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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做当代“蔡桓公”

作者: 傅春阳 点击:472 发表:2023-12-22 09:00:32 闪星:3

  《韩非子·喻老》中记叙了扁鹊见蔡桓公的故事。故事的内容是讲名医扁鹊发现蔡桓公有病,接连拜见蔡桓公,发现病情不断恶化,并再三劝其医治,都遭对方傲慢拒绝,蔡桓公因此病入膏肓。后来,桓公感到浑身疼痛,便派人寻找扁鹊,这时扁鹊己跑到国外去了,桓公不治身亡。

  这则故事通过蔡桓公因“讳疾忌医”致死的教训,告诫人们要正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不能拒绝批评和帮助,更要接受批评改正错误,力求解决问题于萌芽状态。然而,现实生活中,有些党员干部像蔡桓公一样,把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当“摆设”。一听到批评就反感,说一套,做一套,捂着疮疤不让揭。这样就使病由表及里,伤及“肌肉”、“肠胃”有的人屡教不改,不听劝告,就会病入骨髓,不可救药,不仅“落马”,还会有牢狱之灾,甚至殃及生命。在恒大集团,所有非许家印管的事,都归夏海钧管,其他人谁提意见就开除谁。许家印有钱有光环,狂自尊大,最终走上犯罪道路!

  众所周知,大邱庄的禹作敏,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民。创业初,还能按党的要求,先人后已,村里盖房子先让群众住。后来随着事业的发展和成就的取得而骄傲自大,狂言“凭我禹作敏的能力,可以当一个国家的副总理,这种言行不仅不接受任何批评和监督,反而热衷于表扬和吹捧。他对名、利、权的追逐不断升级,飞扬跋扈,唯我独尊,而且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甚至残害无辜,草菅人命,在大邱庄建立一个至高无尚的“独立王国”。他的“庄主府”里居室三道岗,保镖不离身,从“庄主府”到办公室不过百米行程,每日奔驰“600”接送,甚至连抽烟也要由人伺候。最终他成为人民的罪人。原广州东方宾馆总经理杨献庭,是1943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曾为人民做过好事,改革之初确有成绩,后来在一片赞扬声中失去批评监督而被资产阶级思想所俘虏。原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在一片赞歌声中飘然欲仙,忘乎所以,把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变成表扬自我表扬,明目张胆地执法犯法,最终走进了铁牢。原河北省国税局局长李真,是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年青干部。他任主要领导后,听不进去批评,狂自尊大,目无党纪、国法,成为河北省党政官员贪污受贿犯罪数额之冠。李真临死前还追求生的机会:“想到死,我就想到地狱,我就恐惧,我怕死……我不想死……我还年轻……我乞求党和法律能给我开恩……给我一次生的机会。晚了,一切都晚了,他和蔡桓公一样患上了不治之症,神医也救不了。

  人非圣贤,熟能无过。每个人都不能十全十美,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缺点和错误,有些缺点和错误可能自己觉察不到,这要善于听取别人的忠告,如果别人发现并加以劝告,就要耐心听取并及时改正。无论何人,从小到大批评最多是谁呢?是我们的父母,哪个父母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在学校批评我们最多是老师,哪个老师不希望自己的学生成才;在单位批评你最多的是组织和领导,哪个领导不希望自己的属下事业发展或干出成绩。批评你本来是为了你好,当你不把好心当好意拒绝的时候,一次、两次、三次之后,就没人批评你了。这就是为什么当你犯错误或犯法时,人们常常困惑不解地问道:为什么早些时候不听人劝解呢?

  古人早就说过: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自觉接受群众的批评和监督,是党员干部应具备的素质和修养。各级领导干部是党执政的主要承担者,国家政权的主要执行者,经济社会管理活动的主要组织者,更加需要听取来自各方面的不同意见,更加需要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和批评。接受群众批评监督,有利于改进工作促进发展。于自己,可正衣冠明得失,少走弯路。更加清醒,更加谨慎,看问题,做决策,就会少一些主观性、片而性和随意性。纵观那些不愿接受批评和监督而逐步走上犯罪道路的党员干部,都成了“蔡桓公“,他们在忏悔录中都想买后悔药,谁都买不到。以史为镜明正身,莫做当代“蔡桓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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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杂文发人深省,“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奉劝那些正在患“疾”的党员干部们,为人莫做蔡桓公,有“病”咱就治,该“打针”就“打针”,该“吃药”就“吃药”,莫待到了“病入骨髓”之时再追悔,到那时,“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岂不悲哉!推荐阅读。编辑:李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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