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学校盖新楼，让我们在阴暗的食堂灶房充当的教室里蜗居了一年后，到上初三时，一踏进崭新的教学楼，看到崭新的一切：楼道、教室、木门、钢窗、磨砂玻璃黑板、桌椅……更让同学们眼前一亮的，所有授课教师都是新的面孔，其中最漂亮的就是英语女教师——丁洁老师。

　　在着装俭朴素色为特色的二中老师中，丁老师绝对是一个例外。她衣装鲜亮：上身穿开领收腰的白色短衬衣，下身配浅色九分瘦腿长裤，脚蹬淡色皮鞋，完全是时髦职业女性的装扮。她脸庞白皙圆润、下颏略尖，卷花的短发式，一双聪慧明亮的大眼睛，把我们这些情窦初开、全班清一色的小男生们都吸引住了。如春风扑面，她一出现，那惊人的美艳就让我们感到了一股清新的气息。

　　丁老师蹬着半高跟皮鞋，款款踏进教室，用清亮的英语读音开始了授课。她的发音与过去学的鼻音很重的美音不同，更注重口腔发出的声音。从吐音开始，丁老师发现了我们读音的不规范。她不厌其烦，用口、舌应有的样式，纠正我们的语音错误。她教开口音时，嘴张得很大，让我们看到舌头的高低位置。她发闭口音时，嘴唇和口形的收紧状态更为明显。我们从唇、齿、舌、口之间的关系，掌握了正确的发音方法，纠正了过去单纯凭耳音模仿形成的错误发音。

　　多音节单词有口型变化的特点。丁老师采取分解式读音法，发音时，她用纸先把单词的字母遮住，边拼读边按音节向后一一掀开字母。同时把单词的音节变化放慢，让同学们看到口形的变化。她这样一来，单词的发音与字母的对应结合起来，改变了我们盲目死记单词的笨法子。

　　丁老师提倡课上积极地交流。为能看到和听到所有同学的发音，她采取按座位向后一一检查的方式，近距离走到同学面前，纠正每一个同学的发音。这次轮不到的，下节课接着进行。

　　她近距离观察纠正同学发音的方法，改变了过去老师只顾整体听取同学齐声随读，大估摸听取发音的方式，细致到每一位同学。

　　不仅如此，在当年录音机是稀有之物的年代，丁老师抱着沉重的电子管录音机来上课，让我们听到自己的声音。在没有语音教室的条件下，利用录音教学，是丁老师开的先例。听了录音，大家感到了自己发音的不对。朗读课文时，丁老师既带领我们读课文，也通过录音机让我们听一听由外国人朗读的原汁原味的课文。老师的女声和录音机里的男声相得益彰，让我们对怎样抑扬顿挫地读好课文有了明确的参照。

　　这种从发音入手，从音节抓起的办法，我称之为“丁氏教学法”。这种教学方法，培养的是敢张口，能听说的外语能力。改变了以往只注重理解语法知识，只会看文字，不会张口说的哑巴英语教学方法。

　　这种教学法，一点点抠发音，确实很辛苦，丁老师为此付出了极大的心血和精力。

　　丁老师以温文尔雅、大度为怀、不急不恼、波澜不惊的风度指导同学。应该说，学生不会说、说不好、记不住英语不足为奇。我们学英语，与牙牙学语的婴儿没有什么区别。老师需要像母亲一样，以最大的耐心和宽容心对待同学。丁老师在就体现了这种慈母般的宽容。同学回答不出问题，她从不急躁恼怒，也不批评指责，心静如水，视为平常，给同学一个舒缓和谐宽松的学习环境。试想，有人紧张急躁时连中国话都说不好，何况英语？再说一个紧张的学习气氛，也影响学习效果。很多老师不明白这一点，在课上故意制造紧张空气，经常训斥学生，这种做法，很伤同学的自尊心和学习信心。

　　有不少老师认为学生学不好不是智力和接受能力有问题，而是学习态度、甚至是思想品质问题。语言刻薄、上纲上线的指责是这些老师常用的利器。在丁老师的课堂上，这种恶劣的训人教风从未出现过。她眼中流露出的永远是清澈如水的目光，表情永远是慈母般的善良安详，一切都不会引起她不满和烦恼。她以她的女性魅力，以柔克刚，化解紧张对立的师生关系，创造了和谐的授课环境，让同学有尊严的接受着她的教诲。

　　几十年后，我在意大利和法国参观教堂和皇宫，凝视穹隆上满天的圣母和天使时，脑中竟然冒出的是几十年前丁老师的形象，她们的面容与丁老师太像了，我才感到从丁老师目光和表情中流露出的是一种“圣洁”和纯真。为什么神会有这种神态，可能是达芬奇、米开朗琪罗等绘画大师们提炼了生活中最让人感动的优美神态，绘在天使们的脸上。

　　文革时，学生抖出教师的历史，说丁老师曾是新华社的翻译，因反右时采访了某些“右派”招来横祸。下放劳动后，才发配到中学来教书。如此年轻，就成为专政对象，丁老师怎能经受这么沉重的政治打击，继续保留生活的勇气呢？这需要多么大的力量啊。

　　写到此，我想起曾在我上的北京八中当过音乐教师的、号称“西北歌王”的王洛宾。解放前他曾因参加过共产党而被国民党关进监狱，解放后又被当作国民党再次进了监狱，并且关的时间更长。在政治歧视的高压下，他竟能写出那么多如《达坂城的姑娘》《我们新疆好地方》《萨拉姆毛主席》等脍炙人口、美妙绝伦的歌曲，热情歌颂着生活的美好，从没有一丝一毫的消极情绪。他内心的委屈哪里去了？

　　退休后，我找到失联50年的同班葛同学，他讲了对丁老师终生感谢的心情。葛同学因家庭兄弟姊妹多，家境贫寒，学习成绩差，留级到我们班。他的外语成绩几乎为零。丁老师发现后，不歧视、不放弃，追着给他单独补课，结果毕业考试时的英语成绩得了59分。为这一分，她找到校长，说明葛同学的巨大变化，请求增加一分，让其毕业。校长特批后，葛同学顺利考上铁路中专学校，后来成为铁路车站的民警，获得北京优秀民警的称号，事迹登上了报纸。

　　文革后，丁老师在春风的吹拂下，如美丽的花朵般绚烂开放了。她编书，把她的教学法推向社会；她到电视台、电台讲课，让多少文革中被耽搁了的一代青年人得以迅速掌握英语，能够走出国门，接受世界先进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教育。我为丁老师而骄傲，因为她的价值得到社会的认可和回报。不料，因教科书的版权问题，丁老师竟被告到法庭。媒体和法制部门大肆炒作，把它当作普法的典型案例，丁老师又一次遭到社会的关注。她的形象受到影响，使她无法继续发挥她的光和热。

　　我十分惋惜。

　　我常想丁老师为什么平反后不回新华社呢？可能是她热爱了教育事业，不想回到那个伤心之地了，也许是不愿再与政治太近了吧？那样的话，丁老师下放到教育界是找到适合自己存在和发展的土壤，如同王洛宾到新疆，也是因祸得福啊！

　　我还想丁老师为什么对同学那样宽容，是不是她对学生这种弱势群体同病相怜呢？她年轻时，是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的书，西方现代教育思想的熏陶，受到人权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教育，学生尊重老师，老师也要的尊重学生。这种理念，至今才在教育界被人们逐渐认同。丁老师作为中国现代教育理念的先知和先行者，她的精神在今天更显得弥足珍贵，更需要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