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爱好中国戏曲，这与他酷爱中国传统文化，有着高深的文学与历史修养是截然分不开的。

毛主席一贯倡导文艺与工农兵相结合，到生活中去，到群众中去，把戏送到基层去，为基层民众服务，鼓舞人民的斗志，同一切反动派作斗争。正是在毛主席的文艺思想的指引下，革命文艺很好的发挥了照亮人们思想、鼓舞前进步伐的作用。

毛主席与秦腔

1937年8月，毛主席对西北战地服务团准备赴华北工作提出“宣传上要做到群众喜闻乐见，要大众化”的战略指导，指出：“现在很多人谈旧瓶新酒，我看新瓶新酒、旧瓶新酒都可以，只要对抗战有利。”1938年4月，毛主席在陕甘宁边区工人代表大会组织的戏曲晚会上，观看秦腔《五典坡》、《升官图》等戏时，向工会负责人齐华说：“你看百姓来的这么多，老年人穿着新衣服，女青年擦粉戴花的，男女老少把剧场挤得满满的，群众非常喜欢这种形式。群众喜欢的形式我们应该搞，但就是内容太旧了，应该有新的革命的内容。”齐华向毛主席介绍了坐在身后柯仲平：“这是文协老柯，他是专搞文化工作的……”其实毛主席在一年前就已经认识柯仲平。在这次戏曲晚会上，毛主席在谈到秦腔改革的时候说：“要搞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中国气派的形式。”晚会结束后，柯仲平立即找人商量落实毛主席的指示，并于第二天开始筹建剧团工作。在延安师范学校的“乡土剧团”和延安市“群众业余剧团”的基础上，经过调整、充实，组建成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柯仲平任团长，隶属陕甘宁边区民众娱乐改进会。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诞生的第一个革命戏曲团体。同年7月4日，民众剧团在延安举行第一次公开演出，演出剧目是新编秦腔现代戏《好男儿》。当天的演出非常成功，受到群众热烈欢迎，轰动了延安城乡，所以7月4日这一天被定为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建团日。这标志着古老的秦腔艺术走上革命道路，获得了新生。

民众剧团成立之初，困难重重。柯仲平去找毛主席，毛主席当即从稿费中批给300元解决困难。后来，一有什么困难，柯仲平就指着围兜说：“你们看，党中央、毛主席在关怀着我们。”以此来激励大家。

1939年2月，民众剧团离开延安，到陕北边远山镇作巡回演出。当时，陕北虽为老解放区，但民众们通过以欣赏秦腔艺术来接受抗日救国理论，这还是第一次。这次演出，行程约1200公里，所到城乡30余处，在军民中引起强烈反响。毛主席对朱德说：“民众剧团经常深入群众，宣传革命理论，这很好。”

剧团演出获得成功的消息早已传到了延安。1939年6月，剧团回到延安时，毛主席送来100元，李富春送来100元，贺龙送来20元，民众剧团全团为之振奋、感动。民众剧团吃苦耐劳、宣传抗日救国理念的精神得到了党中央、毛主席的极大肯定。在民众剧团的影响下，边区的关中、陇东、三边、绥德、延属分区相继建立了类似性质的剧团，极大的鼓舞了革命根据地乃至全国人民的革命斗志。

1938年，马健翎创作了话剧《国魂》，以方言排演的形式，讲述了一位共产党员通过党的地下组织打入日军内部发挥抗日作用的故事。第一次为抗大师生试演，毛主席看了很高兴，随即接见了马健翎。毛主席说：“你这戏写得很成功，很好，如果把它改为秦腔，作用就更大了。”很快，马健翎就把这出话剧改成了秦腔。秦腔《国魂》演出时，毛主席观看后，给柯仲平写信说：“请你转告马健翎同志，应当把这个戏的名字由《国魂》，改为《中国魂》。”这一字画龙点睛之笔，更加突出了爱国主义的主题思想。此后，这出戏就以《中国魂》为名，流传到各个抗日根据地。

在毛主席鼓励发展“新秦腔”的鼓舞下，陕甘宁边区的文艺家们为配合各个时期党的中心工作，创作、排演了大量的反映现实生活的革命现代戏，如《好男儿》、《查路条》、《三岔口》、《干到底》、《两亲家》等。这些新戏所描写的都是工民兵、进步的知识分子等劳动人民，他们都成为了戏曲舞台上的主人，改变了秦腔旧剧目充斥着帝王将相、才子佳的局面。在毛泽东的旗帜下，秦腔艺术焕发出了新的青春。

毛主席一直很关注民众剧团的发展，经常看他们的戏。1946年10月，中共中央为欢迎三五九旅从中原解放区回到延安举行晚会，周恩来特意要民众剧团演出《保卫和平》。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陪同王震和三五九旅指战员观看演出。毛主席边看边鼓掌：“好！好！”第二天，毛主席让中宣部给民众剧团写表扬信，由柯仲平向剧团宣读。

《解放日报》曾经发表题为《民众剧团下乡八年》的文章，文章说：“抗战八年，下乡最多的是民众剧团，平均每8天有3天在乡间，共走了全边区31个县、市中的23个县，190余市镇、村庄，演出14750场戏，平均两天演一场，观众达260万人次以上。创作剧本45个，改编15个。”

在毛主席的指导下，秦腔这个古老的剧种，终于从本身固有的旧秦腔演变、更替为新秦腔。而这新秦腔也不只是旧形式的简单利用，不是“旧瓶装新酒”，而是一个彻底的前所未有的开创性的变革。新秦腔的形成与发展，为古老的中国戏曲在新时代的健康发展探索出了一条新路，积累了许多创作现代戏的成功经验。

毛主席说戏

据说，毛主席正式接触和喜欢京剧是从延安开始的。据李银桥回忆：毛主席在转战陕北时，经常听的是《空城计》、《草船借箭》；到达西柏坡后常听高庆奎的《逍遥津》、言菊朋的《卧龙吊孝》等；进入北平前后，毛泽东最喜欢《霸王别姬》。之所以常听这些剧目，可能是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是仅能找到的而已。

1945年2月22日、23日，在毛主席的指示和关怀下，京剧《三打祝家庄》在延安正式公演。当初，毛主席是出于通过此戏对干部、战士进行运用“里应外合”战术解放城市的策略教育的考虑，于1944年春指示创作排演这出戏的。当年扮演栾廷玉的牛树新回忆说，毛主席多次看过他们演出的《三打祝家庄》。多年以后，毛主席还说：“三打祝家庄，为什么要三次？我看宋江这个人有头脑，办事谨慎，前两次是试探，后一次才是真打。我们干革命，就要学宋江，要谨慎。”

京剧《空城计》中，诸葛亮唱的那段[西皮二六]中有“左右琴童人两个，我是又无有埋伏又无有兵。”两句唱词。毛主席说，“兵”和“埋伏”是一个意思，埋伏就是兵，兵就是埋伏。应该是“内无埋伏外无救兵”或者是“既无埋伏又无救兵”，不能说“又无有埋伏又无有兵”，这句话讲不通。

毛主席曾说过，《辕门斩子》中的杨延昭穿白袍，不穿紫袍，不符合当时历史情况。像杨延昭这样的官，在家时也穿紫罗兰衣服。而且，他穿白袍同戏里唱的“论功劳才挣下这玉带紫袍”也对不上号。据考证，杨延昭和岳飞都是宋朝的一、二品官，应当都穿紫袍，不穿白袍。

毛主席曾多次看过不同版本的《打金枝》。他审视剧情的角度和对剧情的评价，很耐人寻味。1948年春，毛主席在山西兴县北坡村看了晋剧《打金枝》后指出：“此剧讲君臣团结，人民之福；教育子女，顾全大局，是教育干部的好戏。”1957年，毛主席在中南海怀仁堂看了《打金枝》之后评价说：“郭子仪的儿子同皇帝的女儿结亲以后，闹矛盾，郭子仪和皇帝各自批评了自己的孩子，解决得很好。这是说解决内部矛盾要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据介绍，毛主席还带女儿李敏看京剧《打金枝》，启发她调整“公主”心态，处理好与丈夫及公婆的关系。后来晋剧《打金枝》拍成电影在全国放映，很受欢迎。

京剧《沙家浜》移植于沪剧《芦荡火种》。1964年1月22日，沪剧《芦荡火种》到北京演出，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评价。随后，由著名剧作家汪曾祺执笔，北京京剧团将其改编为现代京剧。1964年7月23日晚，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观看了京剧版的《芦荡火种》。毛泽东在肯定这出戏的同时，也就剧本的进一步修改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要突出武装斗争，强调武装斗争消灭武装的反革命，戏的结尾要打进去……剧名改为《沙家浜》为好，因为故事都发生在沙家浜。毛主席还幽默地解释道：“芦荡里都是水，革命火种怎么能燎原呢？再说，那时抗日革命形势已经不是火种，而是火焰了吗？”

毛主席改戏词

毛主席一生写过的文章，洋洋几百万言，每一篇文章包括诗词的语言、语法、逻辑、措辞、遣词造句等都非常讲究，所以他的文章、诗词都具有文学艺术的感人魅力。他对一些戏曲唱词提出的见解，显示了他敏锐的思维能力和高深的文学语言功力。

有一次，毛主席看完谭富英与裘盛戎演出的《捉放曹》后，问谭、裘两位知不知道凌烟阁的典故，两人都一时答不上来。毛主席解释说：凌烟阁建于唐太宗时期，是纪念开国功臣的地方。问题是汉朝的陈宫怎么能唱出几百年后才有的凌烟阁呢？并建议他们修改唱词的末句。此后，谭、裘二人按毛主席的意见，把最后一句“凌烟阁上把名扬”改为“匡扶汉室美名扬。”

有一次，毛主席看京剧《苏三起解》。其中唱道：苏三离了洪洞县，将身来在大街前……毛主席说，这两句意思不通情理。苏三既然已经离开了洪洞县，怎么还在大街前呢？应当是“苏三离了洪洞监，将身来在大街前”，或者是“苏三要离洪洞县，将身来在大街前”才说得通。

有一次，李和曾演出《李陵碑》，唱完大段的[反二黄]后，毛主席风趣地说：杨老令公8个儿子死了4个，发发牢骚是可以的，但总的说来，他还是忠心为国，所以不宜唱得太悲。你现在唱得有悲有愤，这是对的。后来，李和曾又给毛主席清唱这出戏时，毛主席用商量的语气对李和曾说：你唱的这出《李陵碑》的戏词中，有一句“万良臣与潘洪又生机巧”。我上次听后就查了史料，结果历史上宋朝并没有“万良臣”这个人。是不是把这句改为“魍魉臣，贼潘洪，又生机巧”比较合适些？李和曾认为很有道理，以后就按照毛主席改的词来唱，一直沿用到现在。

上世纪70年代初，上海京剧院排演的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在公演之前到北京汇报演出。毛主席到剧场观看了这个戏，而且很喜欢这部戏，尤其喜欢杨子荣这个角色。杨子荣在“打虎上山”一场中有一段很有气势的成套的[二黄]唱腔，唱词是：“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抒豪情寄壮志面对群山，……我恨不得，急令飞雪化春水，迎来春天换人间……”毛主席听完这段说，唱得好，但有一个字要改，“迎来春天换人间”如果改为“迎来春色换人间”就更好了。把“春天”改为“春色”，这么一改味道就不一样了。迎来春天太直白了，迎来春色，就有一个新的形象出现了。《智取威虎山》中的“迎来春色换人间”（亦称“打虎上山”）是样板戏中的经典名段，这当然有毛主席的一份功劳。可见毛主席对待事情的认真、谨慎、细致，其文字功底也可见一斑。

毛主席在艺术方面有一种特殊的理解。1956年4月，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这个方针，就是我们后来一直遵循的“双百方针”。在这个方针的指引下，我国的文学艺术得到了持续的、空前的繁荣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