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一直觉得，童年和故乡是水乳交融的一个整体。说到童年，怎能不提故乡；提到故乡，又怎能离开童年？故乡是根，童年是源；无根不稳，无源不长。知名作家王贤根认为，“故乡题材，就是说孩儿时生活的题材，是永远写不尽的，并且可以常写常新。”“童年生活为作家赋予了丰富多彩的‘文学底色‘”。我十分认同他的观点。

只是，军人的后代大多没有传统意义上的“故乡”。

南征北战的军人，把“故乡”绑在自己的双脚上。军营扎在哪儿，哪儿就是他们的家，而他们的孩子也会“误把军营当故乡”。以我为例。父亲1939年参加八路军离开山西老家——那个被称为“牧童遥指杏花村”的所在，再没回去过。当我第一次走进父亲的老家，已是他去世37年后……而母亲的故乡，我只知道她叫“中江”，却从未谋面。

（我的爸爸妈妈）

父母的故乡是他们的，不是我的。

1953年6月，我在陕西西安一所部队医院呱呱坠地。因为是早产儿，只能放在保温箱里。已经是解放军某师政治部副主任的父亲匆匆赶到医院，草草瞄了我一眼，皱着眉头对母亲说，“怎么跟个猫儿似的？”然后给我起了名字“小玲”，取小巧玲珑之意。第二年，妈妈又给我生了个弟弟。之后，我们跟随父亲辗转。待我开始记事，已住进南京军事学院，我又多了三个妹妹。

大约是6岁那年，全家八口人（姥姥、爸爸、妈妈和我们五个孩子）落户在北京一个叫做“红山口”的地方，一住就是10年。就是这个“红山口”，俨然成了我的故乡。

16岁那年，第一次离家。坐在开往沈阳的绿皮火车上，播音员的第一句话成了催泪弹：“亲爱的旅客们，我们现在离开了伟大首都北京……”眼睛立刻起了雾，望着窗外，迅速后退的景物变得越来越模糊，很快变成了水汪汪的一片，那是我的眼泪在恣意流淌……别了，我的北京；别了，我的红山口；别了，我的故乡！荀子说：“过故乡，则必徘徊焉，鸣号焉，踯躅焉，踟蹰焉，然后能去之。”从古至今，概莫能外。

1969年2月，花季雨季的我们走进了沈阳军区的一所军营，从此开始了从初中生到军人的淬炼历程。红领章，红帽徽，国防绿；大熔炉、大学校、大家庭；摸爬滚打，紧急集合，野营拉练，农场锤炼，课堂训练，机房值班……最值得骄傲的是，毛主席给我们这个兵种（通信兵）起了个响亮的称号“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激情岁月演绎着铿锵芳华。

然而，故乡的温情、童年的记忆，像一根无形的线，拴紧了我这个飞出去的“风筝”，时不时拉动一下，心里便有了隐隐的痛。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25岁那年，我与同样从红山口走出来的闺蜜二哥喜结连理。因为我们是双军人，又分处东北两地，面临在哪儿安家的抉择时，那个叫做“红山口”的地方，又一次狠狠弹拨着我的心弦，声声唤我，“回归回归”……

第三批大裁军的洪流中，已是司令部作训参谋的我，向首长递交了转业申请。首长不解，问我为何要放弃大好发展前程？我毫不掩饰地回答：“我想回北京！”咽下了后半句话，“那里有我的故乡。”

但我到底是军人后代，不能将军装穿到底，无疑是个缺憾，可我无法抵御家乡对我心魂的召唤。离开军营的那个晚上，还是忍不住大哭一场。

26岁那年，离开北京整整10年后，我回到了魂牵梦绕的故乡——“红山口”。大院还是那个大院，楼房还是原来的楼房，长着许多“眼睛”的杨树还在，大门外的京密引水渠还是那么清澈，缓缓流淌......但已物是人非。多年前，调往兰州任职的父亲病倒在工作岗位上，几个月后撒手人寰；“随军”的母亲和妹妹们都留在了那里，复员后的弟弟也落户黄河之畔……只有我回到北京，形单影只。

一日，不知不觉走到曾经住过的46楼，围着它，默默走了一圈又一圈，五味杂陈。很巧，熟悉的厨房窗户开着，里面有人正在演奏“锅碗瓢盆交响曲”......猛然想起儿时的弟弟，忘记那天他做了什么错事，挨了爸爸打，吓得跑到山里囫囵睡了一夜。第二天一大早，弟弟就在这里敲击厨房的窗户，声声叫我：“小玲，小玲，快给我几个馒头”。我把两个馒头递给脏兮兮的弟弟，他嘿嘿一笑：“谢啦！”一溜烟没影了。

好在红山口还有婆婆家（公公已调往外地），让我有幸将生命的根再次植入故乡。转业到地方，仿佛是一只从金丝笼飞出的鸟，浩瀚的蓝天和广阔的大地，任我恣意飞翔。于是想到那句话，“予我生机处，即为故乡”。

多年后，大约是21世纪初，一位沈阳战友来北京看我。电话里，我把乘坐公交车和换车路线一一告知他。见面后，他的第一句话就带着呛人的火药味，“你住的那旮也叫北京？”我愣住了，“当然！”于是，他开始抱怨，“倒了四趟车，足足两个小时，可以穿过整个沈阳城了！快到你家，那些站名让我一个劲发蒙，什么黄庄、中关村、安河桥……怎么感觉到了乡下！你家住的地方更邪乎——‘红山口’！整啥呢，一下就拐进山沟了！”我不禁哈哈大笑。

“红山口”，听上去带着一股土旮旯味。可我的战友并不知晓，这里可不是平庸之地。且不说红山口紧挨着皇家园林颐和园，离皇家离宫别院香山也不远，自古就是风水宝地；新中国成立后，这里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培养造就合成军队高级指挥员和高级参谋人员的最高学府——高等军事学院所在地（现为国防大学）。一批又一批在这里受训的中高级军官，源源不断走上我军各级指挥岗位。

翻开高等军事学院的历史，十分了得：她起源于1927年毛泽东主席在井冈山创建的红军教导队，先后经历了战争年代的工农红军大学、抗日军政大学，南京军事学院，1970 年与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合并，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1985年由高等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后勤学院合并成立国防大学。

据传，新中国成立初期，军校曾流行一句顺口溜：“五分当教员，四分当参谋，三分当首长。”说的是，军校分配毕业生时，成绩最好的留校任教，成绩次好的，大机关用人优先，挑去当了参谋；而成绩一般的，则分到基层连队。高等军事学院成立后选任的教官，个个都是身经百战的红军、八路军、新四军，他们是共和国的开国功臣，将星闪烁。

我们的父辈虽战功显赫，但始终没有丢掉军人的血性，军人的传统、军人的作风、他们习惯了跟着军号声作息。无论刮风还是下雨，他们都风雨无阻骑着自行车上班下班……而他们的后代，也就是我们，都就读于大院的子弟小学——红山小学，听着军号声一天天长大。

高等军事学院更名后，我们这些后代称她为“老高院”，社会上则称我们为“大院子女”。

此刻，翻开我的“童年地理”，一桩桩碎片化的往事从记忆深处走来，还是那样青涩，那样鲜活，那样妙趣横生……

历险

一眼望去，“老高院”的家属楼也很“军事化”“制式化”，几十幢清一色的灰色楼房，最高只有三层，外观上几乎没有差别，整齐规划，整齐排列，就像整齐站立的一支无声的庞大军队。据说，这些楼房当年都是按照苏联专家的图纸盖起来的。

家属院分成了南北区，中间有一座人造小公园，原叫中心花园，现为“红领巾公园”。围绕着楼房，整齐栽种着一排排笔直向上的大杨树，树干上长着很多神奇的“大眼睛”。夏日，绿树成荫，蝉儿齐鸣，放学走在树下，俨然走进天然凉棚……我家先后住在老高院北区的59楼和南区的46楼，且都是一楼。1966年邢台地震时，尽显优势。

（现在的“老高院”一角）

记得那年我6岁，住进红山口第二年夏天的某个周日。两个表弟跟着姨姨来我家做客。大人们有说有笑一起包饺子，孩子们在家里玩藏猫猫。穿着妈妈给我新买的红纱连衣裙，忍不住想出去嘚瑟。于是，我对两个表弟说，在家没意思，跟我出去玩会儿吧。他俩嗷嗷叫着，好！好！用当年孩子们的话说，跟在我身后的他俩，就像两个小跟屁虫。

走着，走着，就到了正在建设中的中心花园。

可能因为是中午，工人们都休息了，工地到处是沙土，横七竖八的木料，石灰水坑，乱糟糟一大片……不可思议的是，这样的地方，对当年一没电脑、二没手机，甚至没有电视机的我们，竟觉得十分有趣。

忽然发现了“新大陆”：一块单薄的木板，架在一个偌大的石灰水坑上。“独木桥！”我尖叫着跑了过去。站在“桥”头，我伸出右脚试探了一下，“桥”身还算结实，跟在我身后的两个表弟，也在跃跃欲试。

好奇心战胜了胆怯，我小心翼翼踏上“独木桥”。一步、两步、三步……走到了“桥”中央。不知为何，心忽然提到嗓子眼，身体开始晃动，本能地，我张开双臂，想保持平衡，但身体却变成了不受控制的钟摆，左右晃动，无法向前移动。

（如今的中心花园）

两位表弟不明就里，还在身后给我喊“加油”！

心，终于慌了，双腿一软，“噗通”一声，我掉进了石灰水坑。乳白色的石灰水哗地四溅，一下淹到胸口，我紧闭着嘴，心扑通扑通跳个不停。漂亮的红裙子一下就湿透了。水不深，但我不会游泳。我想喊“救命”，可抬头望望两个表弟，都是一副吓傻的模样。小表弟“哇”地一声哭了，大表弟慌乱地对我说：“小玲，我们回家叫舅舅去！”还没等我回话，他俩跑出去好远！

“哼，胆小鬼！”瞥了一眼他们的背影，我在心里骂了一句。人在危急时刻，都会有自救的本能吧？我使劲滑动双臂，双脚乱蹬，典型的“狗刨”，终于靠近了坑边，双手双脚并用，几乎用尽最后的力气，总算爬出了石灰水坑。低头看看自己，漂亮的红纱连衣裙湿漉漉地贴在身上，乳白色的石灰水顺着两条小辫子往下淌，再看那个差点淹没我的石灰水坑，像个张着大嘴的丑八怪，我叉着腰，用轻蔑的眼神与它对视，哼，你吓不住我！

夏日的阳光暖暖照在身上，我一蹦一跳走在回家的路上，有一刻，感觉自己很“英雄”，不禁咯咯笑了起来。忽听有人喊我的名字，是大表弟！他气喘吁吁向我跑来，紧紧跟在他身后的是高大帅气的小舅舅。看到我的瞬间，他们先是一愣，继而，都露出如释重负的表情。低头看，我的裙子也快干了，红艳艳的，像火。

原以为这次“坠落”是人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但，天不遂愿。

8岁那年，我与小伙伴们一起爬墙头——至今搞不懂我为何不喜欢女孩子们爱玩的过家家、跳猴皮筋之类，却热衷于跟男孩子一样爬墙上树。走着走着，不知怎的就一个倾斜从墙头上跌落，好在地上有一层厚厚的落叶，加上体重轻，竟然毫发无损，但从此不敢爬墙头了。

既然叫红山口，当然有山，山体还是赭红色的。一阵阵秋风吹过，山上的酸枣就熟了。

13岁那年的一天，我跟小伙伴们一起上山摘酸枣。红彤彤的酸枣挂满枝头，像一个个迷你小灯笼，摘一个放进嘴里，哇，酸酸甜甜，口感好极了！我像男孩子一样，把摘下来的小枣一股脑塞进背心，不一会儿，肚子上就隆起一个包，双手一撸，有点像八路军打仗时的“干粮袋”，只不过换了位置。

猛抬头，山边一树红枣吸引了我的视线，个大，色泽鲜亮，想必一定特别甜！于是，快速出溜到树下的一块大石头上，完全没注意到下面是悬空的。我仰着头开始采摘，边摘边吃，果然是又甜又脆！转眼间，背心里又鼓了许多，小酸枣贴着皮肤滚来滚去，心里美滋滋的！

待到那棵枣树基本被我一扫而光时，我拽住一棵小树，准备爬回山顶。就在这时，不幸发生了！那棵小树一下被我连根拔起，我的身体一个后仰，从大约三层楼高的崖上直接摔落。

嶙峋的石崖哗哗从眼前闪过。“死”，天下最可怕的念头“嗖”地钻入脑海。“我才13岁啊！”随着这个念头，我的身体“砰”一声落地，落在了凹凸不平的石块上。好在不是头着地，不然我也不会有今天了！最先着地的左肩，巨疼！我摇了摇脑袋，扑哧乐了，哈，我还活着！

小伙伴们惊叫着从山上跑下来，听我说左胳膊疼，她们让我举起左臂试试，我一举，仿佛听到“嘎嘣”一声，疼得我嗷嗷乱叫，再也举不上去了。小伙伴们连忙把我送进附近的309医院，据说这所部队医院最拿手的就是外科。外科大夫给我拍了片子，很职业地说了一句，“锁骨粉碎性骨折，住院吧”。我对弟弟说，如果爸爸问我是怎么伤的？就说我是从楼梯上摔下来的！

爸爸来医院看我，我心里一个劲打颤，生怕他会狠狠骂我。可他什么都没说，只是默默地给我削苹果，削好了，再默默递给我。我哇的一声哭了，说，“爸爸，我错了！”

在医院里整整住了16天，除了肩膀上多了一根不锈钢丝外，还导致我错过了两周应用题新课。直至今天，还是搞不懂“一艘轮船先出发，什么时候与另一艘轮船相遇”之类的“怪题”。

最不可思议的是，过了不惑之年的一天，我应邀参加一个聚餐。当东道主把我介绍给一位据说精通易经的专家时，他的眼珠子差点从镜片后飞出来，满脸讶异，连连说，“你是不是改过名字？你活到今天不容易啊！”是的，我改过名字。一当兵，我就自作主张去掉了姓名里的“小”字。可是，有那么邪乎吗？突然想到摘酸枣的经历，我对他说：“还真是，差点摔死！”他连连点头说：“果然！果然！”我呵呵一笑。

人生究竟会遭遇多少次“历险”？我说不清。不过，我更愿意相信“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是不是很“阿Q ”？

“益鸟”

60年代初的某个春天。上小学二年级的我和同楼的女孩子们围成一个圈，坐在草地上玩“丢手绢”游戏。我们像一群叽叽喳喳的小麻雀，叫着，跳着，楼前的草坪上铺满了我们的笑声。 

每当这时，男孩子们总会不屑地瞥我们几眼，目光里似乎藏着一种轻蔑：“哼，这帮女的，就知道在地上蹦，瞧我们的！”他们会手搭凉棚仰起头，把目光投向高高的楼顶，然后，习惯性地提提裤子，朝手心吐几口唾沫，在鼻子上蹭几下手背，接着，一个个猫儿似的，轻巧爬进楼房最高层的屋檐。 

“叭——叭——叭……”一个个长满雀斑的小鸟蛋相继从楼顶摔下来，脆弱的壳哗地破了，淡黄色的液体跟着流淌出来，随后，是男孩子们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一阵悲怆的痉挛从我的心头滑过。 以后，我再不看这类残忍的把戏了。 

可是，听说他们有时也可以摸到刚出壳的小麻雀，我又有点动心，何不要来一只养着玩呢？ 

这天，七岁的小男孩大宝兴冲冲地跑到我面前，带着很显摆的口气对我说：小玲，我从楼顶摸到一只小麻雀，你要不要？ “要，当然要，快给我！”我就第一个蹦高，迫不及待地向他伸出双手，尖叫起来。 “给你！”大宝张开他脏兮兮的右手，把一个光溜溜的带着体温的小肉球放进我的手心。天，它好小呀，眼睛闭得紧紧的，嫩黄的嘴角也闭得紧紧的，大概是恐惧过度的缘故吧？ 

“我会好好待你的，小麻雀。”我喃喃地对它说了一句，小心翼翼地用双手捧着它，飞也似地跑回家。 我从一个装针头线脑的抽屉里翻出一个小空纸盒，往里面絮了点棉花，轻轻地把小麻雀放了进去。 “喳——喳——喳”，不知是因为暖和的关系还是已经适应了新环境，小麻雀突然张开嫩黄色的小嘴叫了起来。 

“呀，它饿了！”我好像突然听懂了它的话语，猛地叫了一声。可是，给它吃什么呢？我又急得没了主意。这时，和善的阿姨走了进来。 “阿姨，小麻雀饿了，给它吃什么呀？” “什么，小麻雀？”阿姨有些吃惊地走过来，看了看我的“宝贝”，她嘿嘿笑了：“喂小米呀，傻孩子！” 在阿姨手把手地指教下，我用温水浸了些小米，用手捏着，在小麻雀张开嘴的时候，赶忙塞进去。 

哈，它好乖，完全没有抵抗。 接连吃了好几口，它一定觉得味道不错，胃里也装满了，再不张嘴叫了。照例闭上眼睛，闭紧嘴，蠕动着鼓起的肚子，渐渐睡着了。 

小麻雀长得真快呀，好像不到一个月，它的身上就长了一层灰色的羽毛，虽不及动物园里的鸟儿好看，但比刚出生的时候好看多了。又过了好几天，小麻雀已经能在地上桌上蹦着走了，我用一根细细的线绳拴住它的一只脚，生怕有一天它会飞走了。 

我像欣赏一件珍贵古玩似地端详着它，它也睁圆了一对友善的小黑豆眼好奇地望着我，我敢断定，它已经把我当成朋友了！

蓦地，一个念头闯进我的脑海：老师说，麻雀是害鸟，专门吃庄稼。我就不能改造改造它，让它变成益鸟吗？ 

这天，我和同学们去山上摘酸枣，特意在草丛里逮了几只“蚂蚱”和“扁担”，记得老师说过，它们的学名叫“蝗虫”，也是吃庄稼的害虫。 让“害鸟变益鸟”的第一次实验就要开始了。我的心里“咚咚咚”敲起了小鼓，好紧张呀！ 

我用右手托起小麻雀，它一点也不挣脱，显然习惯了，我又用左手捏起一只浑身翠绿色的“扁担”，硬生生朝它的小嘴里塞去。 “呀——”小麻雀瞪大了眼睛，不知咽下了什么东西，好像有点不舒服似的叫了一声。 我先是一愣，继而从地上跳将起来，大声喊道：“我的小麻雀会吃‘扁担’了，它变成了益鸟喽！”站在我身边的几个女孩子也跟着雀跃起来。 

一连三天，小麻雀在我的鼎力相助下，胜利地吞下好几只害虫。你看它，高傲地挺起胸脯，一双黑豆似的小眼睛闪着蔑视一切的光芒，活像一个了不起的小将军。我为它骄傲，也被自己“伟大”实验的成功激动得找不到北。

 可是，就在第四天，我做梦也想不到的意外发生了。 

那天，我给小麻雀挑了一只大肚子蚂蚱，直觉它是害虫里的“王”。只见小麻雀一点也不发怵地衔住蚂蚱肥大的身躯，勇猛往肚里咽。或许是“战利品”太庞大的缘故，小麻雀这次显得有点力不从心，它慌乱地扇动翅膀，原地转圈，两条细细的小腿在土地上使劲踢蹬，一双小小的黑豆眼也瞪得很大，很大。

猛然发现，一丝恐惧的目光从它黑色的眸子里射了出来。

我蹲在一旁，脸涨得通红，额头沁出一粒粒汗珠，紧张得透不过气来，好像吞蚂蚱的不是小麻雀而是我自己。嗓子发紧，喊不出声来，我只能机械地捏紧拳头，在心里，默默为小麻雀加油。 

忽然，大肚子蚂蚱仿佛卡在小麻雀的喉咙里，小半截身子还露在外面，小麻雀一个用力，脖颈处鼓出一道粗粗的白筋，我惊愕得瞪大眼睛，手足无措。只见小麻雀绝望地蹬了几下细细的小腿，身子一软，倒在地上，再也不动弹了…… 

扑通坐在地上，我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滴滴洒落在小麻雀还没有全凉的尸体上。我的“小将军”活活被我给噎死了，是我害死了它……我无法原谅我自己！

小麻雀无辜地紧闭双眼，把我撇在无尽的哀伤里。我想祈求它的原谅，更希望，这不过是场噩梦。长大后才知道，这种感觉叫“忏悔”，一种无法挽回的懊丧可以把心伤透……

当日，在我家门前那块小小的菜地里，出现了一座馒头大小的坟茔，那个被我深爱且被我改造成益鸟的小麻雀永远安息在那里，不，永远安息在我的心里。人们说童心可贵，就在于她的单纯、善良、没有被尘世的邪恶所污染吧？如今，重新打量这份来自童心的祭奠，清新如昨。

多少有点巧合的是，我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当上了检察官。每每看到那些犯了罪的人，我依然希望通过自己的帮教，使他们认罪服法，重新回归社会，就像当年我对小麻雀的“改造”一样。

（我与当年的同桌。童心未泯）

后来，我把小麻雀的故事写成一篇散文《来自童心的祭奠》，投稿一家文学函授杂志。没多久，小文发表了。想不到，随之收到一封来自监狱的信。

信中写道：“你用你栩栩如生的笔，使一个可爱的女孩子跃然纸上；你以你善良的童心，尝试着把一只害鸟改造成益鸟；你用你美好的心灵，掬一捧灿烂的阳光，照进我阴暗潮湿的内心世界。你的文章，一改检察官在我印象中的那种冷峻和无情。谁也不愿意把监狱当作人生的一个驿站，而面对自己的过去，我无法回避，也不能重新选择。我在洗心革面的同时，把监狱当成了一所学校，在有限的时空里我参加了‘小丫文学函授班’，幸运地和你——一名女检察官做了‘同学’”。

后来，我和他一直保持着通信。我还帮他在《北京法制报》发表了一篇文章。他提前出狱了。之后，他结了婚，组建了一个幸福的家庭，有了一个乖巧的女儿......他说，他终于重获新生。

1991年4月，北京颐和园，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我和他相见了。他带着春的气息奔来，一如我的想象：清秀、儒雅、干净、腼腆。我们沿着昆明湖畔悠然同行，在和煦的阳光里倾谈……一位智者告诉我，他是从别人的鼓励中找到自己心灵的出路，冲破荫翳，找到了生命更高贵的一面，这就是自我救赎的力量。

捉贼

尽管我们的父辈都是部队的高级军官，但他们参军前大多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天生爱种地。儿时，我们常常跟着父亲去红山口南区的一个小山坡上开垦“自留地”，种上地瓜花生之类。秋天，我们会挎着篮子，蹦跳着，跟在扛着铁锨的父亲身后，一起去“自留地”起红薯，摘花生，感受丰收的喜悦。

父亲喜吃辣，楼前开出一块小菜园，种了好几垄朝天椒。清明节后，朝天椒的嫩芽很快从地底冒了出来，一天天长大，爸爸一下班就蹲在地上精心侍弄它们：要么用喷壶浇水，要么用铁耙子松土，那些尖尖朝上的“小家伙”也不负父亲的精心呵护，水灵灵地成熟了。红的，绿的，白的，有单个的，也有并蒂的，感觉很有观赏价值。父亲会细心摘下一两颗，捏着细细的柄，用清水冲一冲，然后蘸着一盘山西老陈醋，脆脆地咬上一口，辣得父亲丝丝拉拉地吹气，还一个劲说：“好！好！”有一次我试着咬了一小口，乖乖，整个舌头被点着了，辣得我就地蹦高，眼泪哗地流下来……父亲却笑得前仰后合。

我家隔壁楼住了一位头发早早白了的伯伯，不知道他是哪个教研室的高级教官，被我们这群孩子起了绰号“老财迷”。他总是隔三差五打开楼前的粪井盖，用自制的小水桶，一桶一桶把“农家肥”浇到自家的菜地里。一阵风吹过，臭气熏出好几里地。我们会捂着鼻子往家跑，一边跑一边叫，“毒瓦斯”来了！

勤劳的军官们不仅地种得好，果树也料理得极好。我家门洞前有一棵桃树，在他们精心的照料下，春天粉嘟嘟一片，秋天便挂满了粉里透红的果实。站在树下，馋得我们口水直流，但每个人都很自觉（也是怕挨打）。只看，不动手。

可有一天早上起来，发现一树的桃少了许多，有的枝杈被撅断了，有的叶子打蔫了，还有几个桃子落在地上。“有贼！”不知谁喊了一声。对呀，一定来了“偷桃贼”！我们几个小伙伴一商量，决定夜深人静时，打一场“桃子保卫战”。

那天夜里，我们七八个小伙伴一起埋伏在离桃树最近的门洞里。水泥地面凉冰冰的，我们却激动不已，感觉自己就像埋伏在前沿阵地的战士，随时准备一跃而起，向“敌人”发起冲锋。

夜深了，知了也叫累了，有的小伙伴忍不住睡着了，我却兴奋得一塌糊涂。使劲瞪大眼睛，竖起耳朵，屏住呼吸，紧贴着地面，仔细倾听外面的动静。不知过了多久，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由远至近，越来越近。

借着月色的清辉，看到几个影影绰绰的小黑影渐渐靠近我们的桃树。“抓小偷啊！有人偷桃啦！”至今不知是谁最先喊出来的，等我们从地上一出溜爬起来，那几个小黑影已经逃得无影无踪。虽没有生擒偷桃贼，到底还是保住了我们的胜利果实，大家一起欢呼起来！

几十年过去了，儿时的许多经历都渐行渐远。不知为何，捉偷桃贼的情景却历历在目。现在想，或许因为我们是军人的后代吧？！

“发小”

发生在故乡红山口的故事多如牛毛——

记不清有多少个晚上，我们草草吃完晚饭，腋下夹着一摞“屁垫儿”，跑到露天剧场占座位，《地道战》《地雷阵》《小兵张嗄》《南征北战》，数不清看过多少遍，很多台词倒背如流；记不清有多少次，我们精心制作“假票”，用缝纫机轧出票与票之间相连的打齿孔，混进“六号楼”大饱眼福；记不清有多少回，我们在大院门口的京密引水渠游泳、在青龙桥桥墩上“跳冰棍”；更记不清有多少次，我们爬墙偷入颐和园玩耍……只是，照这样讲下去，估计三天三夜也说不完，就此打住，说说我的“发小”吧。

“发小”，最通俗的解释是，“光屁股撒尿和泥玩大的小伙伴”。可以说，“发小”是人际关系中最稚嫩、最平等也最铁磁的一种。

（曾经的红山小学的同学们）

2011年国庆节的第二天，北京市海淀区北纬四十度好世方私房菜北京厅，当年住在红山口甲三号46楼的50后发小相聚一堂。几十年过去了，当年的小屁孩都已年过半百。然而，说起孩提时代的种种趣事，如滚滚春潮裹挟而来，一浪接着一浪，拍打着每个人的心堤……

 这个说，小时的你就是我们的偶像，高大，帅气，就是不稀得跟我们玩；那个说，儿时的我就是你最忠诚的粉丝，我最佩服你了，外语说得那么溜儿。这个说，当年我家没电视，老去你家看电视，你还记得吗？那个说，我当然记得，每次你们都会在楼下喊我妹妹的名字，叫她给你们开门。这个说，赶上你妹妹心情好，我家姊妹五个就可以搬着小板凳鱼贯而入你们家；赶上她心情不好，就会气哼哼地扔下两个字“不行”，然后把阳台门狠狠关上；那个说，把我们气得不行了，就想骂一句解恨，想了半天才想到一句最狠的话——“王屎”（她姓王）。这个说，你还记得吗，你看了一本小人书，说古时候最大的官叫“都督”，我们就相互称自己是“李都督”“王都督”；那个说，怎么不记得，我们小时候最喜欢玩躲猫猫，官兵捉强盗，跑城，但都不愿意带xxx和xx玩，嫌她俩有小儿麻痹症，腿脚不利索，结果她俩就在一旁哭。这个说，我要“自首”，“文革”时，我往你家信袋里塞过“恐吓性”；那个说，你不“自首”我也知道是你干的！这个说，那天我见到大院里的一个叔叔，他见到我就说，你小时候老欺负我女儿，我说我咋不记得了；那个说，就是就是，你当年就是爱欺负女生，你还骑着自行车撵我，要不是我举起一把斧子吓唬你，不知会发生什么后果？他那边又反驳了，一定是你欺负你弟弟了，我帮你弟弟“报仇”……

就这样，你有来言，我有去语，你贫我比你更贫。孩提时代那些一去不复返的天真、单纯、好奇、调皮、可爱乃至恶作剧，就像发生在昨天。 

发小情，最直接的品质只有一个字——真。甭管你如今混成什么样，大官也好，阔佬也罢，哪怕是稀松平常一普通人，在发小眼里，你永远都是那个拖着两条鼻涕虫的淘气包，一说话就会脸红的小女生，动不动就喜欢恶作剧的“坏孩子”……总之，在发小面前，你永远不敢“人五人六”，永远不敢“趾高气扬”，因为，你儿时的那点“底儿”都在发小手心里攥着。发小，就是那些可以拍着你的肩膀直呼大名甚至叫着“绰号”的儿时伙伴，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2012年4月7日，弟弟小明从广东来京给父亲扫墓。他对我说，很想见见当年46楼的“发小”。于是，大家分头奔走相告，很快凑齐了20余人。

（站着讲话的是弟弟小明）

发小见面时，有几位当年住楼上楼下的邻家女士，愣没认出弟弟。她们一进餐厅包间，就看到站在餐桌前的弟弟，问，你是谁？弟弟故意说，我是这个餐厅的管理员，负责给你们安排饭菜的。女士们竟连声致谢。

等她们知道这个胖胖的家伙就是我的弟弟小明时，大家不管不顾就是一顿捶打式的拥抱……远道而来的弟弟成了发小聚会的“明星”，男男女女把C位让给他，一拨拨轮流与他合影。颇有才气的弟弟激动不已，当众赋词《永遇乐·红山口甲三号46楼发小40年聚首有感》：

玉泉红山，青砖褐瓦，46楼何处？寻寻觅觅记忆总被雨打风吹去。桃花杏树，寻常草地，人道九家曾住。想当年，欢声笑语，羡慕几多人数。

“文革”草草，彪令院散，黯别无言回顾。四十一年，望中犹记，名刻老杨树。中心花园，六号楼外，一片白发乱舞。凭谁问，三十年后，众人安否？！

当弟弟为大家详细解释这首词时，大家都变得非常安静。可我知道，这首词就像一颗小石子，投在每个人的心湖里，荡起一圈圈涟漪……“46楼就是一个大家庭啊！”弟弟的总结恰到好处。

餐毕，大家举着我精心创意的“红山口甲3号46楼”的牌子，相互簇拥着，来到46楼旧址合影留念（因大院绿化，我们居住的46楼被夷为平地）。

合影时，也是花样翻新：忽而全体合影，忽而这家与那家合影，忽而男生合影，忽而女生合影；同龄的要合影，同是司法界的也要合影；最为逗乐的是三个“小五”也要抢着合照；小妹和他的同桌于小五，小时候一起跳过新疆舞，大家起哄要他们当众摆个新疆舞的造型，结果，他们还真的“就范”了，大家笑成一团。

一群老年人像孩子似的打闹成一团，惊动了正在附近执勤的士兵，他们不客气地赶过来警告我们，不要大声喧哗！发小们不客气地对他们说，我们原来就住在这儿的，楼没了，我们来旧址看看。潜台词是， 我们当年住这儿的时候，你们还不知道在哪儿哩！

小战士摇摇头，悻悻地撤了。

 大宝说，46楼没了，可当年我们栽的树还在。国平指着一棵高大的树得意地说，看，这是黑枣树，我家当年种的；大宝指着旁边一棵很沧桑的歪脖树说，这是一棵海棠，还是小玲让种在这里的呢？哦，是我嘛？俄地神，我早忘得一干二净！

我问大宝，还记得吗，小时候你爬到楼顶摸麻雀蛋。他说，当然记得。那年还给你抓过一只刚出生的小麻雀呢！记得你还把它养得很大了，能走能飞……是啊，是啊，我连连点头，眼眶瞬间潮湿。

 就这样，在发小们毫无芥蒂的回忆里，我们恍若进入时间隧道，重回40多年前……

其间，我们还专程看望了国平的母亲——我们当年的小学校长，她已80多岁了，耳不聋，眼不花，精神矍铄，只是头发全白了。弟弟叫了一声“于校长”，扑通跪在了校长面前。于校长连忙把他搀起来，感慨地说，当年离开大院时，你们只有这么高（她用手比画着，也就是一米五左右的高度），一转眼，个个都成了小老头（她给女学生留了点面子，没说我们都成了小老太婆）。毕竟，大家都奔六了。

光阴似箭，人生短暂，唯有发小情源远流长。

（小明与于校长相拥在一起）

也有不忍回眸的时刻：46楼“发小”分别几十年后的第一次相聚，竟然是在八宝山，送同楼发小“面包”（绰号）最后一程……

于是想到，当我们有一天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带不走房子，带不走票子，也带不走任何物质利益，所能带走的，只有我们在世时所拥有的全部经历和情感，包括至真至纯的发小情。

分别时刻，不免黯然。一声声“再见”里，藏着太多的不舍。大宝把我拉到一旁，悄悄对我说：“小玲，告诉你一个秘密，46楼被拆的时候，我拿走了一块砖……”瞬间破防的我含着泪冲他大喊：“为啥不给我留一块！”

红山口，老高院，早已不是一个单纯的地理概念，她收纳了我们的童年时光，珍藏着不可能被岁月风云销蚀的亲情友情，甚至，还偷偷刻录了我们的生命密码，绘制了各自的人生底色。如今，我有了自己的家，与红山口有了一定的物理距离。但只要不经意想到她，走近她，那些从未褪色的往事，那些熟悉的烟火气息，那些难忘的情愫，都会变成清晰的全息影像，一桩桩一件件一幕幕轮番上映，纯真、清澈、温润如玉......

2023年12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