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酬，1935年10月出生，男，汉族，安徽省滁州市全椒县人。1949年参军。入编中国人们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十二军，先后参加渡江战役、西南剿匪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历任侦察兵、卫生员、卫生连班长。1954年退役转业到地方，被分配到全椒县卫生部门工作，1989年光荣离休。

　　2023年10月16日，秋高气爽，笔锋毓秀文学小组成员第二次来到抗美援朝转业老兵蔡酬的家中，再次聆听了他浴血奋战的光荣战斗历史。

       以下是蔡酬老兵的自述——

　　我1935年10月出生在全椒县袁家湾，我九岁时，母亲就去世了。父亲在安徽蒙城教书，我跟着父亲和继母在蒙城读书。继母生了孩子后，家中负担加重，又因时局动乱，日本鬼子在中国横行霸道、烧杀抢掠，我从小就萌生了参军打鬼子的想法。1949年2月，中原野战军第六总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2军，部队在蒙城招收新兵。那时候，我读小学四年级，一看到部队的招兵宣传，就瞒着父亲，偷偷到部队报了名。当时部队嫌我年纪小，我软磨硬泡，领导见我识字，最后就收下了我。我被编入第二野战军十二军侦察连，成为一名侦察兵。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在长江中下游强行渡江，与国民党军展开激战。在渡江前，我作为一名侦查员，与战友打配合，两次冒死过江，进入敌方进行侦查，为渡江作战提供情报。那时候，我利用年纪小的优势，与侦查连的老兵宋文汉化装成父子，进入敌方。我们穿着破衣烂衫，走入群众，从他们那里搜集敌情，并利用一切机会接近敌人营地，将敌人工事图画出来，摸清各个地方驻敌人数、各工事内部兵力、武器、地形等部署，掌握炮位布局，搞清楚是明堡还是暗堡，为部队在渡江前精准摧毁敌人工事、扫清障碍提供重要情报。我们准备了几个月后，在一个漆黑的夜晚，我和战友们坐着小船，在离安庆长江大渡口几里路远的一个岔口出发。我们渡江坐的是小木船，最多只能坐十二三人，夜黑风高，江风鼓荡，十几艘小船像一群大鱼，悄无声息地潜游在黑黢黢的江面上。江浪随风涌起，拍打在船舷上哗啦啦响。我紧张地盯着对岸，做好了随时战斗的准备。我们在夜色中悄悄抵达对岸，接到冲锋信号后，迅速突破敌人前防阵地，向敌人发起最后总攻。战斗很激烈，我年纪小，跟在战友后面一股劲向前冲，与敌人激战，毫不畏死。

　　渡江后，我跟着部队追击敌人，一直打到西康省（现四川省）雅安市。1950年，我参加了西南剿匪。当时国民党在西南培植大量特务，发展当地反动武装，训练土匪，和各路反动势力搅合在一起，利用西南深山做掩护，残害百姓，杀害我解放军。地势复杂，敌人势力盘根错节，西南剿匪战斗异常艰辛，但没有解放军打不了的仗，我毫不畏惧，在枪林弹雨中冲锋陷阵打敌匪。在西南剿匪时，我在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18军遇到哥哥蔡恕航，匆匆一聚，他就跟随部队向西藏出发，去参加西藏解放战争。

　　12军完成西南剿匪后，我驻扎在重庆北碚市北温泉休整，部队就让我到学校参加系统知识学习，本来计划学三年，但没多久，抗美援朝战争就爆发了。1950年10月左右，我接到通知，在原地待命，准备入朝参战。当年底，我们部队改称为中国人民志愿军12军，随之，我与战友们从重庆坐上当时从国民党缴获来的军舰，从嘉陵江抵达武汉，在武汉坐火车一直开到辽宁丹东。我们在长甸镇驻扎下来，学习了近两个月朝鲜风俗习惯和语言，做战前准备。

　　1951年3月下旬的一个夜晚，天气依旧寒冷，我跟着部队，趁着夜色，从搭建的浮桥上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正式投入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歌曲里唱：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其实我们跨过鸭绿江是很艰难的。原来进入朝鲜的大桥被炸毁了，敌人为了阻断我们部队入朝，白天夜晚不定时地派战机来江面侦查轰炸。我们只能利用黑夜做掩护，在晚上架浮桥悄悄过江，到了白天，就把浮桥收起来。过了江，我们白天蛰伏，夜晚行军，从不住老百姓家，自己带着雨蓬布，两个人一组睡一起，能保暖，也能互相提醒。我们就凭着两条腿，背着一袋子炒面，在朝鲜东线战场上与敌人战斗了大半年。敌人十分狡猾，利用飞机在夜晚投照明弹，那个夜空被照得特别亮，地上一根针都能看得见。我第一次经历照明弹，身体紧紧贴着地面，心“咚咚”跳，生怕自己不小心暴露了部队。再后来，我胆子就练大了，敌人再发照明弹，我都稳如泰山。朝鲜东区阵地到处都是崇山峻岭，树林遮天蔽日，就像原始森林，无路可走。山很高，我们披荆斩棘，一天只能爬一个山头。我一开始还在侦察连，首长见我年纪小跑不动，就把我调到卫生一所当看护。十二军一共有三个医疗所，一个所与一个营人数相当，有三四百人。我就在医疗一所照顾病人，喂病人吃饭，给他们擦洗伤口，我一边干活一边学习医护知识。在一所里，我又遇到了从渡江战役、西南剿匪一路走过来的战友张宏义和丁新宇。那时候，张宏义是我们班长，丁新宇也是护士，他俩比我大四岁，平时对我多有照护。经过一年多磨炼，1952年，我升任为护士班长。我和医疗所战士们冒着枪林弹雨抢救伤员，看着战友负伤，少了胳膊少了腿，看着战友牺牲在眼前，我难受啊！抗美援朝战争，是一寸山河一寸血。

　　在朝鲜战场上，有五件事让我记忆深刻：

       第一件，朝鲜冬天特别冷，最低达零下四十度，许多人在夏初进入朝鲜，没有分到棉衣，后期就被冻伤甚至冻死。那时候，我负责手术消毒。许多手脚冻伤感染的战士们治不了，我就帮助医生锯掉感染的腿脚手臂，仅在我手中锯掉腿的就有好几百人。没办法，我心疼也没办法，锯掉才能保命。从1951年一直到1952年，医疗所收治的许多伤员是被冻伤后截了肢。因为长期受冻，我也在那时候落下后遗症，退伍后腿经常疼痛，行走困难。

        第二件，我们长期缺吃少喝。我们背着一袋炒面，从1951年进朝一直吃到1952年春，没有菜，没有盐，冬天一口炒面一口雪，夏天一口炒面一口雨水。许多人得了夜盲症，也没有药物治疗，晚上行军看不清路，摔倒、磕碰都是常事。后期，战事稍微缓和，我们见到了肉菜罐头，夜盲症才好点。我们就是抱着必胜的信念，抱着赴死的决心，赢得了最后的胜利。

        第三件，是我负伤的那次战斗。那是1953年的一次攻坚战。我们十二军采用“切西瓜”战术，顺山而上，向山顶攻去。战斗发生在半山腰，敌人的炮火像火雷一样到处乱炸。我在战场抢救伤员时，一枚迫击炮弹落在几米外，把地面炸开一个大坑，砂石尘土伴着碎弹乱飞。一个细长的弹片钻入我的臀部，钉在骨头上。我一咬牙，把弹片硬是从骨肉上拽下来，也顾不上鲜血飞溅，匆匆包扎好伤口，又继续参与抢救伤员。当时不知道疼，回来后，伤口开始钻心地疼，就不能行走了。伤口发炎，保守治疗后，臀部留下了一个大洞。那次战斗牺牲了许多同志，一个师只剩下了一个团，太惨烈了。朝鲜战争胜利，是我们的战士用生命打下来的。

        第四件，我们活捉了一个美国飞行员。我们医疗所很大，仅医护人员就有三百多人，有时候病人穿的衣服包裹的纱布要暴晒，这些东西不容易隐藏。那是一个白天，上百架的美国军机轰炸完清川江大桥后返回，在临近清川江大桥的山洼中发现我们的医疗所，于是俯冲下来，凶猛地轰炸。我们的医疗营地建在山洼中，也挖了防控洞，所以，敌机很难贴近轰炸，杀伤率也低了许多。炸弹一串串丢下来，把我们的防空洞都给炸塌了，树木山石被炸得乱飞，我们当时牺牲了五位同志，其中一位是通信兵，他是为了通知我们做好掩护，在外奔跑时被炸死的。敌机轰炸一轮后飞走，最后一架飞机被保护清川江大桥的高射炮给打下来，飞行员跳伞逃跑，正好落在我们营地，被我们活捉了。医疗所活捉洋鬼子，而且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很难得。战士们纷纷涌上去把他绑了个严严实实，那个场景，真叫人又高兴又解恨。

       第五件，回国前，部队奖励我一枚和平鸽纪念章，这是我这辈子最大的荣誉。我为祖国的和平，为朝鲜的和平，出了力流了血，国家认可了我，我是一名光荣的中国抗美援朝志愿军战士。

　　我抢救伤员受伤后，臀部感染。1953年8月，我跟随伤员回国，在安东（丹东）临时医院治疗，后又撤回辽宁锦州，住了半年院，修养好身体后归队，在卫校学习了一段时间。后期转业，部队派人把我送回全椒，带我到全椒县民政局报到，我档案也被交给全椒县民政局。从渡江战役开始到抗美援朝战争，我有许多战友都牺牲了，活下来的战友大部分都转业到地方，失去联系。我当年年纪小，记不清他们的地址了，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战友了，谁知道啊，2008年，我竟然见到了他们。

　　2008年，丁新宇和张宏义通过电视台发起寻人启事找到了我。接到他们的信息时，我欣喜若狂，百感交集，那些战火纷飞的日子一下子从心底泛起来。我立即决定去看望他们，2008年11月9号，我带着老伴，先到河南洛阳找到丁新宇。分别五十五年，见面了，就好像回到了当年，没有丝毫的生疏感。我们回忆战争岁月，回忆可爱的战友，畅谈当下和未来。两家人游玩了黄河小浪底。两天后，我们在西安与张宏义相聚，在大雁塔前，看着眼前美好的山河，我们说当初流血流汗，值得！

　　如今我已经九十岁，生活安好，唯一遗憾的是，没有再见到宋文汉。在渡江战役前，他与我扮成父子。在日常生活、行军和战斗中，他也像父亲一样照顾我。我参军时年纪小，不懂事，身子骨弱，脚力差，常常落在部队后面，他比我大十几岁，是个老军人，他跟我宣传部队纪律，教导我参军就不能怕死，要服从部队指挥，随时做好牺牲准备。他身体强健，常常帮我背背包，拽着我跑。路走多了脚疼，他就帮我洗脚按摩，还帮我洗衣服，叮嘱我注意哪些危险。遇到敌人轰炸时，他就教我怎样躲避，在战斗中教我怎样打伏击。后来长大了，懂得了感情，就特别想念他，却与他彻底失了联系。我们是战友，又情同父子，我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他了，我真想念他啊！

　　笔锋毓秀文学小组成员采访结束前，蔡酬打开一个红色盒子，里面整齐地排列着五枚带着历史记忆的胸章，其中一枚是让老人倍感自豪的“和平鸽”胸章。另有一块一小指长半指宽的布质胸牌，正面红色框里绣着黑字“中国人民解放军”，背面分别标注：部别，十二军后勤卫生部医疗一所。职别，护士班长。1952年6134号，蔡酬。胸章已经被洗得发白，上面的字虽模糊，但依旧可以辨认。我们相信，即使字被磨失，历史也会记得这位在黑夜里两次渡江击顽寇的老兵。

　　九十岁的老人，骨子里依旧有着军人的血性和本色。有人问蔡酬，流血受伤，差点丢命，后悔当初去参军吗？蔡酬沉声答：不后悔，很骄傲。再问：如果再经历一次战争，还会参军打仗吗？蔡酬沉吟片刻，缓缓地说：会，还会冒死往前冲，战争打到眼前，必须要出击，这是军人的责任和使命。当然，现在我老了，打不了仗了，但只要我能动，我当个护士给伤员包扎，我有医疗技术，有抢救经验，我可以为抢救伤员献出一份力量。中国人民解放军不怕死，哪怕是退伍了，刻在我们骨子里的东西，永远也不会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