兵连，以这个连为基础，军团将要建设骑兵团。你快到前面去通知各单位，把俘虏里面的钉掌工人，修理鞍具的工人，还有马术教官和马医官，一一清查出来，对他们好好做政治思想工作，争取他们到红军里来，为建设红色骑兵服务。”

　　1936年7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骑兵团成立，辖四个骑兵连。中央军委令刘忠为特别支队（骑兵部队）司令员兼政委。这是红军最早成立的骑兵部队。父亲率领红军的第一支骑兵部队参加了直罗镇战役、山城堡战斗、东渡黄河钳制阎锡山部队、先期与二、四方面军接头会合；西安事变时携带彭总给张学良、杨虎城的信南下到西安以北的泾阳与其接头做张学良、杨虎城部队的后盾等任务。

　　今年是长征出发90周年，　也是我父亲诞辰118周年，愿以此文作为对父亲最好的怀念。

　　参考资料：

　　1、《从闽西到京西》刘忠著　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年6月出版，（ISBN 7－5615－0189－4）

　　2、《从瓦匠到中将》——刘忠传奇　作者钟兆云、苏剑，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7月出版　（ISBN：7－211－03657－5）

　　3、《刘忠同志生平》（经军委认定）

　　刘忠

　　刘忠（1906—2002）福建省上杭才溪乡人。1927年参加才溪区农民协会，1929年参与领导才溪农民暴动，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曾任红十二军第二纵队一○三团排长、红四军十二师三十六团政治委员、红一军团第二师五团政治委员、参加了中央苏区一至五次反“围剿”作战和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前夕他被调任红一军团司令部侦察科长，出色完成了长征出发的侦察任务。被誉为长征“尖兵”。1935年10月，他参与并领导我军第一支正规骑兵的组建工作。抗日战争时期，曾任抗大六分校校长、晋豫联防区司令员兼一二九师三八六旅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晋冀鲁豫军区三八六旅旅长、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参谋长、太岳军区司令员、华北军区第十五纵队司令员、解放军第十八兵团六十二军军长等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西康军区司令员、川西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大学院务部长兼政治委员、解放军军事学院副教育长兼物物质保障部部长、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副院长兼院务部部长、解放军军政大学副校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刘蒨

　　刘蒨，开国中将刘忠之女。曾任第27军80师医院医生，北京总后勤部309医院主治医生。美国纽约大学生物系博士生，硕士学位。刘蒨女士现为广东省长征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会长、六十二军后代联谊会会长、八路军研究会理事、井冈红军人物研究分会成员、红军后代授课团成员，讲课题目：“长征先锋中的先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