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来了，大兴安岭半山腰的雪地上浮现了片片的红云，那是美丽的达子香。达子香含苞欲放，她孕育着春天的到来。达子香是一种常绿的灌木，有一米多高，叶子呈卵形，叶背面有细细的绒毛，叶子厚厚的，与江南漫山遍野的映山红很相似，它其实也叫兴安杜鹃。在朝鲜和韩国就叫做金达莱了。每年从春节过后它就开花了，有人说寒梅傲霜斗雪，可比起达子香来就显得太逊色了，达子香能在零下四五十度的高寒禁区存活，生长并且开出了艳丽的花朵，实在是令人叹为观止。 她的傲骨感染着每一个铁道兵战士，我们经常会从收工的路上採一把带回帐篷，用罐头瓶插上没几天就开花绽放了，那清香馥郁的气氛，弥漫着整个的军营。

　　我们又迎来了大兴安岭的第二个春天，冰河水开始融化流淌，大山换上了绿装，小动物们又活跃起来了，松鼠拖着它又粗又长的大尾巴，在树下窜来窜去第寻找食物，一种飞鼠又叫鼯鼠的飞禽从一棵大树上一下飞到另一棵大树上。一声声布谷鸟的啼叫声打破了山谷的宁静。 紧张而又繁重的施工大会战开始了，没有机械设备，只有少量的人力独轮车。这样劳动强度有所降低，劳动效率却提高了许多，工程进度明显的加快，路基一天一天向前延伸。有一天发现进度突然又慢下来了，原来我们前面是遇到了塔头地。这里到处是水泡子，上哪里去弄土？南面是河，北面是几公里长的沼泽。没办法，我们只有从距离一公里外的地方往这里运土。为了抢时间挣进度，我们不敢一刻懈怠。中午吃完午饭就拿起工具，歇人不歇马，连续作战，每天早出晚归。 收工回来一路上歌声不断互相叫号，这边是“一排来一个”，那边是“二排来一个”，叫号声此起彼伏声震山谷。《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雄壮的歌声随着整齐的步伐回荡在晚霞辉映下的原始森林上空。最难啃的骨头塔头地终于被我们拿下了，战士们忘记了劳累，忘记了冰冷的水泡得发木的双腿，脸上露出了胜利的微笑。

　　施工进度明显加快，路基完成就要铺轨了。各班奉命就地取材去准备枕木。按照上面分配的数量，伐树阶段要剥去树皮砍平两面才算合格，再把加工好的枕木码放成垛。 开始放枕木了，要把一二百斤重的枕木一根一根的摆放在三公里长的路基上，全靠人抬人扛，一般人一次扛一根枕木。班长一次扛两根，我们一上午扛两趟，他要扛三趟。说起班长王金明没有一个不佩服的，一米九的大个子，是河南南阳兵。1961年入伍，他力大过人，在乌兰浩特生产基地割黄豆，垄沟有15里地长，他始终走在全团的第一名，一时名声大震。1964年参加全铁道兵大比武拿了名次。1965年成为我们铁13团的学毛著积极分子。 但是由于自己文化水平太低，一直到退伍才当上了一个副排长，他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脾气又好，因此没有人不敬重他的，但是他有一个爱流鼻血的毛病。部队一直让他去检查，他都不当回事，紧张的施工一直都没有去检查过身体，后来听说退伍以后回到了河南，不久就去世了，大概是白血病，享年才30多岁。 

　　放完枕木接着就该铺钢轨了，那时没有铺轨机，抬钢轨全靠人力，比扛枕木劳累多了。因为扛枕木累了可以歇会儿，抬钢轨是好几个人协调作业，不能随便休息。必须步调一致，听从指挥，否则就容易发生事故。 12米长的钢轨每米就有24公斤重。班长自己抬一头，我们三个人抬一头，抬起来要走一二百米，放好钢轨，再用鱼尾板连接起来。钉道钉这可真是个技术活儿，不会钉的一锤下去，道钉就弯了，既浪费道钉又影响效率。所以这道工序要由技术好的人来完成，那当然非班长莫属了。 钉好的钢轨曲里拐弯儿的像条长蛇，还得经过拨正抄平，最后铺上石渣捣固才算完成。

　　下午收工回来时，我和其他几个战友在副班长带领下收拾完工具。坐上平车也就是轱辘马要回连队。从15km处到13km处是个大下坡，坡度接近40度，车速越来越快，轱辘马滑动起来没有制动装置，全靠人用木棒来刹车轮。 大家正得意的时候，突然一声火车汽笛声传来。不好，有火车从对面过来。副班长命令：“快刹车！”车轮不转了，车轮后面冒出了一股蓝色的火花，由于惯性大坡又陡，车依然急速地向下滑行，这个时候大家的心一直提到了嗓子眼。大家的意识很清楚。停不下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后果？副班长命令：“都跳车！”可谁也不跳。副班长急了，顺势把我一把推了下去，我正好落在路基旁的钢轨上。这时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 轱辘马继续向前滑。车速终于慢了下来，这个时候看到一列火车已经进站。我们的轱辘在离信号区100米左右的地方全停下来了，我忘了疼痛，爬起来一瘸一拐地追上来，副班长和其他三个人的脸色煞白，坐在车上正发着呆。好一会儿大家才醒过神来，赶紧把车架和车轮抬到路基下面，这时我才感到左边大腿外侧剧烈地疼痛，把裤子脱下来一看，竟然搓掉了巴掌大的一块皮，露出的红肉正淌着鲜血，一直流到我的脚面上。 大家赶紧给我找来了卫生员，卫生员小谭问我怎么搞的。我只好撒谎说是不小心摔的。回到排里谁也没有提起这件事，不过后来想起来还是很后怕的，如果这个轱辘马刹不住车，后果将不堪设想。但怕挨批评就隐瞒了这件事故。 第二天我拐着腿照常去出工，半个月后伤处才好起来。

　　我们的副班长姓兰，是河南兰考人。也是1961年入伍的，高高的个子白净脸，眼睛大大的，平时不爱言语，像个大姑娘那样腼腆。可是在生死的紧要关头，副班长一点也不含糊，那可真是把生的希望留给别人，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我佩服这样的共产党员，后来听说副班长转业到了伊图里河，在机务段当了一名铁路司机。

　　那个从戎岁月，生活虽然艰苦，苦中也有乐。休息的时候我们就去森林采蘑菇，摘野果，找榛子，最有意思的还是套兔子。我们把电话线里面的钢丝抽出来做成一个活套子，在兔子常走的小路上栓上套子。大兴安岭的兔子夏天毛是灰褐色的，冬天就变成了雪白的。人们说雪兔习惯走死道，到一个固定的地方吃草，所以每一次下套都编上号就不会弄乱，也不会落空，有时候上午下套下午去看准能套住，如果不及时去看套住的兔子，就会成为狐狸这些野兽的美餐。有时下了套一次就能套个三四只兔子呢。套住的兔子交给炊事班。炊事班长会把兔子剥皮，然后把兔子肉切成块儿，放一些盐和蘑菇炖上两大盆，可以美美的让大家吃上一顿兔子宴。 有时团部电影放映队下来放一两场电影，那是我们最喜欢的文化生活。那些老电影什么《平原游击队》，《上甘岭》，也有当时新片儿《冰山上的来客》《洪湖赤卫队》等。一时间，电影插曲就像现在的流行歌曲一样在军营里传唱，在寂静的原始大森林回荡了很远。

　　大兴安岭的树叶又黄了。这一年九月开始下雪，我们奉命又到新的地方去打前站搞营建了。我们打好背包，带上工具，背上行军锅和粮食就出发了。 赶到根河，天色已晚，我们就到林业局招待所去投宿。我们当兵两年了，头一次睡在这样真正的房屋里，虽然招待所的设备还是比较简陋，与现代的宾馆无法相比，可是在当时已经算是一种很奢侈的住宿了。 第二天我们又乘上了南去的火车，这回可是坐的普通客车到伊图里河站换了一趟车，我们再往东经过银河，甘河，阿里河终于到达了我们的目的地加格达奇。铁三师师部在这里的车站设有接待站，下车的时候，已经是傍晚，车站是一所很小的房屋，出站以后有人把我们接到了接待站。 早晨吃过饭，按照接待站的同志指点的方向，顺着一条刚刚开出来的路往东南方向走，一边走一边看这个加格达奇。 那时候这里是大兴安岭的特区，70年代又改为加格达奇地区，现在已经成了一个地级市加格达奇市。当年街道里没有几栋房子，几乎全是帐篷，一顶挨着一顶。老百姓嘛，也很少，全是穿军装的军人。在北山上有个巨大的标语牌，上面写着“开发大兴安岭，保卫祖国北疆”。 我连的营区在离加格达奇以南25km的一个叫“朝阳沟“”的地方。这里是大兴安岭的南坡，山没有北坡高，树也以阔叶林为主，有成片的落叶松、楸子、橡子、白桦、柳树，还有山榆树，最多的还是柞树，山坡下长满了榛子树，榛子树是一种灌木。榛子果很好吃。 当时正值大兴安岭的金秋，漫山遍野的秋色让人们仿佛置身于金色的海洋。蓝天白云，天高云淡，没有风时越走越热，身上的背包，两把铁锨。还有砍刀、步枪和子弹带觉得越来越沉，我就把枪横过来放在背包上，用手拽着带子吃力地走着，班长过来一把就把我的枪抢过去替我背上。 沿途遇到兄弟连打前站的同志向他们讨碗水喝，顺便打听一下还有多远。都说快走吧，还远着呢。后来我就走一会儿歇一会儿，翻过一道松树岭，我实在是走不动了。班长说不怕慢就怕站，走不动也得慢慢走，天黑前如果赶不到，在这荒山野岭中怎么过夜？在班长的鼓励下我又开始走了。 后来见到一块木牌，上面写着“白桦排“”三个字，我知道这是四连的营地了，“快到了再坚持一下”，班长在前头喊着。我们趟过一条小河，又走了2km，看着了一条山沟，口上竖着一块大牌子，写着“朝阳沟“”三个字，大家欢呼雀跃，可到了。上了坡，眼前是一片像半个足球场那么大的平坦地势，长满了榛棵子。东面是山，往西边看是一片望不到边的大草甸子，太阳已经西斜。谁也没有手表，估摸有两三点钟了吧，放下背包，顾不上喘口气就拿起了家伙铲的铲，砍的砍，很快清理出一块平地，准备搭建帐篷。 大家正发愁如果帐篷到不了。就要睡到露天地了。天黑前来了辆汽车送来了帐篷和炉子，副营长也跟着来了。我们班不仅负责本连的营建，还要为营部平整土地盖好伙房。大家二话不说，七手八脚，到晚上八点多钟总算把军帐搭起来了。又到外面去割了一些干草铺在帐篷地上。大家太劳累了，倒头便睡。

　　早晨天刚亮，班长就喊我们起床啦，大家起来以后到沟底下的小溪边去洗漱。早饭又是疙瘩汤。汤里没有油，没有盐，没有菜。因为粮食和蔬菜都还没有运到，只带了些面粉和盐巴。我们就着干粮一人喝碗汤，放下饭碗，大家又分头去干活儿。有的上山砍木头，有的继续平整场地。到中午砍木头的同志回来了。从山上滚下来一捆一捆的杨木杆。吃完午饭我们马上又搭床铺，直到天黑前才搭好。 睡觉时，朱副营长挨着我睡觉，他一点官架子没有，还好和战士们开玩笑，他是吉林人，竟说些东北土话，1947年参军，跟我们战士们很说得来，后来熟了彼此就无话不说了。我们都管他叫“老朱头儿”，其实那一年他还不到40岁呢。他还送给我一张他的全家福照片。至今我还保留着这张珍贵的照片。

　　指挥部过了几天派车送来了一些粮食和土豆大头菜等蔬菜。这样就不用天天喝疙瘩汤了。 搭好帐篷，我们开始备料建粮库和伙房，没有扒钉铁丝之类的器材，副营长决定派我去团后勤部领器材。刚过了国庆节，大兴安岭下了头场大雪松松足足有二尺厚，副营长给我写了个条子。路上为了安全，还把他的手枪借给了我，我第一次孤身外出执行任务，心里还不断地敲小鼓。 团后勤仓库在我们连以南9km的一个叫额尔格其的小山村，那里是鄂伦春和达斡尔族的一个行政村，有20多户人家，村里有一个小供销社，我们经常去那里买一些个日用品，除了额尔格其方圆几公里就没有人烟。早上我顺着山路往南走，总觉得身后有人跟着，我不断地回头看看。只见我的身后留下了一行深深的脚印，一路上也没有碰上一个人。 走到一条沟口的时候，突然一只野兽从榛棵子里窜出来向山上跑去，我下意识的掏出了手枪，一场虚惊，我继续往前走，心想千万别让我遇上狼群，我越走越快，几乎是一溜小跑，拐过山脚看到了人家，我想这一定是额尔格其，这才松了口气，再往上走看到了一间帐篷和新建的大房子，心里一阵高兴。 我找到器材股材料员，把条子递给了他，他看了一下就说你先去吃饭吧，于是领我到伙房，这时我才感到肚子饿了，吃过饭我看仓库门口堆着铁丝扒钉洋钉。心里发愁怎么往回运呢？材料员看我为难的样子说你别着急，你先到屋里坐会儿，我给你找车去。过了一支烟的功夫，他领着一辆木头牛车来，两个大轱辘也是木头的。有半人高，当地人管它叫“草上飞”。车老板就是这村的。他帮我装上车，我坐在车后，告别了材料员就往回返。车慢悠悠地在雪地上走着。车辆发出了吱吱的叫声，牛脖子上的铃铛叮叮当当的响着。 我主动和车老板攀谈起来，原来他是达斡尔族人，说一口流利的东北话，才36岁饱经风霜的脸上看上去像个快50岁的人了，穿一身狍子皮做的皮衣皮裤，戴着一顶狐狸皮的帽子，脚上穿着一双狍子皮的靴子，翻毛朝外，手上带着“手闷子”，身上还背着支猎枪，腰里系着根草绳，还挂着一把腰刀，手里挥着鞭子，不住地吆喝两声。 村里大多数是鄂伦春人，解放后政府给他们盖了房子。让他们定居下来。生活条件比以前大大改善了。很多青壮年都当上了护林员，从国家那里能领到一些补贴，自己在房前屋后再种一些土豆大头菜，粮食由国家供应，冬季仍然需要进山“打围”，也就是狩猎去。开始我对他还有戒心，看他挺和气的又爱说话，就放松警惕了。他告诉我15岁就结婚了。生了两个孩子。只活了一个，这里由于生存环境恶劣，医疗条件又差，生育率很低，人口发展很慢。

　　走了大约一半的路途，天渐渐黑了下来，心里开始发怵。车上两条腿发麻，想活动活动。一抬头看到山顶上有一只硕大的灰狼正在往下张望，不由得心里一阵紧张，忙说大叔那有只狼，车把式抬头看了一眼，漫不经心说：“你不要招惹它，它不会咬你。” 这时我还是挺紧张的，兜儿里的手枪保险已经打开，随时准备着，一旦遇到狼的袭击我就开枪。他接着跟我说，一般情况下他们是不打狼的。因为狼的报复性特别强。他讲了一个发生在不久前的故事。团后勤仓库的哨兵打死了一只狼，结果当天晚上来了20多只狼围着帐篷转。谁也不敢走出来。僵持了一宿，后来有人说狼怕火，就点着了火把，一直到天亮，村子里的狼群才慢慢的散去。 （老战友姚怡平供稿，赵富山修订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