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百年来，过年一直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传统节日，许多人为之等待，许多人为之盼望。说起过年，总是让我想起王安石的《元日》：“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一直记着这首诗，只是没有体会其中之意罢了。

　　说到过年，不免想起老舍先生的《北京的春节》，“照北京的老规矩，春节差不多在腊月的初旬就开始了”，老舍写道，春节持续的时间很长。人们在腊八那天要熬腊八粥和泡腊八蒜，腊月二十三过小年，“过了二十三，大家更忙。必须大扫除一次，还要把肉、鸡、鱼、青菜、年糕什么的都预备充足。”

　　梁实秋在《北平年景》也说，过节是孩子们的解放日，孩子们须要循规蹈矩，否则便成了野孩子，唯有到了过年时节，可以沐恩解禁，任意的作孩子状。除夕之夜，院里洒满了芝麻秸儿，孩子们践踏得咯吱咯吱响，是为“踩岁”。闹得精疲力竭，睡前给大人请安，是为“辞岁。”大人摸出点什么作为赏赍，是为“压岁。”

　　冰心的《童年的春节》讲的是过节后的那份失落感。“元宵过后，一年一度的光采辉煌的日子，就完结了。当大人们让我们把许多玩够了的灯笼，放在一起烧了之后，说：从明天起，好好收收心上学去吧。我们默默地听着，看着天井里那些灯笼的星星余烬，恋恋不舍地带着一种说不出的惆怅寂寞之感，上床睡觉的时候，这一夜的滋味真不好过。”

　　从孩童到青年，后到成家立业，“过年”意味着长大了一岁。小时候，爸妈总是在除夕的餐桌上对我们说：“吃了这顿饭，你们就长一岁了。”在那个时候，爸妈的意思也没去细想，但可以肯定，爸妈是盼望着孩子们快快长大，可以成为家庭的劳动力。在那些远去的岁月里，只有实实在在的劳动，才是荣耀的，只有用双手，用力气干活，挣得生产队的几个工分，才是出路。对于过年，也许，每一个人都会有太多的感受，也许，每一个人总会有太多的感叹。

　　自我懂事起，常常会听到父母对于过年的哀叹，这些深深地烙在我幼小的心灵里。那时候的“过年”，好像有些艰难，有些不太好过的。“小的盼过年，老的怕过年”，这也许是比较真切的。小孩子总是盼望着过年，想着过年会有套新衣服穿，想着过年会有一些好吃的摆在桌上，想着过年可以走亲戚，说不定会拿到五角一元的压岁钱。而作为父母的大人们，总是念叨着，快要过年了，这“过年钱”还没着落，这年货一点也没有，内心的焦急让人心痛。年关越近，越是担心。这些往事，一直在心里，无法抹去。也许，这些是我的根。

　　在我的记忆里，无论多穷，无论多难，过年总是少不了祭祖的。虽是一种形式，却是重于生命。在长辈人的眼里，忘记祖宗，无异于死亡。从小就懂得，做人是不能忘记祖宗的。父亲读过太多的书，对国人的传统文化知之甚多，所以父亲的家教也算是正统的。在过年祭祖这件事上，从来是不会马虎的。

　　除夕，父亲就会早早的起来，准备酒菜。酒是不用准备的，现成的肯定是有的。在我家里，父亲在，酒一定在。父亲的一生，一直没离开过酒。祭祖，除了鱼、肉，几碗必要的菜以外，只能是想着法子，东拼西凑的，桌上摆九个碗头是必须的。每当过年，那些口味纯正的家乡菜，总是父亲准备的，母亲从不过问。母亲一直说，你爸做这个是不用我吩咐的，别的家务事，有这样子就好了。这是我们听母亲常说的一句话。母亲说，你爸喜欢喝酒，上灶台是为了给自己弄点小菜下酒呢。此话，有一些道理，但肯定不是全部。父亲是勤劳的，母亲是勤快的，否则，我们一家人的日子怎会有如此安好。在我们的记忆中，一餐年夜饭，一直是父亲的手艺。事实上，父亲一个早上，就准备妥当了，下午的灶台就交给母亲。母亲上灶台，孩子们是最喜欢的，抢着去点火添柴。母亲总是一边做，一边会拿些好吃的，先行慰劳我们的嘴。母亲上灶台，一直是忙碌着。准备一些炒货，那是春节待客之物。那时候，家家户户都一样，都是自家准备的。与现在过年，进年货市场，进超市，琳琅满目的商品，要啥有啥，大包小包的，刷卡，用支付宝，很快搞定，却是大相径庭的。说起来，还是那个时候有趣，虽然吃的东西不像现在的丰富，只是，大家的身心是极其富有的，也是极易满足的。母亲掌着灶台，炒得最多的是自家晒的番薯片，还有一些自家种的葵花子。除此以外，也就没多少能炒着吃的了。虽是如此，我们围在母亲身边，就像是吃奶的孩子一样，一刻也不会离开，因为那就是幸福。想着要过年了，孩子们的脸上都挂着笑容。在我们开心地围在母亲身边的时候，父亲一个人，很是安静，摆两个小菜，一只小碗，一壶老酒。菜是凉的，酒是热的。一个人享受着过年的味道。这一天，母亲想着父亲一年来的辛苦，不仅不会去说父亲，还会主动添上一些小菜，让父亲享用。每当看到这样的场面，总是欣慰无数，这就是家，这就是温暖，这就是恩爱。

　　在那些过年的场景中，许多事情不仅是记着的，也是深刻的。

　　春节走亲访友，总会带上一点礼物，多多的是买不起。每当过年，爸妈早就考虑好，哪些亲戚是一定要去看望的，按辈份的大小，需要几份，就备几份，浪费是万万不可的。说是礼品，也是极其简朴的。想起那些岁月，“礼轻情义重”，才是实情。与之现在，逢年过节，也叫送礼，那味道可是不一样的。在我的记忆中，那时候春节送礼，也就是一些红糖包。白糖包，一般是两斤一包的，用那种粗草纸包装的。现在见不到那种草纸了，如是有，能有几人包装得了那个样子呢。客气一点的，会用同样的草纸包，或是干的桂园，或是干的荔枝，或是莲子，算是很高档的礼物了。带上两瓶绍兴黄酒，光光的玻璃瓶，用麻绳扎紧，提在手里，那是很神气的。有些礼物，送来送去的，就在孩子们手里转着，你送过来，我送过去，来来往往。有些包装都破损了，就上供销社，拿出几分钱，重新包装一下即可。直至春节过了，才会让这些年货礼品，安静下来。

　　春节走亲戚，父母在一起，那要省事许多，如果只是我们孩子们外出，或是去外公外婆家，或是去姨娘家，或是去姑姑家，爸妈一定是千叮咛，万嘱咐的。除了身为客，须是讲究礼节礼貌外，说得最多的是上桌吃饭的事情。在父母看来，餐桌上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教养。记忆最深的，也是父母说得最多的，做客人去，桌上的那碗鱼是万万不能去开筷的。除非主人家主动让客人吃。那时候过年，家家户户，少不了是那一碗鱼。鱼不会很大，称之为“碗头鱼”，也就说一只碗里能放下的。不大也不小，大了，买的时候会多花钱，舍不得的。过于小，放在桌上又没样子。鱼是整条的，不能切开。年年有鱼，即“年年有余。”条件好一点的家庭，会买两三条，吃完了还可以添上，有些家庭也就是唯一，吃了，桌上再也没有了。所以，这条鱼是不能随便吃的，放在那里是做样子的。只是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年年有鱼”，许多年过去了，也没见得“有余。”看来，指望着这样，于事无补的。

　　春节能穿上新衣，那是孩子们盼着过年的最大希望，只是，不一定能实现的。有一件面料比较好的衣服或是裤子，也是能穿几年的，可以省得每年准备新衣。记得是我十三、四岁光景，春节要去外婆家，母亲拿出一条平时舍不得穿的裤子，穿上一看，我笑了，母亲也笑了。那裤子高高地被吊在小腿上，短了一大截，只好作罢。母亲去楼上樟木箱里拿来了另外一条裤子，面料更好些，穿在身上长出了许多。我对母亲说，新裤子藏着，怎么不让我穿呀。母亲说，这是你哥的裤子，他自己都没舍得穿，今天让你穿得光鲜些，你可千万要小心，不能弄破。我心里甜甜的，身上暖暖的。在那个年代，过年买不起新衣是极为正常的，一家人换着穿也是不足为奇的，就是借邻居的衣服穿，也是有的。

　　那些年头，父辈们总是说：“过年容易过日难。”那时候过年是穷的，确是没现在的富裕，却是有着浓浓的年味，走亲访友，也是有着浓浓的情味。想想现在，物产越来越丰富，年味仿佛是越来越淡；送礼越来越重，人情味像是越来越轻，有时甚至品不出什么味道了。先前的那种过年风景，已经很难找到了。失去的总是最宝贵的，让人怀念的总是那些渐渐远去的。人变了，还是世事变了，不得而知。现在的过年，感受最深的，恐怕是那些漂泊在外，穿梭在人满为患的车站码头，为购得一张回家的车船票而发愁的人们。印象最深的，也许就是排着长龙似的队伍，在购物超市急切地等待付款的人们。

　　离开家乡生活在军营里的那些岁月里，过年是一件令人伤感的事。想着过年时节与家人的团聚，想着在这个时节去看望双亲，或是去拜访长辈，却是很难实现的。为国家安宁守边关，乃军人之天职，记得进军营的第一个春节，就是在哨所里度过的。离开父母，肩上那杆枪与自己身高差不多，本是在父母身边撒娇的。当自己站在哨所里，听着营区外传来的爆竹声，声声催人心，想家，也是心酸。这个时候，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忠孝不可两全。好在自己的父母也是明白之人，总是开导说：“对国家的忠，即是对父母的孝。”话是如此，现在想来，总是亏欠了父母太多的恩情，来不及报答，父母就离我们而去。也许，人生总会有许多遗憾，总会有许多不舍，甚至成为生命的绝唱。

　　跟旧时相比，现在的春节却是“年味不够”，也许生活好了，对于过年的期待在减少。细细回想，为什么以前的人总那么期待过年？因为在物质贫瘠的往昔，过年不仅是一个盛大而隆重的节日，它还是对我们平日里难以实现愿望的一种满足，几乎每个人对过年都怀有强烈的期待。年味的失落似乎是一种时代的必然，当我们的生活变好了，我们所希望、所渴望的许多东西，不必等到过年，过年的期待值变低了。新衣不必等到过年才去买，大鱼大肉不必等到年夜饭的那一天。“互联网＋”时代，互联网持续向我们生活渗透着，一种全新的节俗文化逐渐形成。新的过节形式零散而破碎，过年的仪式感减弱了。只是，现在的每一天，远比先前过年的生活要幸福许多。无须去等待那件新衣，无须去期盼那一顿晚餐，行进在生命的旅程中，只求心安理得，尽情地去欣赏沿途的风景，人生将是无限的美好。物产的富足，那只是物，与爱与情无关，无论岁月如何变迁，过年那种情结一直在心里，成为解不开的结。

　　时势在变，有些是不会变的。过年是回家，过年是团聚，过年是对亲人的那种思念。愿天下人，过年团圆，欢欢喜喜，迎接春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