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一方面军：参加长征的32名女红军大都成为共和国妇女战线的女杰

　　1934年中央红军在遭受国民党五次“围剿”之后，面临着生死存亡的战略大转移——长征。红军中的女战士，面临艰难的选择：是随主力红军一起走，还是留下来在中央苏区开展游击战？

　　中央红军离开红都瑞金的时候，共有8.6万多人，随队而行的女红军只有32人，男和女比例约为2700:1。

　　这32位女红军是：蔡畅、邓颖超、康克清、贺子珍、刘英、刘群先、李坚真、李伯钊、钱希均、陈慧清、廖似光、谢飞、周越华、邓六金、金维映、危拱之、王泉媛、李桂英、阚思颖、危秀英、谢小梅、钟月林、吴富莲、杨厚珍、肖月华、李建华、曾玉、刘彩香、邱一涵、吴仲廉、彭儒、黄长娇。

　　经过组织批准的名单只有30人，为什么会有32名女红军参加长征呢？有两位并不是经组织批准参加长征的，而是自己偷偷去的，一个是曾玉，另一位是谁难以考证了。中央红军长征路线图

　　当时中央红军不止32名女红军，参加长征的女红军需要符合什么条件呢？中央内部规定了三个条件：第一必须是共产党员，思想政治上绝对可靠；第二必须有独立工作的能力，会做群众工作；第三身体强壮，能适应艰苦的环境。符合前两个条件的女性，就会接到去苏区医院体检的通知。当时共有100多位女红军拿到体检通知，但经过严格的检查，身体最终合格的只有20人。另外没有经过体检就直接列入名单的10位女性，是中央苏区党政军领导的妻子。

　　1934年9月中旬，中央妇女部部长李坚真接到中央组织局主任李维汉的命令：草拟一份随红军主力一起行动的女红军名单。李维汉告诉她：“组织上决定要挑选一批身体好、会做群众工作的妇女干部随部队转移，到湘西去开展工作。你们妇女部先出个名单给我，总数不要超过30人。”还明确告诉她，中央领导同志的夫人和中央直属机关担任领导职务的女同志的去留可以不考虑，由中央组织部决定；在军队工作的女同志，由总政治部决定。

　　谁去谁留？李坚真费尽心思拿出了一份名单，她们是：邓六金、吴富连、吴仲廉、钱希钧、贺怡、李桂英、阚思颖、钟月林、刘彩香、王泉媛、危秀英、谢飞、蔡纫湘、谢小梅、危拱之、曾玉、陈碧英、黄长姣……

　　被通知体检的女红军们兴冲冲来到红军卫生队所在地梅坑，检查是非常严格的，检查结果将改变女红军的命运。

　　陈碧英那时和董必武结婚才两年，根本没想到自己会被留下来。可检查结果出来后，组织上决定让她留下来，原因是她当时怀有身孕，不适合长途跋涉。她哭着央求自己的丈夫去说情，可时任中央工作团团长的董必武却要求她接受组织的安排。

　　中央工农监察部委员黄长姣，也以为自己一定跟随大部队的，检查完身体后回到驻地就开始收拾行李。突然，她接到通知说让她留下来。为什么？她大惑不解。原来，她也已经怀孕三个月了，也只能无奈地服从中央的安排。

参加长征的女红军邓颖超

　　贺子珍的妹妹贺怡，本来也是要随主力红军一起转移的，但他的丈夫毛泽覃临危受命任中央苏区分局委员、红军独立师师长，她便留在瑞金随丈夫打游击。

　　那时，真正执掌中国工农红军命运的是李德、博古和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周恩来的妻子邓颖超也面临着去留的选择？邓颖超由于长期超负荷工作，加上营养严重不足，患有在当时很难治愈的肺结核病。

　　作为“三人团”成员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很清楚组织上会让自己跟随部队一起行动，但大病未愈的她顾全大局，不愿意给组织上添麻烦。她恳求丈夫：“恩来，我还是留下来吧。我病成这样子，怎么和部队一起行动呢？”

　　周恩来内心也充满了矛盾。他知道这次转移不是简单的与敌人周旋，尽管“三人团”商议的只是打算将红军转移到湘鄂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后，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但部队真正要走多远，当时还是个谜，即使面对妻子，他也难以说出确切的答案。他只是对妻子说：“小超，谁走谁留是经过中央小组认真讨论的，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最后，经组织确定邓颖超出现在长征的队伍中。

　　中央红军经过批准参加长征的30位女性中，10位领导人的妻子是直接进了名单的，他们是李德、博古、周恩来的妻子肖月华、刘群先和邓颖超；中央苏区创始人毛泽东、朱德的妻子贺子珍、康克清在其中；当时中央各部的负责人李富春、凯丰、李维汉、邓发、毛泽民的妻子蔡畅、廖似光、金维映、陈慧清、钱希钧也在其中。

参加长征的女红军、全国妇联主席康克清

　　这10人中，肖月华、康克清、金维映、钱希钧身体没什么大问题；而邓颖超患有严重的肺病，身体虚弱；刘群先于长征前不久，头部在国民党的空袭中被弹片击伤，从而导致了流产；贺子珍、廖似光和陈慧清已经怀孕，在长征中还生了孩子；蔡畅患有严重的胃病，体检是过不了关的。

　　不过，这10个人也有她们必走的原因。她们担任着比较重要的职务：邓颖超时任中央局秘书长，蔡畅是江西省工农监察委员会主席，刘群先是中华全国总工会女工部长，金维映是军委武装总动员部副部长，陈慧清是闽粤省委书记，贺子珍是军委的机要秘书。

　　参加长征的女红军只许带15斤重的东西，包括换洗的衣服和一些日用品，粮食由部队发放，同时每人配发了一只大搪瓷缸子，里面塞着毛巾和牙刷。女红军们把搪瓷缸子挂在腰间，成了红军长征途中女人花标志。

　　爱美是女人的天性。刚开始突围的时候，女红军们还是很在意自己形象的，行军中也会拿着一把小梳子，时常拢一下散落下来的头发。到了宿营地，马上找个地方几个人凑在一起洗个澡。但随着红军进入白区，地形复杂，环境越来越艰苦，她们唯一的享受就是用热水泡脚了。

　　这些女红军绝大部分是第一次参加这种长途跋涉的行军，其中身体健壮的女红军，一人要护理三四个担架病人的同时，还要帮助其他人背行李、干粮和药箱。每到宿营地，男红军倒在地上一动都不想动，但是，这些女红军要先安顿伤员，才能休息。

　　捉瘙子也成了女红军们不得不做的一件事。彭德怀曾风趣地说过：“无瘙不成军，没有瘙子的不算长征干部。”衣服里的可以自己捉，可长长头发里的就难以弄清，只得请人代劳。后来，大家都烦了，于是，有的女红军就让从小学过剃头的邓六金给推个光头，免去了许多麻烦。但女人光头毕竟不雅，她们就想办法给自己做成各种帽子带在头上。一些顽皮的小战士趁她们不注意，从身后一把掀掉帽子，女人们光亮的脑袋暴露出来了，那些战士们哄堂大笑：“快看，尼姑也来闹革命了！”

　　最令人感动的是，参加长征的女红军中，还有一个“小脚女人”。她是真正的“三寸金莲”，红九军团团长罗炳辉的夫人杨厚珍。

　　杨厚珍生长在典型的南方城市一个贫民家庭。传统的母亲在她四五岁的时候，就开始给她裹起了小脚。长征像杨厚珍这样的小脚女人是不适合行军的，但考虑到她是罗炳辉的夫人，才破例被批准随队。这样一双小脚要走完二万五千里长征，艰难可想而知，但她最终到达了陕北，不能不说是长征史上的一个奇迹。

参加长征的女红军、全国妇联主席蔡畅

　　32位女红军中，危秀英是出了名的小个子。然而，在长征路上，她却是抬担架最多、救人最多的一位。

　　长征伊始，面对日益严峻和恶劣的局面，女红军们提出了一句口号：不掉队，不带花，不当俘虏，不得八块钱。当时部队有条纪律，如果有红军在途中跟不上队伍，就会被寄养在老百姓家里，组织上留下八块钱作为生活费。

　　为了便于统一行动，中央红军一出江西，便将女红军们集中起来，成立了一支由刘群先任队长、金维映任政治委员和党支部书记的妇女队，让她们自己供给自己，自己照料自己。由于条件的限制，组织上没有给她们太多的照顾，她们的待遇和男战士毫无二致，只是偶尔在她们患病或来例假时，有的人可能会骑几天马。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女红军之间结下了深厚的战斗情谊，这种情谊是以生命为代价的。部队进入了云贵高原，邓六金发高烧，拉起了肚子，连路都不能走了。大部队是不可能因为一个人而放慢速度，连长征求邓六金的意见，是否把她寄放在老乡家里。邓六金连话都说不出了，但就是不肯拿八块钱。危秀英见状，主动向连长请求让她来照顾邓六金随部队一起行动。

　　一路上，危秀英将自己和邓六金的背包都背在身上，挽着极度体弱的邓六金，还削了个棍子让她支撑着。到了晚上，则打开仅有的半条毛毯，两个女人瘦弱的身子紧挨着彼此温暖对方。有几次，邓六金看到矮小的危秀英累得气喘吁吁，实在过意不去，含着眼泪说：“秀英，你走吧，把我留下，要死就死我一个……”危秀英毫不犹豫地回答：“不！我们都不能死！革命还没有成功，只要我在，我就不能把你一个人留下！”这对红军姐妹，一个病，一个弱，她们相扶相持，最后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李伯钊曾任我党创办的第一所艺术学校——高尔基戏剧学校校长，为红军与地方培养了1000多名文艺骨干。1934年10月，李伯钊随红一方面军参加长征，先后任中央工作团团员、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宣传干事。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她到红四方面军参与建立随军剧社，后参与建立红二方面军随军剧社。曾生动地描绘了过草地的艰苦情景:

　　傍晚，夕阳映在绿草上，在一望无际的草地里，搭起了一长列白帐篷，队伍宿营了。每个帐篷面前，都烧着一堆簿火，战士们围着火堆，团团地坐着。辽阔的草原上，不时洋溢着雄壮的歌声。

女红军邓六金画像

　　每个火堆上，都在用脸盆煮着采集的野菜，拌着每人每天仅有的2两干粮。有的部队连2两干粮也没有，就只好在脸盆里放上白水煮野菜了。红六军团的第五师是全军的后卫，前面队伍准备的粮食已感不足，轮到他们更是颗粒艰难了。

　　走到第三天，红五师就断粮了，只得靠野菜果腹。李伯钊领导的剧团训练班，粮食也告急了，逼得她去找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的副政治委员关向应。在银色的月光下，她远远看见关向应正站在一群红色指挥员中间，进行着政治鼓动:

　　“我们是工农的武装!同生死共患难的队伍。我们生要生在一堆，死要死在一起!”

　　他的话深深地打动了指战员们的心，大家沉默地低着头，鸦雀无声，只听见呼吸的声息。

　　关向应慷慨激昂:“我们不是没有希望的，派出去搜索牛羊的队伍，赶天明就会回来，可以设法调剂补充给养的。”

　　李伯钊悄悄地回到帐篷里发呆，怀疑这希望有无把握呢?……?夜，真长呵!

　　突然她听见一个“小鬼”在伤心地哭泣，似乎有人在旁边劝慰。她马上走出帐篷去看，原来哭泣的是剧团训练班一个年纪最小的演员。关向应正在抚摸着这位小演员的头劝慰着:

　　“哭什么呢?小鬼!”

　　“饿了……”

　　“饿肚子的同志多哩，大家都哭起来怎么办呢?”他态度温和地说。

　　“肚子饿痛了……”

　　“慢慢想办法，会有希望的，哭有什么用呢?”

　　这时，关向应瞧见了李伯钊，转身问她:“你有事找我么?”

　　“没有啊”李伯钊竭力装作没事的样子。因为她实在不愿再增加关向应的担心了。她设法把小演员哄进帐篷去。但她自己总是睡不着，翻来覆去发愁：没有粮食，这200多人的剧团训练班，能不能带出草地呢？

　　这时，突然有一个爱哭的团员，惟恐她听不见似的，大喊大叫起来:“主任，关政委派人分给我们训练班8只羊！”

　　欢呼声顿时从各资、帐篷里传出来。刹时间，整个草原都沸腾了。凭着这点最后给养的补充，剧团训练班解除了饥饿和死亡的威胁，也正是由于这次牛羊的补充，剧团训练班终于走出了草地。

　　长征开始的时候，组织上有规定，女红军没有谈恋爱的不准谈恋爱；长征出发前谈了恋爱的，不准结婚；结了婚的，不准怀孕生育。当红军到达贵州遵义，部队暂时解除了夫妻不能同住一室的规定，女红军又能和丈夫在一起了，她们似乎找到了在红都瑞金的感觉。

　　长征路上结婚，王泉媛和王首道是破例的一对。王首道长征开始时任中共中央组织局秘书长，长征中任军委第一野战纵队政治部主任、国家保卫局执行部部长。当年王泉媛只有22岁，活泼大方，工作能力又强，很是招人喜欢。他们的不平凡的婚姻始于长征、终于长征，仅有两日情缘的婚姻。

　　王泉媛和王首道在遵义同在一个部门工作，日久生情。尽管两人还刻意掩饰着，但热心的大姐们还是发现了两人间的眉来眼去，就在红军进遵义城的第7天，蔡畅、金维映和李坚真把王泉媛拉到一边，以大姐的身份仔细询问她对王首道的印象，当她们从王泉媛嘴里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三人不由分说就把王泉媛直接送到了王首道的房间里。

　　蔡畅对王首道说：“我们把王泉媛同志送来了。我们把泉媛交给你，你可要待她好点哟！”说完，蔡畅等三人就起身关门走了出去。这天晚上，两个互相爱慕的人交换了定情物。王首道送给王泉媛一把他从战场上缴获的小手枪和八发子弹，王泉媛给他的是一个承诺：送上一双亲手纳的千层底布鞋。一日夫妻百日恩，他们在一起真的只有一个夜晚，第二天就不得不跟随大部队撤出了遵义城。

　　撤出遵义后，直到1935年6月26日，王泉媛随干部休养连到达两河口，先一步到达的王首道得到消息后，派通信员送去一信，两人才得以再聚首。但这短短一夜的恩爱，马上就在黎明时分出发的号角声中中止了。此后王泉媛历经艰辛，却再也没有和心上人相聚的机会，好心大姐们极力撮合的好事，让她饱受几十年的相思之苦。

女红军贺子珍与毛泽东合影

　　毛泽东的夫人贺子珍在长征路上冒死生下的孩子，送给当地群众照看，后来不曾再见过，成为她一生的痛。在敌人的围追堵截和枪声中生产的，还有闽粤省委书记邓发夫人陈慧清，但是长征途中第一个生孩子的，却是一个叫曾玉的女红军。

　　曾玉本来不在长征名单中，但当她听说自己的丈夫、红五军团参谋长周子昆也在出征的行例中时，竟不管不顾地挺着7个月的大肚子悄悄跟在队伍后面，成为“编外”成员。因为是“编外”，她没有口粮，没有装备，更没有马匹可以代步，她只是凭着坚强的毅力和一个女人对丈夫发自内心的爱，紧紧跟随着大部队。曾玉的坚强和执着，深深打动了同路的女红军。蔡畅、邓颖超、贺子珍、李坚真、萧月华等对她一路上照顾有加，匀一口饭给她吃，腾一个角落让她休息，更重要的是，既然已经走在一起了，就决不让她掉队。

　　一天，女红军们刚刚爬上老山界峰顶，还来不及喘口气，就接到赶快下山的指令，大家连忙搀扶着往山下赶。这时，曾玉肚子疼得厉害，好像要生了。看着疼得满头是汗的曾玉，钱希钧不敢怠慢，连忙去向团长董必武汇报，并找来一付担架让她躺了上去。可刚走不远，却遇到敌人袭击，胆小的民夫放下担架逃命去了。钱希钧无奈地把曾玉扶上马，随着马的颤动，只见鲜红的血顺着曾玉的腿流下来，湿透了马鞍上垫的被子。曾玉被从马上扶了下来，后面的枪声越来越近，董必武叮嘱大家一定要把曾玉带上，让她安全生产。经过一路的颠簸和惊吓，曾玉怎么也跑不动了，低头一看，只见孩子的头已经探出了母亲的身体。

　　女红军们架着曾玉一步一个血印地朝前走，不见一户人家，钱希钧只找到了一把枯草。几个女红军把曾玉围了起来，在这把枯草上，长征途中红军的第一个婴儿降生了。婴儿哭声响亮，紧闭的双眼还来不及睁开，她的母亲就要被迫离她而去了。曾玉狠心地将她留在了出生的地方，任她哭嚎，任她悲鸣。孩子的哭声还在继续，女红军们则架起欲哭无泪的曾玉继续赶路。

　　艰难的战争环境中，女红军生下的孩子用毛巾或者白布一包，内附一张纸条，放在出生的地方，似乎成了长征途中先生后舍的模式。

　　长征中九死一生、历尽苦难的女红军是李桂英。1937年9月的一天，一个披头散发、衣衫褴褛的女子流落在重庆街头，不远处一个男人紧紧跟在她身后，在一个拐角处那个男人走到她的跟前悄悄地问：“你到那儿去？”女子回答：“回家。”“家在那儿？”女子答：“江西。”“怎么回去？”女子答：“讨饭回去！”“你身子这么弱，就是讨饭也走不到。我倒有一个住处，不知你愿意不愿意去。”女子被这位男人带进了《新华日报》附近的一个小饭馆。不久，她与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接上了头。这个流浪的女子就是红军女战士李桂英。

　　在参加中央红军长征中的32名女红军中，只有李桂英和阚思颖在中途留了下来，后来25位到达延安的女红军思念着这两个失去联系的姐妹，多次电告四川地下党的同志要设法找到两人。罗世文告诉李桂英：“蔡畅同志从延安来了电报，她说你在长征中表现得很好，要我们立刻介绍你到延安去。”随后，董必武将李桂红接到了武汉中共中央长江局招待所，由邓颖超陪伴来到了周恩来的办公室。在周恩来、董必武和邓颖超面前，26岁的李桂红像无家可归的孩子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回到母亲的怀抱一样，流泪倾诉着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红军纵队悲壮的战斗历程。

　　红军长征到达云南扎西时，中央决定组建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红军纵队，留在川滇黔边区活动，掩护中央红军主力转移。恰在这时，已有数月身孕的纵队司令部政治指导员李桂英行走困难，不能再随部队作战，红军纵队领导人决定由司令部总支书记阚思颖陪伴其隐藏在长宁梅硐山区，交给中共梅硐区委保护。

　　李桂英1911年出生在江西寻乌一个贫苦家庭，不满4岁时父亲就死了，母亲把她卖给一个吹喇叭的家庭当童养媳。红军打下寻乌县城时，她听了红军总司令朱德的演讲之后就跟着红军的队伍走了。21岁时就成为会昌县麻州区委书记、红军中著名的“扩红”突击队队长，被中央政府授予“扩红模范”称号，在会昌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接见。在川南艰苦的斗争中，李桂红与红军纵队政委余泽鸿结为夫妻。阚思颖是南溪县一个富裕家庭的小姐，参加革命后长期从事秘密工作。1928年任上海中央特科交通员，转移到中央苏区后任党的交通总站秘书，在邓颖超的直接领导下工作。

女红军长征塑像

　　在后来艰难的川滇黔边区游击活动中，意志薄弱的红军纵队司令王逸涛投降了，他带领国民党兵四处捕杀隐藏的红军伤病员，他熟悉红军纵队的活动规律，掌握两名女红军隐藏下来的情况。

　　另外，王逸涛知道李桂英是余泽鸿的妻子。余泽鸿是长宁县梅硐乡人，在1929年就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是我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上海群众运动中有名的领导人”。余泽鸿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煅炼了坚强的革命意志，多次面临生死考验而英勇不屈。王逸涛加紧搜捕女红军李桂英，是为了抓住了李桂英招降余泽鸿。

　　当地人民群众为了保护李桂英和阚思颖受尽了国民党的酷刑，誓死不招，使两位女红军幸免于难。

　　1935年底，李桂英在余泽鸿不幸牺牲后，在余家的夹墙里生下一个男孩。梅硐妇女会商量，无论如何也要保护好红军的后代，乘夜把仅出生两天的婴儿从房屋后窗送出，由胡治国妻子用围腰帕抱走。由于胡治国夫妇没有生育，对外说是捡个娃儿来养，为此保住了红军的后代。

　　1936年12月底，由于叛徒告密，游击队被敌包围。李桂英与阚思颖被敌人冲散，在水田寨先后身负重伤，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不幸被捕。

　　李桂英被俘后，始终英勇不屈，任敌人怎样逼供引诱，她就是闭口不言。以致敌人误以为她是哑婆、白痴，最后她被辗转关押，送至国民党的重庆反省院。1937年9月在党中央的竭力营救下，李桂英才得以脱离虎口。

　　后来，阚思颖也不幸被俘，始终没有向敌人屈服。1937年9月经党组织营救出狱，1940年3月转移去了延安。建国后任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党组副书记。1971年11月28日，因病去世，终年61岁。

　　1954年9月，阚思颖在给梅硐乡亲们的信中写到：“1935年，我同李桂红来到贵地时，在反动军警的追捕之下，你们千方百计地保护了我们，自己受到极大的痛苦，我特向父老乡亲表示亲切的慰问。为了祖国的富强，人民的幸福，我决心努力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来报答党和人民对我的关怀。”

　　50年后，已经失明的80岁老红军李桂英深情地回忆当年留在川南游击纵队的艰险岁月，说那是她一生中最苦、最危险、也最难忘记的经历，她十分怀念在梅硐细心掩护和照顾过她的贫苦农民，对川南怀着深厚的感情。

参加长征的女红军李伯钊与丈夫、红三军团政委杨尚昆

　　1934年10月，第一方面军参加长征的32位女红军，后来彭儒、黄长娇因病留在苏区；1935年3月红军到达云贵川边时，李桂英、阚思颖奉命参加川南游击纵队；谢小梅与丈夫罗明被留在贵阳郊区开展农民运动而脱离长征队伍，没有去陕北；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地区会师后，王泉媛、李伯钊、李建华、周越华、吴仲廉、吴富莲、康克清7人，被调动或被留在红四方面军；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长征胜利会师后，李伯钊、李建华、周越华、康克清4人到达陕北；王泉媛、吴仲廉、吴富莲3人西渡黄河，参加西路军艰苦作战，王泉媛曾任西路军妇女独立团团长，在河西作战被俘后死里逃生，后来辗转流离而沦落为民；吴富莲曾任西路军妇女独立团政治委员，在河西作战被俘后坚贞不屈，吞针就义；吴仲廉曾在西路军第九军政治部敌工部当干部，在河西作战被俘后押至青海西宁，后与张琴秋、陶万荣等一起被押到南京，入“反省院”，1937年8月由周恩来营救出狱，于10月初回到延安。

解放后任华东妇联主任的女红军丘一涵

　　最终，红一方面军32位女红军中，只有25位到达了陕北，她们是：邓颖赵、康克清、贺子珍、刘英、蔡畅、李伯钊、邓六金、钱希钧、李坚真、廖似光、危秀英、刘群英、金维映、丘一涵、吴仲廉、谢飞、曾玉、刘彩香、肖月华、周越华、杨厚珍、季建华、危拱之、陈慧清、钟月华。

　　25位到达陕北的女红军后来大都担任了重要职务：

邓颖超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主席；

蔡畅担任全国妇联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康克清担任全国妇联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

李伯钊担任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和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党委书记；

刘英外交部部长助理兼人事司司长；

李坚真任中共广东省委副书记、书记；

钱希均任轻工业部办公厅副主任；廖似光任广东省政协副主席；

谢飞任是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法学会理事和北京市法学会副会长；

周越华任国家卫生部党组成员、计划检查局副局长、监察室副主任；

邓六金任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办公室副主任、副局长等职；

危秀英任中共江西省委妇委书记，全国妇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

丘一涵任江苏省委常委、省委监察委员会书记；

吴仲廉任在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