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专家说：时时处处听说“酷”，可惜句句“酷”不解。从字型上看，“酷”从“酉”，“告”声。凡“酉”字旁的多与酒有关，而“酷”就是酒的厚味。酒味很冲，香气郁烈就叫“酷”。当然，“酷”还有另外的解释，例如“很”、“极”之义。至于今人的理解，就五花八门了，但那“酷”的意思大约是说洒脱、个性、时尚、前卫、独立特行、吸引眼球、出类拔萃、我行我素。但无论是旧解还是新说，这老爷子确实够“酷”。

他原名叫刘增祚，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接收大员要天津市的中学生们都到伪教育局去登记，接受甄别审查，遭到学生们的反对。在这场斗争中，他担任学联的宣传部副部长，组织学生们去请愿，坚决抵制甄别审查，终于在这一年的12月31日取得胜利。为纪念反甄审运动的胜利，他在1946年加入中共地下党的时候，取名为甄健民。

他是老革命，却不会张嘴讲传统，痛说革命史；他是老干部，却没有官腔和套话；他是高级知识分子，却没有丝毫的学究气。他是个很健谈的人，思路敏捷，知识渊博，快人快语，和他聊天是件很轻松，很愉快的事。他说他的经历都和创造学有关系，听起来还很有点传奇色彩。

人小鬼大

说起来令人难以至信，他在十岁的时候就发动了一场工人罢工。那是1937年，“卢沟桥事变”以后，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他的两个读大学的哥哥都参加了学生救亡运动，后来投奔了革命圣地延安，这对他的影响很大。他家住在狮子林桥大街赵家大院1号，附近有一家日本人开办的东亚扣子厂，有60多个中国工人。他到厂里去跟工人讲；小日本欺负咱们中国人，咱们不能给他好好干活，要日本资本家给你们涨工资，他不同意就罢工。工人们就真的罢起工来，警察局和日本的特务机关都来了，查了一通也没查出个所以然来，没发现有什么外人到厂里来，就有一个小孩常到厂里玩，可做梦也想不到一个十岁的孩子能鼓动起工人罢工。

在家里他是最小的老六，父母和哥哥、姐姐都很疼爱他。可他小的时候生得很瘦弱，病恹恹的。7岁那年，他的脖子右侧得了淋巴结核，民间称之为老鼠疮，是一种很难治的病。那时父亲在一家银行做庶务，有限的收入要养一大家子人的吃饭、穿衣和读书，就没有看病的钱了。他只好休学在家，家里人为他找来些偏方治，什么蝎子、蜈蚣都用上了，不但不管用，他反倒越来越不行了，看别人都像是隔了一层纱，模模糊糊的，父母大声地喊他，他觉得声音很遥远，他自己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弱……。他叔叔知道后，马上送来看病的钱，找到东马路一家医院的德国大夫给看的，没有开刀，只是在脖子生疮的地方穿刺引流，用马尾穿上。他说他那时就开始研究他自己的病了，并且已经有了创造的意识。西医来得快，直接，见效，但中医也有许多绝活，他把解毒的中药粉末用凡士林油调和敷在患处，而当时人们都是用香油调，又有味道又脏衣服。中医讲究忌口，用药后不让吃的东西太多，他觉得没道理，坚持要吃虾、吃鱼，并且说不吃有营养的东西，身体不强壮起来，病就好不了。妈妈扭不过他，只好让他吃。他的淋巴结核治好以后，由于右侧脖子的肌肉粘连，影响到右臂伸展不直，他就天天苦练拉胡琴，硬是把胳膊拉开了。我问他：那您最拿手的曲子是那一段？他笑着说：当属京剧曲牌《夜深沉》。他还说：这一病就是好几年，我还得到一个好处，就是养成了自学的能力，小学的课程几乎都是自学的，到我考中学的时候还是保送生。

他从小就是个无线电爱好者，爱玩矿石收音机。当年，日本侵略者为了达到奴化中国人的目的，在城市里强迫市民买收音机。他让母亲买一台，母亲不同意，她说：电匣子为嘛能听见人说话的声音？那是小日本杀了咱多少中国人，用人心做的那个玩意儿。他没有笑话母亲的无知，只是悄悄地不吃早点，积攒了很长一段时间后，他买了一台旧的收音机，买回来他就迫不及待地把它拆了，打开一看，里面主要是三个电子管。他把那台收音机拆了装，装了拆地折腾着。

他在读中学的时候，赵家大院3号院有一个地下党员主动接近他，并打听他哥哥的去向，他很警觉，只是说去南边做生意了。后来，接触的多了，漫漫感觉出那人和哥哥是一样的人时，才说了实话。那个地下党员知道他是个无线电爱好者，就让他做一台外插式短波收音机，收听延安的声音，记录下来，交给党组织秘密印发。为了提高接收效果，他在屋顶上支起了一个很大的T型天线，大大方方地接在堂屋的一台矿石收音机上，无论是日本宪兵还是警察到家里查户口，一看是小孩子玩的东西，也就不在意了。晚上，他就把天线接到短波收音机上收听延安的声音。

他说他在那个时候就开始不自觉地运用创造学了，是环境逼迫造成的。比如要印刷，油印机就得仿制，先做个木筐子，再买个箩面的箩，把它拆了，用那一层纱。印刷的胶滚也得自己做，他把猪皮鳔熬化了，倒在一个铁筒里，再插上一根铁丝。刻字的钢板是从工厂借来的大板锉。这些东西都不能去买，你一去买，就会被日本特务跟踪，很多同志就是这样被捕的。

他撒传单也是一次一个样，没有规律，所以从来没有被抓过。他笑谈，这也是得益于创造学的功劳。他到南市“三不管”的小梨园去听曲艺，进去时一身短衣，带一把传单，当戏台上正唱到高潮，台下一片叫好声时，他在楼上把传单抛向人群，迅速换上一件长衣服，扬长而去。

日本投降以后，为了揭露蒋敌伪合流要发动内战的阴谋，他和另一位同志来到天津百货大楼5楼的津百电影院，他们事先设计了一下，先乘电梯上到5楼，把那一大书包的传单放在5楼的窗口上，见下去的电梯再一次上到4楼的时候，抛下传单。然后，立即乘电梯从5楼下到1楼。传单在空中随风飘飘洒洒走得慢，他俩却利用电梯的速度先跑到了闹市区的大街上来了。百货大楼的对面就是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励志社”，两分种以后，才响起警笛声，将近半个小时才形成对百货大楼的包围圈，对大楼里面出来的人挨个搜身，而他们却躲在包围圈外面瞧热闹。

1946年到1948年，他担任天津工商附中（现实验中学）和木斋中学（现24中学）两所学校的地下党支部书记。内战爆发后，他被撤到河北省泊镇华北局城工部工作，因为他们随时都会被派回天津工作，一般很少出门，外出也要求戴口罩和墨镜，怕被混在泊镇的国民党特务发现，暴露身份。这一天傍晚，他到街上遛遛，发现了个大问题，大街的电线杆上面的喇叭挺大的，可正在广播的通过邯郸转播的陕北新华社的声音太小了。他马上找到文化站的站长问这是怎么回事？站长说：我们没有扩大器，只是用一台收音机在转声音，怎么能大呢？他发现文化站有两间房子堆满了日伪和国民党时期收缴的收音机和一些无线电器材，他喜出望外，很快搞出大功率的扩大器，又有短波又能扩大，一下子，好几条街道都能把陕北的声音听得真真的。乐得文化站的站长像是得着了宝贝，从镇里唯一的一家饭馆买来四菜一汤招待他。城工部的领导开玩笑说：甄健民，你这可是享受到“高级技术人员”的待遇啊。

本性好奇

父亲的表又坏了，他抢在父亲拿出去修之前，把那表偷来自己修，还居然就修好了。以后这几十年里，他为别人修好了多少块手表谁也说不清了。他喜欢到旧货摊上买老式的各种名牌机械表，而且必须是坏的，买回来就“开膛破腹”，直到修好为止，现在他收藏了近200块不重样的手表。前不久，一个美国人带着一块收藏的很古老的德国造的金壳怀表来中国，这块表坏了，在美国就没能修好。美国人在津工作期间找遍了像亨德利这样的大表行都没人敢接这活，不知道怎么七拐八饶地打听到甄老是修表的高手，找上门来。甄老接过表看了看，只说了一句：修不好别怨我。因为没有见过这样古老的表，他充满好奇地马上就修，连常规的午休都放弃了，只半天的工夫就让这只漂洋过海而来的老表起死回生。

1954年，他赴前苏联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团校学习马列主义基础课。他与钱其琛副总理是同班同学，钱其琛因外事方面的才华得到一个“外交家”的绰号，而他因为在科技方面显示的才华得了个“科学家”的绰号。他在那个时候接触到新的科技，参观前苏联的工业，他对无人值守的自动化加工汽车汽缸的机床简直就着了迷，站在机床前久久不愿离去。他在那时就开始探询彩色胶片的原理，并尝试在暗房里冲印彩色胶片。别人有一点卢布都买手表或是照相机，他却买了不少电器元件和电子杂志。

从前苏联回来后，在天津还没有电视台的时候，他就动手制作了一台黑白电视机，用的是示波管，没有信号源，他又制作了一台方块信号发生器，音频收听广播，真是其乐无穷。。

1959年，他被调到中央党校学习经济专业6年（其中4年学习，2年参加运动）师从郭大力、于光远等老师，这几年系统地学习，他埋头读书，独立思考，实践检验，获益非浅。枯燥的经济学，单调的学习生活是很艰苦的，他却做到学理论和搞科研双管齐下，两不耽误，上课时绝不看其他的书，也不想其他的事，一心一意读书，下课和节假日搞科研。从老师到同学都知道他具有多方面的科技知识，手又很巧，几乎无所不能，他又得了一个“73行”的绰号。别的学生都是一人一个房间，他却是一人两个房间。这在中央党校是绝无仅有的，都知道他能修理东西，大到各式各样的收音机、照相机，小到各种手表甚至还有一位副部长的助听器堆满了另一个房间。凡是送来的东西，他都能给修好，他的名气很大。在这期间，他组装了晶体管收音机。这种晶体管收音机当时国内市场上还没有。

“文革”中，他自然也被“揪”出来关进了“牛棚”，自然也是遭受了许多磨难，但他说那段时光正是他学习电子技术的最好时期，他在那时研究了全部的彩色电视机的线路图。70年代初，他又设法买到一个彩色显象管，津津乐道地组装起彩色电视机来。

70年代他曾担任天津市科委副主任，80年代任市科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科协管理着128个协会，云集各路专家，有人害怕不好弄，他却觉得这正是向各路行家学习的好机会，正可以开眼界，长见识。

自离休以后，他觉得光搞电子不与机械制造结合不行，他又从大学里借来《机械制造原理图》给自己补上这一课。他还制造了好几辆电动自行车，听说他还在进行“家用折叠式电动汽车”的研究。他对服装也很有研究，他出国穿的是自己裁制的大衣。一次，在火车上他遇到一个搞服装的老板，大吹要搞国际服装。他向那位老板请教了一个问题：中国的西服与欧式的西服最大的差距在哪里？那老板傻眼了。他说欧式西服的肩必须是溜肩式的，而袖和肩结合处的边又都是向上微微翘起的，这样才显出一个帅劲来，西服一般不系扣，他的前片必须挺，不能外翘，后片必须顺……。说得那老板更傻眼了。

他利用自己既懂社会科学又懂自然科学的专长，积极参与“天津开益国际咨询研究中心”的工作，发挥现代咨询的“智囊”作用。他在《环渤海经济了望》杂志上发表的以“经济竞争新事物”为题分析产业群落的文章和“发展环渤海地区‘生态产业群’新战略”一文，颇有创新的独到见解。他还撰写了《创造学概论》（提纲）和“电子商务的机遇与对策”等。他经常被邀请到一些企业和学校去讲创造学。

他说创造学一点也不神秘，人人都可以是个创造家。当然，创造也是有规律的，他给小学生讲课，提出三个信息，比如说是：材料、形状、颜色。每个信息给三个条件：材料分别为：玻璃、陶瓷、塑料；形状分别为：圆型、椭圆型、长圆型；颜色分别为：红、绿、蓝。把每一个因素都用一次，进行组合，必然会得出27种结果。绝大多数的孩子都能完成这种组合，所以，他经常说搞点发明创造其实一点也不难，哪怕做饭时发现了一种新的做法，烧出了一道新菜，都是发明。关键是对生活的态度要乐观，人的生命要有活力，活力就是追求和创造，要保持活力就要有一颗好奇心。无论作什么事情，要想得到真知，必须弄明白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做？谁知道？创造是指首创前所没有的思想、事物等，与仿照、再造相对立。创造要有新颖性、价值性、先进性、变革性、未来性、时间性。创造是人类的本质特征。人的大脑是可以创造的物质基础，人体大脑细胞约有140亿个，具有强大的记忆、存贮、创造的能力。据美国芝加哥大学神经学家赫克里计算，人脑的存贮、重组信息的可能性已经达到10的2783000次方。……

讲起创造学来，他就会滔滔不绝，一边说着，一边不停地吸着从来不换的“恒大”牌的香烟。他衣着朴素，生活上所求不多，钱也不多，但他说：够用就是富，无欲就是福。其实，他是一个很富有的人，他那好奇、追求、创造的品格就是一笔最宝贵的人生财富，而好品格永远是人的良好愿望和人的尊严的财富。

性情中人

由于他有地下工作的经历，很自然地走上了从政的道路。50年代，他就担任天津团市委副书记兼青联主任的职务。几十年的风风雨雨过来，人世间的冷暖、得失、出入、是非、进退、乐悲他都经历过，他始终坚持两点：尽力地工作，尽情地作乐。他的乐就是钻研科技，发明创造，所以，有人说他是个大玩家。他有高超的心智，同时还有良好的心态，但他又是个性情中人，常因口舌不慎而伤身。

他说他在57年反右斗争的初期是很左的，后来觉得不对劲了，他沉默了，他在思考，他与那些打成右派的人素来关系很好，他真不忍心去整人。领导找他谈话说你在大是大非问题上，这么心慈手软是很危险的。他却说：我心本善良，要是整我，我不服气，要我整人，我下不了手。

“文革”前，他任河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当副所长，当时已经在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一个从大学分配来的女大学生问他：所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能不能一分为二呢？他想了想说：哲学范畴的一分为二不只是对与错的概念，按毛主席的讲法，事物的发展也是一分为二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要发展的，也是要一分为二的。当时那位女大学生把他狠狠地捧了一通：您真不愧是留过苏的，识多见广；您真不愧是中央党校的研究生，政治理论水平高；您是位才华横溢的领导干部，我能成为您的学生很荣幸。捧得他直起鸡皮疙瘩，心想这是哪跟哪啊？“文革”一起，正是这位吹捧者第一个跳出来揭发批判他，写出“甄健民叫嚣对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也要一分为二”的大字报。面对这样的闹剧，甄健民的心里很悲凉，不是无言以对，而是觉得太没意思，他只对那位“学生”说了一句话：你这个样子做人是不合格的！每次批斗他的时候，总有那么几个投机者的造反派在他的身后搞小动作，打几拳，踹几脚，他也总要回过头去定定地看着那些人，心里说：白长了这7尺男儿的身躯，做人小到这么可怜的地步。

在邢台干校劳动改造时，给他带了三顶帽子：苏修特务、走资派、漏网右派。他不管这些，只要一有空，他就研究他的彩电线路图，别人看不懂，就问他这是什么？他说了一句名言：你搞你们的路线斗争，我搞我的线路研究。后来被人告发，他遭到了猛烈的批斗。最令甄健民伤心的是没收了他的万用表和工具。他又有些糊涂了，过去搞地下斗争时都没被人出卖过，人们这是怎么啦？

这期间，干校出了一件大事，省宣传部的一位副部长不堪忍受折磨，他把两个看守的造反派一脚踹倒一个，然后割腕自杀了，他学过京剧全武行，有些功夫。这么一来，搞得很紧张，又多了许多不许：不许单独行动，不许瞎议论，不许读报，不许听广播，夜里睡觉不许熄灯……。眼看中央就要召开九大了，大家听不到广播都很着急，甄健民又想办法自己做一把电烙铁，像变魔术似的装了一台收音机，收听起党的九大的新闻来。搞得造反派也没了脾气，说：甄健民啊，我算服了你了。

在干校，一次盖房子的时候，甄健民不慎从房上摔下来，他一摸，左胳膊骨折了，提出去医院。造反派说：别装蒜，干活去！甄健民急了，他说：我要对生命负责任，自己去了县医院。那大夫很奇怪，一个“牛鬼蛇神”怎么自己跑来了？结果在X光下为他接的骨。他伸出两只胳膊，开玩笑说：我本来右胳膊不好，这一下子，平衡啦！

他的大哥是中央部级领导干部，他却从来没想到利用这层关系为自己捞取什么好处。他不计较个人的职位，更不会去跑官要官。80年代初，他单枪匹马去某区任区委书记，有人背后捣鼓他，向上级反映说：他这个书记满嘴的信息、浪潮、第三次革命，我们听不懂……时间不长，他又回到了原单位科协工作，有人认为没面子。他却不以为然，人要有下车的勇气，人怎么可能总是向上和向前呢？做人要做到得意冷然，失意泰然。就是退下来，我还有多少事情可以干啊！

至今，他说他没有老的感觉，虽然身体不强了，但还有创造力。前不久，他下楼梯的时候感觉右眼看楼梯是歪的，就去瞧医生，说是脑萎缩，小血管的病变。他就找来医学方面的书研究，他说这不是怕死，也不是惊慌，人总是要老的，人不老怎么死啊？但是，这眼睛瞎，也要瞎个明白。真正躺下了，起不来了，也还会有起不来的办法。

这是何等的勇气？这是何等的潇洒？这是何等的“酷”？没有拿得起放得下的情怀，没有通达乐观的人生态度，面对大千世界，名利诱惑，各色人等，又怎么能做到应对裕如，放松身心，虚己待物，弃绝浮华，独抒灵性呢？

最近，他应天津滨海台“都市新观察”栏目之邀，做一期关于创造学的谈话节目，在录制间里，他的谈话干脆利落，紧扣主题就已经令采访他的年轻记者很是佩服，当送他下楼走的时候，又让记者吃了一惊，他骑了一辆类似小孩子玩的滑扳车式的电动自行车，只见他很熟练地开起来就走，出去十多米，他把右手一举说声再见，扬场而去。

对着他的背影，年轻的记者不禁冒出一句：这老爷子，够“酷”！

刊于2003年1月22日《今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