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赣州市于都县是中共赣南省委、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中央苏区“全红”县，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长征精神发源地和苏区精神的形成地之一。同时也是中央苏区最后一块根据地、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起源地。

于都，在著名作家魏巍笔下，是“地球上的红飘带”的起点；在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的笔下，是“前所未闻的故事”的开篇；在埃德加·斯诺的笔下，是“惊心动魄的史诗”的卷首；在中国共产党人的笔下，是“中华民族伟大长征精神”的起源。

由此可见，于都县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可圈可点，惊天动地。

一、中央红军8.6万余人从于都出发长征，于都籍占1.7余万；遵义会议时，中央红军3.7万余人，到达陕北时仅幸存约7000人，于都籍幸存1000余人

在于都县有一座“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园”，在纪念园的雕塑上方有七个鲜红的大字“长征从于都出发”。

1934年10月初，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10月10日，中革军委从瑞金迁驻于都。此后在这里召开了军委扩大会，研究与部署了红军突围转移各项具体工作，规定军委直属纵队及各军团代号，发布命令将各补充团正式拨给各军团，制定下发了红军主力南渡贡江（于都河）计划。

1934年10月13日至20日傍晚，博古、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率领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及其直属部队和红一、三、五、八、九军团及第一、第二野战纵队，共计8.6万人集结到于都县，准备渡过于都河开始长征。

中央红军长征为何要选择于都县作为出发地呢？重要原因有四个方面：一是地理位置重要，符合长征的战略意图。于都县位于江西省南部，赣州东部，东邻瑞金，南接安远，西连赣县，北毗兴国和宁都，有“六县之母”和“闽、粤、湘三省往来之冲”之称。长征最初设想是渡过于都河向西运动，于都正是红军战略转移的方向。二是便于中央机关和红军聚集，转移机动方便。当时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分别在兴国、石城、长汀等各个主战场，于都处于突破国民党粤军封锁线的要冲，红军要向西南方向突围，就必须将各军团都集中到于都。中央苏区瑞金、兴国等地到于都的距离相等，便于各路红军从四面八方集中到此。三是群众基础好，利于筹措长征的物资和兵员补充。1926年11月于都建立第一个中共党组织；1928年2、3月，建立了赣南第一块红色根据地：于都桥头根据地；赣南第一个地方武装：赣南红军十五纵队；1929年，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从井冈山转战赣南闽西，在于都建立了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于都县工农兵革命委员会；于都的“中华钨砂公司”还是我党建立的第一个大型国有企业，为苏区经济的繁荣起了重要作用。四是利用敌人内部矛盾，有机可乘。党中央利用国民党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派代表与粤军秘密谈判达成借道协议，准备在10月下旬或11月上旬从中央苏区西南方向的于都通过国民党粤军的封锁线。因此，于都县作为长征出发地天时地利人和，最终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选择在了于都。

（于都长征出发地纪念馆展览当年送给红军草鞋的样式）

8.6万人从于都出发长征，需要做大量的后勤保障工作。10月15日，为掩护和支援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主力突围，中共赣南省委和省苏政府在这里召开省、县、区三级干部大会，讨论如何做好红军转移的物资保障，如何掩护主力红军转移，坚壁清野，开展游击战争等工作。毛泽东出席了这次大会，并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

省、县、区三级干部大会后，于都县党政机关和人民群众开始了竭尽全力的支前活动，场面感人肺腑，催人泪下。

于都河是中央红军长征首先要过的第一条大河，河宽600多米，水深1—3米，水流深湍，最大流速每秒1.2米，河底为沙石，大部队要迅速过河就得架设浮桥。当时，搭浮桥只有工兵没有材料，于都老百姓就从四面八方过来帮忙，村民把自己的木板、门板送到渡口。

在于都县至今流传着曾姓老人将寿棺捐献给红军架浮桥的真实故事。

1934年10月上旬，红军渡于都河架浮桥急需材料。于都县城东门有户姓曾的老人，儿子参加红军，儿媳生孩子刚满月，他将家里所有的门板扛去架桥又将自己睡的床板贡献了出来，在地上铺上草席，就地而眠。

10月13日，曾大爷听说架桥工地上还缺门板，回来跟儿媳商量：“将给我准备的那副棺木拆了，给红军送去吧？”儿媳一听，着急地说：“不行不行，你走路都摇摇摆摆，万一那天……”儿媳说不下去了，背转身去，偷偷地抹泪。

曾大爷看出了儿媳的心思，笑着说：“你是怕我死了没法埋？用张草席将我裹了，往黄土里一埋，不就归仙了？”说着，从屋角拿出了一把斧头把棺材拆了，给架桥的红军工兵送了过去。

为了不让国民党发现红军转移的迹象，红军工兵部队都是夜晚隐蔽架浮桥，于都百姓有的打火把，有的送茶送饭，还有的直接参加架桥。仅4天时间，就在于都县30里的河面架设了5座浮桥，布设8个摆渡点。

（中央红军第五军团十三师长征渡口——焦俊杰拍摄）

此外，当时于都沿河所有的民船大都停运，共汇集了800多条大小船只和成千上万的木料、门板，献出来供红军渡河、架设浮桥之用。

长征前夕，8.6万多红军部队在于都集结休整、补充近半个月，补充武器弹药、兵员、粮食等，准备长征。于都人民无私奉献、倾其所有，送走了最后一个青年，贡献了最后一粒口粮，拿出了最后一块银元，捐献了最后一块木板。据不完全统计，于都百姓当时为红军献出粮食79390担，相当于30多万于都百姓3年的口粮；完成购买公债89.1万余元；筹集草鞋8400双、菜干150担，硝盐500余斤，筹钱62500元。于都县党政机关还组织了3000挑夫随红军长征。   

为中央红军补充兵员的数字更令人感慨。长征前于都县两次突击扩红，1万余名于都儿女报名参加红军，组成了8个补充团。主力红军在于都集结休整期间，在于都补充红军9700余名新战士。参加长征的8.6中央红军，于都籍干部战士达1.7万余人，每5个人中就有1个于都人。

中央红军在于都集结休整期间，于都人民不仅将最好最干净的房子滕出来给红军居住，而且组织慰问队带着粮食、鸡蛋、猪肉、蔬菜草鞋等物品，挨家挨户慰问红军，还组织妇女洗衣队为红军洗衣服。

于都县还为收治、掩护红军伤员作出巨大贡献。中央红军在反“围剿”战争中留下重伤员一万余人，红军突破国民党军第一道封锁线后又有一批重伤员送到于都，长征前后于都安置红军伤病员一万多人，占中央红军伤病员总数的一半以上。几乎全县所有农户都安置了伤病员，县苏维埃政府为每名伤病员发了150斤谷票、3斤食油、2斤盐，伤病员的膳食照料均由群众负责，药品由各级政府派人送到各户。

10月16日至20日傍晚，中央军委红军总司令部和中央政府所属机关与红一、三、五、八、九军团共8.6万人分别从梓山的山峰坝、花桥、县城的东门、南门、西门、罗坳孟口、鲤鱼、中埠、三门和渔翁埠等渡口渡过于都河，踏上漫漫的长征路。红军渡于都河前，男女老幼从四面八方涌上桥头、渡口，向红军送上一杯杯茶水，送上一顶顶斗笠，依依惜别，企盼着亲人一路平安，早日归来。《十送红军》的歌曲反映就是这一场面，婉转缠绵，撼人魂魄。

（红军长征出发地于都河渡口）

这是一个于都老百姓中至今还相传的红军渡河往事。

1934年10月16日，李明荣的父亲李声仁像往常一样在于都河撒网捕鱼，这时他和另外几个渔民被红军招呼到岸边。红军对他们说：“我们有大批队伍要在晚上渡河，想请你们帮忙。”听说要渡河去打“白狗子”，李声仁和几个渔民当即答应下来。

当时，与李声仁一同打鱼的船只共有20条，其中大船、小船哥10条，分别只能装载20人、10人。当晚，红军将士分批登上了李声仁等人的20条渔船。李明荣回忆说，红军指挥员要求不能开灯，所有的船只只能在黑暗中摸索。“我父亲撑篙，我母亲掌舵，只能凭着渔民们的熟练撑船技术，运送红军。”

李明荣记得父亲告诉他，渡河的红军有的背着米袋子，挎着枪，有的还牵着马，但相互并不说话，也不能点灯，于都河上一片漆黑肃静。茫茫夜色中，20条渔船穿梭来回，整整一夜李声仁和其他渔民把一船又一船红军官兵送到对岸。第三天晚上，李声仁等人又一船接一船地将另一批红军送过河去，来回运送了30多趟。离去前，红军战士们给了渔民们一些报酬，还说，“渔民兄弟，我们还会打回来的，我们不会忘记你们。”

从10月16日到10月20日，四天多时间里，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及其直属部队和红一、三、五、八、九军团共8.6万人有的走浮桥，有的坐船，就这样渡过了于都河。从此，于都河成为“红军长征第一渡”闻名遐迩。

（当年的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对于都人民的评价）

8.6万多红军大部队从于都县出发，于都30多万乡亲封锁消息，保守住了这个天大的秘密。蒋介石长达半个月之后才得知党中央和红军主力的去向。于是，对于都县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对共产党员、革命群众进行了疯狂的屠杀报复，3000多干部、群众为此献出了生命，仅于都桥头山洞被活埋的就达数百人，在沙心乡被杀绝的农户就达37家。

对于都人民的巨大付出和牺牲，当时的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曾感慨地说：“于都人民真好，苏区人民真亲”。

在于都河渡口如今树立起10.18米高的“红军长征第一渡纪念碑”，寓意中央机关和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同志于10月18日在此渡河。该碑碑体为双帆造型，意中央红军由此扬帆出征。

碑座左边为陆定一手书《长征歌》：“十月里来秋风凉，中央红军远征忙，星夜渡过于都河，古陂新田打胜仗。”是中央红军夜渡于都河长征出发的真实写照。

右边为叶剑英1962年为缅怀当年赣南省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写的诗：“红军抗日事长征，夜渡于都溅溅鸣。梁上伯坚来击筑，荆卿豪气渐离情”。诗中引用燕国高渐离击筑高歌送别壮士荆轲刺杀秦王的历史典故，追忆当年长征夜渡于都河时刘伯坚为他送行的悲壮场面和动人情景。

 （于都革命烈士纪念馆）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从于都出发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中央红军进行了380多次战斗，攻占了700多个县、市，打败了国民党军队的数百个团，红军牺牲了营以上干部430多名，平均年龄不到30岁。中央红军穿越了14个省、18座山、24条河流、贫瘠的草原、雪山，行程约25000里，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从于都出发时的8.6万余人，仅幸存约7000人。

而参加长征的8.6中央红军，每5个人中就有1个于都人；长征路上，平均每公里就有一名于都籍官兵倒下；于都籍参加长征的红军1.7万人，到达陕北仅幸存1000多人。于都随红军长征的3000挑夫，在长征路上要负重前行，帮助红军运输大量设备、物资，在突破国民党军第二道封锁线后奉命离队回乡，少部分随红军继续长征，于都挑夫占整个运输队人数的一半还多，最后活着到陕北的寥寥无几。

这一组数字就是于都人民对红军长征所作出的奉献，不仅感人肺腑，而且惊天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