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早春二月，春寒料峭。

      这天大清早，我们就迎着乍暖乍寒的春风从北京出发，驱车前往黄骅市瞻仰赵博生烈士故居。

位于河北省东南沿海的黄骅市，是全国７个以烈士名字命名的城市之一。黄骅是原八路军第115师教导６旅副旅长、冀鲁边军区副司令员，1943年6月牺牲在这片土地上。因为赵博生，因为黄骅，以及600多名在这里捐躯的革命先烈，黄骅亦被称之为“英雄城”。

      沿着京台高速一路向东南方向进发，240公里路程很快被抛在了车后。下高速即进入县道，再转入村级公路，目光尽处就是赵博生出生的慈庄。村子不大也不小，340多户人家，1500多人。村落呈团块状向外展开，村南立一巨石，上面刻有行书大字：“革命老区村慈庄”，旁边还有一行小字：“宁都起义领导人赵博生故里”。我们从村南进村，依次走过红旗街、胜利街、博生路，在“故居巷4（号）”门前停止了脚步——赵博生童年就生活在这里。        这是一处具有冀东平原传统风格的民居，院子坐北朝南，青瓦顶，灰墙壁，木窗户，青砖地面，北侧三间正房，东侧两间偏房，简朴中透着庄重。“这处故居是建国后翻建的，赵博生烈士的亲人都曾在这里长期居住。”我们边听着村医于立新老人的介绍，边神情专注的瞻仰烈士故居。曾经的土炕、盛物的箱子、斑驳的灶台，依然静静的躺在哪里；讲述烈士事迹的文字、图片展牌靠墙而立，生动的记载着烈士追求真理、向往光明的心路历程。

（二）

       墙上的老旧照片把我们的思绪带到90年前。

      1933年1月8日，时值严冬。赣东南城县的天子岗、吃公山和霍仙峰上，早已银装素裹。然而，严寒的天气并没有让国民党军停止军事行动。蒋介石结集9个师的兵力于抚河流域，从西南两面形成夹击红军之势。

      时任红5军团副总指挥兼第13军长的赵博生，奉命指挥第13军41师3个团阻击国民党军第14师6个团于南城县长源庙地区。

      这注定是一场力量悬殊、艰苦卓绝的战斗。

      天刚蒙蒙亮，战斗就打响了。第14师在飞机轰炸及猛轰炮火的配合下，向红军阵地发起了轮番冲锋，规模越来越大，从连营进攻到整团的“饿狼战术”，一次比一次疯狂，至中午终于突破红军阵地。赵博生见状，右手提枪，扭头大喊“同志们，跟我来！”话音未落，他就率部疾风般地冲了上去，身上雪花抖落。突然，一颗子弹飞来，击中赵博生的右额，只见他左右摇晃了两下，就倒在鲜血飞溅的雪地里，年仅36岁。

      76年后，赵博生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再往后，赵博生成为《中华先烈人物故事汇》丛书主人公之一。很荣幸，在赵博生牺牲90周年之际，受邀执笔烈士的故事。于是，我们从烈士故居起笔，追寻英雄的成长之路。

（三）

      赵博生，乳名连科，1897年9月出生在慈庄一个农民家庭。农耕世家的熏陶，10年私塾寒窗苦读，2年保定军校培养，养成了赵博生勤勉、正直、执著的优秀品格。1919年春，他从保定军校第6期步兵科毕业，同时毕业的还有近代名人邓演达、叶挺等同窗好友。

     步出军校的赵博生踌躇满志，决心做个“抱救国之志，负救国之责”的军人。这在那个军阀连年混战的乱世，无异于异想天开。所以，他走的弯弯曲曲起起伏伏——先后在皖系、直系、奉系军队中任职，始终在一个抢地盘、争势力的圈子里打转转。极其混乱的局势和错综复杂的关系，让他眼花缭乱，很不适应。尽管他很快升任副团长，但他并不开心。他忧愤、焦灼、苦闷，不由的发出了这样的悲叹:“中国的政治这样腐败，社会这样黑暗，我真不想在这里做事了，我想下去拉洋车……”

     直到来到冯玉祥的西北军，结识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后，赵博生心里才豁然亮堂。他看到了李大钊历史眼光的深邃和思想价值的珍贵，感受到了共产党人革命精神的崇高和人格力量的伟大。面对封建军阀篡夺政权、新生的民国有名无实的现状，共产党人表现出了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他开始觉醒，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相比，自己的前途微不足道。

（四）

       迈过烈士故居的木门槛，在门洞的右侧墙上贴着两块白底金字的展板，一块展板上写着“革命精神之歌•赵博生”，另一块展板上写的是歌词：“先锋！先锋！热血沸腾，先烈为平等牺牲，作人类解放救星。侧耳远听，宇宙充满饥饿声。警醒先锋，个人自由全牺牲。我死国生，我死犹荣，身虽死精神长生，成功成仁，实现大同。”读着，读着，我心中不由升腾起敬仰和感恩之情。

      这首歌词作于1929年夏。当时，赵博生在西安出任国民革命军第2集团军14军参谋长兼特种兵旅旅长，同时兼西安城防司令。

      时值关中连年大旱，饿殍遍野。反动政府却依旧横征暴敛，巧取豪夺，人民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面对这种凄惨景状，赵博生忧心忡忡，他对反动政府、反动军阀的倒行逆施和累累罪行极为愤慨。但他也知道，自己无力回天。于忧虑、苦闷中，一首《革命精神之歌》在他的笔下倾泻而出。赵博生通过这首歌词，表达了当“警醒先锋”的愿望。事实上，他也是朝着这个方向而努力的。

      民国军阀混战年代，中国出现了许多奇葩军人。比如，“倒戈将军”（石友三）、“狗肉将军”（张宗昌）、“糊涂将军”（冯国璋）等，让人们很容易联想起“一人当道”“升官发财”“酒池肉林”“醉生梦死”等贬义词。然而，这些旧军队的恶习在赵博生身上几乎完全看不到，他始终保持着自律简朴的生活作风。尽管他长期生活在旧军队里，当了将军，做了高官，但他并没有忘记“救民水火”的从军初衷，始终独善其身，不吸烟，不喝酒，不赌博，不纳妻，也不带妻室。每月所得薪水，除留少数维持自己极为简朴的生活外，多用以奖励和救济士兵。这种自奉俭约、清廉自守、克己厚人的品德和作风，成为旧军队里的一股清流，深受大家的敬佩。

（五）

       赵博生是自律的，但现实也是残酷的。他从南口大战到五原誓师北伐，再到西安城防司令，赵博生每踏落一步，都能听到时光深处的铿锵回响。他以为北伐成功就实现了救国救民的理想，却不曾想投机革命的蒋介石叛变了革命，冯玉祥也随魔起舞。他不愿为新的军阀卖命，更不愿同流合污，遂率领特种兵旅教导大队摆脱军阀的控制，成立 “三民主义救国军”，进至秦岭腹地东江口时遭遇土匪偷袭，终因寡不敌众，被迫退守深山，打乱了屯兵汉中的计划。他不得已暂时遣散救国军，以分散的形式各奔前程。

      我们边参观边与于立新老人聊着，都认为赵博生成立救国军的行动，是他为摆脱旧军阀而做出的一次勇敢的抗争。可是，没有革命理论的武装和革命政党的领导，失败是迟早的事。赵博生静下心来思考：国民党不为国民着想，三民主义救不了中国。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风云激荡，许多政治势力在这个历史舞台上闪亮登场，最后又都黯然退场。这是为什么？究竟谁是救国救民的革命主力军？

      赋闲下来的赵博生，到郑州看望在国民党第22路军担任少将交际处长的五叔赵以元，拜见第22路军总指挥兼第30师师长吉鸿昌。没想到，被国民党第26路军总指挥孙连仲给逮住了，邀请他去担任参谋长，襄助军务。1931年3月，蒋介石一纸命令就将第26路军调往江西第二次进行“围剿”红军。

（六）

      没有悬念，蒋介石对红军发动的第二次“围剿”5战5败，再次以失败收场。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毛泽东激情赋诗：“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

      故居墙上挂着的《中央红军第二次“围剿”经过要图》告诉我们，被红军“横扫”的“千军”中就包括国民党第26路军。7月，第 26 路军退守宁都县城。9月中旬，蒋介石发动第三次“围剿”又被红军彻底粉碎，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宁都成了中央苏区中的一块“飞地”。撤退南昌的唯一通道，被蒋介石派来嫡系朱绍良部堵死了。第26路军孤零零地困守在宁都，陷入两难境地。

      第26路军部队中的大多数官兵是北方人，不适应南方的水土和潮湿的气候。时间久了，很多人患上了恶性疟疾，相互传染，亡尸累累，县城北门外的山坡上埋满了尸体，“飞地”成了人间炼狱。赵博生忧心忡忡地眺望眼前奔腾的梅江河，内心不停地叩问：“进剿”苏区数月来，打一仗败一仗，苏区民众拥护共产党，支援红军连连挫败国民党军，这究竟是为什么？现在的部队一怕红军，二怕下雨，三怕大米，四怕得病，五怕死后喂狗，思乡厌战，军心涣散，第26路军的出路又在何方？

      正在这时，东北发生了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九一八”事变。第 26 路军官兵纷纷要求离开宁都，回北方参加抗日。蒋介石闻讯发来急电，命令“原地待命”，并以“侈言抗日者杀勿赦”相威胁。

      进则被红军聚歼，退则又为蒋所不容。赵博生感到特别迷茫，特别苦闷，特别愤怒，特别绝望。红军打不过，国军不关照，日军不能打，那第26路军只有最后一条路了——倒戈，找共产党去！

（七）

       赵博生先后两次前往上海找共产党，都无功而返。其实，共产党组织就在他的身边，在时刻关注着他的政治态度，在等待合适时机。在第26路军总指挥部译电室主任罗亚平“牵线”下，赵博生终于与中共第26路军特别支部取得了联系。在故居的展柜里，我们看到了记录这段历史的回忆文章。当时，赵博生迫不及待的对罗亚平表示：“我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叫我干什么就干什么，即使赴汤蹈火亦在所不辞！”1931年10月，中共中央批准赵博生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赵博生救国救民的梦想，终于有实现的机会了。他一颗壮怀激烈的心，一腔报效国家的热血，终于有了用武之地。他利用公开代行军务的身份，因势利导地做好第26路军中的兵运工作。

      一场历史大戏就这样拉开了帷幕。

      按照中共第26路军特别支部分工，赵博生重点做好第26路军高级军官包括手握实权旅长团长的工作。非常人用非常办法，先携手73旅旅长董振堂，后争取74旅旅长季振同，因人而异做工作，广泛团结革命力量，为实现“全部起义”之目标，坚定地执行中革军委的指示，考虑周全，计划周详，部署周密。

      1931年12月14日，宁都城度过了一个不平凡的夜晚。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等人终以26名中共党员撬动1.7万国民党军队胜利起义，把几乎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变成了现实。

      多年以后，已经成为共和国中将的孙毅将军回忆说:“没有赵博生在这支军队中享有的威望以及他在上层军官中艰苦细致的工作，起义就不可能有这么大的规模，也不可能进行得这样顺利。”

      孙毅评价客观公正，赵博生劳苦功高。

（八）

       第26路军脱胎换骨，红五军团横空出世。经过政治教育和精心整编，起义部队迅速成长为党领导下的铁军雄师，使得中央红军从3万多人猛增到5万多人。赵博生先后担任红5军团第14军、第13军军长，军团参谋长、副总指挥，不改入党初衷，率部解救红三军团于赣州，激战漳州南雄和水口。仗越打越漂亮，官兵越打越英勇，特别是马刀杀得国民党军胆战心惊。之前，苏区军民都说“1军团的冲锋，3军团的包抄”厉害，现在又加上了“5军团的马刀”，红军更是攻无不克，所向披靡。

      1932年12月，红五军团成立1周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授予董振堂、赵博生“红旗勋章”。陈列柜里，一枚稀罕的“红旗勋章”静静地镶在那里，诉说着主人的历史功勋。这是我党我军在土地革命时期授予的最高级别奖章，由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制定颁发。全体红军只有8人获此殊荣，除他与副总指挥兼13军军长董振堂外，其他6人分别是毛泽东、朱德、彭德怀、陈毅、方志敏、徐向前时，更感到无尚荣光。

      故居的墙壁上，挂着叶剑英元帅1962年八一建军节前夕的诗作《怀念赵博生》：“宁都霹雳响天晴，赤旗高擎赵博生。虎穴坚持神圣业，几人鲜血染红星。”

       瞻仰完赵博生烈士故居，我们沿着“博生路”来到正在修建的“赵博生烈士纪念馆”工地，只见一朵五彩祥云在工地上空缓缓移动，天空一片蔚蓝。时值正午，没有风，天气暖和……莫非英雄在回家的路上？我们蓦然回首，只见村民院子墙上写着8个醒目大字——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慈庄的红色氛围十足，时刻等待英雄归来。“连科——”是您回来了么？家乡人都喜欢叫你的乳名。春的气息已在英雄的家乡弥漫开来，空气里蒸腾着只有家乡才有的独特味道……连科，您感觉到了么？故居巷4号，依然静静地矗立在那里，在向人们讲述着您的传奇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