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说的这位熟悉的陌生人，就是原扬州合力橡胶有限公司董事长蒋一平。说熟悉，是因为我曾在他的公司采访他的事迹近一个月时间，对他的职业生涯、秉性脾气、为人处事、个人爱好、家庭状况清楚了解。说陌生，是因为我和他个人仅交谈过一次，他没有请我吃过一次饭，喝过一杯茶，抽过一支烟。正常安排陪同我采访的是一位叫什么文的女书记。估计，如果现在我和他见面，他肯定也不知道我姓什名谁了。

　　起意采访蒋一平也是一个偶然。2003年的一天，当时的扬州市总工会主席王根宝，作为市委市政府选派的企业改制联系人，带着我到扬州化工局了解企业改制情况。当时的扬州化工局局长在介绍化工系统企业改制时，谈到了国营扬州橡胶厂的改制，说蒋一平从家里把准备给儿子结婚的钱拿出来投入到厂里，在他带动影响下，职工们也是倾其所有投钱到厂里进行股份制改革。这位局长是一位“大烟枪”，整个交谈过程中，他是烟不离手，一支接一支地抽，只是在抽第一支时动用了一次火柴。然而，他说的一句“没抽过蒋一平一支烟”的话，引起了王根宝的浓厚兴趣，随即指示我去采访蒋一平，并且向我提出了“稿子看了不流泪就不算成功”的“苛刻要求”。

　　于是，我几乎每天骑自行车或乘公交车到扬州合力橡胶公司采访。第一次去，就是那个叫什么文的女书记接待了我，她说接到化工局通知了，但蒋厂长不愿意宣传报道。我说，这是化工局和总工会下达的任务，我能不能先了解了解情况，报道不报道再由领导决定。女书记为难地答应了我的请求，就背着蒋一平帮我安排采访对象，其中有车间主任，有一线工人，有职工家属，也有与企业有往来的客户。有一次，在等待采访对象时，女书记讲到有一次合力橡胶厂与外资合办的添茂鞋业公司由于工人与外方管理者产生矛盾，准备上访闹事，蒋一平挺身而出，站在瑟瑟寒风中苦口婆心做了一个多小时工作，才说服了大家。说到这，女书记泪水夺眶而出，哽咽着说，蒋厂长为这个企业操醉了心。这一场景令我震撼，至今历历在目。当时我也坚定决心，一定要达到王根宝主席提出的“稿子看了不流泪就不算成功”的“苛刻要求。

　　经过采访才感受到，难怪化工局长没抽过蒋一平一支烟，因为蒋一平就是个节俭到近乎“抠门”的老总。他与四名副总经理合用一间办公室不说，办公室的桌椅都是上世纪70年代的，办公室里连空调都没有。但是他却以自己独特的人格魅力，成为职工心目中的“放心老总”。说起蒋一平，上海一家企业的老总始终“想不通”：堂堂一个董事长，来上海住的是10元钱的招待所，连卫生间都没有。有一次，蒋一平到深圳参加项目推介会。住宿登记时，听说一个房间一晚上要480元，蒋一平怎么都不肯住。他带着两位副总随便吃了碗面条后，满大街转悠找便宜旅馆。有客人到蒋一平的公司办事，他一般也不招待。有人担心：“这样会不会太寒酸？蒋一平回答：“要图吃喝人家跑到你这个小地方来干什么？你要是大吃大喝，人家反倒不敢与‘败家子’合作了。”

　　蒋一平对自己“抠”，对职工却很“大方”。合力橡胶公司有两辆小轿车，蒋一平从来没有坐车上下班，要么骑自行车，要么坐公交车。他家离公司有四十分钟左右车程，他却从来都是提前到岗。合力橡胶公司职工陈庆忠的妻子因心脏病发作住进了医院，做手术至少需要3.5万元，陈庆忠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找到了蒋一平。蒋总干脆地说：“钱的事我来想办法。”第二天，蒋一平将钱拨到橡胶厂的账上，并且特意关照：这笔钱是救命钱，任何人不准动。还有一位职工的孩子急需送南京就诊，他派出了厂里的小轿车。

　　当然，蒋一平带领职工勤俭办厂的故事还有许多许多。正如他自己说：“公司的钱是职工们起早带晚、一分一分抠出来的。用在他们身上我舍得。搞好企业需要一班人，而搞垮企业只要一个人，败家的厂长我不当。”我想，蒋一平这种“爱厂如家、爱工如亲”的精神，在任何时候任何单位都是需要的，也是搞好企业的法宝。我把他的事迹写成报道后，经扬州市总工会和化工局领导审核，最后在江苏工人报头版头条刊发，许多报刊转载，引起不小反响。扬州市总工会专门组织工会干部和企业家代表学习座谈。也许因为我那篇报道产生的广泛影响，次年，蒋一平被评为江苏省劳动模范。

　　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20多年，这其间我又采访报道过无数优秀企业家、劳动模范和产业工人，但蒋一平的事迹至今难忘，甚至有些细节都历历在目。虽然我与蒋一平只有一面之交，但他的形象时常浮现脑海，以至于经过20多年，我仍想写写这位熟悉的陌生人。我想：对自己“抠门”，对职工“大方”，对单位“用心”，蒋一平身上形成的这种独特的人格魅力，任何时候都不过时，在任何单位都是事业发展可贵的无形资产，当然，也是我时常想起他的情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