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日，我在回忆母校英语、数学老师的文章时，特别指出，这所学校虽然培养了不少院士，但更以文科见长，作家、艺术家辈出。教师中不仅有韩少华、尹世霖等知名作家，学生中更有刘绍棠、舒乙、从维熙等当代大作家。学校校史展中，当代作家巨幅照片挂了长长的一大溜。

　　更为奇葩的是，初二、初三担任我语文课教师的赵庆培先生，虽然当时只是二十出头、刚从北师大毕业的小青年，他学生时代的长诗《吹支小曲唱春天》就编入我小学五年级时小学课本了。那清新欢快的诗句“柳条儿青，柳条儿弯，柳条儿垂在小河边。折枝柳条儿做柳哨，吹支小曲儿唱春天。”言犹在耳。在学生时代就开始写作的人凤毛麟角，能有作品选入学校教材，恐怕至今都是“空前绝后”的吧。可见赵老师的文学才华在年轻时就非同一般了。

　　初见赵老师时，还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作为老校，当年不管男女教师，都称之为先生。赵先生个子不高，体态清瘦，梳着整齐的分头，脖长脸小，双目突出，炯炯有神。他说话常露出轻微的河北口音，无语时会吭吭地打着响鼻。他身穿四个兜的布衣，带有当时小知识分子的朴素。虽然年轻，但最高师范学府——北师大的学历，造就了他清高儒雅的气质；政治阅历的不足，又使他时而显露出一种年青人的盛气。

　　赵老师授课时总是不停地在教室里踱来踱去，似乎陶醉在课文中。他授课讲究对课文意境、人物性格心理进行深入的分析，而不是刻板简单地对文章进行分段、提炼主题思想、查找生字等。

　　听他的课，往往会沉浸在文章所体现的浓郁氛围中。课本中的主人公，如鲁迅作品中的孔乙己、闰土、祥林嫂、九斤老太、豆腐西施等人物经过他的细致讲解，仿佛栩栩如生地从书本中站了出来；散文作品中体现的崇高精神，如茅盾的《白杨礼赞》、贺敬之的《回延安》、杨朔的散文《荔枝蜜》、陶铸的《松树的风格》，通过解读，让人充满敬意，至今牢牢地存留在我的头脑中。他对议论文，则注重层层剥析，步步深入，讲究其推理的层次、论理的方法，通过文章剖析，突出其鲜明的政治立场。

　　对于板书，他从不龙飞凤舞，而是一丝不苟地书写着每一个字，一笔一划写成楷体大字。他用拇指和食指握笔，小指翘起，写完还恋恋不舍般仔细端详一番，修改一下，直到字字规范挺拔好看后，才满意地放下粉笔。看他的板书如同欣赏书法艺术。看他认真写字的样子，不禁肃然起敬，同学们写作业再不敢敷衍潦草，更注意字体的端正了。

　　对同学作文中写错的字，他不是一一圈出就完事了，而是在文本留白处极工整地、一笔一划地标出正确的字形。一次作文中我把“攥”字写错了，赵老师就写了一个大大的“攥”字，字体力透纸背，极有视觉冲击力，至今烙印在我头脑里。

　　上中学时，字和词不再是语文课关注的重点，但赵老师不放过任何一个订正字词的机会。作文中一些用得好的词，赵老师会用红笔连续的圈勾出，以示赞赏。对用得不妥的词也一一指正，如我在作文中用了“父亲的同志”这个词，赵老师马上订正为“同事”，更正了习语的错误。一位同学在作文中用了“视野”这个词，当时这个词使用得少（是日本汉字），赵老师立刻写了“这个词你不会用”，制止了乱用新词的不良倾向。

　　赵老师给同学最大的教益是他广开文路，提倡作文体裁不拘一格的开放态度。当时写作学习的重点虽然是记叙文和论说文。赵老师却对同学各种文体的“实验”均满腔热情的以高分予以支持。一个同学的作文写了家里养花的事，被他当作散文范文贴在学校布告栏里向全校展示。我曾尝试把作文写成四句一组的自由诗，老师也不责怪批评，还认认真真地进行批改。对其中某一段，还批了“这段不错”的批语，其实这一段是我唯一照抄的现成诗句，可见赵老师的慧眼。后来我写了一篇散文式的作文《北京的夜景》。这篇文章从天安门写起，东一笔，西一笔，没想到也得到老师的高度赞赏，说它具有结构对称的美，超出预料给了我95分。在赵老师这种提倡广开文路的激励下，同学们的作文五花八门，有时还使用文言语句写作，老师也未批评。在老师的鼓励下同学的胆子越来越大，我还偷偷尝试写了一篇关于学校坚持课外体育锻炼的短篇报道，寄给《北京晚报》，结果还发表了。这是我人生第一次投稿写作，没有赵老师潜移默化的倡导是绝对不可想象的。

　　语文课不仅要学习优秀的文学作品，还要培养写作能力。写作要观察生活，掌握细致描写事物的技巧，赵老师会出一些题目让我们练笔。记得有一次赵老师出题《我家的样子》，要求具体描述一下自己家里房间格局、家具设置。我在初稿中写了家里的墙上挂着一个嵌有父亲奖状的镜框，后来修改时嫌其冗长，就去掉了这个细节。不想赵老师在讲评课上以这件事为例，特别指出，环境描写看似写物，它的目的不仅是说清楚表面环境，而是透过环境写人。虽然环境的主人没有出现，通过屋内的物品可以知道主人的情况。挂在墙上的奖状说明什么？说明主人的工作成绩，以及他的思想追求，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这类关系到主人思想状况的“摆设”怎能去掉？如醍醐灌顶，我一下子明白了“睹物思人”的道理，明白了无论小说、散文、电影、诗歌、戏剧，其环境描写后面透露的是和精神性格息息相关的人物信息。

　　不仅对写作，甚至朗读课文也要学会通过语言，感受到文字中的情感。记得有一次朗读课文，有的同学如念流水帐般把课文念了一遍，老师很不满意，连叫几个同学重念，最后把我叫起来念。由于经常参加《诗刊》编辑部举办的诗歌朗诵会（母亲同事的爱人是大诗人丁力），我亲眼见到过著名演员如北京人艺朱琳等的朗诵表演，于是就学着他们的语气，把握着节奏，抑扬顿挫地把课文朗读下来，他露出赞叹的笑容。

　　在讲解课文时，他始终充满了激情。如读鲁迅的《驳友邦惊诧论》时，他不仅声调提高，而且语气铿锵有力，如演话剧般用咄咄逼人的语言节奏朗读着课文，仿佛他就是鲁迅，面对的就是卖国求荣的敌人：“好个‘友邦人士’！日本帝国主义的兵队强占了辽吉，炮轰机关，他们不惊诧；阻断铁路，追炸客车，捕禁官吏．枪毙人民，他们不惊诧；中国国民党统治下的连年内战，空前水灾，卖儿救穷，砍头示众，秘密杀戮，电刑逼供，他们也不惊诧；在学生的请愿中有一点纷扰，他们就惊诧了。”他的话语声调越来越高，节奏越来越紧，情绪激愤。当时课堂极其安静，大家都沉浸在他那义正词严的声讨气氛中了。而在读一些散文诗歌时，语气就柔和的多，让同学进入文章的意境之中。他读贺敬之《回延安》“心口呀莫要这么厉害地跳，／灰尘呀莫把我眼睛挡住了……手抓黄土我不放，紧紧儿贴在心窝上。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千声万声呼唤你，——母亲延安就在这里！”他带着柔情，含着深意，带有乡音的声调，开始高，中间低下去，最后又有力地高起来。“母亲延安就在这里”，戛然而止，欣喜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历经40年了，这些语句话仍在我耳畔回响。

　　由于我所在的中学是北京名校，经常有外校老师来听课，教室桌椅之间的空道常常坐满了自带小马扎的人，影响了教学。同学不敢回答问题，出现冷场，有的老师很生气，个别老师在黑板上留几道题后，扬长而去。赵老师不然，他除了更认真地备课授课外，还专门找一些同学谈话，启发同学上课主动大胆回答问题。有些课讲得不满意，事后他还找机会补讲，体现了积极负责的态度。

　　赵老师要求我们课下多读文学作品。经常推荐一些好的书籍让我们去买、去读。当时出版了一部《散文特写选》收集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散文，其中有我校作家老师韩少华的作品，其文笔极其优美，他极力推崇大家读这部书，很多同学都买来阅读，受益匪浅。他提倡多读文学期刊，认为最新的文学作品应该最先知道。为了读到这些期刊，我无论冬夏，坚持每星期天上午到王府井期刊书店去，站在书架前蹭看新出版的《收获》和各省的文学期刊。店里学生满满的，书店人员也不管。坚持不懈的阅读经历，把我的文学爱好培养起来，原来感兴趣的吹笛子、拉二胡、美术画画都一一舍弃了。文学成了我的唯一所好，伴随我走过了大半生，至今仍未舍去。

　　那时，经常下乡劳动，师生都住在农村，虽为科任教师，赵老师也不能幸免。劳动时，他和我们班在一起，有些农活还是他教会的。上初二时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劳动时，赵老师介入了一些同学间的口角，阐述自己对争论的理解，从没有把自己当作老师，去训斥同学。但有时他发脾气，莫名其妙的指责某个同学，声色俱厉，如“某某，你不要太狂了。”想起来，那时他毕竟还是个年轻人，政治经历不足，外向气盛。有这样的脾气，他不知文革他受到冲击没有。

　　初中毕业后，我上了另一所重点学校。离开了赵老师。听说赵老师文革后曾到中国社科院现代文学所从事文学研究工作，但最终因分房等问题，又回到中学，只是到了另一所中学——北京景山学校任教，直至退休。现在仍有不少过去的学生拿着作品登门求教，有人拿的还是长篇小说，他不厌其烦，仍为文学事业奔忙着。

　　赵老师对我的影响是培养了我对文学的终生爱好，他的文学素养、执着精神让我沿着文学的道路一直走下去，矢志不渝。

　　赵老师年过八十，对过去的学生记忆犹新，对我们邀请出席的同学聚会欣然前往。不幸的是，疫情期间，未能挺过来，于前年底去世。由于疫情期间，也没有举行告别仪式，给我留下终生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