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军、空军任职的开国少将四位：方槐、段德彰、杨思禄、谢正浩

16位于都籍开国少将不仅有在陆军任职的，也有在海军、空军任职的，而且都是独当一面的军政主官，其中两位担任过军长、司令员，一位担任过南海舰队政委。

1、方槐：于都走出的人民解放军第一代飞行员

方槐小传：1917年出生在于都县银坑平安寨一个贫苦农民家。1932年参加红军，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战士、干事、科长、军青年部部长、军委民航局机航处处长、中国人民航空公司经理、武汉军区空军副司令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曾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和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方槐少将

在于都这片红土地上，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的“航空火种”，他就是开国少将、我军第一代飞行员方槐。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方槐驾驶战机带队从天安门上空飞过，创造了中国人民空军参加开国大典的辉煌历史。

1932年2月，年仅15岁的方槐参加红军时并不是飞行员，那时红军还没有空军，他先在作战部队当兵，后来在红一军团野战医院任干事，再后来又回到作战部队的团政治处任青年干事、师政治部青年科科长、师政治部组织科副科长，参加了中央苏区反“围剿”、长征和直罗镇战役。1933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

1934年10月中旬，方槐从家乡于都出发跟随中央红军踏上了长征路，历经磨难。方槐晚年回忆：“长征途中，最困难的就是没有吃的和喝的。”一军团过了贵阳后，机关的同志三天三夜都没好好吃过一餐饭，连喝水都很困难。方槐的包里有个鹅蛋，虽然饿得发慌，他一直都舍不得吃。到了云南边界，在山边见到一股泉水，几千人的队伍一人只能接一杯。方槐这才把鹅蛋拿出来，和另外三个同志一起分着吃掉了。

“睡眠不足是常有的事，有时走着走着都会睡着。”方槐回忆，一次部队遭到国民党飞机的轰炸，大家都隐蔽在路两边的沟里，仰面看着炸弹一颗颗地从天上掉下来。幸亏躲藏及时，才躲过一劫。

    翱翔蓝天的方槐将军

有一天，太阳晒得暖洋洋的，大家实在太疲劳了，很多人竟睡着了。方槐在半梦半醒之间突然听见叫喊声，猛地睁开眼睛抬头一看，尾追而来的敌人距他只有十来米，他跃起来猛跑，又逃过了一劫。

方槐是于都籍红军的幸存者，为我党培养第一代飞行员留下一棵好苗子。

方槐到达陕北后，抗日战争爆发，国共合作开始。新疆军阀盛世才在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影响下，也为了骗取苏联的援助，一度成为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同盟者。他在苏联的援助下，开办了一个新疆边防航空队附设的航空教育班。

1937年12月，中央组织部长陈云提议，红军准备组建自己的航空队。已在红15军团任青年部长的方槐有幸被选中，派他到抗大学习。方槐不知去干什么，就去问政治部主任谭政。谭政告诉他：“要你们去学当飞行员。”后来正赶上盛世才开办航空教育班。于是，方槐和另外42名战友一道，奔赴新疆参加抗日航空教育班学习。

方槐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12岁就参加了儿童团，文化水平不高，但他卧薪尝胆，笨鸟先飞，一天只休息几个小时，付出了比别人多几倍的苦功。1938年4月8日，是方槐终生难忘的一天，42名战友许多人被淘汰了，只有24名战友如愿以偿，他也被留下了，这一天方槐飞上了蓝天。在苏联教官的引导下，方槐反复揣摩，虚心求教，严格训练，很快就能放单飞了。5年后，方槐学会了四种不同机型飞机的驾驶，苏联教官翘起大拇指夸他“哈拉索”。

    方槐将军传

1942年，盛世才背信弃义投靠了蒋介石，撕下了伪装的面容，露出了杀人魔王的真相，航空队在内的140多名中共党员全部被他囚禁，著名领导人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人惨遭酷刑，最后被残忍地杀害。抗战胜利后，方槐和其余战友，经党中央通过爱国将领、国民党政府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主席张治中多方营救，才于1946年回到延安。

1946年7月12日，方槐回到延安后，经过短期整训，受命前往东北，参加创办我军第一个航校，任航校训练处协理员，后历任第四飞行大队长、航校驻沈阳办事处主任等职。建国初期，到北京参加创建我军第一个飞行队。

1949年8月底，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交给军委航空局一个任务：10月1日新中国开国大典，要求搞几个飞机编队从天安门飞过，展示新中国的风采。方槐和战友常乾坤在阅兵总指挥聂荣臻那里接受空中受阅命令后表示：“坚决完成任务。”

回到南苑机场后，方槐组织讨论制定受阅方案。当时我军只有一个航空中队，飞机全部是国民党留下来的，型号、大小不一，开国大典，我军第一支航空队的17架作战飞机，有美国的P-51“野马”战斗机，有英国“蚊”式战斗轰炸机等多种飞机、多国飞机，但数量有限，究竟能否确保空中受阅万无一失，方槐心中没底。

    晚年的方槐将军

方槐集思广益，综合大家的建议，经过两昼夜的苦思冥想，从飞行员的选择、机型的组编及应变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等方面，都作了全面认真的研究，制定出周密空中受阅方案：空中受阅编队及人员组成；各型飞机20天的训练计划；受阅的序列、速度、高度；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应对方案等，由于国民党飞机经常到北京上空进行骚扰，为了确保开国大典的安全，方槐方案中让受阅飞行编队带弹受阅，承担空中阅兵和随时与国民党空军进行空战两种任务。后来由于飞机少，受阅场面不壮观，周恩来副主席提出了率先飞过天安门广场上空的战机，快速转弯，跟随受阅飞行编队的尾机再飞一遍，这一建议被方槐采纳。阅兵总指挥聂荣臻听了方槐的阅兵方案汇报后，高兴地说：“好啊，我们有飞机参加开国大典，你们要抓紧时间很好地组织训练。” 

    方槐将军的蓝天情怀

1949年10月1日下午4时许，方槐、刘善本、邢海帆各率一个飞行梯队，由南苑机场起飞，从东往西朝天安门广场上空飞去，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当飞临天安门广场上空时，方槐和参加受阅的空中梯队为表达全体空军指战员的心愿，三次摆动机翼，向党和国家领导人及首都人民致敬，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仰头瞭望战机通过，还不断挥动帽子向他们致敬。开国大典的空中受阅任务就这样出色地完成了。

    百岁开国少将方槐

1951年12月30日，毛主席签发命令，任命方槐为军委民航局第二民航学校（中国民航大学的前身）校长。此后，方槐历任军委民航局机航处处长，防空部队司令部作战处处长，军委民航局航务处处长兼电讯处处长，中国人民航空公司经理，空军第三航空学校校长，空军师长、副军长、军长，武汉军区空军副司令员等职。1955年，方槐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了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和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2019年2月16日，方槐在武汉辞世，享年102岁，是于都开国少将中的第一个“百岁将军”。

2、段德彰：牢记人民军队宗旨的“爱民将军”

段德彰小传：1913年3月24日出生，于都县车溪乡羊坑村人。1931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32年12月，参加红军；1933年3月，转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红军特科学校政治教员、连指导员、科长、营政委、团政委、中共西峰县工委书记、陇东地委书记、军副政委、海军青岛基地政委、海军政治部主任，南海舰队政委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和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段德彰少将

开国将军段德彰的革命经历与众不同，从他的履历中可以看出他的任职是在军队与地方之间交叉出现的，时而在军队任职，时而在地方政府任职，他还是于都开国将军中唯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代表。

苏区时期：段德彰任乡苏维埃政府秘书，少共乡支部书记、区委宣传委员；任红军特科学校政治教员、连政治指导员，红一方面军教导师政治部宣传科科长，红军大学营政委，团政委，陇东西峰镇红军办事处主任。

抗战时期：段德彰任中共西峰县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共庆环分区党委统战部部长，中共陇分特委统战部部长，陕甘宁边区陇东（分区）临时参议会副议长，中共陕甘宁边区陇东分区特委代理书记，陇东地委书记。1945年4月至6月作为陕甘宁边区代表团成员出席中共“七大”。

解放战争时期：段德彰任中共热东地委书记，冀东党校组教科科长，冀察热辽军区后勤部政治部主任，东北野战军第九纵队副政治委员，第四野战军四十六军副政委。

新中国成立后，段德彰任海军青岛基地政委，海军政治部副主任、主任，东海舰队第二政委，南海舰队政委，海军顾问。

这份履历可以表明，段德彰在地方任职使得他更了解人民群众的疾苦；在军队任职使他对人民军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理解更深、更透。

正因为有这样特殊的经历，段德彰得以一辈子保持着人民的情怀，一辈子在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一辈子为人民做好事、做善事，被人们誉为牢记人民军队宗旨的“爱民将军”。1996年9月6日海军党委作出了《关于开展向老红军战士段德彰学习的决定》，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解放军报》等主流媒体对段德彰的爱民情怀作了广泛报道。

1950年，离家20年的段德彰第一次回到了故乡于都县车溪乡羊坑村，感慨万千：一起参加红军的11人，只有他一人活着回来了。他感到自己这条命有幸留下来了，就要好好为人民造福。

段德彰把家乡于都对中国革命的贡献记在心头，他经常讲：“没有老区人民的牺牲与奉献，就没有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新中国。革命成功了，不能忘记老区人民。”

1984年，段德彰再次回到于都。如果说建国后第一次回家乡的段德彰是感慨，这次回家乡是伤感。看到解放30多年了家乡还很贫穷落后，有6个山村近万人口的生产、生活用电还没有解决，他寝食不安。他想，自己给乡亲们寄钱寄物，杯水车薪，消除不了贫困之根，要彻底帮助乡亲们脱贫致富，只有帮助他们大力发展老区经济。于是，他给江西省委领导写信，请省委、省政府对老区的用电及经济发展给予帮助。不久，省有关部门拨出10万元专款，在这6个偏僻的山村架设了电线，解决了生产生活用电，给当地群众送去一片光明。1987年，段德彰考虑于都是产柑橘大县，办个专治柑橘病虫害的农药厂很有必要。于是，他主动牵线搭桥，引进技术、人才和资金，在车溪乡办起了一个农药厂。后来，这个万人贫困乡已告别了贫困，1995年全乡工农业总产值达7000万元，人均收入1400元。

急人民所急，帮人民所难，为人民谋幸福，是段德彰坚持的人生准则。1963年，河北发大水，他马上寄去500元钱和50公斤粮票；1991年，安徽发生洪涝灾害，他为灾区人民捐款1000元；南方数省暴雨成灾，他再次捐款1500元。1993年，于都县准备在长征第一渡的于都河长征渡口旧址修筑“长征大桥”，打通湘南、赣南、闽南要道，发展老区经济，段德彰当即寄去了1000元，并写信鼓励家乡政府把这件造福老区人民的事办好。

1993年，侨居海外的段氏宗亲给段德彰写信，想集资设立一个“段氏教育奖励基金”，奖励和资助学习优异和家庭困难失学的段氏家族子弟。段德彰认为，设立教育奖励基金是好事，但不能仅面向段氏家族子弟，如果搞成面向全县的教育奖励基金，那对发展老区教育事业，培养老区建设人才将会发挥更大作用。

段德彰立即给发出倡议的段氏宗亲寄去1000元，并写信说明自己的想法和建议。侨居海外的段氏宗亲采纳了段德彰的意见，很快筹集了10万港币，捐献给于都县人民政府，设立了“于都段氏教育奖励基金”，奖励全县品学兼优的学生和教学卓有成就的教师，段德彰被推荐为基金会名誉会长。该基金会促进了全县教学质量的提高，1995年全县高考录取人数突破400多人，“八五”期间全县向高等院校和中等专业学校输送人才4000多人。

段德彰将军离休后，上海某街道成立“关心下一代”协会，请他担任名誉会长，他满口答应。他说：“我帮那些上不起学的孩子一把，是让他们能感受到共产党的温暖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1993年，段德彰从报纸上得知共青团中央发起“希望工程”，救助老少边穷地区失学儿童的消息后，立即给北京邮去了200元。后来，上海市也设立了“希望工程”办公室，并开展“1＋1”结对子助学活动，于是，段德彰和夫人决定从1994年开始每人每年资助一名失学儿童重返校园。在资助对象的选择上，段德彰夫妇坚持两条：一是贫困的老区，二是家庭困难的女童。他们先后给希望工程捐款2400元，帮助七名老区失学儿童重返校园。

段德彰常说：“我跟着共产党走过几十年，记住的就是一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因为共产党闹革命就是为了劳苦大众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现在搞改革开放，更不能忘记工人农民。”

1963年11月，时任海军东海舰队政委的段德彰，听说舰队管理处的临时工邱伟中父母相继病逝，留下4个7岁至18岁的孤儿，便主动义务承担起了接济和教育孤儿的责任。孩子们一年四季的衣服都由段老夫人路毅请人缝制和购买。每逢春节，他们都要将这些孩子们接到家里过节；邱伟中的妹妹生病了，路毅就带她去医院检查治疗。段老夫妇还把智障者邱伟萍接到家里调养，培养生活自理能力。

整整六年时间，段德彰夫妇以父母般的慈爱，将党和国家的温暖送给了邱家兄妹，抚慰着四个孤儿的心。

1968年，段德彰调任南海舰队政委后，邱伟中仍和段德彰夫妇保持书信往来，仅段老让夫人写给邱伟中的信就达四十多封。

 湛江到上海，虽然遥远，却隔不断段德彰夫妇对邱氏兄妹的一片深情，对四孤儿生活中的困难，他们一如既往地给予资助。1970年邱伟中结婚时，他们送去了150元，还有被面、枕巾等用品；听说伟中的弟弟伟民要上云南支边，他们又专门为他准备了蚊帐、胶鞋等。

后来，邱伟中成为上海某单位的科级干部，邱伟民成为武汉钢铁厂的高级工程师，两个妹妹成家后也很幸福。他们一直把段老夫妇当作最可亲可敬的人。

1995年春节前夕，作为上海市长宁区新华街道“关心下一代”协会名誉会长的段德彰和夫人路毅一同参加了年前的访贫问寒活动。这天，他听街道干部说，辖区内有一个叫肖惠娣的女工因患尿毒症，生活十分艰难。段德彰说：“她家住哪？领我去看看。”

在街道同志的搀扶下，段德彰吃力地爬上一幢居民楼的四楼，叩响了肖惠娣的家门。肖家里没有一点节日气氛：侧卧在床的肖惠娣被疾病折磨得面黄肌瘦；丈夫朱淼泉愁眉紧锁，唉声叹气；女儿朱琳站在一旁发愣。

“我还能活下去吗？”在这位素不相识的白发老人面前，肖惠娣泣不成声。

“你会活下去的。要相信我们的党和国家，只要有救治的一线希望，我们都会努力。”段德彰握着肖惠娣的手说。

随后，段老又关切地询问孩子朱琳的学习。当得知孩子交不起学费时，他让夫人拿出身上仅有的200元钱塞到孩子手里，并对朱淼泉说：“千难万难，也要让孩子读书。从今往后，孩子的学费由我们负担。”

离开肖惠娣的家，段德彰心急如焚。他想，要治好肖惠娣的病，所需费用都靠自己难以承受。正在他为此事犯难时，街道干部建议他以老红军的名义呼吁全社会来救助肖惠娣。很快，一封由段德彰签名的《救救这个特困家庭》的短信，刊登在上海《文汇报》上。他不仅写信呼吁，还动员自己的秘书想方设法募集到1万元人民币。

老红军的真诚地呼唤感动了千百颗爱心，上海各界群众的心被一位濒临死亡的女工牵动着，也被一位老红军的高尚情怀感染着。

“学习老红军，向特困女工献爱心”活动，迅速在上海各界兴起。干部、工人、企业家、香港同胞纷纷伸出援助之手，段老自己也率先拿出500元捐给肖惠娣，很快肖惠娣的换肾费用得到满足。一个多月后，肾移植水平在国内居领先地位的上海长征医院的专家，为肖惠娣施行的换肾手术获得成功。肖惠娣得救了。可就在这时，一直为肖惠娣和她家操心的段德彰，却因患结肠癌住进了医院。身患重病的老将军仍然关心着肖惠娣的治疗。他时常托人给这位女工送去水果和营养品。春节刚过，他又给肖惠娣的女儿送去了新衣服和学费。

当躺在病床上的段老听说肖惠娣病愈出院时，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肖惠娣出院后立即去看望病中的段德彰，她声泪俱下地说：“没有您老的帮助，我这位普通女工早撒手西去了！是您老使我认准了——还是共产党好啊！”

    段德彰出席党的七大的代表证

1995年段德彰被评为上海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十佳个人”称号，并当选中共七大、九大、十大、十一大代表。

1999年1月16日，段德彰将军因病在上海逝世，他把于都“爱民将军”的美誉永远留在了人间。

3、杨思禄：从少共国际师走出的战区空军司令

杨思禄小传：1917年10月4日出生在于都曲洋乡曲洋村，1933年参加红军，同年加入共产党。历任排长、连长、副营长、营长、团长、旅长、师长、航空学校副校长、空军军长、福州军区空军司令员。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曾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和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杨思禄少将

于都籍开国少将杨思禄算是具有传奇色彩的将军：长征中两次大难不死；当营长一仗干掉日伪军300多人；三次主动要求降职使用；由飞行员直接当飞行师长；国土防空指挥击落敌机一架；长寿将军——享年104岁。

1933年16岁共青团员杨思禄和两个哥哥一起参加红军，他和二哥杨思福分配到少共国际师，师长陈光、政委肖华。这是红军中最年轻的队伍，平均年龄18岁，团员占70%，6700多人，分为三个团，杨思禄编在第45团一营三连，由于作战勇敢，同年在火线入党。

1934年10月17日傍晚，杨思禄告别自己的家乡渡过于都河，踏上长征路。杨思禄晚年回忆，在长征路上两次死里逃生。

第一次是在1935年遵义会议后的土城战斗中。当时他不慎被敌人的子弹打中了左脚，无法行军。部队离开时把他寄养在一个老乡家里，给了老乡打土豪缴获的两斤大烟，那个时候没有钱，用大烟当钱，贵州人把大烟土当宝贝，部队也给了他两斤大烟作为活命钱。谁知有个坏家伙教唆老乡，杀了杨思禄可以多得两斤大烟，或者交给上面去，领赏钱。在里屋装睡的杨思禄把坏人的谋杀计划听得一清二楚。他寻思着怎样逃出虎口，然后急中生智在屋里叫喊肚子痛得厉害，要去拉稀，并说有两斤大烟土在枕头底下，给我看好，俩人一听说大烟土，心中暗喜，表示一定看好。杨思禄借机上厕所，拄着棍子一瘸一拐地跑了。

在追赶红军大部队的路上，杨思禄的脚伤感染病菌化了脓，他顽强地坚持着行走，没东西吃就用野菜苦果充饥，艰难行走十几天后，终于赶上了红军。师政委肖华一眼认出了杨思禄，他翻身下马，把杨思禄扶了上去。听了他的经历后，肖华政委感动于他坚定不移追随革命的信念，主动将自己的马让给了他，直到脚伤愈合可以正常走路。

    身穿飞行服的杨思禄

第二次死里逃生是在长征过草地的时候。杨思禄因为生病，晚上下雨，昏睡在树底下。杨思禄回忆：“天亮以后，部队走了，我只觉得一身都软了，不但走不动，连坐都坐不稳了，我使劲坐起来，又支持不住倒下去了。昏迷中感到有人在解我的干粮袋，原来一个战士以为我已经死掉了。我有一种求生的本能，死死拉住干粮袋，说‘你干什么拿我的干粮？’他一看我还活着呢，便竭尽全力拉我坐起来，让我靠在树上晒太阳。太阳把衣服烤干了，又碰到一位掉队追赶队伍的战士，他就是后来的中国民航局局长马仁辉。他腿部负伤，我们俩互相搀扶，互相鼓励，追了半个月后，才赶上了大部队”。

杨思禄回忆说：两个哥哥就不如我命运好。长征爬雪山的时候，杨思禄与另一个团的二哥杨思福相遇。那时，二哥瘦得皮包骨头，佝偻着腰，但眼睛里却透着坚毅。临别时，二哥告诉他，自己要跟着排长去找粮食。谁知，这一去竟是永别。在一个寨子外，二哥被反动民团乱枪打中，长眠在了长征路上。

“长征路上大哥负伤了，二哥牺牲了，许多红军战士倒下了。但我一定要走下去！”回忆起长征这条艰苦的征途，杨思禄非常感慨，当时千千万万的红军战士都抱着和他一样的信念，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都要坚持走下去。红军的路才是中国的希望，跟着红军才有生路。

长征到达陕北后，杨思禄参加了著名的平型关战役。之后，一个碰巧的机缘为杨思禄后来进入空军埋下了伏笔。

杨思禄在长期的战斗中练就了一手好枪法。在一次反日军“扫荡”的战斗结束后，杨思禄和队伍来到附近的一个村子休整。

当时他恰好口渴，便前往村口的水井处找水喝。谁知远远就看到水井边围着一圈敌人。杨思禄潜伏在一边观察后，发现这是一伙离队的日本兵，目前也只有这几个人。

确定周围没有其他援军之后，杨思禄当机立断，拿起随身携带的枪直接就扫过去一梭子，日本鬼子都没来得及开枪就全部倒地身亡了。

事后，这件事被上报给了肖华，他对这个两次拖着病体赶上红军大部队的小伙子印象十分深刻，于是便将杨思禄调任到了自己的身边，担任警卫员。

没过多久，红二师政委刘亚楼身边缺警卫员，肖华把杨思禄推荐给他。于是杨思禄又成为刘亚楼的警卫员，后来任警卫班班长，警卫连排长。直到1939年因刘亚楼被组织派往苏联军事学院学习，杨思禄才得以被调往前线的作战部队。

新中国成立后，组建空军，刘亚楼任司令员，肖华任政委，他们挑选空军干部首先想到了杨思禄，这是后话了。

离开刘亚楼身边后，杨思禄任代理连长，冀热察挺进军第37团副营长，营教导员。1942年7月中旬的一天，担任冀东军分区特务营营长的杨思禄率部在冀东军分区参谋长曾克林的指挥下，在后官地村伏击了伪治安军司令刘化南。随后，他带领全营和兄弟部队就近设伏，等待敌人的报复行动。次日，侦察员报告：日军100多人、伪军200多人押送给养车，将行至滦县甘河槽村，佐佐木就在其中。

“我那个营之前打过几个漂亮仗，有不少机枪，还有炮，火力很猛。大家听说鬼子当中有恶贯满盈的佐佐木，都攒足了劲，猛打猛冲。”杨思禄回忆说。

战斗打响后，杨思禄指挥全营主攻，这一仗从上午10时持续到晚上8时，100名日军被全部击毙。打扫战场时，我军官兵在一具被打烂、穿着衬衣的尸体旁，发现了刻有佐佐木姓名的指挥刀。此战之后，杨思禄担任了冀热辽军区特务团团长。

2012年，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出品了战争电影片《杨思禄血战后官地》。该片讲述的就是八路军二营在营长杨思禄的率领下，在后官地战斗中与日本鬼子斗智斗勇，并取得了决定性胜利的战斗故事。

解放战争时期，杨思禄任冀热辽军区热河纵队第25旅旅长，冀东军区第12军分区副司令员，华北军区教导第3师师长，第二野战军直属教导第2师师长。

    佩戴三枚勋章的杨思禄将军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点将第14兵团司令员刘亚楼担任首任空军司令员，肖华担任首任空军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组建空军需要从陆军选拔大量干部，俩人不谋而合地想到了杨思禄。而杨思禄对空军情有独钟，因为他对国民党空军和日本空军有着刻骨仇恨。1934年4月28日，参加广昌保卫战，杨思禄清楚地记得，刚上战场就遭到国民党飞机的狂轰滥炸，少共国际师前面的二连红小鬼还没有进入阵地，就被飞机炸死炸伤好几十人。一起参加红军的战友仗还没打，就牺牲在敌人的炸弹下，心里好难过。从此，杨思禄对国民党空军怀有刻骨仇恨。

杨思禄另一个不共戴天的仇敌是日本空军。杨思禄回忆：“日本鬼子的飞机第一次轰炸延安。我的一个战友叫杨兴财，是于都同我一起参加少共国际师的小伙伴，又共同经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转战南北，那么多的枪林弹雨都没能击倒他，可那天却让小日本的飞机扔下的炸弹给炸死了。我非常悲痛。他的牺牲和当年保卫广昌战役炸死几十个少共国际师战友一样在我心中留下很深的创伤。想到现在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人民空军，自己的飞机，而我又能亲身参加新中国空军的建设，这怎能不令人兴奋呢？”担任第二野战军直属教导第二师师长的杨思禄毫不犹豫地答应老首长的要求。

当时，刘亚楼司令给杨思禄两个职务供他选择：一个是空军预备科总队司令员（正师职）；另一个是第五航空学校参谋长（副师职）出乎刘亚楼的意料，杨思禄十分果断地选择了航校参谋长的职务。

“要当参谋长，就得委屈一下喽。”刘亚楼对杨思禄说。接着，刘亚楼有些不解地询问他为何不选择当司令时，杨思禄则回答：“参谋长更接触实际，可以多得到锻炼，多学到知识。”刘亚楼听后，欣慰地拍了拍他的肩膀。并对他说：“这很好嘛！有的同志不愿意当参谋长，杨思禄你愿意去当，说明你有眼光的。我就是参谋长出身，我认为只有好参谋长，才能在将来当一名好主官！”

其实，这已经不是杨思禄第一次选择降职使用了。1944年杨思禄升任八路军团长。第二年，又升任热河纵队第25旅旅长。人们以为下步杨思禄升凭资历、能力、战功，稳当师长。但令人不解的是时间不长，杨思禄从第25旅旅长降到独3旅任副旅长，又从副旅长降为第59团团长。

众人都十分好奇为何杨思禄没犯错误为何会连降两级？其实，第一次降为副旅长是因为军队缩编，杨思禄服从组织决定，没有怨言。第二次则是杨思禄主动找到当时正担任冀热辽军区司令员的肖华，请求让自己回到第59团继续当团长。肖华当时不解：“别人都是嫌自己的官不够大，你小子倒好，怎么还主动去做小官？”

杨思禄老老实实答道：“回59团，好打仗。”听到这个理由，肖华笑了，见劝不住他，就遂了他的意，将他调任到了第59团当团长。

正是他的屡次谦让，导致他在军衔晋级上一步落后，步步在后。杨思禄这一退，直到解放战争快要结束时，他才成为冀东12军分区副司令员，当年和他同级别的将领，许多都已经升任至纵队司令的级别。到了建国时，他才是师长。这一降还影响到1955年我军首次授衔，如果当年不让职肯定可以授少将军衔，结果只授了大校军衔，连老领导刘亚楼都感到杨思禄受了委屈。

1955年授衔仪式结束后，刘亚楼感到自责，颇为遗憾地对杨思禄说：“军衔低了，你本来应该能授个少将的，这都怪我啊！”当时杨思禄担任西安十一航空学校校长，正师职，1955年授衔的标准是正师职一般授大校军衔。如果历史上杨思禄不让职；如果杨思禄不到空军，以陆军师长职务随老部队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凭他出色的指挥才能，肯定会提升到副军职务；如果杨思禄到空军后不降职使用。这些如果，刘亚楼都心知肚明，所以才向杨思禄表示“都怪我啊！”

不过刘亚楼自责后，又加了一句话：“你没有当上将军，一半责任在我，是我把你拉到空军，到现在还是个正师级，还有一半责任在你自己，为了能打仗连升官都不要了！”

杨思禄听罢，两个人哈哈大笑。正如曾经的两次主动要求降职一样，杨思禄的心里对这些功名利禄并不是很在乎，他追求的不过是能为国家和军队多做贡献罢了。组织上不会让高风亮节的人总吃亏，1961年我军首次实行将军军衔晋升制，杨思禄榜上有名。

其实，杨思禄还有第三次主动降职，而且是一降到底，从空军第五航空学校参谋长降为飞行员。

杨思禄上任的空军第五航校的校长是方子翼，政委是王绍渊，校长顾问是苏联的杜洛夫，参谋顾问是苏联的马林若夫。作为参谋长的杨思禄在航校组建过程中很好地发挥了参谋长的作用，他从苏联顾问那里也学到了许多空军知识和指挥空战的经验。但杨思禄到空军后不能上天杀敌总有不甘。再说，管好空军部队，作为一名参谋长，必须尽快熟悉与掌握飞行技术，逐步由外行变为内行。于是，杨思禄向校党委提出学飞行的请求，立即遭到来自各方面的非议和阻力。有人直言相劝：你连小学的门都没进过，怎么能学会飞行？有人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你这个岁数老胳膊老腿的，在空中能应付紧急情况吗？要是飞不出来，岂不丢人？苏联顾问也再三劝阻：世界上还没有33岁才开始学飞行的人，就算我们敢带你飞，你要真有一天摔死了，岂不惋惜？

    身着85式军服的杨思禄

在航校学飞行遇到强大阻力，杨思禄不甘心，他又想到了老领导刘亚楼，把要求学飞行的报告送交给空军党委。刘亚楼在空军党委会上表态：“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要干别人从没干过的事，杨思禄岁数大一点是事实，但他身体好，有决心，为什么不能学一学？将来能飞出来最好，就是飞不出来，也可以多掌握一些空中的飞行知识，对部队的治理有好处。这样的干部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我们需要更多一些懂得飞行、又会飞行的老同志，为未来的空军建设作贡献，这个学费我出！”

在刘司令的鼎力支持下，33岁的杨思禄如愿以偿，开始学习飞行知识，掌握驾驶技术，争取当个合格的飞行员。刘亚楼司令员当时对他说：“你下决心学飞行，我同意，组织上舍得花这个本钱，你要好好学呀！”杨思禄笑着打了包票。

可是，深奥的飞行原理和复杂的驾驶技术，对于放牛娃出身的杨思禄来说，难如登天。《飞行原理》《飞机制造》和《发动机原理》这些理论书籍，好像天书，他读得头疼脑涨。但要成为合格的飞行员就必须登天，就必须读天书，困难吓不倒历经长征艰险的红军勇士。为了早日飞上蓝天，杨思禄废寝忘食，知难而进，不懂就问，不会就练，一次又一次，一遍又一遍，锲而不舍，勇往直前。

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从航校参谋长成为航校飞行学员的杨思禄经过近两年的艰苦学习和训练，终于能单机飞行，翱翔蓝天。通过层层严格考核，成为了一名合格的飞行员。

学习结束后，杨思禄从飞行员直接调任空军第19师师长。

    杨思禄为建党80周年题词

1950年10月，空军3师、空4师和12师奉赴朝与美国空军作战，在大量击落击伤美军战机的同时，也损失了很多飞行员，杨思禄所在的空军19师抽调大批飞行员补充到空3师和空4师，为抗美援朝空战作出了贡献。

1954年，杨思禄调任西安第十一航空学校校长，专门培训飞行人员。此时他已经熟悉飞行业务，认真制定培训计划，精心组织飞行训练，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合格的飞行人才。

1959年，杨思禄调济南任空军第6军副军长，后调大连任空军第3军军长。他在军事主官位置上，又大显身手，在大连空域指挥击落了敌夜间侦察P2V飞机一架，受到上级的嘉奖。

后来，杨思禄任兰州军区空军副司令员、福州军区空军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顾问。

2020年11月18日，杨思禄在北京逝世，享年104岁，成为于都籍开国将军中年龄最长的寿星。

4、谢正浩：亲自参与指挥了东海舰队崇武以东海战

谢正浩小传：1914年出生，于都县马安乡西汾村大迳人。一九三一年参加红军。一九三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战士、排长、连长、防空大队副大队长、参谋、科长、团参谋长、旅参谋长、师参谋长、军副参谋长、铁道公安部队参谋长、海军旅顺基地参谋长、东海舰队参谋长、司令员。一九六一年晋升为少将军衔。曾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

      身穿海军服的谢正浩少将

 “月夜浪高崇武东，永昌永泰来势凶。总理指示及时下，东海健儿豪气腾。以小胜大近搏击，机动灵活火力猛。一沉一伤敌胆寒，人民海军显威风。”这是海军东海舰队司令员谢正浩1988年1月创作的《忆崇武以东海战》一诗，中国书法协会会员、著名山水画家、陕西汉晋姓氏砖博物馆馆长谢涛还专门为谢正浩将军书写了这首诗。

谢正浩1955年进入海军，先后任海军旅顺基地参谋长、东海舰队参谋长、司令员。谢正浩为何为崇武以东海战作诗，因为他在海军任职10余年，崇武以东海战是他唯一参与指挥的海战，当时他任东海舰队参谋长。

崇武以东海战，发生在1965年11月14日福建崇武以东的海面。谢正浩诗中“总理指示及时下”的诗句，表明这次海战是周恩来时刻关注、亲自指挥的海战。

1965年11月13日13时20分，美制蒋舰“永昌号”和“永泰号”由澎湖列岛的马公起航。敌舰尽管采取了许多隐蔽、伪装措施，但是，在它起航以后的50分钟，仍被人民海军东海舰队情报部门发现。于是，谢正浩命令动用沿海所有的侦察部队和一切侦察手段，对“永昌”、“永泰”两舰在航行中的每一个变化，都要了如指掌。

东海舰队作战指挥室中，舰队司令员陶勇、参谋长谢正浩等指挥员们正在思考着、筹划着这场战斗。北京中南海，周总理、贺龙元帅也在指挥岗位上，仔细观看着标在海图上的各种目标，为前线部队出谋划策。

陶勇、谢正浩根据周总理、贺龙元帅的指示，很快形成了作战方案：组成护卫艇和鱼雷艇两支突击编队，担负打击“永昌”、“永泰”两舰的任务，作战海区，在崇武以东海面。

22时16分，东海舰队海上突击编队离开东月屿，成单纵队，护卫艇在前，鱼雷艇臀后。

23点14分，573艇雷达室突然报告：“右舷10度、距离105链，发现敌舰‘永昌号’、‘永泰号’！”

“永昌号”是一艘护卫炮舰，排水量650吨，全载为945吨，装有2门76炮，2门40炮，6门高射机关炮；“永泰号”是一艘大型猎潜舰，排水量600吨，全载903吨，装有2门76炮，3门40高射机关炮，6门20高射机关炮。

雷达兵又报告：“两舰成右梯队，航速１２节，中间相隔七、八链，正向乌丘屿航行。”

乌丘屿是蒋军占领的岛屿。很显然，敌舰想先到乌丘屿，然后从那里接近我大陆，执行它的“特殊”任务。

谢正浩回忆，11月14日22时26分，东海舰队海上突击编队正在赶往歼灭国民党“永昌号”、“永泰号”的途中，突然收到周恩来总理的急电：“要抓住战机，集中兵力先打一条，要近战，发扬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组织准备工作要周密一些；不要打到自己，天亮前撤出战斗。”周恩来的电报为这次作战指明了方向。

海上编队指挥员魏垣武望着向乌丘屿驶去的两艘敌舰，大声下达了攻击命令。护卫艇编队迅速组成右梯队展开，以四艘护卫艇编为第一组，集中攻击敌前导舰，以另两艘艇钳制敌臀后舰，决心从两舰中间插入，将其分割开来以便各个击破。

海战开始了。东海舰队艇队一分为二，一组攻击“永昌号”，二组攻击“永泰号”，狡猾的敌人顽强抵抗，并集中两舰火力打我指挥艇。我指挥艇573艇、预备指挥艇576艇先后中弹。573艇驾驶台连续中弹两发、副大队长李全华和中队政委苏同锦当即牺牲，另有７人负伤，罗经被打坏，艇向左转向。576艇也中弹数发，机舱、弹药库破损进水，轮机班长以下10人负伤。

面对凶狠的敌人，人民海军指战员英勇不屈，轻伤的，不报告；重伤的，不下战位，前赴后继前仆后继，坚持战斗。

战斗越来越残酷。573指挥艇编队指挥员魏垣武突然胸部负了重伤，晕倒过去。当他醒来，又顽强指挥战斗；正在573艇协助指挥员指挥的作训参谋刘松涛头部负伤，右臂打断，食指打飞，始终不离岗位；正在操纵的副艇长中弹负伤倒下，刘松涛挺身而出，代理副艇长指挥战斗；信号兵王树生双腿已经负伤７处，流下的血灌满了鞋子，既不包扎，也不报告，只是两腿互相压住伤口，一直坚持战斗，不断地收发着信号。

预备指挥艇576艇的战斗也进入白热化。炊事员郭忠良第一次参加海战，在弹药舱运弹时，被敌人炮弹击中，两次受伤，海水“哗哗”进舱，刺得伤口钻心地痛，他全然不顾，毅然用自己的身体堵漏。破口上的钢刺又刺伤了他的皮肉，他仍死死堵住漏洞。轮机班副班长一见到海水往机舱里涌，马上拖着负伤的身体，指挥抢修机器，组织人员堵漏。副艇长得知舱室进水立即抱着毛毯去堵，破损口钢刺拉断了他手上的筋，鲜血直流，他毫不放松。由于大家顽强堵漏，保证战艇继续打击敌人。

在东海舰队各艇顽强打击下，敌人两舰都已受伤，人员鬼哭狼嚎。这时“永泰号”遭我打击后，立即转向270度规避右离，继而向乌丘屿逃窜。“永昌号”边规避、边还击，23时36分东海舰队护艇编队又集中火力进行了一次围攻。

关键时刻，两颗信号弹腾空而起，东海舰队鱼雷艇出击了。正在战区附近待机的鱼雷艇编队指挥员张逸民，收到“出击”的信号后，立即指挥鱼雷艇队向敌舰驶去。

6艘鱼雷艇，分成三个组。张逸民首先命令由131、152两艇组成的第二组向“永昌号”攻击。当两艇接近到“永昌号”九链时，狡猾的敌舰立即转向，开始抗击。我两艇马上向左右展开，准备从“永昌号”的两舷进行夹击。“永昌号”又迅速转回，两艇未能形成两舷夹击之势，失去了攻击机会，立即重新抢占阵位。131艇又一次进入、152艇两次进入，都由于“永昌号”不断转向规避，发射阵位不好而撤出，第一次攻击失利。

张逸民从第二组几次攻击未成中发现，“永昌号”还有相当的反抗力量，决定以第一组的132、124两艇和第三组的145、126两艇同时出击。当四艇接近到“永昌号”十八链时，“永昌号”在抗击的同时，突然转向，以舰首对我。发射阵位不好，四艇即以单纵队向外扩大舷角机动。当我四艇扩大到敌舰左舷约40度第二次进入时，“永昌号”又转向，仍以舰首对我，我艇队再次撤出，第二次攻击又失利了。

面对诡计多端的敌人，张逸民沉着应战，巧妙地改变了战术。他把一、三组向左右展开，由两舷同时攻击，一组主攻，一组牵制。四艇展开，三组两艇在敌右舷机动牵制敌舰，一组两艇则向敌左舷扩大舷角，第三次进入战斗航向。在距离敌舰５链时，各艇艇长已经瞄准敌舰，手拉发射把手，叫出“预备－－”口令。可就在这时，“永昌号”以舰首对一组，一组不利攻击，只得第三次撤出。

敌舰在我艇队几次占领阵位的机动处，都以猛烈的炮火阻止我艇队占领有利阵位。这时，乌丘屿岛上的敌人和逃到乌丘屿岛的“永泰号”，也几次向我艇队开炮。

三次攻击失利，使敌人更加嚣张。但人民海军官兵没有泄气，决心与敌舰拼个你死我活。

一组第三次撤出后，张逸民根据敌我势态，又改变决定，令三组主攻，一组佯动牵制。三组迅速接近“永昌号”，敌舰以舰尾对三组，舰首对一组。一组死死咬住敌舰，逼敌转向，为三组攻击创造条件。“永昌号”这下被吓坏了，向台湾大声疾呼：“我舰一千码以内都是共军的快艇，情况非常紧急。”恐慌中，敌舰东躲一下，西躲一下，顾此失彼。三组的145艇艇长谭遵树乘机操纵战艇占领到敌舰左舷90度到100度之间，齐射两雷。敌舰尾部命中一雷，立即失去机动，开始下沉。但敌舰下沉速度缓慢，护卫艇编队马上赶上来，“补”上了一串炮弹，打得敌舰到处是洞，火光冲天，油舱起火，弹库爆炸，“永昌号”这才迅速下沉。

11月14日1时6分，“永昌号”沉没于乌丘屿以南15.5海里处。至此，历时１小时33分的崇武以东海战胜利结束。此战，人民军海军东海舰队击沉国民党海军护航炮舰和击伤猎潜舰各1艘，俘9人。战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通令嘉奖参战部队，授予588号护卫艇以“海上猛虎艇”称号。

谢正浩回忆：11月26日晚上，周总理在上海锦江饭店要接见参战部队代表。这天一间大客厅里灯火辉煌，8时18分，周总理健步走来，微笑着与大家握手，亲切地叫大家坐在自己的两侧，代表们汇报着海战的情况。周总理不时询问着海战中的细节，高兴地说：“祝贺你们的胜利！这一仗打得坚决、打得快、打得好。”

崇武以东海战之所以使谢正浩永生难忘，写诗回忆，因为这是谢正浩打了一辈子陆战，唯一参与指挥的一次海战，而且是全胜的海战，书写了到海军任职10年的辉煌。在此我们也有必要回顾一下谢正浩参加过的陆战。

1931年谢正浩参加红军后，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一军团战士、排长、连长、防空大队副大队长。参加了中央苏区第四，五次反“围剿”和长征。抗战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作战参谋、侦察科科长，参加了“百团大战”。1941年后入延安军政学院、中央党校学习。解放战争时期，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新编第四旅771团参谋长、西北野战军第六纵队司令部作战科科长、教导旅参谋长、第一野战军第六军第16师参谋长，哈密城防司令员，参加了延安保卫战和香城固战斗和青化砭、羊马河、兰州等战役、战斗。

新中国成立后，谢正浩任军副参谋长兼迪化（乌鲁木齐）军区副参谋长，铁道公安部队参谋长。1952年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参谋长。回国后，1955年调海军工作后，任海军旅顺基地副司令员兼参谋长。1960年毕业于海军学院。

崇武以东海战后，谢正浩历任海军东海舰队第一副司令员、司令员。1992年9月9日，谢正浩因病在上海逝世，享年7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