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黔北小城遵义，因为中国历史上那次著名的“遵义会议”而蜚声中外，这是遵义的幸运；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这是毛泽东的幸运；历史选择了毛泽东，这是中国人民的幸运！（遵义会议会址） 

“遵义会议会址”是“遵义会议纪念馆”的核心部分，位于遵义老城子尹路（原名琵琶桥）96号，一座中西合璧的两层灰砖小楼，黔北民居四合院风格。毛泽东题写的“遵义会议会址”匾额，高悬在临街的两扇大红门上方。那苍劲有力的六个金色大字，成为参观者拍照留影必不可少的背景。要知道，这六个金色大字的含“金”量可不低，在全国众多革命旧址中，能获此殊荣的仅此一处。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著名的遵义会议就在这座楼上的小客厅举行。会议室在会址二层，室内陈设基本复制了当年开会时的原貌。一间30平方米的小客厅，屋顶中央吊一盏旧式煤油灯，灯下20把木边藤心折叠靠背椅，围绕着一张板栗色的欧式长方形餐桌，桌下一只古老的木炭火盆，墙上有挂钟和两个壁柜，壁柜上有一面穿衣镜，西壁是一排玻璃窗。据说这屋里的长方桌和墙上的挂钟是当年留下来的老物件：长方形会议桌——国家一级文物；墙上的挂钟——纪念馆镇馆之宝，它们曾经见证了遵义会议的全过程。

 长征初期，红军领导层中曾有两个“三人团”：第一个“三人团”，习惯上称中央最高“三人团”，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实际分工：政治上博古作主，军事上李德作主，周恩来督促军事计划的实施。另一个“三人团”，被称为“中央队三人团”，也称为“在野三人团”、“地下三人团”、。长征出发前，中央最高“三人团”决定：中央政治局成员一律分散到各军团去。毛泽东从政治局常委张闻天那里得到消息后，便提出请求，自己要同张闻天、王稼祥一路同行。这当然不是为了途中有人说话觧闷。此时，一个大胆的计划在在毛泽东心中酝酿，转移途中如能与这两人结伴同行，便可借机向他们宣传自己的思想和主张，争取他们二人的支持，从而将红军长征带入正确的方向。当时毛泽东患疟疾刚刚治愈，身体尚未恢复，时常依靠担架；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负重伤后，一直未愈，只能靠担架行军；张闻天一般是骑马行军，工作繁重时也坐担架。所以，也有人称他们为“担架上的三人团”。他们一起随军委纵队行军宿营，在担架上和篝火旁朝夕相处，这种特定的环境，为毛泽东计划的实施提供了一个好机会。

 那是一个形势和天气同样寒流滚滚的腊月，窗外天寒地冻，屋里却热气腾腾，桌下的火盆映红了参会者脸膛，唇枪舌剑的交锋激烈紧张，长征中那次决定红军命运生死攸关的会议正在举行。这是一场两个“三人团”的思想交锋，也是一场权力与真理的“华山论剑”！“在野三人团”与执掌最高权力的中央“三人团”，两军相逢，对阵较量。一方虽非伤即病却铿锵有力，一方是位高权重却招架难挡。身体虚弱的张闻天首先发难，对准李德、博古“开炮”；疟疾未愈的毛泽东相继猛攻，扩大“战果”；发着高烧的王稼祥态度坚决，“投出关键一票”。双方观点针锋相对，思想碰撞激烈。会议开了三天，也争辩了三天。会上“在野三人团”的正确主张，得到周恩来等绝大多数同志的拥护。三天激烈争辩，作出四项重大决定：一是选举毛泽东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二是指定张闻天起草《遵义会议决议》，三是调整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四是取消中央“三人团”的领导体制。

 人们曾经在苏区的胜利中认识了毛泽东，现在又从长征的失败中认“准”了毛泽东，中国革命的航船终于有了它众望所归的舵手！ 

红军驻遵义期间，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三人一起居住在当时的遵义阿寺巷（今叫幸福巷）一栋川军旅长私宅，现已扩建成“毛泽东住居陈列馆，作为“遵义会议纪念馆”的一部分对外开放参观。 打听“幸福巷”颇费了些周折，要问“丁字口”或“毛主席住居”，当地无人不知。如今的“丁字口”好比重庆的解放碑，十分热闹，但当年这里却十分偏僻安静，非常适合商讨研究重大问题。这里现有一组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在一起亲切交谈的场景雕像，再现了自长征以来，三人行住无间，推心置腹切磋和戮力同心商讨的情形。张闻天在会上与博古针锋相对，洋洋洒洒的“反报告”就是在这里由“在野三人团”群策群力的产物。正如后来毛泽东回忆说：“在长征以前，在政治局里我只一票。后来我实在不行了，我就先做了王稼祥的工作。王稼祥同意了我的观点。又通过王稼祥，做了张闻天的工作。这样，政治局开会，经常是两种意见，一边是我、王稼祥、张闻天，三票；他们那边是四票。每次开会，都是三票对四票，我就说，老是这样不行。我们扩大一下，我把拥护我们主张的人找来，你们把拥护你们主张的下面的人也找来，搞个扩大会议。这样，才有了遵义会议。”听起来很轻松，但只有高手才能举重若轻，表现的是政治家的胆魄、担当、谋略和睿智。 

胡耀邦在回忆文章中说：“１９３２年宁都会议解除毛泽东红军总政委职务，王稼祥是“积极反对者之一。在“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第一个与毛主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到了长征路上，张闻天又同毛、王走到一起，形成“地下三人团”。长征路上，他在中央领导层中一个一个地做工作，让正确的意见为大多数人所接受，这才实现了遵义会议的巨大转折。”

 张闻天在回顾这一段历史时，这样评价：“长征出发后，毛泽东要我同他和王稼祥同志住在一起——这样就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反对李德、博古的‘中央队’三人集团，给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放下了物质基础。”在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这“三人团”中，论职务张闻天最高，是三人中唯一的政治局常委，按理应以张闻天为“首”，但是在张闻天与毛泽东一路上的交流和讨论中，使他在感情上、思想上、观点上对毛泽东逐步悦服。他认识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主要是军事领导上的战略战术错误所致，他认为毛泽东是正确的。张闻天后来叙述这一段经历时说：“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两同志住在一起。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反五次‘围剿’时中央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　

 王稼祥回忆说：“要说我在遵义会议上第一个支持主席是个功绩的话，这首先是毛主席对我教育、启发的结果。长征开始，毛主席有病坐担架，和我同行，每当到宿营地休息时，经常在一起交谈。由于我对毛主席丰富的武装斗争和一、二、三次反围剿取得的伟大胜利十分敬佩，所以，我向毛主席坦率地表示了对当前形势的忧虑，认为这样下去不行，应该把博古、李德‘轰’下台。毛主席很赞同我的看法，并针对现实情况，说了中国的革命不能靠外国人，不能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必须同中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理，这给了我很大的启示，也使我更加坚定了支持毛主席的决心。” 

１９３４年１２月２０日，红军长征到达黄平。在一片茂密的橘林里，张闻天、王稼祥头靠头地躺在各自的担架上。张闻天对王稼祥说：“这仗这样打起来不行，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王稼祥说：“目前形势已非常危急，如果再让李德这样瞎指挥下去，红军就不行了！要挽救这种局面，必须纠正军事指挥上的错误，采取果断措施，把博古和李德‘轰’下台。”这就是长征中著名的“橘林谈话”！ 王稼祥当天晚上就将张闻天的想法打电话告诉彭德怀，然后又告诉毛泽东，毛泽东示赞同。这消息在刘伯承等几位将领中一传，大家都赞成要开个会，让毛泽东出来指挥。万事齐备，只欠东风。红军占领遵义后，具备了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条件，这个“担架上的三人团”决定向中央最高“三人团”发起挑战。在毛泽东的主导下，“地下三人团”就在这栋川军旅长公馆（现叫“毛主席住居”陈列馆）进行了“沙盘推演”，确定了进攻方向和策略，主攻军事路线，并商定了发言提纲。打出的旗帜是：讨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原因，并由此引出总结纠正中央军事路线错误。在当时的形势和环境下，迴避讨论中央政治路线之对错是非常明智的策略。

 遵义会议以“担架上的三人团”的胜利而结束。是历史选择了毛泽东，还是毛泽东改写了历史？有人说是时势造就了英雄，也有人说是英雄创造了历史。说毛泽东是“天才”，他自己在后来的“庐山会议”上也坚决反对，决定的因素还是勇气、担当和政治谋略。 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把毛泽东与张闻天、王稼祥三人担架上的交流策划，称之为“担架上的‘阴谋’”，这是不懂中国政治开的“洋腔”。他们除了担架上的接触交流，也在会上亮明观点，直接交锋，坦坦荡荡、表里如一，何“阴”之有？也有人说这是主席后来反右时称谓的“阳谋”而非阴谋。另外还有一种“雅称”，在参观遵义“毛主席住居陈列馆”时，我发现其中有一组标题名叫“担架上的春光”的陈列展览，对这场惊心动魄的斗争作出如此举重若轻的比喻，我倒是十分的意外而又十分的欣赏！化激烈为轻松，化沉重为幽默，既非“阴”的“暗”，又非“阳”的“烈”，既阳光辉映又不失柔和，同时还带了几分浪漫的诗意！有人不解，寒流滚滚，何来春光？这是因为站得不高！冬天已经到来，春天还会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