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夏的一个早晨，从手机中传来老战友李志臣的兴奋声音：“我女儿的书出来了，马上给你送过去。”我追问一句：“是她的博士论文吗？”他肯定地答复：“就是你一直惦记的那本书。”

　　打开书的扉页，只见李桃在上面恭敬地写道：“奉请张伯伯雅鉴，后学李桃敬上。”我心中一阵儿热浪滚过，这孩子长大了、成才啦！说起来挺伤心的，军人的子女从小过的是随军生活，跟着父亲到处迁徙，住乡村、旅城市、钻山沟、上海岛。孩子们上学读书成了一个大问题。有的时常转学，有的跳级上学，有的中途辍学，能接受高等教育的不多，成为我们的心中之痛。

　　李桃是我们在沈空大院里看着长大的。她从小聪明伶俐、活泼好动、胆大敢为，常与男孩子一起翻墙头、爬大树，被称为“疯丫头”、“假小子”。军人的孩子基本散养，任其发展。当父亲的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但也没办法。谁让你把自己献给了不可缺少的国防事业，放在了枕戈待旦的战备值班上？！

　　一转眼，孩子们都长大了。谁的孩子要是有了出息，都如同己出，热烈地庆祝一番。李桃本科就读的是北京工商大学生物系，后来又考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硕士研究生，如今又戴上了文学博士帽。现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数字人文研究室，主要研究方向为唐代文学和数字文献学。众口相传，军窝窝里飞出了金凤凰！我们打心眼里高兴，一直盼着读到她的博士论文。

　　李桃在书的《后记》中写道：“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我陪妈妈走完了她癌症复发的最后三年，四次化疗、多处器官转移、痛入骨髓。她拼尽全力给了我一个漫长的告别，让我可以有机会和她慢慢地说再见。她对生命本身的尊重和绝不轻言放弃的精神，让我知道自己以后的路该怎么走？我生性懒散，没有从爸爸那里继承勤勉，但是他的自强、坚定、质朴是我终身学习的榜样。”读了李桃的这段心灵文字，无不为之热泪盈眶。就在李桃奋力攀登学术高峰的时候，她的母亲由病重、病危到去世。整整3年，在书房与病房之间奔波。她既要尽一份孝心，又要保持一种专心，那是何等的痛苦与煎熬！医院的报警电话时而响起，胖乎乎的脸庞变成了悬崖峭壁。这孩子太坚强、太勤奋、太勇敢，不愧是军人的好后代！

　　虽然一直盼望读到李桃的博士论文，但真正捧在手里时，却发现读不懂了！对文学研究领域很生疏，加上历史知识的短缺，真的难以跟进其论述的思路。但，仍然要认真地读、努力地读。正如为其作序的唐诗研究专家陶文鹏先生所说的：“李桃是我们文学所的年轻学者，她的导师蒋寅先生是我的挚友。我年屇八旬，老眼昏花，思维衰退，行文迟钝，但仍想向年轻人学习新知识，汲取朝气和灵气。”是啊，我也要学习新的知识，汲取年轻人的朝气和灵气。

　　陶文鹏先生在《序》中指出：“李桃书稿的研究内容聚焦在唐宋变革时代。唐宋变革或曰唐宋转型，是中国古代史学与文学研究的一个热点课题。李桃博士也要从唐宋变革的视野来研究中唐文学和史学，可见其眼光独到，有胆有识，有一股要在大课题老课题中突破创新的锐气。”这是对李桃研究课题的价值肯定，既有学术性又有创新性。他还谈道：“她焚膏继晷，研读了大量有关唐宋变革的论著和唐代的文献，从中发现在唐宋变革初期，即安史之乱后的中唐社会，从萧颖士及其子弟到韩愈及其子弟一共七代人，构成了中国古代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个文学流派。这个流派的成员都具有同一种共性，这就是他们在礼官身份、史官身份、传奇作家、经济人才、幕府智囊、地方循吏等各方面展现出来的‘通儒’特征。而这种‘通儒’，迥然有别于盛唐时期以二张、孙逊、裴耀卿、杜甫等人为典型代表的‘文儒’。于是李桃进而推导出萧—韩流派成员作为中唐通儒代表，如何开启唐宋变革视野下的士人身份转型，从而在旧课题中找到了前人和今人尚未专门研究的新角度、新领域、新问题。为论著的学术创意奠定了基础。”

　　读到这里，我需要恶补一下有关知识。什么是“中唐时期”？它是从研究角度对唐朝历史的划分，介于盛唐与晚唐之间，以“安史之乱”为起点，从公元766年至835年，前后延续70年左右。什么是“通儒”？这个词出自于《尉缭子》的《治本》，特指精通儒家典籍、学识渊博的儒者，能诗善文、能说会干。“文儒”则侧重于传道解惑、著书立说。什么是“循吏”？循吏与酷吏相对，最早见于《史记》的《酷吏列传》，主要是指那些奉公守法、清正廉明、推行教化的的地方官，他们具有一定的为政品格、执法风范和人格魅力。他们是治国理政、造福一方的教育人才和领导干部。什么是“萧门”？是以萧颖士为座主的文人群体和文学流派。什么是“韩门”？是以韩愈为首，并有着师承关系的诗人和作家。他们都有明确的文学理论和创作主张，相互之间频繁酬答交流创作，对后世影响深远，成就文学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流派——萧—韩文学流派。不仅于此，他们还有着礼官、史官、传奇创作者和循吏的身份。

　　陶文鹏先生进一步指出：“胆识兼备的李桃力求透视中唐通儒在思想、政治、科举、文学、社会变革中的种种表现，分析他们身上延续士人传统的共性和作为有别于盛唐文儒的通儒型官僚群体的个性，尽量避免重复前人和今人对这个流派中代表人物韩愈、柳宗元等人的研究成果，在写作中充分辨识与论证通儒身份特征、并与北宋士大夫官僚形态和宋学的特征相比较，寻找二者的相似、相通、相同之处，从而多方面多层次地论证出以萧—韩流派成员为代表的中唐通儒对北宋官僚士大夫形态和宋学形成的影响。这是李桃书稿具有的重要学术价值和创新。”陶文鹏先生还指出，李桃表现出对文学理论的重视和独立思考精神，以及对唐代史学、礼学、政治、经济都有比较丰富的知识储备。李桃具有实事求事的好学风，收集整理了7个表格，为所论述的问题提供了有力论据。其书稿构思缜密、结构严谨、有条不紊、层层深入。

　　陶文鹏先生非常赞赏李桃的创新精神和求实态度，“其治学用功之勤，心思之细，让我感佩不已”。陶文鹏先生还专门点评了书的《绪论》：“开篇是绪论，提示本书的研究内容、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明确地告诉读者全书的研究内容统摄在通儒的概念之下。”

　　李桃在《绪论》写道：“中唐是整个古代社会政治、文化、阶层转型期的开启，有百代之中的称号。”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经历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虽有过改朝换代，但真正的政治体制、经济形态、风俗文化的转型并不多。而这种转型都源自组成社会的个体——人的转型、士人的转型。李桃因此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唐宋转型最重要的现象之一就是出现大批思想艺术、文学辞章、政事吏能集于一身的新型人才，造就历史上第一位和‘复合型人才’盛世。”李桃在硕士学习阶段就做过这方面的研究，后来着重盘点了一批“通经致用、才学吏干兼备，由文儒转变成通儒的士人。他们”怀着对政治时局清晰的洞察力和救民于水火的决心直面时弊，用理性与务实能力担起中兴重任。“这样的人才，如何自我实现、如何进行培养，对于一个国家的全面振兴和长治久安，毫无疑问地具有重大的研究价值。

　　李桃进一步论述道：”通儒的出现顺应历史发展趋势。安史之乱的八年浩劫开启了坍塌式的王朝末路，曾经雄厚的国力财政被扫荡一空，社会危机全面爆发，层出不穷。朝廷之外大大小小藩镇林立，军权财权被分化瓦解，朝廷内部宦官专政、党争不断。此时此刻，只有思综通练、敏于吏事的人才能挽救时局。“李桃在书中始终抓住文儒与通儒、酷吏与循吏这两对人才加以对比研究，使读者认识到新型人才的特点与作用，也使为文、为官的有了人生坐标。

　　李桃在研究上确实下了苦功夫，书后列出的古今中外参考文献，竟达到179种。其中，古代的50种，现当代的129种。每种文献都要认真检索，每本书籍都要精读细思，还要从中得出自己的认识。她在深邃的历史领域跋涉，在广阔的文学天空飞翔，在复杂的各个阶层巡视，在隐秘的社会角落寻访，从而奉献出丰硕的研究成果。这是真正做学问的态度，这是经世致用的精神。

　　在文化多元、人心浮躁的现实中，能潜心研究中国历史及其文学流派的人不多，可谓凤毛麟角，难能可贵。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从中可以看到民族的兴衰、人生的得失。无论是处于社会转型时期，还是走进新时代，都需要与时俱进、有所作为、无愧人生。李桃这株才露尖尖角的小荷，已经展现出了她的靓丽与高洁。尽管其研究还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她在学业上的努力、在学术上的攻关，使她跻身于当代的优秀青年学者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