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1月19日的《新民晚报》有一篇《韩德彩的语言》的文章介绍说：“败将” 费席尔回国后一直在琢磨他怎么会败在韩德彩手下，他问韩德彩怎么会把他打掉时，韩德彩说了三条：第一，你结婚了，我没结婚。第二，你有钱，我没钱。第三，那是我打巧了。这三条话虽平常，可寓意深刻。把前两条说穿了，就是：我不怕死，我勇敢。想一想看，如果说“我不怕死”，“我勇敢”，对方会怎么想？还有亲和力吗？第三条是谦虚，也是事实。让人不得不佩服将军是很会说话的，既实在又中听，不是大话套话，让人一听就记得住。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战斗英雄，成了我们今天改进话风、改造文风的榜样。（当年对手照片：韩德彩和费席尔）

前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的韩德彩中将还对费席尔说：“你当时犯了一个错误，你忘记了我们是在山地空战，你不可能一直低空飞行，当你一拉起机身的时候，我已经在最佳射击位置等你了。” 

费席尔说：“你有很丰富的飞行经验。” 

韩德彩说：“哪里谈得上经验，那时候我在米格－１５战斗机上才飞了20多个小时。”

费席尔瞪大眼睛说：“你的技术比我好！那个时候光是F-86飞机我就飞了500小时，之前飞了15年。”

韩德彩说：“还是你的技术比我高。”

费席尔是这样被击落的

 在朝鲜空战的后期，美远东空军的作战飞机已超过了1500架，其中最先进的Ｆ-86达320多架。为了拦截志愿军空军对其轰炸机的攻击，他们在加大护航力度的同时，别从第５航空队挑选了一批飞过一两千小时的王牌飞行员，组成“猎航组”，干些偷偷摸摸的勾当——隐藏在万米高空或潜伏在志愿军机场附近山区的低空，乘志愿军空军飞机在起飞或降落时速度减小、高度降低，无法实施机动飞行的间隙，实施偷袭。已有好几支部队吃过这批“空中小偷”的亏。

志愿军空军采取了很多战术反制美军的游猎组。再后来，因为美军吃了很多亏，这些东西不行了，就变成了利用F-86优势主动侵犯。F-86飞机油箱大，留空时间长，敌机见我机去迎击，转过头就飞走了。我机跟吧，跟远了不行，油量不够，只有回来。我机一回来，敌人又调头跟回来打。这时，战争经常是沿着鸭绿江的东侧打。
　　  韩德彩自述——

 1953年4月7号的下午将近4点的时候，43团12架米格-15比斯，由副团长带队奉命起飞，任务是高度10000米，从辑安进入朝鲜，右转沿鸭绿江东侧，向鸭绿江口寻机作战。李春贵、杜基恩、张牛科和我，我们是第三个四机。天色已较晚，西边有云，北边和东边是晴天，起飞后向南，后向右转弯，朝西北方向飞行，5000米就进入云层了。这样大的机群进云层很危险。出云的时候再找前面两个中队，找不到也看不到了，到底是在前面，还是谁在前面都不清楚。

然后就朝出航方向转，当天作战任务，是从鸭绿江桥右转，到朝鲜，沿鸭绿江东侧，往鸭绿江口和半岛飞。若看到了敌机就打，没有敌机就回来。到了鸭绿江桥一转弯就报告了，说现在右转出航。地面问，你们还有几个飞机在一起？答有4个，地面指挥说，你们4个回来吧！其实当时我们前面两个中队都发现敌人了，我们当时既没有看到我军的飞机，也没有看到敌人。回来以后对着自己的机场飞，这边没有云，到了宽甸，离大埔机场还有五十多公里的地方，高度在6000米，地面指挥员告诉，你们回来掩护机场！一听掩护机场，估计可能有情况，感觉又有仗打了，我们又来劲了，便飞到机场上空。
　　我们正在转圈的时候，在机场的西北方向，二大队有一个飞行员报告说，有两架敌机跟着他，他转不了弯，再向西边飞，就回不来了，油就没有了。所以指挥员就命令我们大队长说，你派两架飞机去打。我们大队长带着他的僚机杜基恩去了。机场剩下我和张牛科两个，僚机跟长机拉开距离比较大，起码2000米距离，主要是掩护地面。又转了几圈，跑到机场的西边，西边的坡度一改平。我就对张说回去吧，油量快没了。我这么一报告，塔台、指挥所都是同一个波道，就告诉说，你们回来吧，现在还没发现什么情况。我和长机就放下减速板从高度3000米迅速下降到400米，大概离山头只有100多米吧，这时我和长机间隔距离约400米到600米。当我们改平与跑道平行时，地面指挥员突然喊道：“拉起来！拉起来！敌人向你开炮了！”
　　当时我在后面，就压右坡度把飞机翻过来向右后方看，没有哇。又压左坡度向左后方看，还是没有。我觉得不是在叫我。
　　再往前看，发现在我们左下方高度100多米的山沟有两架伪装色的飞机，像是苏联同志的飞机，他们的飞机是伪装色。没想到喊的正是他们。前面一架是苏联同志，后面一架就是费席尔驾驶的美机。其实就是这个费希尔追这个苏联人，追着他一边走一边开炮，喊的是他，其实这没有用。我们那塔台你喊，一点作用都没有，一个是波段不同，一个是语言不同。他一喊，把我喊的紧张的要命。

他们速度很大，很快到了我左前方。我和张牛科飞机是白色的，费席尔看到我们的飞机，他放弃了攻击苏联同志，改平坡度就对向了张牛科。

 F-86和米格-15比斯最大不同，就是垂直尾翼，一看到F-86,我就喊：“张牛科，敌人要向你开炮啦，快拉起来！”话还没说完，敌人的炮就响了，张牛科飞机发动机上冒了一股烟，我一看，坏了，长机被打中了，那是炮弹打到发动机里面去了。我喊长机说：“不行你快跳伞！”因为越往前边飞山越高。顽强的张牛科不肯跳伞，向左拉上升急转。敌人咬住不放。我跟过来以后，我们三个就形成半圆弧，三个距离加起来也就是5000千米左右。我还没有来得及开炮，敌人就大坡度下冲，想摆脱我，我一看在这个高度上做这样大动作量的下滑，容易撞山。我看了以后，没下去，向上拉拉，再拉拉，增加高度，因为高度就是速度啊。我做的是摆脱动作，不叫你攻击就行了。我马上把飞机翻过来向左，我高度就比敌机高了，就推机头，刚要瞄准攻击，还没来得及，敌人又一下转过来了。我也迅速地紧跟上敌机，把光环锁住敌机。我用的超近距，可以看出来，光环拉到前面，把光环往后一缩就开了炮。三炮齐射，一气打了80多发炮弹。看着炮弹打在敌人左机翼与机尾之间，敌机“呼啦”冒出很长一段火。紧接着，我看敌机上出来一个东西，再一看是敌人跳伞了。我就报告地面：“敌人跳伞了！快点抓俘虏！”然后，我扭转机头对准跑道，飞机滑到南头自行停车，正好没油了。费席尔跳伞被我机场军民活捉。

这次战斗前后不过1分钟，我落地后看见长机也安全落地。我们俩一起到食堂吃完饭，就回宿舍休息了。 韩德彩心咯不是滋味，当他看到长机被击中，真恨不得跳出座舱把敌人抓住。大约晚上8点以后，参谋长喊：“小韩，小韩，快起来，俘虏被抓到了，快去看看。”我们来到一座平房，那家伙在吃饭，一见到我们，呼地一下站起来，显得惊恐不安。只见他的右脸、右手、右腿都带着伤，大概是跳伞时擦伤的。

此时的 韩德彩才19岁，这个从小拉着妈妈的衣襟逃荒，听着流浪艺人打花鼓度过辛酸童年的凤阳小伙子，在战火中成长、成熟。刚入朝那会儿，他还可以说就是个孩子。空联司聂凤智司令员给他们15师的任务是观战。

聂司令说：“现在咱们不像开战初期，不会打拎着脑袋也得上去打。你们的任务就是先看老大哥部队打，体会空战的战术技术，减少不必要的伤亡，为日后打漂亮仗做好准备。”道理当然对，可让这帮血气方刚的飞行员接受可不容易。

有一次参加兄弟部队的庆功会，他们打落了几架敌人的螺旋桨飞机，敲锣打鼓好不热闹。回来的路上15师年龄最小的飞行员韩德彩嘟囔了一句：“哼，等着吧，他今天打螺旋桨，我明天打喷气式！”为这话，他挨了批评，说他不服气，盲目骄傲。小伙子还挺倔强，仍然不服气：“头一条算是说准了，我本来就不服气。至于第二条，我倒有不同看法，人骄傲有时还是个优点呢。”

过年了，没脱孩子气的韩德彩买了一挂鞭炮，一个人跑到山顶上乒乒乓乓放了一通。想打仗想疯了，天上开不了炮，地上整出点动静也过瘾。

他天天蹦蹦跳跳，咧着嘴唱：“嘿啦啦啦……”同志们都喜欢这个小开心果，可有的时候也被他搅得够戗。累了一天大伙睡得正香，他嚷一嗓子：“起床了，天亮啦！”把大家都吵醒了。大队长有手表，一看，吼起来：“小不点，你咋唬啥？才2点！”韩德彩不好意思了，披着棉衣推开门一看，咳！是月光……

很有故事的费席尔

费席尔出生于美国依阿华州，他回忆说，小时候，他把父母每周给他的10美分零花钱，都用于购买有关一战的《王牌飞行员》杂志。时间一长，他能够在黑板上画出不同姿态的飞机，包括转弯和侧飞的飞机。后来，他把节约下来的钱购买飞机模型。一有机会，他就爬到风车上放飞飞机模型。在一次展览上，他第一次见到了真正的飞机，并且还观看了飞行员驾驶飞机的表演，这让他非常兴奋。

 然而，喜欢飞机的费席尔起初却被安排在陆军地面部队服役。后来在他的要求下，他参加了航空兵飞行训练。最终他如愿以偿，开始驾驶P-51战斗机飞行。P-51退役后，他驾驶F-80战斗机。

 1950年6月，朝鲜战争开始后，他随第80战斗轰炸中队进驻日本福岗基地。不久，他驾驶战斗机在韩国大邱基地停留加油，支援美军地面作战，袭击中、朝地面部队、汽车和火车等目标。然而，志愿军的火车经常白天隐蔽山洞里，夜间出来行驶。这使得他的对地空中支援任务完成得并不好。后来，费席尔开始转飞第39战斗机拦截中队的F-86型战斗机。
      在美国空军里，击落5架飞机的飞行员称为“王牌飞行员”。费席尔先后击落过10多架飞机，堪称“双料王牌飞行员”。

1953年4月7日，作为美空军第51联队队长的费席尔驾驶F-86战斗机执行第70次空中作战任务。在这次作战任务中，这位“双料王牌飞行员”的运气走到了尽头。当时，他驾驶F-86战斗机侵入中国东北上空进行偷袭作战。空战极为激烈。他曾击伤3架米格战斗机，但很快就被中国年仅19岁的飞行员韩德彩击落。这是韩德彩第5次取得空战胜利。
      费席尔跳伞后，是在一座小山坡(辽宁省凤城市石头城)上落地的。由于当时降落伞挂到了灌木丛，他并没有硬着陆。落地后，他发现自己的头盔没了，耳朵在流血。他走着走着，就坐了下来。这时，一位中国老人走了过来。老人要他跟着走。他照办了，走进了一群拿着斧子和农具的中国人中。费席尔知道苏联与中国关系很好。他试图装作苏联人的样子准备躲开。可是却碰上了苏联士兵带走了他。后又被中国人要回，在中国东北一所监狱服刑。
      在服刑期间，他发现监狱还有其他美军战俘。其中，有两名就在他狱舍的隔壁。不老实的他开始设法与这些战俘取得联系。这些战俘包括自称被自己一架F-86战斗机意外击落的美军飞行员麦肯齐。费席尔还设法通过秘密方式与另外一名战俘黑勒取得了联系。监狱方面发现了他的行为，把他叫做“活跃分子”，将他单独关押在房间里，使他无法与其他战俘串通一气。
      很有心计的费席尔决定改变策略，做一个“模范”战俘，以骗取监狱方面的信任，以使监狱放松对他的监管。 很快，试图逃跑的费席尔在床的末端发现了外墙。他很狡猾，决定选择假日挖墙。周末到了，费席尔用一枚图钉悄然挖墙，一直挖到一块砖为止，然后他用力把砖推了出去。
      逃跑的时机到了。他先把两只脚从洞里伸出去，然后，整个身体挪出去。外逃的他开始向我军米格战斗机基地走去，试图偷一架米格战斗机升空逃走。然而，他看到战斗机基地由我军士兵守卫着，于是他决定老调重弹，装作苏联人试图蒙混过关。可是，警惕性很高的卫兵没让他靠近飞机。无奈，他只好转身走开。下一步计划，他想找到附近的河流，准备偷船溜走。
      他终于走到一条河的河边，然而却没有船可以渡河。他只好游了过去，弄得全身湿漉漉的。接着，他沿着铁路线逃到一个小镇上，试图坐上南去的火车外逃。然而，监狱方面发现他逃跑后，迅速展开追捕。他很快被逮住，戴上手铐，被带回了监狱。 1955年5月，他被释放回国。费席尔认为，成为中国战俘是幸运的。中国对待他们这些美国战俘就像对待自己士兵那样好，给他们吃，给他们住……

我军翻译的回忆

1953年4月7日下午，我作为俄语翻译正在师指挥所参加战斗值班。当天天气晴朗，万里无云。下午3时许，当我空军迎击美国F—86飞机的机群和苏联机群从战场胜利返航快要到机场上空时，雷达发现有一架美国战斗机F—86的影子在机场上空很高的位置闪了一下。看到敌机，师指挥所立即通过无线电通知我方带队长机:“机场上空有敌情，注意观察、搜索！”因为返航的每架飞机余油都很有限，纷纷争取单机或双机一起着陆。

这位美国的王牌飞行员费席尔在高空抓住机会，咬住我方的两架护航机急速俯冲下降。后来我了解到，我方护航机的驾驶员一个是驾驶长机的大队长张牛科，另一个是驾驶僚机的青年飞行员韩德彩。韩德彩在空中与费希尔的F－86战机展开激烈的格斗。两机上下翻飞，急转弯，左右盘旋，你追我赶，展开了一场“空中肉搏”。韩德彩以高超的驾驶技术，抢占了空中的有利位置。敌机在前方，我机高速紧追不舍，与敌机相距越来越近，瞄准具的光环很快套住了费席尔的飞机，韩立即按下驾驶杆上的开炮按钮，穿甲弹、爆破弹一起飞向敌机。费席尔的飞机凌空爆炸起火，黑烟滚滚。

机场上的指战员一片欢腾，高喊:“打落敌机啦！”……大家一面欢呼一面奔走相告。但很快就看到远远的天边出现了一个小白点，渐渐大了，像一朵白云一样往机场的东北方向飘去。这时大家也都看清楚了，人们又喊起来:“美国飞行员跳伞了！”我们从师指挥所的山头上看得更清楚，确实是美国飞行员跳伞逃生了。这时，在师指挥所指挥作战的刘盛起师长和吕茂堂副师长马上命令地面收容组的同志们立即出动，向降落伞飘落的方向拉网搜捕，防止美国飞行员逃逸。

被打下来的美国飞行员当时降落在辽宁省凤城县石头城附近的一个山坡上，已经被当地民兵团团围住。到下午5时许，处于同一机场的苏军收容组先一步到达了费席尔着陆的地点，捕获了费席尔并带回苏军的营房。当晚6时许，空15师的俄语翻译，奉刘师长的命令，带领师侦察科陈科长和两名武装警卫战士，到苏方航空部队的领导那里交涉索要美国飞行员费席尔。

在平常，因为工作关系，翻译和苏方的领导们接触的比较多，讲话也比较随意。但这次是受命前来索要被击落的美国飞行员，他们马上收起笑容，把脸板了起来。俄方领导假意地回答我们，他们从来没有听说抓到了什么美国飞行员，故意搪塞。

我们一再强调，我们师已经接到地方政府和我方收容组的报告，很多目击证人证明，机场的苏方部队确实已经捕获了伞降逃生的美国飞行员，并把他带回了苏方的营房。在中国的土地上捕获的任何俘虏都必须交给中方，不交是绝对不允许的，如果苏方一定拒交，我们会将此事上报中朝空军联合司令部。苏方看到我们的态度非常坚决，而且手里确有证据，他们就开始改变口气，故作姿态地说，要问问他们的侦察科长是否知道此事。他们的侦察科长过来后，据苏军领导介绍，这位侦察科长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的侦察英雄，非常精明强干。他们故意问这位侦察科长是否抓到了美国飞行员，如果抓到了为什么不报告。从他们对话的目光中可以看出，这位苏军领导示意该科长承认此事。然后经过他们商议后，同意交出被俘的美军飞行员。

我方马上问：那个飞行员现在哪里？请马上交给我们。这位科长回答，现在关在禁闭室里，可以跟随他去领人。

来到门口站着两个持枪苏军士兵的禁闭室，我们看到美国飞行员费席尔蹲坐在一个角落里，看上去他的个子很高，大约有一米八以上。他看见中苏双方人员走进室内就马上站起来，显得十分恐慌。苏军侦察科长跟他说了几句俄语，从表情上看他似乎没有听懂。我方问他：“你是被什么飞机打下来的？费希尔说：我是白飞机打的我。我打的白飞机，白飞机打的我。”苏军的飞机都涂有保护色，他们也无话可说了。

我方翻译用英文大声说“跟我走！”他听懂了，跟着出了禁闭室。费席尔被押回我方营区。

把费席尔带到师首长会议室，刘师长、崔政委和吕副师长等均在座。室内灯光很亮，这时看到他更加恐惧，全身颤抖，几次叫他坐下，他都不敢落座。稍顷，他要求上厕所，领他到走廊一侧的卫生间，他从前左胸处拉开一条很长的直到右脚面的大拉链，将飞行服迅速脱下，这是我第一次完整地看到美军的飞行服。上完厕所他神色恍惚地回到了会议室，又几次叫他坐下，他才勉强坐下。这时他开始比划着示意他太饿了，想要吃的东西。警卫员很快给他端来了煎鸡蛋、馒头和鸡蛋汤，他狼吞虎咽地很快就吃光了。

首长先问:“你叫什么名字？”

答:“我叫哈罗德·爱德华·费席尔。”

再问:“你到我们机场上空来过多少次？”

答:“来过好几次。”

接着问:“你知道这次是谁把你击落的吗？”

开始时他默不做声，稍后他用手在鼻子前面做了一个手势，大概意思是说“大鼻子”(苏联飞行员）的飞机把他击落的。师首长对他说:“你是被我们最年轻的飞行员韩德彩击落的。”费席尔听后，脸上表现出疑惑的神情。他低头回忆片刻，便提出来要想见见这位年轻的中国飞行员。

当年仅19岁的韩德彩出现在他面前时，他看着这个年轻的中国飞行员，凝视良久，说不出话来。当告诉他就是这位年轻的中国飞行员把他的飞机击落时，他一下子惊呆了。韩德彩离开后，他沉思片刻，然后说:“了不起，了不起！简直不可思议……”

再向他要飞行证件时，他又用手在鼻子前面比划了一下，意思是“大鼻子”搜走了他的证件。于是，刘师长又让我和侦查科的陈科长再到苏联部队领导处索取证件。在交涉过程中，苏军强调俘获的飞行员已经交给中方了，他们留下证件，是准备向上级报告的，不能再给了。我们强调，如果没有证件，将无法证明俘获的人员是被我方飞机击落的美国飞行员，另外没有证件做依据，怎么能向上级移交及以后进行正式审讯呢？几经交涉和说服，他们才交出了费席尔的“飞行员证”，及用中、朝、英文印制的“救援证(即事先准备好的被俘时的‘救援书’)”以及费席尔驾驶的F－86飞机的彩色图片等物品(我还记得飞机头上有一个彩漆喷涂的裸体女人像)。我把这些物品带回以后，师首长们在会议室认真地审阅了这些证据。然后继续进行初审，一直持续到晚上十点左右。

韩德彩的空战经历

韩德彩抗美援朝战争中两次赴前线轮战，共击落美机5架，击伤1架，荣立2次一等功，被授予二级战斗英雄荣誉称号

抗美援朝战争空战初期，韩德彩在空15师43团任飞行员。援朝作战以来，43团多次出战，均未打下敌机。

1952年3月24日，韩德彩作为张牛科的僚机，随该团8架米格- 15飞机起飞迎战，在清川江上空与8架美F- 80遭遇。空中指挥员是副团长杨贺荣。

 据韩德彩在《我走过的路》中记述：

 我前面的三架飞机已经向敌机攻击了，掩护的任务自然落到我的身上。当我快要赶上我的长机，距离还有七、八百米时，我本能地向两侧看了看。这一看不要紧，突然发现我们攻击的是前面的四架，右下方还有四架敌机，正抬头来向我们的三架长机攻击！我一看情况紧急，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似乎是报告的时间都没有了，急忙右转60度左右，把机头对准敌机的前面，按下炮弹按钮，三炮齐射，炮弹的火光从敌机头的前方划过去。

我的目标就是赶跑敌人。我再回过头来向左看我们长机，哪里还能看得到呢？我右转出来时，和长机六七十度交叉向不同方向飞行，这时飞行速度每小时1000公里，早不知道飞出多远，连影子也看不到了。

我立刻报告长机：814 ，我看不到你啦！

这时无线电里很乱，说话的很多，杨贺荣副团长的四机也发现了敌人，根据攻击前我们所处位置，杨副团长在我们前面，我们四机右转攻击后，就分开了。我们李副大队长他们攻击的是前面四架，我看到很清楚，在我们前面还有四架敌机，这说明敌机不是8架，而是12架或更多。我报告了，至于张牛科能不能听到，当时也顾不得那么多了。地面指挥所告诉我们说就这一批，发现后坚决打，明确得很，我就决定打这4架敌机。尽管敌人总是想办法逃，由于我一个人打敌人四个，所以既要找机会攻击敌人，又要防备敌人找我。这是单机作战的弊病，能攻击敌人，就没有办法掩护自己。敌机发现我在攻击他们，就做双机交叉转弯来摆脱。我采取敌机做交叉转弯我就拉起，占好位看着，等到敌人集合起来我就下去攻击。敌人因为胆怯，协同就出了毛病，有时3架飞机向一边，一架飞机向另一边的交叉转弯，反正是敌人分开我就拉起来占位，敌人集中起来我就下去攻击，这样反复很多次，我和敌人离得最近时，距离不到100米，敌人扭头向后看我，我都看得很清楚。如此三番，我们从海里又转到陆地上。

 敌人刚接近陆地，就集中起来，编队右转，我迅速地下去瞄准前面的一架刚要射击，敌机又突然反过来向左转，我也反过来用力拉杆，把瞄准具光环拉到最前边一架的机头前，缩光环距离约400米，按下火炮按钮，三炮齐射，一下子把敌左边的机翼打断了，冒着白烟，打着滚向海边掉下去啦！

我看到敌机被我打掉啦，那种高兴劲，用语言是难以表达的。打下第一架敌机后，我的精神状态要比才投入战斗时轻松多啦。我追前面三架，是毫无问题的，在追击的同时，也有精力向别处看了，想看看我们其他同志在什么地方。我看到在我的右前上方高600米左右，距离1000米左右，我们的一架飞机正追着一架敌机瞄准，他们之间距离在600米以内，正是我们炮火的有效射程。敌机做左右的‘S’转弯摆脱，同时我们那架飞机后面也有一架敌机，距离也在600米以内，正瞄准我们的飞机！领导上再三讲援助战友比打上敌机更光荣，我毫不犹豫地放开了我可以到手的攻击目标，拉起机头对向右前方的敌机就打了几炮。敌机非常听话，立即向右转了60—70度改平，正好给了我尾后攻击的位置，距离约600米左右，如果当时开炮也可以，但我想靠近些，打它个空中开花才过瘾。

 靠近距离的同时，我想起了苏联英雄阔日杜布《为祖国服务》中的一句话：“一个飞行员在空战中，不仅要能能勇敢地消灭敌人，而且能善于保存自己。”我出于本能向左后方看了一眼，这一看吓我一跳，一架F-80正在向我攻击，距离很近，多说也就一百米，大大的机头，座舱边画得像女人一样的画像我都看到了。情况十分危急！我迅速向左压了70- 80度的大坡度，用力蹬右舵，向后拉杆，使飞机既向右又向上，做了一个右的上升侧滑。这个动作过去从来未做过，完全是急中生智吧，目的是避免敌人的炮弹。我做这个躲避动作的同时，敌人就向我开炮了，密集的炮弹像火箭一样，一大片一大片地从我座舱盖上面飞过去，同时感到我的飞机像被撞了一样震动了一下，我知道我的飞机被敌人打中了。因为我做上升侧滑是减速动作，敌机还未反应过来，就从我的左机翼下方冲到我的前面。我左右晃晃驾驶杆，左右蹬蹬舵，杆舵是好的，我又拨转了机头对向敌人。我心想：你这个混蛋想打我，我看你往哪里逃？也叫你尝尝我的火炮的味道！

敌机冲到了我的前面，他也知道情况不妙，来了70- 80度的俯冲角向海里俯冲。我看到海水翻着浪花，知道我的飞行高度并不高，这么大的俯冲角向下俯冲，用不了几秒钟就钻海里去啦。我也知道敌人飞喷气式飞机的飞行员都是些老家伙，技术比我高，F-80飞机的操纵性能也比米格- 15好，我不能跟着他俯冲，否则我会掉到海里。我在他后面以小的下滑角隐蔽地跟着，等着他拉起来，我再靠上去开炮，叫他下海去喂王八。他要是自己钻海里，我倒节省了我的炮弹。

可那家伙有经验当然不愿钻到海里去，俯冲一会又拉起来了。我迅速靠上了距离，在敌人飞行员很难看到的后边隐蔽着。这时我们的机头方向是大连和庄河之间，敌人要回南朝鲜还要左转60- 70度才行。

我攻击的角度是0·4，这样敌机的被弹面很小，我想敌机要能左转就好了。这个家伙可能命该如此，我怎么想，他就怎么做，果然向左压了50度的坡度，又是上升转弯，给我提供了最好的射击条件。我在300米左右的距离，1·4的进入角，按下射击按钮，来了个三炮齐射。我看着炮弹都打在敌人机身和左机翼的结合部，敌人的飞机顿时爆炸成碎片，掉进大海，我也报了一炮之仇。

韩德彩一仗打下两架敌机，首开了43团击落敌机的记录。

1952年5月17日，空15师结束第一阶段实战锻炼。后撤休整期间，43团换装米格-15比斯飞机，相对于米格- 15，它的整体性能有所提高。1952年底，43团再次随15师进行第二轮抗美援朝作战。

 韩德彩又击落了第三架美机。他在《我走过的路》中记述：“1953年1月26日，43团16机奉命起飞，直飞价川以北飞过价川后迅速地转回来。我们是第一中队，高度10000米，改平不久就发现敌四架F-86，高度比我们稍低一点，也正在右转弯。敌人并未发现我们，正好转到我的机头下方，我的长机张牛科叫：‘小韩，我拉起来你打！’我非常迅速地瞄准发敌人最后一架，距离500米左右三炮齐射，只见炮弹的火光把敌机包了起来，像节日放的焰火一样。一架敌机中弹掉下去了，其他三架调头便跑。我们也返航了。”

 韩德彩在《我走过的路》中记述了击落第四架敌机经过：

“1953年3月26日，43团12架飞机奉命起飞，从辑安右转进入朝鲜，沿鸭绿江东侧，向鸭绿江和铁山半岛之间飞行，执行作战任务。李春贵大队长、都基恩、曹锐先副大队长和我为一个中队，编成右梯队，李春贵、都基恩的双机在左边，曹锐先和我的双机在右边，高度10000米，航向160度左右飞行。太阳在飞机的左上方，很剌眼，我们向前面看非常困难。鸭绿江西岸是睛天，东侧被白云覆盖着，而且愈向远看，云愈高。离云层还有一段距离，我们飞过拉古哨水库，就发现在编队的左前下方有两架F-86和我们平行飞行，距离在3000米以内，高度比我们低500米左右，可是在云边上还有很多敌机，分辨不出多少架。离我们最近的两架是所谓的‘鱼饵’。我如去攻击，他就会向左转，把我们引入敌人窝里去，使我们腹背受敌。这就是敌人摆出‘鱼饵’战术的目的。

 我们没有上敌人当，加大油门一直往前飞。又发现在我们的右前方有两架敌机，高度比我们稍低一点，速度比我们小，正在做‘S’飞行，距离也在3000米左右，这也是所谓‘鱼饵’，但它离云边敌机群的区域比较远。我是四号机，在梯队最右边，离这两架敌机最近。我认为可以打，就请求攻击这两架，打敌人的‘鱼饵’。大队长李春贵说：‘等一下。’我们继续向前飞，等到我们和敌机多的区域平行时，大队长命令曹锐先和我攻击右边的两架，他和都基恩保持直线监视敌人，掩护我们。曹锐先和我右转30度左右对向敌机，一右转我的位置在曹前面一点，曹要我打敌人僚机，他打长机。他的命令正合我的想法。为了防止敌机向左做下滑转弯逃跑，我推了点机头，下降高度比敌机低一些，又增加了速度，很快地接近了敌人。敌人发觉了，急忙压左坡度向左转弯逃跑，想把我引向他的大机群，这是我们早料到的。我便在距离敌机800米以外，向敌机前面打了一阵炮。我本想迫使敌机不要转弯，改平飞，这样它这个‘鱼饵’就没有用处了。哪知道，敌人一看到我的炮弹，拉起机头做个左上升转弯。我心头一喜，哈！这他可是找死啦！F- 86飞机在高空向上的性能比我们米格-15 比斯要差。抓住敌人这一错误动作，我立刻切半径跟踪，按下炮钮，一直打到距离不到200米，将其击落，看着它拉着浓烟，掉到鸭绿江口外的海里去了。”

 韩德彩的最后一仗是1953年的7月19号，43团8机奉命起飞——

“我与李春贵、都基恩、李居航是第二个四机。起飞后左转集合，飞到安东上空，没有发现敌人，地面指挥员命令我们左转，沿鸭绿江向上，过拉古哨水电站后，再左转返航。转过来后，我和李居航在李的右侧，距离不大，高度2000米以下。敌F-86两架，从我和李春贵大队长的中间，向李春贵双机发动了攻击。敌人从哪里来的？我没有看到。我发现时，敌机基本上和我平行稍微靠后一些，只是敌人高度比我低。按当时的空中态势，敌人也未发现我和李居航同志，如看到了我和李居航双机，按理应该攻击我们，因我们离敌人近。我看到这种情况，就报告大队长，同时向右扩大间隔，再向左转反击敌人。由于敌机速度大于我，我向右扩间隔的动作量大了，转过来到敌人后面，距离就远了，在800米以外，超过了我们炮火有效射程。当时我的发动机油门已在最大位置，也缩小不了距离，急得我没有办法。眼看着敌人要向都基恩开炮了，我只好抬高瞄准点，向敌机前面开炮，想先发制人把敌机打下来，但是只是打伤了它。敌机像个受伤的野狼，摇摇晃晃地逃跑了。”

1959年国庆节，他率领一个米格-19战斗机中队飞过了天安门广场上空。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阅兵式，他说这是他的一个崇高的荣誉。

美国《空天》杂志2012年5月号刊登了专访韩德彩中将的文章。

美国记者鲍勃·伯金问他：“你最好的工作是什么？”

韩德彩回答：“我更愿意当一名飞行员，而不是地面指挥员。我认为自己作为一名军人，始终是尽职尽责的，无论是做什么工作。我感到非常自豪的一件事是，我这么多年飞行了2300小时，从来没有损失过一架飞机。我真的很热爱飞行员这个职业。”　

离休后的韩德彩中将，仍不忘其不凡的军旅生活，用诗文寄托其凌云壮志，也非常关心中国教育事业和热爱中华书画艺术，成为上海有名的书法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