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都县几乎家家有红军，满门是忠烈。因为这里是一片红色的土地，产生红军的摇篮。

二、仅有34万人的于都县6.8万人参加红军，每5人中就有1人参加红军，16人成为开国将军

1919年5月4日，“五四”爱国运动传播到于都，当地知识青年，开始受到新思想的启示，发动县城各界民众游行集会，抵制洋货，宣传爱国，声援北京民众的斗争，从而开启了于都的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写下了于都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的开篇之章。

1925年间，这批青年中的杰出分子李英、丘倜，胸怀报国大志，投笔从戎，考入黄埔军校，接触了许多著名共产党人和马列主义革命理论，相继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于都早期共产党人和地方党组织的奠基人。

1926年夏，北伐战争爆发。7月，国民革命军入境建立于都县国民革命政府。10月，结业于广州中央农讲所的共产党员丘倜、戴辉奉中共赣州特支之命来于都从事建党和发动工农运动，将县内进步青年张浩介绍入党，并于11月正式建立县内第一个党组织即中共于都支部干事会，丘倜任书记。从此，于都工农运动逐渐走向高潮，至1927年1月，于都支部干事会升格为中心支部，下辖20余个支部，共有党员近60名，成为大革命时期于都人民革命斗争的坚强领导核心，引导着于都工农运动健康向前发展。

正当大革命形势迅猛向前发展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集团公开叛变革命,赣南国民党当局率先发动了“清党运动”。1927年4月，反动分子谢寿乔等奉旨率一连军队窜入于都，开始疯狂屠杀和迫害于都共产党人、工农革命群众，破坏地方工农运动。5月间，于都党组织遭破坏，于都革命转入低潮时期。

（于都早期的中共老党员、革命者）

8月，南昌起义和党的“八七”会后，一批外省地的于都共产党人被派回到家乡开展革命活动，于9月初恢复了中共于都中心支部组织和活动。

1928年1月，中共于都中心支部改组为临时县委，随后成立了县农民暴动总指挥部.2月29日发起了领导南、西、北三乡农民相继举行了暴动。于都农民暴动，沉重地打击了地方反动势力。6月后，以钟圣楼、朱学玖为首的桥头游击队成立，这是赣南地方第一支正规革命武装——工农革命军第15纵队。

15纵队及随后组建的桥头赤卫队推动着红色割据区域向四面八方扩展，至8月形成了桥头为中心域跨兴于宁三县边界的红色区域。此时，中共赣南特委划于北地区为特区，并成立了境内第二个县级党组织于北特区委，赣南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于北特区革命委员会和军事领导机关：于北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

在特区党政军组织的领导下，桥头红色区域从此日益稳步发展，既成了当时赣南最红的地方革命根据地，也成了兴、于、宁、会、瑞诸县边界革命斗争的大本营。

1929年春末，红五军、红四军先后游击来到境内，打下县城，并分兵各地宣传发动群众，实行土地革命，帮助于都党组织建立了县、区红色政权和地方工农赤卫武装。4月间，于都县建立了6区基层党政组织，计有党员240余名。并在安于会赣四县边界又创建了一个县级党组织，发展为四县边界特区委。  

4月10日,中共于都县委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于都县工农兵革命委员会和于都县赤卫大队。12日,在县城东门沙坝召开万人群众大会,宣布正式成立于都县工农兵革命委员会,次年4月改称于都县苏维埃政府,下设财政、土地、军事、妇女、文化与建设、裁判与肃反6个委员会和1个秘书处。1931年11月调整为财政、土地、军事、工农检查、内务、劳动、文化、卫生、粮食9个部和总务厅、政治保卫分局、红色邮电局、肃反委员会。1932年2月增设国民经济部、裁判部、粮食调剂局。1933年10月又增设合作指导委员会。1934年11月,财政、粮食、国民经济3个部合并为财粮委员会。

1930年初夏，境内各县(区)先后召开了本区域的党政代表大会。1931年下半年，县区乡三级政权空前巩固与发展，土地革命走向深入。

1932年1月22日，于北人民攻克上宝土围后，以于北为基础的胜利县宣告成立，全县共为12个区，116个乡，总人口15.3万。从此，成为中央苏区牢固的战略后方。胜利县的工作尤为突出，曾获得了“苏区模范县”的光荣称号。

1934年2月初,第五次反“围剿”斗争日趋困境，苏区南部信丰、南康一带失陷。为巩固苏区南大门，于都县南上部地区被划为登贤县。境内从此三县并存，计有30多个区。同年5月后，苏区赣南省在于都设立。同年10月中旬，中央党政机关及主力红军为转移长征而集结在于都各地进行休整补充。全境各县人民为此贡献巨大。

1929至1935年中央苏区期间：于都县境内先后成立于都、胜利、登贤、瑞西、兴胜、于西6个县苏维埃政府。

 正是由于红色火种在于都的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于都人民翻身解放的革命意识深深扎根。于是，于都人民积极送子参军、送郎参军，使于都成为红军兵员的主要来源地。据不完全统计，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于都34万人口，参加红军的人数达6.8万人，占当时总人口的五分之一。支前参战的人数也有近10万人。

在于都长征出发地纪念馆陈列的藏品，有一双绑着毛线球的草鞋。它是一位红军的未婚妻为其编织的。

这位于都红军叫谢志坚，在他跟随中央红军出发长征的前夕，未婚妻春秀送给了他一双鞋,由黄麻编织而成的，质地柔软，经久耐穿。

对谢志坚而言这双鞋异常的珍贵，在长征途中他不舍得穿,总共才穿过两次，第一次是在巧渡金沙江时,金沙江江岸的当地老百姓热情地欢送红军过江，不禁让他回想起于都河边乡亲们送红军的场景，想起了春秀，于是他穿上了它。另一次是在强渡大渡河时，由于战斗非常激烈，随时有牺牲的危险。他当时想，就算是死了也不能和春秀亲手做的鞋分开，就这样他第二次穿上了它。幸运的是，在这次战斗中他没有牺牲。解放后的五十年代，他带着这双鞋回来找春秀。令人悲痛的是春秀在红军长征后不久，就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谢志坚把鞋捐给纪念馆前，他亲手把毛线球绑在鞋上，以缅怀自己的未婚妻当年支持他参加红军。

于都县有一位叫肖玉女的老人,新婚才一个月，就鼓动丈夫参加红军。村干部问她：“你舍得吗？”她坚定地回答：“这有什么不舍得的。不脱鞋，下不了地；施了田，才有饭吃；等打倒了国民党，我们的好日子还长着呢。”

像这样送郎参军送子参军的动人事迹,当时在于都比比皆是。

参加长征的于都籍红军1.7万人，在新中国成立前牺牲16700多人，建国后健在的只有277人，其中开国少将16名，省军级领导干部55名，地、师级干部200余名。

红军长征后，于都人民仍然为中国革命做着奉献和牺牲。红军星夜渡过于都河踏上漫漫长征路后，苏区人民开始了艰苦的游击斗争。为牽制敌人，掩护主力北上。1934年12月,中共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决定先后在于都增设了瑞西、兴胜和于西三县。留守苏区的中央分局党政机关移驻于都县，直到1935年2月，在项英、陈毅等领导下，还在于都南部的禾丰、上坪地区下开展游击战争。

1935年3月后，由于中央分局党政机关及留守红军已从中央苏区最后一块土地的于都上坪突围，境内各县的斗争相继失败。至同年6月止，境内的最后一个县——瑞西县的党政组织也在敌人的疯狂摧残下解体。从此，于都复为一县，重陷于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之中。但于都人民并未就此放弃斗争。他们依然不屈不挠地抗争着，数以千计的于都英雄儿女在大小战斗和敌人的屠杀中倒下，活着的期待着党和红军回来。

抗日战争爆发后实行国共合作。1937年9月，中共赣粤边特委派于都籍共产党员严绍兴返乡开展党的工作。同年冬，他在恢复一批苏区干部党籍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共于都县工作筹备委员会，并建立了一批基层支部。县内各抗日民众团体相继建立，出现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局面。至1938年4月底中共于都县委成立时，全县有区委组织6个，党员约360多名，并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高潮。

但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置民族危亡于不顾，仍然坚持其反共立场。于都县地下党组织在1940年至1941年春期间，先后多次遭到国民党地方当局的破坏，多数党员先后被捕入狱，党组织被迫停止了活动。但是，于都人民依然盼望着革命曙光的到来。

1948年底，在解放战争节节胜利，中共南昌城工部派地下工作者林增伟来到于都，重新开辟了于都县党的工作。次年初春，中共湘赣边工委又派黄肃宁进入于都，他在兴于边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了中共兴于赣边区工委和于都县富强支部。在党的领导下，于都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开展斗争，迎接解放。

1949年8月13日，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48军144师32团兵分两路，夹攻江西于都县城。经一小时激战，击溃守城的国民党军，解放于都县城。同时,在吉安组建的于都县委和县人民政府以及南下工作团，也随军到达于都。9月，获得解放的于都人民，欢欣鼓舞，在党的领导下，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支前反霸运动。10月，随新中国的诞生，于都人民在县委领导下，彻底翻身解放。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又有许多于都优秀儿女为创建新中国献身。

第二组数字是于都县34万人，6.8万人参加红军，每5个人就有1人参加红军，这仅是红军长征前的参军人数。红军长征后的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又有多少于都子弟投身革命呢？这些都是难以统计的。由此可见，于都人民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在全国2851县（县级市）中算是名列前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