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底，北京城被人民解放军团团围住，外面的人进不去，里面的人也出不来，完全与世隔绝。城里断水、断电，煤炭、粮食都告急。据此时住在北京城里的澳洲学者菲茨杰拉尔德说，北京笼罩在一种无奈、恐慌和绝望的气氛中。

在许多有钱人和外国人看来，解放军进城就意味着杀戮、没收财产和虐待。死亡看起来是命中注定的结局。他们拿定主意，一旦可能就迅速的逃离。航空公司的官员们被团团围住，不管是通过正当的手续还是通过诈骗，那些能够得到去美国签证的人们很快就被认为是头等乘客，仅仅获准进入香港的被称为二等乘客。不得已而只能逃往台湾的是三等乘客。菲茨杰拉尔德说，有些人并不害怕共产党，他们就是大学里的学生，几乎是公开盼望解放军到来的那一天，“解放”一词在当时十分流行。蒋介石派飞机到北平来接北大、清华的教授，除了北大校长胡适等个别人跟着这趟飞机离开之外，大部分教授都没有走。清华代理校长冯友兰的夫人说，当时解放军已经占领海淀镇，但并没有派兵进清华，只是在清华门口设了一个岗。冯友兰的夫人注意到，站岗的解放军战士只穿着鞋，没穿袜子。就要送给他一双袜子，但是这位战士谢绝了冯友兰夫人的好意，冯友兰夫人非常感动，冯友兰也不禁感慨的说:“解放军可真是秋毫无犯。不记得什么书上说。‘王者之师，有征无战。这次解放清华，不就是‘有征无战’吗？”解放军一向以纪律严明而闻名于世的说法，让北平的人民亲眼目睹到了，并很快流传开来。生活在北平的美国学者德克·博迪说，在联合公报（和平解放）宣布的这一天，北平的物价全部狂跌，自来水厂恢复供水，商场恢复营业。而石景山电厂报告开始发电。

1月31日，人民解放军正式接收北平防务。佩戴“平警”袖章的解放军战士取代国民党守军站立城门。菲茨杰拉尔德认为“北京以崭新的姿态进入一个新时期。这是一个在目标和办事方法上完全不同于以往任何一个政权的政府。”菲茨杰拉尔德说外国居民丝毫没有受到卫戍部队士兵的侮辱、骚扰，更没有被虐待、杀戮的危险。人民解放军严格禁止对老百姓，或者对外国人有任何违反纪律的行为。政府对外国人的管理还是要严的多，一般中国人不能随便到外国人家里去。如有人要来，房主必须要向政府报告，办理登记手续。菲茨杰拉尔德12月份从澳洲回来，在天津靠岸等候办过关手续时，遇到一件事让他很受感动。他描述当时的情景时说，一位中国官员大声喊我的名字。我心中暗忖，麻烦来了。但那位官员向一个公安人员打了一个手势，公安人员便把我冬天穿的大衣递给了我。大衣是我在天津的朋友送到码头来的。因为七月份离开澳洲时，我只带着夏天的衣服和一件毛背心。公安人员得知大衣是我的，他们又看到我那么需要它。因此，那位公安人员便把大衣转交给我。他们按人道主义秉公办事，不受贿、不趁机敲诈，让我心存感激。新政府的官员照章办事也不含糊。当时对于没有承认新政府的国家。原有的外交特权一律取消。菲茨杰拉尔德也因此失去了享用汽车的权力，于是他就买了一辆自行车，是冒牌儿的苏联货，德国产的。

外国人感受到的变化，北平的老百姓也感受到了。随着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即将彻底垮台。金圆券成了一文不值的废纸。为了解决老百姓手中大量的金圆券，北平解放的第三天，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就发布了关于伪金圆券兑换人民币的布告。人民币作为本位币可以兑换伪金圆券。比价是1:10，从2月6日开始兑换。为了优待工人等城市低收入居民和学生。这些人每人可以以1 : 3的优惠比价兑换金元券500元。这个布告一贴出，立刻得到全市人民的热烈欢迎。

当天布告发布的地方挤满了群众，在繁华的地段还影响了交通，市民们个个笑容满面。普遍反映“共产党真是为人民，人民心中所想的事，共产党都想到了”。仅一周兑换工作就完成了。刚解放时的北平垃圾遍野，堆积成山，严重阻碍交通和破坏环境，传染疾病。当时城区积存的垃圾总数就达60多万吨，垃圾中甚至可以翻找出明清时的文物。随处堆放的垃圾已经蔓延到全城的各个角落。住在东皇城根的一住户，垃圾已经堆到了他家的房顶，堵到他家的门口，出门就要爬垃圾堆成的坡。而宣武门沿城墙堆放的垃圾已经和城墙一样高了。在北平二区有一个叫二龙坑的地方，由于多年垃圾堆积，坑变成了山，于是被称作二龙山，清理后成为了现在的二龙路。北平解放之后，市政府当时有一个硬性的规定，无论是公车私车，只要是卡车，一律不许空车出城，出城时必须捎带城里的垃圾，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三月份市里成立了清运委员会，市长叶剑英亲自挂帅。动员全市人民共同努力，清理垃圾。主力军是大学生和驻京的部队，经过三个月的清理，到六月底把天安门广场清理干净。否则开国大典还不知道在哪开呢。市面干净了，公园也开放了。

有一个星期天，德克·博迪一家三口到北海散步。当他们来到北岸一座古老的庙宇时，发现庙门前有两个大的青铜香炉已经被人从大理石基座上推倒了。德克·博迪叹道：“这又是国民党士兵的杰作。”而当他们返回时，发现有七八个年轻的解放军战士正试图把这两个香炉抬回原处，但很不容易。最终他们还是想出一个办法，把香炉先滚到底座儿的跟前，然后紧靠着底座儿把它一点一点推上去，恢复到原处。战士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成功了。这时旁观的人们热烈的鼓起掌来，为他们叫好，我们三个人也拍手称快。我边喊边想，“这也许是几十年来，可能是几个世纪以来的第一次。一队中国士兵在没有得到上级的命令，且不希望得到表扬和奖励的情况下，只是为了扶正公共古迹所自发的表现出来的需要有积极努力、机智和合作精神的行动”。解放军接管北平后，北平天天都有变化。

1949年11月21日，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关于封闭妓院的决案。这个决议受到了人民的热烈拥护。当大会主席宣布宣读议案时，全场代表长时间热烈鼓掌。决议通过后，第二任市长聂荣臻郑重宣布，立刻执行这项决议。从下午五点半开始，市公安局等相关单位立刻出动。截止22日晨五时，将全市224家妓院封闭。22日上午北京市公安局长罗瑞卿在会议上汇报了执行大会封闭妓院决议的结果。当罗瑞卿讲到，北京从此不再存在蹂躏妇女、摧残妇女的野蛮的妓院制度时，全体代表报以经久不息的掌声。正像菲茨杰拉尔德说的“这是一个在目标和办事方法上完全不同于以往任何一个政权的政府。”这即表现在政府职员身上，也表现在社会方方面面。人们看到新社会把警察也改变了。

有一位推着独轮车的老人在横穿交通繁忙的马路时不慎滑倒，独轮车也翻了。执勤的民警没有像国民党政府的警察那样因引起交通堵塞而严厉责骂这位老人，反而把老人搀扶起来，并且请过路人把散落在路上的东西捡起来放回车上，然后帮老人重新穿过马路。这件事是菲茨杰拉尔德亲眼目睹的。他说：“这并不是一件孤立的事情，类似的事人们听说过许多，毫无疑义，北京人高度评价新政权在这方面的善举。”一个住户向街头小贩买了200磅的柴火，在货运到后，他拒绝付给多于150磅的货款。并声称木材的实际重量绝对不会超过这个数字，因为它们被水浸没了。小贩就问他，如果是这样，为什么你收下那些柴火时没有提出这个问题呢？那个人蛮横的回答道，你爱干什么就干什么，但是我不会再多付给你一个仔儿。这个小贩不服气，就将这件事告诉了警察，警察很快搞清情况后，强迫那个人付清了全部钱财。要是在过去，这些警察会把那个小贩子当肇事者抓起来。在过去，店主欺负雇员，雇员不敢吭声。现在雇员有政府替他们做主，也敢和店主叫板了。一个鞋店的店主因为经常殴打并虐待学徒，被判处三年半监禁，还被命令付给该学徒十袋面粉作为精神和身体的创伤补偿。有趣的是，这个案子是群众公审的，被告所在区的将近上千个店主、雇员和学徒都参加了公审大会。市总工会在该区的领导作为公诉人，原告的学徒们作证人，其他店的学徒也都纷纷发言。据报纸上的报道，当大会进行到高潮时，与会者异口同声地高喊口号：“要尊重师傅！要爱护徒弟！打倒封建压迫！”随后，市人民法院的一名法官宣布审判结果。监狱的罪犯也不再被称为“犯人”，而改称为“悔过自新者”。体罚被取消，禁止看守对犯人的敲诈。犯人的家属、朋友送来的食物和其他包裹，都必须原封不动的送到犯人手里。监狱已变成了学校，监狱里建立学习小组的目的是进行反省和学习生活。参加学习的犯人，被鼓励在他的同伴儿面前直率的讲述他们的罪行，接受大家善意的批评，并表示悔过的愿望。一个强盗在自省大会上的忏悔是这样说的：“我是个强盗，今天我来这里反省，请大家给予我批评教育，使我能够得到彻底改造。我生来并不是个强盗，但青年时候。我被坏人引诱，误入歧途。过去几年，我一直是个小偷。当我被送入监狱之后，我发现这里有东西吃，有地方住，没有拷打和刑罚，共产党要改造我们。他们不压迫我们，我们应该跟着共产党走。但是我们曾经踏入泥坑，我们浑身是污水，我们肮脏惹人讨厌，人民不需要像我们这样的人，难道我们还不能明白我们必须改造吗？”反省会在《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声中结束。

美联社2月7日有一篇关于发生在北平的“狐狸的故事”的报道，按《人民日报》引用的，它描述了一批北平学生遇到了一个穿着昂贵裘皮的富有的中国妇女，他们命令她在街上像只狐狸那样爬。虽然老人们劝阻了他们，但他们离开时叫嚷着，今天我们有了一个新中国，在这个国家里，无论谁都不允许穿狐狸皮。德克·博迪认为这篇文章“是在二三手资料的基础上写的（有水分）”他说：“加利亚（德克·博迪夫人）几天前就遇到了一件令人惊喜的事，那天她穿着裘皮出门，突然她的包掉在地上，正在路边为路人表演舞蹈的一群学生中的一个很有礼貌的帮她把包儿拾了起来。”

在一个宜人的夏日夜晚，德克·博迪沿着护城河和中央公园散步。路上，我又一次感受到了人们的全新的精神面貌。德克·博迪说：“我看到一大群人乐滋滋的看四五个年轻人自娱自乐的夸张的扭秧歌，我也停下来看了一会儿。接着我看到一队士兵互相打闹着，还唱着一段歌，歌尾是打倒蒋介石。当他们发现有人在看时，发出一阵友善的笑声，似乎对能引起一个外国人的注意感到很开心。在中央公园，游客中间没有一个人像12年（1937年）前那些到公园里来的人那样引人注目的穿着时髦的旗袍。那么纤细苗条，那么矫揉造作。相反，游客是些普通的老百姓，穿着最普通的衣服。总之，我在散步的路上所遇到的那些人。全没有我们刚到北京的那六个月中所看到的那种紧张不安的神色，他们随时想笑、想唱，想自由自在的与人交流，他们又重新回到了那份无忧无虑，那份儿亲切友好的心情中”。

1949年这个美好的夏天，新政协筹备会在北平召开，各界爱国精英共绘新国家蓝图。7月14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征求国旗图案的通知。通知引起了全国人民的热潮。上至人民解放军的总司令、大文豪，下至普通工人农民，都想试一试。全国人民画一幅国旗，历史上绝无仅有之事，这还能不快吗？看来用不了多久，天安门广场上就会升起这面新的国旗，一个新的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即将诞生。中国人民站起来的时代就要来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