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童年：“焦大爷、潘叔和潘婶”

高书增、焦文志、赵富山、王正民，石家庄解放后四个发小家都住在桥西区民族街西侧路北，离市公安局很近的穆德里胡同的大院里，那时我们都是七八岁的孩子，跟随发小老大高书增玩耍，管邻居长辈叫高大爷、焦大爷、潘叔，潘婶，对焦大爷和潘叔因是地下党，觉得大人很神秘，小孩子不敢多问，一直心存敬意，留下些许童年印象！

　　到新中国成立后，才知道高大爷家是商人，有买卖，焦大爷和潘叔都是共产党地下工作者，正民父亲和家父都是产业工人。四兄弟玩着玩着就长大了。到六十年代初，焦文志在二中高中毕业就去空军当兵，次年书增和我同时参军铁道兵。而正民上班了，在棉四干机修工。

　　文革一来，焦文志因焦大爷所谓“历史问题”被勒令处理转业回家。现在四个发小，三个都已作古，留我尚在，令人唏嘘。

　　焦许昌领导石门中心情报站从事隐蔽抗战

　　近几年，认识了市公安局退休干部潘卫忠，他是“潘叔”儿子，从他哪里得知很多解放前石门地下党的情况，很多历史谜团终于真相大白。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共产党领导的各级党组织和人民军队，团结全国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全力投入抗击日寇侵略。1940年，晋察冀第四军分区（冀晋四分区）司令部，为开辟敌占区石门（石家庄市）的抗日斗争，先后成立“前方武工队”、“石门市密侦队”，深入敌占区展开对日武装侦察斗争。

　　经过一段时间的实际工作，进一步获悉日本侵略者，把石门作为其华北驻屯军的军队、物资、军火装备的重要集散地苦心经营，并成为进攻我晋察冀解放区的大本营。

　　鉴于上述情况，晋察冀第四军分区司令部，适时调整了斗争策略，建立石门情报站。以收集军事情报为主，及时掌控石门日军动态，随时上报，为我军反击日军蚕食解放区，开展反扫荡，打击消耗日军有生力量，提供情报支持。

　　后随着斗争的深入，为加强对日石门驻军深层次情报的获取，掌握对石门军队调动情况，军事物资装备运输发送情况，要求石门情报站以石门为中心开展工作，为司令部提供准确的日军动向的情报，以便我边区军民开展反扫荡，有效打击日军的进犯，从而消灭日军有生力量。

　　进而，我情报站又称石门中心情报站，并加强领导，先后安排吴建福、李锡林、李万，胡振家、焦许昌、孟祥兆等同志担任站长开展工作。并要求他们坚持持久战，做长期斗争准备。特别是在焦许昌站长领导下，情报站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最艰苦的时期，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石门市，从事地下情报工作，建立地下情报组织网络，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和解放石家庄作出了突出贡献。

　　“焦大爷”是地下党、老公安

　　焦许昌，原名焦长和、焦兴魏，曾用名张许昌，张拐子。1915年7月生，石家庄市八家庄村人。自幼在本村读书，为生活所迫，早早就开始务农、打工。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8月开始积极投身抗日斗争。

　　在太原地区宣传抗日，发动群众，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继而就地参加晋察冀第四军分区抗日斗争。1941年9月，组织派遣返回石门，在铁路机务所当工人，以此掩护开展地下工作，任四分区情报站石门站站长，灵寿、正定情报站副站长，1945年日寇投降后任石门情报站站长至石家庄解放。

　　1947年11月12日石家庄解放，焦许昌带领情报站人员奉命到石家庄市公安局协助工作，1948年1月，经上级领导批准，以六纵队十八旅侦察连的建制正式转入晋察冀边区石家庄市公安局。转入后，立即投入锄奸反特，协助王应慈（石家庄市公安局首任侦察科科长、第三任公安局局长）领导开展隐蔽战线斗争，保卫新生人民政权。

（石家庄党史人物焦许昌（焦大爷）在抗战年代）

　　焦许昌同志在近十年的公安工作中，历任石家庄市公安局侦察科便衣（侦察）队队长、秘书室行政秘书、石家庄市电信局人事科副科长（派遣隐蔽干部）、公安局经保科科长、财贸科（五科）科长、期间，在河北省公安厅公安学校学习深造。

　　1958年离开公安后，历任石家庄市人民法院副院长、石家庄地方铁路局局长、石家庄专员公署交际处处长。

　　焦大爷“文革”中，受到迫害、关押，发小二哥焦文志受牵连，从空军机械师岗位处理回石家庄当工人。1974年，“焦大爷”因病在石家庄去世。

　　石门中心情报站是抗战中的红色堡垒

　　1940年，冀晋四分区司令部开始建立情侦工作，以侦察股人员为主，组成了司令部前方武工队一一内称石门情报站。后来，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对敌斗争的需要，分区先后在平山县郭苏镇、灵寿县大东关、建屏县新寨建立了中心情报站，站长、副站长先后为李锡林、李万、胡振家、焦许昌、孟祥兆；　焦许昌（兼中心情报站站长）。

　　石门中心情报站的主要任务，是针对石家庄开展情报侦察工作，重点搜集驻石日军和国民党军警宪特的军事情报，侦察敌人部队番号、兵种、人数、驻地、武器装备、任务、军事设施和调防情况，以及政治和经济情报。其次就是发展地下情报人员和组织，建立情报网络，开展地下活动，长期潜伏，等待时机，里应外合，打击和消灭敌人，配合我军解放城市。

　　为了开辟石家庄地下情侦工作，冀晋四分区先派遣梁计民（抗日时期晋察冀北方分局社会部下属石门情报站专职人员，冀晋四分区情报参谋）、倪青云、郝同和焦许昌等潜入石门，后又派邢剑云（情报站负责人之一）、潘树森（情报站负责人之一）、潘荣珍（臻）也打入石门，分头行动，取得合法身份后，发展力量，开展工作。

　　当时，焦许昌和潘荣珍隐蔽在铁路机务段；潘树森打入北支棉花株式会社当管库员；邢剑云打入敌伪石门市公署收发室。他们在市内有了职业后，在焦许昌领导下，建立了石门情报站地下党组织，党员有潘树森、邢剑云、潘荣珍。工作一开始，他们首先在各自的工作单位和同乡中，物色选择发展对象，经过审查考验后，发展为地下关系和骨干。

　　他们先后发展了日本北支棉花打包厂警卫队的奚贵斌、许秀峰；火车站行李房的潘春来、侯臣子；日本满蒙毛织株式会社职员岳林；铁路机务段员工潘怀义等

　　到石家庄解放前夕，石门情报站人员已发展到40余人。一般是谁发展的，由谁单线领导，不发生横的关系，以免因一人被捕，整个组织遭到破坏。并在市内建立了四个情报联络点。

　　抗战期间，石门情报站建立后，首先摸清了市内敌人分布情况，并及时向上级作了汇报。随着工作的逐步展开和人员不断增加，为了缩小目标，避免损失，经分区司令部研究，除了掌握所在单位具体敌情动态外，将任务作了具体分工：一部分专门为解放区采购物资，保证供应；另一部分人员则专门侦察敌军事情报；还有些同志专门负责政治情报的搜集和发动群众等工作。

　　如邢剑云和张云清在日伪公署传达室，专门搜集地方机关、八个警察所、日本宪兵队等敌伪人员、武器等情报；先后摸清了驻石日军3906部队等驻地、任务、长官姓名及日军在石周围修筑的封锁沟和铁蒺藜网防线、设立的13个碉堡和步兵哨卡；在西兵营飞机场当炊事员的聂桂珍、梁冬瑞和聂清长负责侦察敌人飞机场的军事动态，飞机架数、型号、汽油存放数量等；在市内以做小买卖为掩护的地下情报人员，主要搜集日军感化队、喇蛄队，以及日伪修械所、警察署等敌人的活动情况，搜集的情报及时汇集上报。

　　当时，日军大量屯兵盘踞在石家庄，使其作为华北的交通枢纽、抢掠和进犯解放区的战略基地，到处构筑营地和军事设施，经常调兵“扫荡”袭扰我解放区。根据司令部的主要搜集日军军事动态指示，潘树森通过发展的地下情报员了解掌握了日军铁路运输及兵力调动情况，并及时上报。

　　“潘婶”岳林以医生为掩护做地下工作

　　岳林抗战时期在日本人开办的厚生医院工作，解放前岳林潜伏在石家庄铁路医院。根据上级指示情报站建立在笨笃庄抗日联络点旧址，即现在河北神学院院内。

　　1942年底，根据军分区指示，焦许昌、潘树森与正定县的姜平（时任正定县长）、韦克烈（时任正定县委书记），经过周密计划，耐心争取，开辟滹沱河畔笨笃庄正定天主教苦修会神乐院，做为分区对日寇开展斗争的掩护和交通联络点。我方在苦修会掩护人员公开身份成为雇用劳工，苦修会也成为我情报站地下人员和交通员掩护的堡垒。

　　我地下情侦人员，在长期的对敌斗争中，不断探索和总结经验，逐渐掌握了日军活动的规律。如每逢日军部队在调离前，他们就采取虚张声势的办法，来迷惑我侦察人员的视线。或组成步、骑、炮兵队，游街示威，或在夜间集中留守人员在军营唱歌造声势，以掩盖部队调走的秘密。

　　1942年日军在向我晋察冀边区发动秋季攻势做准备时，他们由铁路和公路从各地抽调大批兵力集结石家庄，我情侦人员从敌人的活动规律中发现这一情况后，迅速报送军分区。在那次反扫荡中，由于我方准备工作充分，给了敌人以有力的痛击。

　　1944年8月份，日寇1417部队和伪警察局特务科突然到打包厂抓捕潘树森扑空了。继而又赶赴八家庄潘树森家去逮捕。恰巧，这天潘树森去正定活动也没在家。其兄潘书田闻讯后，迅速赶赴正定回石必经路等候，万幸的是终于等到了他，并嘱咐他千万不要回家，日本人布置了很多人正在到处抓你，潘树森旋即到正定曲阳桥情报站向组织汇报。

　　日本宪兵队和特务科因没抓住潘树森，将其父亲潘发修和打包厂两位同事——管库员吕文和、潘振声抓去，扣在警察局特务科进行刑讯逼供，残酷拷打，坐老虎凳、压杠子、灌辣椒水，治得死去活来，遍体麟伤。因他们确实也不知潘树森的情况和去向，所以敌人一无所获。只得将潘父和两个同事一齐扣押起来，以诱捕潘树森上钩。

　　而后，组织上立即想尽一切办法进行营救，遣人拜托华记烟草公司经理潘清长，通过伪警察局姚泽田“运动”（贿赂）了死心踏地的汉奸特务科长杜保田，但人仍未释放。后伪河北省保定公署调来石门市察警局李文华接替杜保田的职务，经吕文和爱人托门“运动”，潘父亲和吕文和、潘振声才出狱。

　　究其敌人抓捕潘树森的原因，事后才知道由于潘树森用北支棉花株式会社的美浓纸，书写的情报交给梁计民参谋，梁在正定被捕时，被敌人从身上搜获，梁坚决不供情报来源，日寇宪兵队和伪警察署采用技术侦查的手段，根据美浓纸出处和笔迹，认定了是潘树森所为，迅速组织力量抓捕潘树森，因故未果，而后到处通缉。

　　1944年5月，晋察冀第四军分区领导根据上级的指示，给战斗在敌区的情报站负责人潘树森，发去一封代号为“森”指示信，要求他们认真学习贯彻《中共抗战十大政策》，随送去十大政策文件，让他们用十大政策的精神指导敌区地下斗争工作，信里对他们在敌区工作有肯定、有点评。

（石家庄党史人物岳林（潘婶）前不久在石家庄辞世）

　　潘树森遵照军分区指示，迅速分头传达战斗在敌区的情侦人员，让他们知道中央的精神，并要求按照“中央抗战十大政策”开展工作。抗战十大政策的贯彻使情报站人员对抗战的时局情况进一步了解，更加坚定了战胜日本侵略者的决心。”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晋察冀边区政府任命王昭为石门市长，马龙（晋察冀第四军分区司令）为市警备区司令，，组成了接管石门受降班子，王昭和马龙遂带领部队和党政工作人员赴石门受降，并占领敌防护壕上两个卡口，通牒驻石第二旅团长服部直臣无条件投降。并指示市内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人员发动群众，配合收复石门。

　　情报站根据军分区的指示，做好了策应军分区的受降工作。正当石门日伪军被包围即将投降之际，蒋介石代表何应钦与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联名给驻石门日伪军发来急电，称“万望日军坚守华北城市及铁路交通，静待国军接防，勿使共匪得逞。”

　　同时蒋介石向伪军各部发布命令，“负责维持地方治安”。于是，日伪军拒绝向我投降，石门未能在抗战胜利时回到人民手中。故此，情报站根据指示投入了同国民党的隐蔽斗争。

　　情报站根据上级指示，先后安排许秀峰潜入平汉线护路队；奚贵斌打入伪警察局侦缉队；刘德荣打入三军谍报队，1947年初，潘树森借国民党铁路局扩充之际打入国民党平汉铁路中宣部；而工作比较活跃的是打入任福禄军统特务组织的潘树精等人。在潘树森领导下，潘树精为了取得任福禄的信任，根据其经济生活情况，采用日伪建筑物资，为任营造富丽堂皇的庭院，因而取得了任的“赏识”，在敌人内部站稳了脚跟。

　　任福禄委任潘树精为行动副组长，潘树精又将我地下人员潘树森等安插到任福禄特务组内，成为任的御用情报员。任福禄任河北省绥靖公署第二处第三联络组少校组长后，潘树精成为中尉通讯员，接着被派往北平（现北京市）接受特工训练，

　　毕业后，当任的译电员和机要员。在此期间，他利用便利的条件，为我方多次送出较有价值的情报。如利用潘树精提供的情报，任福禄要抓捕我花园村参加“二七”大罢工老党员陈梅生（191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担任石门市委书记。1943被叛徒出卖抓进日本宪兵队监狱，多次受刑后被营救回花园村。

　　石家庄解放后，梅与组织接上关系，先后任市总工会生产科科长、第四区区长、市劳动局局长等职和宋公玉（石家庄市解放后，任六区区长、首届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当选市政府委员，第六区代表）两人，潘树森得到情报后，立即通知地下人员让两人及时转移，使其免受抓捕。

　　潘树森获取国军北上情报，有力配合清风店大捷

　　为石家庄解放，提供可靠情报资料，协助部队解放石家庄。1946年春，情报站人往市内做敌三军野战部队的侦察工作。在清风店战役前夕，我地下人员潘树精从敌32师一名副师长处了解到国民党要调驻石第三军北上保北（北平）的消息后，潘树森迅速派人向军分区司令部作了汇报。由于我军情报及时准确，在清风店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战后，情报站受到军分区司令部的表扬和嘉奖。

　　清风店战役结束后，国民党驻石兵力空虚，处于我军包围之中。情报站接到四分区司令部指示，为解放石家庄做准备，要求尽快摸清市内敌人军事设施及火力配备情况。情报站传达了上级指示，分头布置任务进行侦察。

　　潘树森负责火车站及周围；潘荣珍、邢剑云负责市郊周围及飞机场，他们分别对外市沟的深宽、沟旁电网密度，环石铁路位置、火车及其它装甲车辆以及碉堡、岗楼、制高点等情况做了全面侦察，整理后绘制成图，呈报四分区司令部，为我军解放石家庄提供了可靠资料。

　　1947年11月6日，隆隆炮声震撼着华北大地，石家庄战役打响了。晋察冀野战军在突破外市沟，街巷激战结束后，立即向敌核心工事火车站、大石桥发起猛攻，敌人凭借坚固的工事疯狂反抗。为尽快摸清情况，减少人员伤亡，四纵侦察科长在我地下人员的带领下，直奔八家庄潘树森家，知道潘是石家庄的“活地图”。

　　在潘树森家，侦察科长即要求潘树森迅速组织有关地下人员，协助部队实地侦察，潘树森二话未说，立即带领几个地下人员，在部队掩护下摸清了地形、敌设防情况，有力地配合解放军对敌核心工事的进攻。最后，一举攻破了敌人的指挥中心和最后堡垒，活捉了国民党军第三十二师师长刘英等。

　　1948年，原晋察冀第四军分区专程将辑印出版的《清风店歼灭战》一书，到石家庄市转送为清风店战役提供情报的潘树森等同志。

　　石家庄解放初期的公安锄奸反特斗争

　　1947年11月12日，石家庄市解放，焦许昌奉命带领情报站协助市公安局工作，1948年1月，经上级批准，以六纵十八旅侦察连的建制，集体转入石家庄市公安局，成为市公安局第一批军队转业干部。1948年1月焦许昌同志任石家庄市公安侦察科侦察队队长（便衣队），战斗在锄奸反特，保卫新生人民政权的第一线。

　　在人民欢庆胜利之际，情报站的人员先后在侦察科长王应慈、李继真、肖德、焦许昌和崔志的领导下，根据公安机关的斗争需要，又投入了新的战斗。

　　鉴于晋察冀第四军分区石门中心情报站领导下的潘树精等人，早已潜伏在任福禄特务组织内部，了解其成员和组织架构。而且石家庄解放时，国民党特务组织纷纷逃离，任福禄逃离时，留下部分人员潜入市内，作为内应妄图卷土重来。潘树精等人被任留在市内潜伏。石家庄解放后，潘树精随情报站将工作关系转入石家庄市公安局。

　　为了彻底肃清这伙国民党特务组织，市公安局侦察科决定潘树精等人，继续潜伏其中，以隐蔽对隐蔽，以暗战对暗战，继续掌握敌人动向，在侦察科的领导下潘树精提供准确的情报信息，先后抓获了一批特务组织成员。

　　特别是抓获特务曹某某后，没几天，《石家庄日报》刊登了破获蒋特务曹某某案，逮捕特务12名，只有潘树精漏网，通令全国通缉的消息。这是市公安局有意布局的。当时，公安局为了进一步摸清任福禄特务组织情况，副局长王应慈和潘树森等研究决定，派潘树精乘机去保定，为避免任福禄怀疑，让他带去刊登通缉他的报纸，以迷惑敌人。

　　当潘树精徒步来到保定城郊后，看到敌人草木皆兵，进出盘查甚严，他让大车店伙计将信送到保定任福禄的住处。任派冯秘书，将潘树精接进城内。见任后，潘树精就将情况向任汇报，任看到潘衣服肮脏，脚上打了好几个水泡的狼狈像，对潘深信无疑。

（石家庄党史人物潘树森（潘叔）在抗战中）

　　任还问潘树精，曹某某的活动是怎样暴露的。潘树精说，闹不清，他的行踪瞒着我。任给潘换了衣服，住在他家中。还发给三个“派司”（特务证件），盖有“华北剿总司令部二处”的印章。因此潘树精今后的活动更加方便了，随即搜集了任福禄特务组织的新情况和保定驻军情况。

　　1948年10月，在傅作义偷袭石家庄前一天，潘树精在保定将获得的情报由刘锦堂带回石家庄报告公安局。任福禄指示，在偷袭出发时，潘树精等人为向导，还带有大批封条。叫他们到石后，见大商号就查封，指望借此发横财。但偷袭失败，敌人又撤回了保定。

　　保定市解放后，市公安局派潘树精等人，借机跟踪追击，到达保定，配合我公安机关缴获电台两部。之后，又深入到北平继续与特务任福禄进行周旋，并协助北平公安机关破获了任福禄特务组织，将特务组织成员一网打尽，缴获敌电台一部和一批枪支弹药。

　　1948年9月13日，石家庄市公安局遭到国民党飞机轰炸，13名公安人员被炸遇难牺牲，其中就有原情报站两名老战士邢剑云、李文元。

　　10月6日，在昇平影剧院召开由全市各界代表600余人参加的追悼会，市委书记毛铎代表各界致奠词，谴责了国民党蒋机轰炸，悼念死难同胞。后追认了13名公安战士为革命烈士。

　　情报站历经抗日和解放战争时期，在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统治下，一直战斗在敌人心脏。因组织严密，领导有方，纪律严明，革命信仰坚定，没有遭到敌人的破坏，没有人员叛变、变节，情报侦察工作出色，为上级提供许多有价值情报，为石家庄的抗日斗争和解放作出了突出贡献。

　　石门情报站最后一位成员岳林去世

　　“潘婶”就是岳林，石门情报站成员。当年“潜伏”在日军医院她利用护士身份收集情报。当获得某些重要情报时需要及时送出城去，日本人对城门的出入人员搜查十分严格，而岳林有铁路、医院护士的身份做掩护，出入城门就便利了很多。岳林拿到情报之后要交给她的直接领导，一位代号叫“森”的同志。“森同志”，就是当时晋冀四分区侦察员，石门中心情报站负责人之一：潘树森。

　　潘树森在市区内以自由职业为掩护，与共产党员焦许昌、邢剑云等人成立了情报站，利用人地较熟的优势，在市内开辟了四个联络点，发展了十余名地下情报人员，岳林是其中之一。1949年解放之后，潘树森与岳林结为了夫妻。

　　96岁的红色老妈妈“潘婶”——岳林走了，非常巧合的是，革命母亲岳林也是焦许昌领导的石门情报站最后一位离世的成员，她在生命弥留之际，一直顽强坚持到儿子写他们的那篇红色文章公示，并正式获奖生效，她才离世，送她走时，儿子潘卫忠特意给她带了一份完整版的获奖文章，让她向天堂里的老站长和她的战友们报告。

　　焦大爷、潘叔、潘婶，他们是一群无名的英雄存在，他们或许没有惊天动地的举动，但他们与我们的新中国建立息息相关，他们是全民族统一抗战的参与者，他们像舍身求法的跋涉者，行走在黎明前的黑暗中，没有硝烟的搏杀，他们把忠诚贯穿于个人生命的始终，用行动证明着信仰的力量。让我们向他们学习，致敬！

本文史料和照片均由潘树森前辈之子、石家庄老公安潘卫忠先生提供并审阅，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