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息烽集中营早有耳闻。抗战时期国民党在全国设有三大集中营：江西上饶、重庆白公馆渣滓洞和贵州的息烽。这三大集中营与其他常规监狱的区别在于，“犯人”主要是在国共两党政治“烽火”中被捕的革命人士，管理者则是臭名昭著的国民党“锦衣卫”——军统局，使用的手段无非是屠杀与“怀柔”两手交替，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达到思想上的息“烽”灭“火”。所以，双方之间较量的手段主要是政治而非法律。在军统内部，对这三所集中营，前二者被称为“小学”和“中学”，后者则被称为“大学”。可见息烽集中营规模最大，级别最高。曾经参观过“中、小学”特别是重庆白公馆渣滓的“教育课程”，留下血腥、恐怖的深刻印象。所以到息烽之前，认为“大学”较之“中、小学”，当然是大巫见小巫，“课程”必定更加阴森恐怖、毛骨悚然。结果却有些意外，竟然果真有些“文化”装饰！仔细一想又在情理之中。国民党之所以选址“息烽”建立集中营，大约就是取其熄灭革命者思想上政治“烽火”之意，试图从根本上消除焚毁其独裁统治的火源火种，所以采取了“釜底抽薪”的“怀柔”手段。　

　　息烽集中营第一任主任叫何子祯，毕业于杭州警校，人称“何屠夫”，他用对付江洋大盗行之有效的办法——杀戮和酷刑来对付革命者，当然毫无效果，还遭到社会各界谴责，搞得局面不可收拾。这位冷血残暴的军统少将显然只有“小学”水平，“上头”很不满意。“委员长”要的是“翻然悔悟、回头是岸”的忏悔，而不是激起革命者更加愤怒的火焰。既然是“大学”，当然不能用对付“中、小学生”的方式和方法。

　　接任的主任叫周养浩，上海法学院毕业，人称军统“三剑客”之一，绰号“书生杀手”。既是剑客又是杀手，当然以杀人为职业。但高手过招，比拼的是内功，所谓“皮肉无损，内脏俱伤”，不一定都是血肉横飞。这位临危受命的新主任对“攻心”之术果然有些修练，对“攻心为上”的策略和手段也颇有些研究。　“新官上任三把火”：第一是“正名”，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关押者不能叫“犯人”，改称为“修养人”，根据“程度”不同分为“全修养人”或半“修养人”。牢房，一律改称为一律改称为“斋”。即所谓读书的书斋，分“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个斋室，加上“特斋”，共9栋52间监舍，每斋设斋长一人；第二是外紧内松，撤销“内卫”即便衣特务的监视，政治犯打开镣铐，白天不锁门，可在院内自由活动；第三是适当改善伙食，开展体育文化活动，据称由“修养人”组成的篮球队与军统局特工人员“培训班”学员篮球队比赛，居然打败了“学员篮球队”。设立图书室，除同意“修养人”可读书报外，还创办了《复活月刊》和《养正周报》，让“修养人”自行撰稿和担任编辑，按特长和爱好，编成剧团、写作、编篡、绘画等组织。把有文化，入狱前有一定社会地位、有影响的“全修养人”抽出来参加管理工作。在曾经的“阅览室”内，参观者还可看见当年由关押者发表在这两种报刊上的文章。

　　在集中营内房屋院墙上，还随处可见一些攻心的标语，诸如“成功失败，稳操我手”；“天堂地狱，唯人自择”；“迷津无边，回头是岸，宁静、忍耐、毋怨、毋尤”等。另外还创办工厂、农场、合作社等生产劳动组织，参与者还可获得适当报酬。据说集中营还做到了“自给自足”，不靠上面拨给经费。当然，所有这一切都不是为了维护关押者的人权和利益，更不是对“修养人”的关心和照顾，其真正目的都是意在“政治攻心”和“思想感化”，从而使关押者消蚀斗志，放弃信仰，最终服从“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主义。"

　　有道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不管是斗勇还是斗智，自古都是邪不敌正。在意志坚定的革命者面前，硬的不行，软的一套也同样行不通。集中营让中共四川省委负责人罗世文出来担任管理员，意图利用其身份扩大影响，被其凛然拒绝。如此既轻松又自由的好事竟然不愿干？周养浩十分意外问及原委？回答：“我是共产主义者，我不能改变我的信仰，你们说息烽监狱是一所‘大学’，但是三民主义的大学，这一点我还没有研究，所以谢谢你的美意”。有时表面“顺从”，暗中拒绝也是一种勇敢和智慧，集中营安排担任印刷厂刻字工的共产党员许晓轩（长篇小说《红岩》中许云峰原型）在两棵树上分别刻“先忧后乐，忠党爱国”八字，许晓轩刻完前四字后，故意摔伤手臂使后四字成空，至今树在字存，观之顿生敬佩感动！

　　最令人叫绝的斗智方式是将计就计，借力发力。共产党员韩子栋、周科征，民主人士文光甫、李任夫等同志，在狱中秘密支部领导下，巧妙地利用担任编辑部编辑的机会和条件，让“改造”阵地为我所用。使《养正周报》和《复活月刊》成为对敌斗争的工具。党组织暗中发动党员和难友以宣传“统一抗战”这个当时国共合作条件下敌人能接受的题目大做文章。在展出的现存几期《复活月刊》上，我看见有张露萍烈士发表歌颂抗日战士的诗《七月里山城的榴花》，有赵力耕烈士发表的揭露当时社会黑暗的小说《冷区长》、罗世文写的论文《一月的世界与中国》等等。据幸存者李任夫回忆，当时张露萍还用晶子、樊人等笔名在《复活月刊》上发表多篇文章。罗世文则以“史迷”的笔名发表《关于太平天国失败的检讨》等探讨历史革命教训的论文多篇。另外周科征、李任夫、韩子栋等编辑在《复活月刊》上发表一些政治、经济论文。中共地下党员王子中和车耀先，还利用担任图书管理员的身份和条件，为党组织提供各种信息，并把书报阅览室建成狱中支部的秘密联络点。

　　反动派总是在阳光下装扮得道貌岸然，而在阴暗的角落里干着见不得人的勾当。在集中营内一个小湖中木板上有一段标语：“无霹雳手段，不显菩萨心肠”。据说是军统头目戴笠视察集中营时所题写。集中营内有一个叫“猫洞”的秘密刑讯室，是一个专门对革命志士实施“霹雳手段”的地方。由于该洞深藏不露、阴冷潮湿，受刑者即使发出嘶心裂肺的叫声，外面也很难听到。其内刑具之多，刑法之毒，较之重庆渣子洞白公馆有过之无不及。对那些严刑毒打仍不屈服的革命者，不管是花季姑娘还是无辜的儿童，照样挥起凶残的屠刀。24岁的张露萍与6名年轻共产党员就被押赴息烽快活岭杀害。刽子手第一枪没有打中她，她大骂刽子手：“笨蛋，朝我的胸部开枪！曾被关押在息烽集中营的罗世文、车耀先、许晓轩等共产党人以及杨虎城、黄显声、宋绮云等爱国将领和爱国民主人士，这些小说《红岩》中人们耳熟能详的英雄人物，后来从息烽转移到重庆后全都遭到了屠杀，连九岁的小孩子也不放过，那里有一丁半点所谓的“菩萨心肠”？杨虎城将军及的秘书宋绮云一家三口就是被这位外表文质彬彬，满口“仁义道德”的周养浩亲手杀害。这一切都充分暴露了他们既虚伪、又残忍的两面本性。　

　　不管是邪恶的“菩萨心肠”还是残忍的“霹雳手段”，不管是怀柔攻心，还是严刑拷打，在“威武不屈、贫贱不移”的革命者面前，都不会产生任何的作用。在息烽的关押者中，从始至终没有被“改造”出一个他们所希望的变节份子。后来，周养浩在他的“供词”中不得不承认说：“我的狱政革新受到共产党人的抵制，收效甚微”。他把彻底失败说成“收效甚微”，不过是反映了他不愿承认失败的顽固立场罢了。　

　　这位当年在“犯人”面前不可一世的“大主任”，后来自己成了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一名罪犯。由于周养浩自知罪孽深重，必死无疑，所以破罐子破摔，一直立场顽固，态度很差，直到1975年最后一批战犯特赦时，他仍然是公安部拟不予释放的“没有改造好的十三名战犯”之一。最后还是毛泽东“都放了算了”一句批示，才让他才赶上了特赦的末班车。这批最后的战犯，由政府安排工作，享受公费医疗，也可以自由选择去处，可以回原籍，可以去香港、美国，甚至也可以去台湾。政府还表示，愿意出去的，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以后愿意回来的，照样欢迎。周养浩释放后去了美国与女儿生活在一起。奇怪的是，释放以后，他反而表现很好。台湾记者采访他，认为周养浩应该是反中共的，没想到周养浩说：“我能和家人团聚，说到底要感谢毛主席、共产党的伟大政策。”看来他最终还是被共产党博大的胸襟和诚意所改造。一个不遗余力花尽心思想“改造”对手的人，最后反而被共产党对手成功改造，这不仅是一个辛辣的讽刺，更证明了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正义必然战胜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