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军委、兵种任职的开国少将四位：张耀祠、谢明、曾庆良、刘友光。

张耀祠在军委毛泽东主席身边任职，谢明在军委工程兵部队任职，曾庆良在军委通信兵部队任职，刘友光在第二炮兵部队（火箭军）任职。

1、张耀祠：一辈子忠心耿耿做毛主席的警卫

张耀祠少将

张耀祠小传：1916年2月出生在于都县曲洋乡石灶村一个贫农家庭。1933年5月参加红军，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战士、侦察科科员、中队长、参谋、营教导员、团政治处主任、政委、师副政委、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兼警卫团团长、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总参谋部警卫局副局长等职。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和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张耀祠1933年7月开始为毛泽东当卫士，直到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去世，整整43年。毛主席是怎样评价这位卫士的呢？张耀祠警卫工作干得再好，毛主席也没有正面表扬过他，但有一次，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夫人伊梅尔达访问中国，给毛主席带了一些芒果。毛主席不吃，便把这些芒果送给了张耀祠，并让他给身边的警卫人员。毛主席说：“你们照顾我，比我的子女周到多了”。

在毛主席身边工作43年，在张耀祠和毛主席之间发生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一生两次给毛主席站第一岗。1933年7月，张耀祠参加红军两个月所在连队调往瑞金沙洲坝担负中央政府警卫连的任务，直接保卫毛主席和中央政府机关。他第一次站岗，就是为毛主席站第一岗。几十年后，张耀祠依然能够清晰地记起毛主席当时的样子，他曾回忆道：“毛主席细长的个子，面骨突出，身体很弱，尽管两眼充满了血丝，但仍然显得炯炯有神。”

张耀祠第二次为毛主席站第一个岗是担任中央警卫团团长以后。他的岗位就是离毛主席卧室咫尺之遥的更衣室，连睡觉都在这里，一直坚持了23年，直到毛主席去世。张耀祠几乎寸步不离毛主席左右，一直负责安排毛主席的衣、食、住、行和安全保卫工作。与毛主席朝夕相处，并陪同毛主席外出视察。据张耀祠的战友王明富回忆：毛泽东休息了，他就守在主席的门前，既不会离开也不会出声打扰主席。试问一下，这么深厚的情谊怎么不让人动容呢？

1953年5月，张耀祠负责组建中央警卫团，并被任命为中央警卫团团长。他以中央警卫师一团机关、部队为基础，挑选了一千多名干部战士组成了警卫团，代号为8341部队。6月9日，在中南海团部会议室召开了排以上干部会议，张耀祠宣布中央警卫团成立。

关于8341部队的代号，社会上流传着许多离奇的说法。毛主席生于1893年，1976年逝世，正好83岁；从1935年遵义会议，确立毛主席的领导地位，到1976年毛主席逝世，时间是41年。所以叫8341部队。还有一种说法：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拜访了道行高深的老道人，问卜未来，老道不言不语，只写了4个阿拉伯数字，就是8341。毛主席不解其意，老道人又不肯详细解释。但8341这个数字，毛主席记下了，就将它作为中央警卫部队的代号。第三种说法是毛主席早年间闹革命，得到第一支枪的编号就是8341。张耀祠听到这些奇谈怪论，忍不住笑出声来：“8341的代号是按部队编制序列弄成的，其他的说法都是谣传”。

那时候，中央警卫团的警卫工作在城市环境中，主要以公开的武装形式，同隐蔽的阶级敌人作斗争。尤其要防范两种敌人：一是职业特务，专门搞暗杀活动，收集情报。二是亡命之徒，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极大不满的人。另外，部队还要警惕一种“敌人”，那就是各种灾害，比如火灾、电线起火、雷电起火、地震、水灾等等。

张耀祠与毛主席合影

从建团的那一刻起，张耀祠大部分时间都待在毛主席身边，毛主席有个习惯，不论到哪里，总要先告诉张耀祠，由他负责行程的安全。不管到哪，张耀祠保卫毛主席都是守在门口站的都是第一岗。

张耀祠在我党历史上几个关键时刻，都在担负毛主席和中央领导的警卫任务。

1934年4月，张耀祠被调到红8军团保卫局侦查科当科员。1935年1月12日遵义会议时，从侦查科调到国家保卫局特务队任队长。国家保卫局局长邓发命令张耀祠奉命执行三天的遵义会议安全保卫任务，看护被批判的德国军事顾问李德。当时，邓发还对张耀祠做了三条要求：一、不要他自杀了；二、不要他逃跑了；三、行军和到达宿营地都要跟得紧，看得严，不要发生问题。张耀祠遵义会议期间始终不离会场门口，不仅出色完成了遵义会议的安全，还确保李德没有发生意外。

遵义会议后，担任保卫局特务队队长的张耀祠便跟着毛主席从雪山草地，一直走到陕北。

1947年初，蒋介石调集25万大军分三路进攻陕甘宁边区，中共中央审时度势，作出了暂时撤离延安的战略决策，而毛主席却坚持要留在陕北，他说：“留给我们4个半连，其余的人立即过黄河。”张耀祠知道，毛泽东这么做，就是想要拖住胡宗南，保住大部队。张耀祠陪同毛主席转战陕北，当时他带领中央警备团两个连和一个骑兵中队，负责保护毛泽东撤离。

后来，毛泽东转移到了靖边县王家湾一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山村。国民党军利用美国提供的新式无线电测向仪测出王家湾一带有电台群，胡宗南命令军长刘戡率4个半旅偷袭王家湾。

在敌人到来之前，毛主席下令离开王家湾，部队分散隐藏在山沟之中，监视敌人的动向。

刘戡在王家湾扑了个空，率军在附近一个山头一个山头地搜查，最近的时候距离他们只有四五百米远。

而毛泽东却胸有成竹：“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正好是胡宗南和马鸿逵管界的结合部，胡、马二人勾心斗角，正好就给我们钻了空子。只要我们沉住气，敌人不一定会发现我们。只要敌人不发现我们，就是到了眼皮子底下都不准开枪”。

为了以防万一，毛泽东、周恩来和任弼时做了最坏的打算，商定万一被敌人发现，3个人从3个不同的方向突围，就算是一个人逃出去也是胜利。

幸运的是此时彭德怀司令从敌人的广播之中听到胡宗南正在集中兵力偷袭中央军委，立即派王震率领一个旅，联合绥德地方部队和游击队火速支援，转移了刘戡的注意力，刘戡所部为追击王震的骑兵部队几乎与毛主席擦肩而过。

此次危机之后，张耀祠对毛主席的深谋远虑和超人的胆略敬佩不已。

1953年12月24日，毛主席来到杭州，住在刘庄，张耀祠带领一支警卫部队担任安全保卫工作。

毛主席注重爬山锻炼身体。当时杭州是冬季，爬山一般在下午三点左右出去，到六七点才回来。毛主席爬山，随心所欲，谁也别想给他计划。杭州周围有名的大、中山峰，他几乎都爬过一遍，先后共爬了35座山。“五云山”是一座高峰，上下山大约50多华里，山顶上有座寺庙。一天下午，毛主席带领张耀祠等工作人员从西湖方向上山，爬到半山腰，太阳就偏西了。要是爬到山顶，怎么也要到天黑。为了毛主席的安全，有人劝说：“主席，今天太晚了，我们下山回去吧！下次再来。”

毛主席听了有些不高兴，他说：“你们没有志气，就不要来。”听到毛主席的批评，所有人都不再吭声，继续朝着山顶走去，一直爬到山顶，太阳也落山了。毛主席在山顶找到寺庙，同那里的老师父聊天，然后出来和大家留影纪念。

往回走的时候，毛主席要从钱塘江方向下山。因为这条路不朝阳，山坡上还有一层积雪。天黑路滑，走起来一高一低，实在不好走。等大家到达山脚的时候，已经是晚上8点钟了，离公路还有好几里路呢！

毛主席看了看大家，鼓励地说：“爬山就是前进，使人步步登高，可以尽情享受山中新鲜的空气、阳光和无限风光。”

张耀祠跟在毛主席身边，感触颇多，每一次爬山，每一次外出，他都能从毛主席身上学到很多。他对毛主席的了解，也是长期相处得来的。

毛主席对家乡湖南韶山滴水洞很有感情，他曾和张耀祠聊起他的祖父很迷信风水，为了选个好的住地，特地请了有名的风水先生卜卦11天，最终把家安在了滴水洞旁边的虎歇坪。

毛主席的祖父有个哥哥，俩人一起在虎歇坪干活时，发现这个地方特别干燥，雨水淋不到。于是，这哥俩就想把此处作为死后的葬身之所。而毛主席的父亲不看重这些，他觉得上屋场这片土地更好，适合种植，便将家搬迁了。

滴水洞的南面是龙头山，北面是黄峰山，西面是牛形山。它的地形很特殊，曾被风水先生称之为“龙脉”。故葬在此处的人不少，毛主席的很多亲属都埋在这一带山上。

1959年6月26日，毛主席在公安部部长罗瑞卿、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的陪同下，回了一趟故乡。期间，毛主席嘱咐周小舟，让省委研究一下，在山沟里盖几间草房，这样方便来的领导们开会、休息。周小舟点点头。两年后，这里建起了三处房子。1号房有两套，一套毛主席居住，一套江青居住，但江青从未来过滴水洞。2号房是卫士、服务员居住。3号房是毛主席的警卫中队、省委接待处的同志留宿地。

1966年6月18日，毛主席来到滴水洞住所。他下车后，朝着1号房走去，高兴地说：“这个洞子怕是花了不少钱哪！既然修了，就要管理好，不要破坏了。”

随行先去的张耀祠等人住进了2号房。8341警卫部队住进了3号房。

当时正值仲夏。基于滴水洞的房舍没有空调设备，采用老办法：用卡车运来一些木桶、冰块，再用电风扇将冰块吹融变成冷气。对此，毛主席很幽默地说：“这种‘土空气’不错嘛！”

毛主席在滴水洞的1号房住下后，他嘱咐张耀祠，任何外人都不见。张耀祠发现毛主席除了看书、批阅文件外，就是在思考问题。  

毛主席去过韶山水库游泳。这回毛主席也想在滴水洞游泳。这天，毛主席让张耀祠去打头阵，看看青年湖能不能游泳？张耀祠很干脆地回答，好。

随后，张耀祠亲自去了青年湖。虽说名字带个“湖”字，但其实就是两山之间筑了大坝，形成的一个水库。水库很清澈的，但水比较深。

在那里，张耀祠碰到了一个正挥动着锄头，下地劳作的中年农民。农民见张耀祠一直看水库，就叹了口气，说修这个水库，把上面很好的土地都给淹了。可惜了。若是毛主席知道，肯定是不同意的。

张耀祠回去后和毛主席说，青年湖可以游。另外，他把遇到农民的事与毛主席说了，还学着农民的口气，向毛主席说：“若是毛主席知道，肯定是不同意的。”由于口音太重，听起来很有趣，毛主席被逗乐了。

26号这天，毛主席在滴水洞1号房前，接见了参加会议的湖南省委的干部们，并合了影。28日，毛主席与省委接待处的工作人员照了相。当天，毛主席恋恋不舍地离开了滴水洞。主席坐上了专列，去了武汉。

有一次在武汉，张耀祠他们一中队与当地警卫部队进行了一场球赛引起毛主席的不高兴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1969年10月15日，毛主席乘专列到武汉视察，住在东湖宾馆1号楼。一天，一中队与武汉政府机关、警卫部队进行了一场篮球赛，结果一中队赢了。周福明把这件事告诉给了毛主席，他没有表态。

过了几天，双方商量再打一场，地点就在东湖梅岭旁边的篮球场进行。这次，毛主席来了，坐在球场旁边的椅子上观看。大家看到毛主席，个个都很兴奋，想着要拿出最好的水平。

只听见哨声一响，双方球员你争我夺，在整个球场角逐起来。毛主席一边看着球赛，一边点燃香烟，就在这时，一中队进球了，毛主席笑了笑。过了一会儿，当地机关和警卫部队也进球了，毛主席轻轻地鼓了掌。

在毛主席看来，这次应该让当地政府机关和警卫部队球队赢了。但是，一中队球员争强好胜，当球在对方手里时，强行把球夺过来，毛主席看到后很不高兴。

赛球结束后，毛主席看了一眼记分牌，还是一中队赢了。毛主席没有吭声，但面部表情不高兴，回到1号楼在房间里，他对张耀祠等工作人员说：“游戏，不要老想赢人家，要讲友谊，讲团结。你们这些人到地方上，人家总是热情地接待你们，今后不管到了什么地方，都要尊重人家。”

毛主席的这一指示，张耀祠向一中队做了传达，并组织大家讨论了两个小时，大家认识到：“主席的指示意义重大，赛球不是为了赢几分的问题，是要通过比赛，同兄弟部队联络感情。”毛主席通过球赛，教导战士们要与人团结，要谦虚，要谦让，要尊重别人，使张耀祠很受教育。

张耀祠跟随毛主席几十年，毛主席已经把他当成家人，生活问题家里的事情也让张耀祠打理。

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主席

张耀祠在《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一书中回忆，毛主席是一个很朴素的人。他经常教育身边工作人员、警卫战士和服务员：“要注意勤俭节约，处处爱护公物，注意节约用电。”毛主席要求把火柴用完了，把火柴盒留下来，再买些散的火柴装上用。

在衣着上，毛主席进城时做过一套制服，这套制服只用于接见外宾和参加会议等场合穿，其他时间穿便服或睡衣办公、批阅文件。他的衬衣、睡衣、袜子、毛巾、布鞋都是旧的打过很多补丁，不管哪一件，总是破了补，补了再补，实在不能补的时候，毛主席就会说：“想点办法嘛，艰苦奋斗是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

在饮食上，毛主席一天基本吃两餐饭，个别时候也吃三餐。有时候工作忙，顾不上吃饭。毛主席吃饭，主食以大米为主，爱吃糙米饭，副食以青菜为主，餐餐都离不开辣椒，燕窝、鱼翅什么的，根本上不了毛泽东的餐桌。战争时期，毛主席爱吃红烧肉，后来医生劝他红烧肉里面的脂肪高，因为年纪大了，基本上不吃红烧肉。60年代后期，就连水果也不怎么吃了。

毛泽东喜欢喝茶，最钟爱的就是杭州的龙井，张耀祠每年都会向杭州订购龙井茶叶。

毛泽东收到的外宾赠送的贵重礼物都交公了，各地送的礼品，他通常都不收。实在没法退回去的，他会让供应处折价，把钱寄给送礼的人。他还会要信访处写信，要求下不为例。

老朋友送的礼，毛泽东是收的，过一阵子之后，他还是会送一些其他实用的礼物。张耀祠只记得有一次有一位友人送给毛泽东一袋小米，毛泽东喜欢粗粮，高高兴兴地收下了。

长征行军的时候，毛泽东住在老百姓家中，从来不睡在别人家的床上，总是打地铺。后来住到了中南海，有条件睡棕榈床和席梦思了，但他依旧睡着硬邦邦的木板床。

毛泽东唯有买书很舍得花钱，他的个人书库就是一个小型的图书馆。毛泽东常常手不离书，躺在床上要看书，吃饭的时候要看报纸，他的床上三分之一放的都是书。会客厅和厕所里面都要放着他指定的书和铅笔。读书的范围很广，历史、自然科学、哲学、经济学、政治、文学等等，他都看，张耀祠记得他将《资治通鉴》看了20多遍。他曾对张耀祠说：“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天不睡，书不可以一日不读，没有书，就没有我毛泽东！”

每次随毛主席外出视察的时候，张耀祠都要根据毛泽东的需要在外地帮他借书，杭州、上海、广州、武汉、庐山等地的图书馆，都留下了张耀祠为毛泽东借书的记录。

毛泽东晚年患上了白内障，无法再看书了，很不习惯这种离了书本的生活。他让张耀祠为他找一位专门念书的先生，张耀祠邀请北京大学的芦荻同志专门为他读古文和诗词。她每天要为毛泽东念两、三个小时的古文，边念边谈，芦荻说，毛泽东是一位“嗜书如命”的人。

毛泽东年过八旬的时候，还像个不服输的青年，一次叫张耀祠和他掰手腕。张耀祠故意摆出了要较量的架势，但并没有用多大力气，故意让毛泽东赢了。他笑着对毛泽东说：“主席，你的手劲真大，我可比不过你。”毛泽东哈哈大笑起来。

张耀祠默默守护在毛泽东的身边，很多很细微的小事情，很多不起眼的小物件，张耀祠可能要花很多很多时间去安排妥当。就连毛主席家里的事张耀祠也考虑得很周到。

有一天，张耀祠去看望毛主席的女儿李讷，张耀祠是从小看着李讷长大的，对这位叔叔李讷也不介意便对他说：“现在生了孩子，雇了保姆，生活上有些困难。”张耀祠说：“实在不行，向你父亲要一些吧！”李讷不好向父亲开口。

回到毛主席那里，张耀祠说了李讷的困难，毛主席说：“你觉得给多少钱合适？”

张耀祠回答说：“给8000元吧。”

“给那么多呀，我的钱是工人农民给的呀！”毛主席掏出一支烟，坐在那里想了一会儿说：“好吧，给她8000，先给她3000，那5000以后再给。”

听到主席同意给8000元，张耀祠很开心，因为他帮助李讷解决了生活的难题。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离开了人世，张耀祠悲痛欲绝，常常想念起主席的音容笑貌，后来他写了回忆录《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回忆了在毛主席身边43年的点点滴滴，用以寄托哀思。

晚年的张耀祠将军

1976年10月6日，党中央决定拘捕“四人帮”，张耀祠负责逮捕江青。当晚8时30分，他带领行动小组到江青的住所，向江青宣布了党中央对她隔离审查决定。尔后将江青押送到隔离审查关押地点，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张耀祠的题词

张耀祠对家乡于都有着很深的感情，17岁参加红军离开亲人，不知母亲和二哥生活怎样了，但由于担负着毛主席的警卫任务，很难脱身回家乡看望。1950年，在毛主席的提议下，他终于回到了阔别已久的于都家乡石灶村，见到了还是在少年时期见过的父老乡亲，但唯独没有看见母亲。原来他的母亲在他离家几年后就逝世了，听到这个消息，张耀祠心中悲痛不已，放声大哭，在场的人无不动容。

毛主席去世后，张耀祠任成都军区副参谋长，时间充足了，他多次返回家乡于都。2010年10月30日，张耀祠最后一次返回于都时，突发心脏病在南昌去世，享年94岁。

2、谢明：命运中与丁盛成为精彩搭档

谢明少将

谢明小传：1915年出生，于都县桥头乡中石村人。1929年参加红军，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转为中共党员。历任共青团干都县古龙冈区委书记、股长、晋察冀军区组织部副部长、军分区司令员、师政委、军政委、广州军区政治部主任、军委工程兵副政委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和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谢明军旅生涯中最值得称道的是与开国少将丁盛成为54军的军政主官，黄金搭档，丁盛任军长，谢明任军政委。俩人都是于都人，丁盛比谢明年长2岁，谢明比丁盛早参军1年；1955年俩人都被授予少将军衔；于都籍开国将军只有16人，我军共有70个军，他俩能在一个军担任军政主官，的确是缘分加机遇再加巧合。

 我们先聊谢明在与丁盛共同担任军长、政委之前的经历，看看他们俩是如何走到一起的。

苏区时期，丁盛红先后任三军团12团2营4连战士、班长、连指导员，红28织科科长、二团政委。而1929年，年仅14岁的谢明加入了红军。1930年6月又回到地方，从事青年工作，任桥头区儿童局的书记，被誉为“出色青年工作者”。后他又回到部队。

第五次反“围剿”前，为了扩大红军，进一步激发群众参军参战的热情，在红军总政治部和共青团中央的倡议下，经党中央批准，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少共国际师”，1933年8月5日在宁都县正式成立，由周恩来亲自授旗，陈光任师长，冯文彬任政委，全师共一万余人，党团员占70％，下辖三个团，谢明任第45团政委，归红一方面军总部直接指挥。全师平均年龄18岁，历任师长都是20多岁，师政委肖华上任时年仅17岁。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中央苏区有1万多名青少年踊跃报名。

经过两个月地突击训练，“少共国际师”便投入了第五次反“围剿”作战。第一仗是在闽北拿口与国民党军周志群部的遭遇战，“少共国际师”奉命配合红三军团和红五军团在东线抗击敌人，不到两个钟头，就干净利落地全歼敌军一个连。随即挥师渡过闽江，又击溃敌军200多人，还在莲花山歼敌一个排哨，前后共歼敌300多人，缴获了不少枪支弹药。谢明率“少共国际师”45团在入闽反“围剿”战斗中打出了威风，受到了总部的通令嘉奖。在后来的“少共国际师”军史中，谢明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长征时丁盛担任红三军团12团2营4连指导员，攻占娄山关一战，他率部首先撕开口子，一举攻破了娄山关，在全军声名大振。长征中，谢明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巡视员；1935年6月，在红一军团教导营任民运干事的谢明，在黑水地区筹粮回归途中，遇武装土匪，他临危不乱，英勇杀敌。在激战中，谢明为保护战友和粮食，右臂中弹，掌骨粉碎，致使右臂致残。谢明右手虽残，却用左手练得一手好字，令人惊叹。

抗战时期，丁盛任八路军挺进军七团政委，晋察冀教导二旅一团政委，热辽纵队27旅旅长，在“百团大战”中表现出色。谢明任八路军总部特务团政治处任民运股股长、晋察冀军区任第二支队六大队政治处主任、大队政委、晋察冀军区第二军分区第四团政委等职，主要从事抗日宣传以及发动群众等相关工作。抗战胜利前夕， 年仅30岁的团政委谢明被任命为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参与指挥了晋察冀军区的反“扫荡”。聂老帅称赞他是“经得起考验的好干部”。

解放战争时期，谢明先后任热河军区政治部主任、热河军区热西军分区政委、中共热西地方委员会书记、热西军分区司令员、热西军区独立师政委、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第八纵队第22师政委、第四野战军第十二兵团第四十五军第133师政委、第45军副政治委员等职，参加了辽沈、平津、衡宝及广西诸战役等著名战役。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1948年8月，谢明任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第八纵队第22师政委时，丁盛任八纵24师师长。八纵队司令员段苏权在回忆《东北野战军第八纵队在辽沈战役中的战斗历程》一文中，对谢明和丁盛在辽沈战役，特别是攻打锦州时带领22师和24师的出色表现，给予了高度评价，这是谢明与丁盛在同一个纵队、同一场战役中、同样受到纵队司令员的赞扬。8纵出色成了东总所赋予的突破锦州城的重任，共毙、俘敌1万余人，有着于都师政委谢明和师长丁盛的共同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的1949年10月，谢明被任命为第45军副政委；

1950年3月丁盛被任命为第45军副军长。谢明与丁盛不仅同在一个军，而且在一个军的领导班子里任职，离俩人共同担任54军军政主官仅差一步之遥。

54军军政主官，军长丁盛，政委谢明

1952年10月，人民解放军第44军与第45军合并，第44军的前身是邓华纵队，第45军的前身是黄永胜纵队，两个军都是能征善战的部队。合编后无论用谁的番号，对方都不大服气，都想保留自己的番号，双方争执不下。后来周恩来总理把两个军的原番号各取一个“4”字和“5”字，合并为一个军后，新番号是两个军原番号的组合“54军”，双方都非常满意。1952年10月，谢明被任命为54军第一任政委；同时，丁盛被任命为54军第一任军长。谢明在参加红军23年后，丁盛在参加红军22年后，两位于都老乡终于成为一个军的军政主官。

身穿将军礼服的谢明

分别任第54军军长、政委后，谢明与丁盛配合默契，珠联璧合。1953年2月2日，志愿军第54军入朝作战，俩人共同指挥第54军创造了战场歼敌佳绩：1953年7月13日，重创南朝鲜军“首都师”、第六师和第八师，歼南朝鲜军1.4万余人；1953年7月15日，54军打退南朝鲜军多次进攻，歼南朝鲜军6250多人；1953年6月下旬至7月27日，丁盛和谢明率部参加抗美援朝最后一个战役——金城战役。此战，54军3个师被分散使用，但参战部队表现非常出色，攻得上，守得住，打得英勇顽强。在前后15天的战斗中，54军共进行大小战斗254次，歼敌7662人。1958年丁盛和谢明率54军回到国内，是最后一支撤离朝鲜的部队。

谢明与丁盛在54军一起共事6年，情同兄弟和手足，1955年俩人都被授予少将军衔。这对于都籍军政主官在54军的军史上留下了一段佳话。

后来，谢明任广州军区政治部主任，丁盛任广州军区司令员，又同在一个大军区。但时空不一样，谢明是1960年5月至1963年4月任广州军区政治部主任；丁盛是1969年任广州军区司令员。时空使他们在广州军区擦肩而过，但他们的友谊并没有中断，“文革”中，谢明因“西路军”的问题被诬陷为“叛徒”，关押两年后被送往军委工程兵在河南的农场劳动。据说谢明刚从农场回来，尚未复职，到广东从化疗养，丁盛曾几次从广州到从化探望老战友。

1958年7月，谢明离开54军先后任41军政委、广州军区政治部主任、军委工程兵副政委，1985年4月21日在北京病逝，享年70岁。

谢明（右四）受到毛主席的亲切接见

3、曾庆良：关键时刻舍命营救李先念率领的西路军

曾庆良小传：1917年出生，江西省于都县铁山垅镇大庄村人。1931年参加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历任报务员、电台台长、队长、无线电科副科长、通信科科长、西北军区通信学校校长，西北军区司令部通信处政委、军事通信工程学院副院长，雷达工程学院院长、总参谋部通信部副主任。1961年晋升少将军衔，获得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和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曾庆良少将

开国少将曾庆良干了一辈子通信兵，在通信兵的最高职务是总参谋部通信兵部副主任，而在通信兵生涯中最大的贡献是在危难关头，营救了李先念率领的红军西路军。

 1931年曾庆良参加红军，次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入中央军委无线电通信学校学习。先任红一军团电台报务员，后到红四方面军电台工作。

1937年3月上旬，国民党西北第一路军第五纵队司令马步芳接到蒋介石密电：红军西路军余部千余人，由李先念等率领沿祁连山腹部西进，令马步芳立即派兵追击，务必全歼。

于是，马步芳拟了两个“十万火急”的绝密电报：第一封命令驻扎西宁的马步銮旅立即抽调骑兵一个团，由旅参谋长郭全良带队，经由都兰县方向前往追击；第二封是命令仍在河西的骑兵总指挥马彪立即派主力骑兵星夜就近“围剿”。

这两个电报译成密码后，送到电台报务主任熊维邦手中。熊维邦没有看内容，就把电报密码稿交给为他代班的报务员曾庆良，便自己回家逍遥去了。

曾庆良不是红军的电台报务员吗？怎么成了马步芳总部的报务员？曹晋杰在《九死一生的红军西路军电台报务员》一文中讲述了其中的来龙去脉。

1936年底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奉命深入河西走廊的红军西路军遭到了马步芳、马步青等部的围追堵截。西路军孤军奋战没有根据地作依托，又无兵员和弹药物资补充，虽然浴血奋战毙伤俘敌约2.5万余人，但最终寡不敌众，走向失败。1937年3月14日，在国民党军队围困中的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徐向前、陈昌浩离开部队，回陕北向中央报告，其余的部队分成3个支队，在由李卓然、李先念等组成的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转入祁连山区打游击。

西路军电台队长刘俊英、机务员刘玉廷、报务员曾庆良以及工作人员黄子坤、冯国寿、陈祖任等奉命带着电台，随红9军军长孙玉清突围。不久，马家军的搜山骑兵发现了他们，刘俊英等6名电台人员被俘。

曾庆良和西路军电台人员被俘后，以为凶多吉少。但一个偶然的因素使他们转危为安。西路军总部电台有一名管理机务的工程师叫刘景炎，他原是冯玉祥西北军总部的工程师。而马步芳原来是冯玉祥的部下，马步芳的部下中许多人认识刘景炎。西路军余部撤进祁连山后，刘景炎被敌马忠义部俘虏。马步芳的骑5师师长马步青正急缺通信人才，闻讯后立即让人把刘景炎押到武威，给以厚待，为自己的电台服务。更巧的是马步芳在西宁的电台台长张之俊也曾是冯玉祥的部下，与刘景炎是老同事，当年私交不错。刘景炎在武威用马步青的电台与他电报往来，续上了旧缘。

于是，当刘景炎听说又有西路军电台人员被俘，便给张之俊发去一封电报，说明西路军中有些被俘的无线电通讯人员是自己的学生，念彼此都是同行关系，恳求大力给予营救。

张之俊拿着电报与报务主任熊维邦商议，目前电台中能上机工作的人不多，西路军被俘电台人员正好雪中送炭。再说，救了这些人命，他们会感恩戴德，老实卖命的。熊维邦觉得张之俊说得在理。于是，他让张之俊当场给马步芳写了一个呈签：“我们电台日渐扩大，所需人员缺乏，虽在继续培养，一时尚不能满足需要，在红军西路军被俘人员中，肯定有此类人才，能否清查一下，为我所用。”

马步芳虽说生性残暴，但却知道电台的重要性，所以予以批准。就这样，曾庆良、刘俊英等人被送到马步芳的西宁电台。这才有了曾庆良出现在马步芳总部电台的情况。

曾庆良从熊维邦手中接过电报密码稿，一看大吃一惊，这电报发出去，翻越祁连山的红军西路军李先念余部将遭到马家军骑兵主力的追击，有可能造成灭顶之灾。怎么办？外黑心红的曾庆良抱着牺牲自己的决心，假装上机发报，按了几下电钮做个样子，而后又将电报密码稿放回熊维邦办公桌上，便下班了。

4天之后，马步芳得知他的部下刘呈德部在玉门附近的青山头与沿祁连山西进的红军西路军接火，立即下令将调往都兰县的那个骑兵团撤回，同时想起打电话追问电务处：给马彪的电报已经发出4天，为什么不见回电？

电务处中校主任赵焕耀接到电话，立即去找电台台长张之俊查对。张之俊马上去询问熊维邦，而熊马上回机房查找，见那封电报密码稿还放在自己的办公桌上，没有发出，知道坏事了，立即找来曾庆良：“这封电报你怎么到现在还没发？”

“熊主任，机子里声音嘈杂，干扰太大，我发了几次都发不出去……”曾庆良轻松地解释着，不以为然。

“哎呀！你给我惹下大祸了！”熊维邦吓得脸色苍白。

“不要紧吧？要不，我再发一次试试。”曾庆良很歉疚的样子。 

“算了，算了，来不及了。”熊维邦一摆手，就急急忙忙找张之俊解释去了。张之俊一听，气的说：“看你闯下的这个祸！”坐在一旁的赵焕耀也直骂熊维邦。这时，译电主任朱长玉也来了，他没吭气。熊维邦自知理亏，忍气吞声地问：“老师，赵兄，你们说怎么办？”

张之俊曾教过熊维邦收发报技术，且为人宽厚，不再说什么，只是急得在房内来回踱步。赵焕耀和熊维邦是同学，两人平时交情不错，也不再说什么。

“准是曾庆良他们有意扣下了电报，不发出去。”张之俊说。赵焕耀立即附和说：“肯定是这样！这是一封命令追击他们西路军的电报呀。电报稿虽说是密码，可都是在明码的基础上略加改动编成的，稍有收发报知识的人都能看懂。”

熊维邦没接话茬，但他心里早就猜到是这么回事了。过了一会儿，他问张之俊：“老师，你说怎么办哩？”

“咋办？这事要让马主席（马步芳）知道真情，麻烦就大了。曾庆良活不成不说，咱们几个也得倒霉。这样吧，长玉，你去向马主席汇报，就说这几天天气不好，干扰大，电报没发出去，反正刘呈德已在玉门青山头阻击了红军西路军，马主席也好向老头子（蒋介石）交差了。”

“只好如此了。”朱长玉似乎有些为难，但还是去了。

熊维邦和张之俊、赵焕耀提心吊胆地在电台等着。出人意料的是，马步芳竟没有追查。曾庆良扣压电报，使李先念等率领的红军西路军余部逃过了一劫。庆幸的是熊维邦和张之俊他们怕连累自己也没有追究曾庆良，让他也躲过了一劫。但此后他们对曾庆良处处防范。

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中央同意将马步芳所俘红军西路军战俘东调南京，以为抗日服务。熊维邦、张之俊、赵焕耀他们也借机清除身边的“定时炸弹”，曾庆良等6人也在东调名单之内。他们先被押到兰州，关进了“临时感化总队”受训感化。一个多月后，他们又被押往西安。途经平凉以东40里的同贤镇时，在老乡的帮助和红军援西军的配合下，曾庆良等人顺利逃跑，最终回到了延安。

抗战开始后，曾庆良任军委第三局无线电科副科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通信科副科长，晋绥野战军通信科科长，西北军区通信学校校长、西北军区司令部通信处政委。

建国后，任西南军区通信处处长。1956年毕业于军事学院空军系。后历任军事通信工程学院副院长，雷达工程学校、通信工程学院院长，最后任总参谋部通信兵部副主任。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1996年1月2日，曾庆良在北京病逝，终年79岁，为我军通信事业奋斗了一生。

4、刘友光：报务员出身的战略导弹部队领导

刘友光小传：1917年2月出生，于都县段屋乡严岗村人。1932年参加红军，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报务员、班长、通信科长、师政治部主任、军分区副政委、炮兵学校政委、炮兵学院政委、第二炮兵副政委等职。1964年晋升为少将。曾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和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刘光友少将

于都籍开国少将刘友光的战火人生中可圈可点的经历有三件：一是发挥通信兵在战争中的关键作用；二是危难时刻营救了纵队司令吴瑞林；三是在炮兵和第二炮兵建设中作出积极贡献。

1932年15岁的刘友光参加红军后，大多数时间是在通信兵，他开始任红军江西军区22军连队通讯员，红3军团13团通讯班副班长，因工作出色，他被选送到瑞金红军通讯学校学习，并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回到红五军团任报务员。长征到达陕北后，任红15军团电台报务员。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15师343旅685团、686团、独立团电台队长，115师教导第2旅、第5旅电台队长、新四军独立旅电台队长，山东军区滨海军区13团电台队长，滨海军区司令部通信科科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东满临时指挥部通信科副科长，辽东军区司令部及安东保安纵队通信科科长。

刘光友将军纪念文集

这些通信岗位的职务使刘友光可以发挥电台作用为领导指挥作战服务。在平型关战役中，刘友光不畏艰险克服各种困难，确保通信畅通，使各级首长的命令准确、及时地传达到部队。一次，团部有重要电报要发，可是发报机电键坏了。关键时刻，刘友光用手指代替电键把电报按要求及时发了出去。从此，获得了电台“神手”美誉。

在陆房突围战斗中，刘友光时任第686团电台台长，当部队被包围时，团领导根据师领导部署，决定转移，但刘友光发现师部有急电信号要来，他根据报务员守则请求推迟撤退，暂缓撤线。团领导不同意，但刘友光一再坚持，最终团领导同意让电台再等1小时，幸运的是仅过半个小时，电台收到了师部要求第686团原地待命，准备掩护师部机关突围的命令。第686团及时收到电报，最终完成了掩护任务。

抗日战争胜利后，刘友光随部队挺进东北，任东北民主联军东满临时指挥部通信科副科长，辽东军区司令部通信科科长。1946年4月，刘友光任新成立的辽南军区参谋主任。辽南军区成立之初，军区司令员吴瑞林要求刘友光负责司令部机关组建工作，给他明确了两项任务：一是把通信搞起来，在国民党大部队到东北之前必须搞好，确保辽南军区上和东北局、东南满军区，下对各个团及大连市各个单位能随时保持联系；二是把司令部组织机构建设起来，把司令部工作开展起来。当时由于很多团没电台，即使有电台也没有人，报务员、译电员很缺乏，加上机关人手很紧，完成这两项任务的难度非常大。

刘友光毫无怨言，尽职尽责完成任务。一次，由于连续几天都没有休息，警卫员担心他的身体受不了，发牢骚说：“主任啊，人家说你是个不管主任。”

“谁说的！”他生气地问。

警卫员说：“别人说，凡是别人不管的你都管。”

他听后严肃地说：“干革命不管事还叫什么革命呢？不管事要我们在这干什么？这些工作不抓紧搞好，等仗打起来想搞也来不及了。”

经过两个月的艰苦努力，刘友光配齐了电台，培训了人员，同上下两级的通信联络畅通了，司令部机关的工作开展起来了。吴瑞林从前线回来后满意地对他说：“友光啊！通信搞通了，司令部像个样子了，我这个司令也好当了，不然敌人大部队来了，我这个司令还不得跳单人舞？”

在辽南军区刘友光还在关键时刻救了吴瑞林司令一命。那是1946年底“一保临江”战役里，当时辽南军区，奉南满军区肖华司令员命令，在吴瑞林司令和金振钟参谋长把前线伤员，迅速疏散到大连岗边的徐家屯。

按照吴司令和金参谋长的指示刘友光亲临一线部署伤员转移，任务完成得不错。可是不久南满军区又来了新命令，东野4纵12师打完新开岭战斗之后，敌人尾追纠缠，12师在岫岩和盖县之间顾虑到有伤员和辎重，一时难以摆脱，要求辽南军区给予援助。

于是，吴瑞林和刘友光带领辽南军区一团一个营，三团全部还有军区警卫营一个连，前去接应。

接应到12师后，吴瑞林经过与大家商议，让主力师带伤员辎重后撤休整，辽南军区部队趁机打掉敌人的追击部队。开始很顺利地打掉了敌人一个营，后来敌人察觉到当面我军不是主力部队，便一窝蜂压了上来。

恰在此时，吴瑞林司令员得了急性盲肠炎，医生建议尽快手术，吴司令一心想着部队撤离，迟迟不同意手术，可把金参谋长急坏了，刘友光力劝吴司令下了尽快手术的决心。

3个小时的手术很成功，但是此时敌人也迫近了。撤离过程中，随吴司令行动的只有一团一个营和警卫营一个连，走到杨树林子的时，侦查发现前方的林子外面有敌人一个营。

关键时候，刘友光下定了决心，他命令警卫连掩护吴司令，自己带领一团这个营，与敌当面展开对攻。刘友光给一团战士们下了三条命令：一是不打空枪，接敌近战后用刺刀，手榴弹解决战斗；二是接敌后，吼声要响，要吓破了敌人胆子；三是冲锋要猛，追敌速度要快。

战斗一展开，就把敌人打蒙了，纷纷溃逃。刘友光带领部队快速追击，恰巧遇上敌人送给养的一个后勤分队，三下五除二就把这股敌人也顺手缴械了。此战，缴获两挺轻机枪，50多支冲锋枪，还有敌人后勤分队的米面粮油。

战后回到后方，吴瑞林对刘友光说：“友光呀！我谢谢你，不仅保护了我和部队的安全，还指挥部队果断地打了个小胜仗，特别是还为一团搞到了过年的米和面，这比多抓几十个敌人，缴获几十支枪还重要啊！”后来，吴瑞林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担任志愿军42军军长，与美军作战打出了威名，受到志愿军彭德怀司令员和毛泽东主席的称赞，这与当初刘友光救吴瑞林一命是分不开的。

 刘友光几十年的战火生涯从参加红军开始一直打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他的履历中记载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高虎脑战役、新田战役、湘江战役、土城战役、遵义战役、娄山关战役、直罗镇战役等；抗日战争时期：参加平型关战役、广阳战斗、陆房突围、程道口战役、诸城战役等；解放战争时期：参加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熊岳城、普兰店战斗、辽沈战役、平津战役、衡宝战役等；新中国成立后：参加广西战役、六万大山剿匪等。

全国解放后，刘友光先后任中南军区炮兵第5师政委，中南军区炮兵政治部副主任，锦州炮兵训练基地和炮兵学校政委，沈阳炮兵学校政委。宣化炮兵学院副政委、副院长、政委，第二炮兵第52基地政委，第二炮兵副政委，为炮兵院校建设和创建第二炮兵首批作战基地，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精干有效的战略导弹部队作出了重要贡献。

1988年10月26日，刘友光在北京逝世，享年7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