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陈永贵同志带头创造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寨精神永恒；他大公无私的精神和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是当今社会最缺少的精神财富。为了把他和大寨精神发扬光大，让我们再回顾一下他的峥嵘岁月！

       一、危难是他奋斗的大学校

       1915年2月14日他出生山西省昔阳县乐平镇石山村，1920年，陈永贵的父亲陈志如因生活所迫，卖掉女儿、妻子和小儿子后，带着陈永贵逃荒到了大寨，此时陈永贵才5岁，第二年父亲陈志如怨世不平上吊身亡，陈永贵沦为孤儿，给别人放牛羊维生。11岁那年，他到和顺县找到了母亲，又在本县西寨窑沟村找到了姐姐。但母亲和姐姐均无力抚养陈永贵，陈永贵又回到大寨。26岁时，日军在华北实行残酷的“治安强化”运动，被大寨村推为“维持会”代表。

      1943年春，陈永贵与八路军方面建立了经常性联系。1944年初 因给八路军通风报信，被日本人抓进警察所。1945年昔阳解放，他参加民兵支前，在“正太战役”中表现突出，受到上级表彰。1948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大寨村生产委员。

      大寨是太行山深处的一个小山村，流传于当地的民歌“山上石头多，出门就爬坡”形象地唱出了村子的地形条件。依虎头山而建的大寨村，能种庄稼的土地，不是东边一小块就是西边一小块，不是远在山头就是险在沟边，耕地条件十分恶劣。过去村子的粮食亩产不到200斤，根本无法满足村民的温饱需求。原支书发现陈永贵这个能人后，当年主动让贤给陈永贵当大寨村的党支部书记。

      当上书记后，陈永贵就戴着他那个标志性的白羊肚巾天天在山上转悠，一边转一边琢磨着怎么能够让粮食产量提上来。他是一位敢想敢干的实干家，在“七沟八梁一面坡”的虎头山上转悠了许多天后，带领大寨村民制定了“战天斗地”的改造计划。他们仅凭着简单的工具，便开始了“重新安排河山”的战斗计划。铁锨、镐头和扁担、箩筐，就是大寨农民仅有的工具。但就是使用这些工具，他们硬是将太行山上一条700米长的土沟凿成能长庄稼的梯田。

       自从陈永贵担任书记以来的十年间，他们将300亩坡地垒成了梯田，将无数的块地改造为良田，有的地块亩产竟然超过了500公斤。就这样，大寨村原来的“穷山恶水”变成了“米粮川”，当地的平均粮食产量稳定在385公斤左右，超过了当时的一些江南地区。

       原来经常吃不饱饭的大寨农民，在席卷全国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不仅没有一个人挨饿，相反每个大寨人还向国家上交了400多公斤余粮。一时间，曾经贫困落后的大寨瞬间成为了“全世界农民的首都”，吸引了国内外无数的访客前来参观。据统计，世界上有100多个国家的外宾都来参观过大寨，其中还有18位外国元首先后到访。

       1963年，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后的新中国正处于艰难的恢复期，国内经济面临着严重的困难。在此形势下，急需要一个先进典型的出现来鼓舞和引导群众，将民心凝聚在一起共渡难关。在之后的重建过程中，陈永贵三番五次鼓励村民:"在这世间，'人'是最宝贵的。遭了这么大的灾，我们村没有死人，是大喜。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我们拿出大干苦干的精神，天塌下来也顶得住!"

       当年是大寨的“七灾八难”年，特大洪水、两次风灾，一次雹灾，一次霜冻，加上洪灾前的一段干旱，春播时的涝灾，大寨被蹂躏得惨不忍睹。但大寨人凭着自力更生的精神，重建家园。大灾之年，大寨粮食亩产704斤，总产量达到了56万斤，不但没要国家一分钱救济，而且还向国家缴了24万斤商品粮。当年年底，实现了“三不要三不少”的目标，社员们永远结束了住土窑的历史，全部搬进石窑新房。　

       二、典型人物精神发扬光大

　   大寨人战胜天灾的事迹引起了上级领导的关注，山西全省掀起了学大寨的高潮。陈永贵在省农业劳模大会上介绍了大寨的经验，他向与会人员展示了绝佳的口才。

       著名作家赵树理听了讲话后，马上跑到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的办公室说：“陶书记，我今天发现了一个人才！”陶书记问：“是谁？”“陈永贵！他没有一处讲到毛泽东，却处处都是毛泽东思想，没有一处提到哲学，却处处都是辩证法，我佩服得五体投地，人才啊！陈永贵了不起！”

       时任中南局书记处书记的李一清来到大寨，参观完后非常动情地说：“陈永贵虽然是个农民，但他身上有一股强大的魅力，他在复杂的环境中表现出了非凡的指挥才能，从他身上我看到了农民之外的东西。”从此，大寨和陈永贵的名字进入了高层的视野。

       陈永贵的事迹很快闻名全国！到了1964年，陈永贵来到北京，此时的他自信满满地走上大会演讲台。他不看稿子，用山西特有的方言做了整整4个小时的报告。在演讲中，台下的观众紧紧地看着台上这位头上裹着白毛巾的农村书记，当他的演讲进入高潮部分后，台下观众就热烈的鼓掌。到了后来，伟人得知陈永贵的事迹。在南方视察的时候，伟人亲自对陈永贵不搞特殊，艰苦奋斗的精神予以了高度肯定。对于陈永贵始终坚定不移地走在革命队伍的最前端精神，毛主席非常赞赏，决定对他提拔重用。

       1969年，在毛主席的亲自提名下，陈永贵当上了中央委员。虽然担任了中央委员，但陈永贵却没有离开大寨搬到北京去享受生活，而是照旧到地里参加劳动，依然抽着他喜欢的自卷烟。看到大寨的粮食产量逐年增加，陈永贵十分高兴。他说：“看着粮食满仓，心里就特别踏实。”

       1974年，在召开四届人大之前，毛主席考虑要在工农出身的干部中选出一个人，担任专管生产的副总理，陈永贵自然成为了毛主席心中的合适人选。有了这个想法后，毛主席在见到周恩来总理和其他的一些老同志时，将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让大家讨论。

       经过讨论，大家一致同意了毛主席的提议。然而，这件事情，陈永贵却并不知道，因此，没有一点儿思想准备。 年底，陈永贵奉命前往北京开会。期间，周恩来总理特意接见了陈永贵，对他说：“这次找你，是安排四届人大的事情，你心里要有个准备，当国务院副总理，把大寨精神向全国推广。”

      周恩来总理的话，让陈永贵听得一阵疑惑，连忙说：“总理，我这个文化水平不行，不适合当这个副总理。”见陈永贵推辞，周恩来总理严肃地说：“永贵同志，你是不是党员？是党员就得接受党的安排。你不参加，别人也得参加，你还是干吧。这事，是主席同意的，政治局其他同志们也同意。你是农民代表嘛。”从周恩来总理的话里，陈永贵知道这件事情已经决定了，便没有再推辞。1975年1月13日，在四届人大会上，大会任命了12位副总理，在这些副总理中，陈永贵位列第7位。

      当了国务院的副总理后，陈永贵的生活和工作不再像以前一样了，每天要看的文件也是越来越多。在北京，陈永贵经过深思熟虑，还是决定给毛主席写一封信。在这封信里，陈永贵将自己在工作上的一些想法向毛主席做了汇报，并提出了三个“三分之一”的工作计划，即：“三分之一的时间去昔阳抓点，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全国跑面，剩下的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北京。”虽然身在北京，但陈永贵的心里几乎一刻也没有忘记大寨。看到陈永贵的信后，毛主席认为他是下到功夫的，便在信上批示：“同意！钓鱼台无鱼可钓。”

       得到毛主席的批示后，陈永贵十分高兴，不久后便回到大寨。此时的陈永贵虽然是国务院副总理了，但他却没有变，依然端着大碗像以前一样，到支委家串门吃饭，边吃边聊村里的事情。吃着碗里的玉米面或玉米面疙瘩，陈永贵觉得十分踏实，对乡亲们说：“这叫土生土长吃土饭，吃在肚里烈感觉很舒服嘞！”

       三、不脱产的干部克已奉公

　    陈永贵当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副总理，在国务院办公，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政府官员，他却不脱离农民，不拿国家工资。他是唯一既是高官，又是农民，具有双重身份的人。陈永贵为国家工作，不拿国家的工资，他靠什么生活呢？

　　我们国家那时把农村里的基层干部称为不脱产干部。陈永贵当了副总理，就把自己划在了这种出外工作但仍不脱产的干部里头。只是别的不脱产干部外出活动是短期的，他出来当副总理是长期的。

　　开始由山西省每月补贴他六十元，后来涨到一百元，同时北京每天再给他一元两角伙食补助，大寨每年还给他记一个中等男劳动力一年的劳动日。到年终，社员一个劳动日分配多少钱，他也分多少钱。当时大寨的分配水平在全国算比较高的，一个劳动日约一元四角到一元五角，能买一斤八两到二斤猪肉。那时厅级干部，每月工资是一百六十六元。

　　陈永贵既是一个不脱产干部，在北京住房自然就不出钱。他吃饭也花不了多少钱，原来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给他配了一名高级厨师，过了些日子，他说：“他做的我不爱吃，我爱吃的他不会做。”他把高级厨师打发走了，自己从昔阳县找了一个会做家乡饭的厨师，这人小名叫石头。他会做陈永贵爱吃的昔阳面食：拉面、抿曲、假豆腐、饺子等。陈永贵离不开北方农民泡的酸菜。

　　这位副总理的饭菜水平还达不到江浙和广东中等农民家的水平。陈永贵当了一场十亿人口的大国的副总理，始终两袖清风，一尘不染心里装着党和人民。生活中的陈永贵是一个特别勤俭节约的人，从来舍不得乱花一分钱。他的儿子回忆说：“父亲不当副总理后，一个月150块钱的工资，家里当时养活4口人，我小时候能感觉到家里经济不宽裕。因为从他每个月给零花钱上就知道。夏天热的时候，爸爸有时候说给小孙子买冰棍，不买雪糕。五分钱的冰棍可以，一毛钱的雪糕不给买。”

     1985年8月12日，陈永贵生病住进了北京医院。在得知自己被确诊为肺癌后，陈永贵便不再吃药。他觉得那是在浪费国家的钱，反正治不好了，干脆就不用吃药了。

      为了劝说陈永贵接受治疗，医生鼓励他说能治好，还是要好好吃药。对此，陈永贵却不认可，摇着头说：“周总理得的也是癌，能治好还能不治？”后来，陈永贵的病情越来越重，他觉得应该留一份遗嘱了，便找来纸笔，亲手写了一份遗嘱。在遗嘱中，陈永贵提出将他20多年积攒下来的8000元存款，作为党费全部交给国家。

      看到陈永贵的遗嘱后，夫人宋玉林和全家人都表示反对。对此，陈永贵解释说：“我一辈子靠毛主席成长起来的，我这钱都要交了党费，总共咱们攒的也没多钱。”听了陈永贵的话，夫人宋玉林劝他说：“我也是个共产党员，你交党费我也同意，可你都交了党费了，小儿子再有几个月就上大学了。上学以后要交学费，还要买点书本，将来还要结婚，你不留一部分，一个钱没给我留下，我咋办？”

       听了夫人的话，陈永贵认真地说：“那就留下3000元钱，不能再多了！”紧接着，陈永贵拿起笔，将8000元党费改成了5000元，留下3000元给家里生活。1986年3月26日，陈永贵在北京病逝，享年72岁。

       四、陈永贵精神永远是一个民族榜样

       陈永贵离开我们己经38年了，在老百姓心里不仅是大寨的好带头人，也是农民的好副总理。但有些人说他没文化并当缺点。他是没有较高文凭，但能读书看报，讲话不用稿子，在哪个时代已经不错了。文化包括书本知识和实践知识，他凭苦干实干创造的经验比书本知识丰富，比如讲话四个小时脱稿，大作家赵树理听了都佩服。现实生活有不少领导干部，文凭很高、书本知识很多，讲话要念稿子，就是十分或二十分钟讲话也要秘书给写稿子，他们不深入实际，脱离群众，没有经验可谈，只会纸上谈兵，群众不欢迎。时下人民仍然欢迎陈永贵，不断呼唤他的精神回归！

      毛泽东赞赏陈永贵，不但来自于他认为农村基层领头人首先必须带头干活外，还来自于他对所有干部都应该参加体力劳动的一贯重视。另外一个受到毛泽东赞赏的是陈永贵的领导能力。陈永贵能够“自力更生”的精神和生产上的科学态度有机地结合起来。毛泽东的这两点赞赏，应该说着眼的还不只是大寨，而是全国。简言之就是：作为共产党的干部要始终密切联系群众、要以身作则；作为一个集体要有自力更生的精神，要有所作为。如果再从全国一盘棋看，发展农业主要“靠”大寨精神，为的是能够把更多的资金投入到国家更为急需的工业和国防建设上去。毛泽东在后来提到大寨的时候，都体现了他的这些考虑。现在来看，毛泽东真是高瞻远瞩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