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离开了长安街南池子宝地，搬到了崇文区羊市口。有人问：“图什么？”我说：“这儿房子大，离单位近，送孩子上幼儿园方便。”的确，家近是一宝，省去了起早贪黑挤公交的辛苦，真的轻松了不少。但是甘蔗哪有两头甜，有一利必有一弊，这儿也有想不到的烦恼。

这里的十多户人家，挤在不大的前后两个院子里，我住里院西屋，和东屋挨得特近。或许原来并不近，只是人口的膨胀和生活的需要，各家都在自己的屋檐下接出了厨房，这样彼此之间就亲近起来。如果各自再放上一辆自行车，要穿行就费劲了，胖点的人得侧身走。最不方便的是后院没有上下水，提水到前院，倒水则要出大门到当街去，这让每家门口又多了一个污水桶。

这些尚可克服，让我难于忍受是两种声音。刚搬到此，人生地不熟，清晨还在梦里，突然被一阵干呕的声音惊醒，那声音就在窗下，近在咫尺。我连忙起身，推开门，原来是一个五十开外的男人在刷牙，不过刷牙之前他先用一个又长又弯的金属片在舌头上来回刮，随着就出现了那种声音。他的污水桶放在我的窗下，这让我内心翻腾，极为恶心，可是初来乍到也不好发火，只好耐着性子很有礼貌地说：“大叔，能把桶放到您的门口去吗？我想再睡一会儿。”那男子一愣，满嘴白沫，看了我一眼，显然从我的表情中看出了愠色，似乎也觉得在我窗下放个污水桶不妥，虽不情愿，但还是把桶提到自家的门口去了，那声音比以前小了些。他刮舌头的时间并不长，但就这几分钟，足以让我翻肠搅肚，要不是空腹真的会吐出来。这声音每天准时，比闹钟准，真让人烦，可这是人家的生活习惯，你还真没辙！平房，都是街坊，忍着吧。奇怪，我看四邻也没什么反应，只有我难于适应，每天都会早早醒来，等着熬过这几分钟，在“适者生存”的法则面前，我承认自己是弱者。为了防止我的“共鸣”反射，我有了主意，每天早点起，躲到当街去，站桩练功，后来他的生物钟一乱，我就摸不着脉了。

从邻居的口中得知，这家姓陈，陈叔是木材厂的工人，老伴在街道服装厂上班，他们有一个女儿三个儿子：大女儿已出嫁，小儿子上高中，大儿子在电厂上班不常回家，二儿子叫冬子，在学校因为打架，进了班房。陈大婶不爱讲话，平时家里三口人，倒也清静。陈叔没有坏心眼儿，但行为上不检点，他不自知所以不以为然，做事当然不顾及别人的感受。比如夏天，天一热起，他便开始赤膊，一个缅裆大裤衩，也不系腰带，只一卷，就在脐下坠着，大腹便便。他只想着自己舒坦，别人怎么看，他不管。倘若只在自家屋里走动也就罢了，他不，腿脚不利落，趿拉着鞋，还爱出来转悠。比如到北屋去交水费，腆着肚子，坦胸露乳地走上台阶，我真怕他的裤衩掉下来。这北屋净是女眷啊，五朵金花都未婚，陈叔不管那个，大模大样地走了进去。

陈叔的二儿子出来了，学校回不去，工作又难找。在家待着也不是事儿，为了让儿子顶班，他就提前退了。退了休并没闲着，他有自己的小九九。我常听他嘴里念叨：“吃不穷，喝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他这么说也这么做，不久，我就看见他用自行车驮着一大包东西出门了，中午回来，一声铃响，那包袱瘪了，车框里散发出一股烤鸡的香味儿。那味儿诱人，在小院里迅速弥漫，晌午天，让人的味觉很活跃。如是往复，隔三差五他驮着大包出去，中午时分带着那种股香气回来。不久我发现了其中的秘密，原来他每次出门带的是各种样式花花绿绿的自行车座套，一上午走街串巷，一块钱一个。那时，自行车是人们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这东西很好卖。陈婶从服装厂弄回作废的下脚料，各种花色料子都有，废物利用，做这东西正合适。成本低，销路广，夫妻合作，精明巧妙。计划经济时代还没过去，家家日子都紧吧，北京出个万元户，全国人翘首以望。渐渐地，人的思想也不再那么教条僵化，心眼活分的用自己的劳动换几个钱，有益无害，虽不合法，也无可厚非。不管怎么说，烤鸡的香气总比污水桶的臭味强，但那味儿拼命地挤进紧闭的门来俘虏我的味觉，让我觉得是陈叔进院子时是有意把包装纸打开的，就跟那清脆的铃声一样。

幸运不是天天有，有一天我看见陈叔回来一脸沮丧，头上全是汗，包袱也没了，进门就喊：“全他妈抄了。”陈婶也跟着骂。经一事长一智，后来他运用“游击”战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于是烤鸡的香味又出现了。

里院有四间南房，两家一分为二，东边姓牛西边姓贾。牛家一儿一女，儿子在工厂，女儿插队还未返京。牛大爷的确牛，起码自视很牛。五十岁来岁，个子不高，眼睛不大，一身正气，一本正经，不苟言笑，很少正视别人。他总是白领子蓝制服一尘不染，走路踱着方步，虽然院子不大，但那架势派头不小。牛大爷在国营大厂上班，好像是毛巾厂的供销科长。在物资匮乏的年代，这权利不可小觑，十几亿人口的大国谁家不用毛巾，谁不洗脸呢？所以，牛大爷有这种自觉性，从不和街坊主动打招呼，牛大妈挺随和，有时就说他，而这时牛大爷总是摇头晃脑地说：“我是干部……”声音虽小，我听得可是真真的。

西边的贾大叔两口年轻时绝对够漂亮，如今传给儿女，所以儿子帅，女儿娇，在这贫民大杂院南屋住着真有点委屈。老两口凡人不理，所以干什么工作也不知道，反正后院住的人都不入他们的法眼，知道我是老师，贾大婶就说：“前院西屋老头儿是教授。”我懂她的弦外之音，所以平时从不搭讪。只是他家有一棵虎头影，蓝茸茸的茎，颗颗金针散落其间，造型奇特，绝了，实在惹人爱。那东西就放在屋外的窗台上，盆儿不大，长得挺快，很快就头重脚轻，摇摇欲坠。我就有了非分之想，二老没拒绝，但表情我懂。想不到，有一天突然起风，花盆一头栽下来，来个底儿朝天，一切美好都被打得粉碎，太可惜了。我和他们没什么交往，只有一次，二老吵得很凶，我怕出事，过去劝过一回。

贾大婶的话把我的目光引向前院西屋，老教授果然气宇不凡。他个儿不高，肩很宽，身板厚实，八十开外，银发长髯，丹凤眼，面如重枣。月白色对襟纽襻棉麻上衣，玄色绸子灯笼裤，道骨仙风，一股习武之人的模样。每天下午四五点钟，他都在屋檐下端着一个小碗，慢慢地喝一种像是银耳羹的东西。前院不大，夏天很热，有时他就拿个小板凳，到大门外的胡同北墙下坐着，一把芭蕉扇。这时我也赶紧拿个小凳凑上去坐在他的身边。老人很和蔼，从他口中得知，他是河南大学体育系的教师，早年曾在省足球队叱咤在绿茵场。他虽是体育方面的行家，但学识渊博，对中州大地的人文历史掌故如数家珍，这极大地满足了我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河洛文明的话题一开，老人眯起眼娓娓道来，洛阳、开封、南阳、许昌，从武王伐纣周公营洛到春秋称霸战国争雄，从刘项决战光武兴汉到曹马兴替瓦岗起兵，武则天、朱元璋，岳鹏举、李自成，他漫无边际，随心所欲，我凝神屏息，如醉如痴。一时间，中原大地成了我眼中热土。我对那儿的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就我对艺术的爱好而言，我对龙门石窟奉先寺的卢舍那大佛，《清明上河图》的开封，竹林七贤和诗佛王维留下故事的云台山，殷墟甲骨的安阳兴致更高。从那时起我就下了决心，有机会一定得到中华文明的发祥地走一走，瞧一瞧、看一看。

和我们一起聊天的还有前院东屋的白大叔，真怪，白大叔可不白，那脸堂就像我心中的包拯。从外表看，一点不像文化人，可是聊起来学识不浅，尤其是书法方面。草圣、楷圣、书圣，颜柳欧赵、苏黄米蔡，《快雪帖》《中秋帖》《伯远帖》他懂得可不少。那时人民日报社刚刚出版了《三希堂法帖》，很厚很沉，他经常捧着给我讲《石渠宝笈》中收录的名贤遗迹。“云鹤游天，群鸿戏海”，他对楷书之祖钟繇的《宣示表》《贺捷表》《力命表》《荐季直表》津津乐道；“碎玉壶之冰，烂瑶台之月”，他能把书法巅峰时期二王的传奇故事讲得惟妙惟肖，让我如醉如痴，心往柛追。后来我也有了这套书，才对他说的有了较深的体会。那时我还不到三十岁，但从那时起毛笔就成了我的挚友。这段经历对我后来的教学方向转变影响很大。我喜欢和有知识的老人在一起，听他们谈古论今。这是那个大杂院里给我精神上带来的最大快乐和安慰。

让我烦恼的另一种声音，出现在我自己的屋里。你绝对想不到。午夜，就在你累了一天，进入梦乡熟睡时，正是另一种生命澎湃的激情迸发时。我被一种奇怪的声音惊醒，黑暗中仔细辨别这声音的来源，发现是顶棚里传来的，明白了，是老鼠在作祟。原以为这只是偶尔的事，可是我错了，它们精力充沛，不间歇、无休止，疯狂地追逐狂奔，我把头捂住，不行，钻到被子里闷得喘不上气。你越困它越欢实，直到睡意全无，它也消停了。起初我搞不明白这其中的原因，后来从周期性的震荡规律发现这大概是鼠类在发情期的求偶的方式，真是鼠胆包天，太猖狂了。在忍无可忍中，就把枕巾叠起来当炮弹，猛地向上一拽，咚！一声巨响，耗子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吓跑了，安静了。谁知我刚一眯瞪，声音又响起来，于是又扔，又安静了。冬天，屋子里很冷，我都出汗了，渐渐地耗子明白了 “技止此耳”， 胆子大了，管你扔不扔，追！这对我不啻极大的蔑视和嘲讽。这招不成，又生一计，我就不信治不了你。于是在顶棚放了有毒的食饵，没想到这招也不灵，它们不上这当，照闹不误。妻子说，可别把耗子毒死在顶棚里。我又想了个妙招儿，于是把顶棚挖了几个洞，希望在耗子得意忘形的时候掉下来，谁知这耗子精得很，从来不失足。而且这么一来，顶棚的灰土纷纷落下。没辙了，看着尿迹斑斑的顶棚，快气疯了。一生气，把顶棚撕了，这回踏实了。可是整天看着黑漆漆的屋椽屋脊，就跟农村房似的太难看了。就又找人糊上了，雪白的顶子好看极了。不久，一圈圈鼠尿又星星点点地洒满顶棚，除了追跑又添上了啃食声。那白面浆糊成了耗子的晚餐。唉！早知道，浆糊里掺点儿毒药多好。和老鼠的战斗让我精疲力尽。苦不堪言。

北方的院落，北房为上，俗话说：“有钱不住东南房，冬不暖夏不凉。”自然，北房的主人尊贵体面。这里院的北房得上台阶，高大敞亮，一排三间两大一小。大房里住着老杨一家七口，老两口和五个女儿，梅兰竹菊琴。老大老二还在东北插队，最小的小琴上高中，其余两个已就业。杨大婶在街道做缝纫，平时白天只有杨大爷在家。陈叔提醒我，他是资本家。资本家属于剥削阶级之列，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月，人与人的关系首先是分清敌我友，亲不亲阶级分，人的立场和队伍不能站错。这是被长期灌输后的思维定式，可让我没想到的是，接触起来，完全不是一回事。杨大爷待人和蔼，心地善良，说话时脸上总是带着温和慈祥的笑容，他没有儿子，只要我的儿子接回来，他就喜欢逗他玩。我儿子也不认生，看见杨大爷和大婶读书看报，有时就突然唱一句《老两口学毛选》，逗得院里的人哈哈大笑。看见我儿子的塑料凉鞋开了口，杨大爷就让他脱下来，把鞋粘好给他穿上。

平时有空，杨大爷爱和我聊天，说起资本家帽子，他觉得戴得还有点冤，据说当时只是个小业主，后来因为某种需要，又凑上家里的什么东西，刚好凑够一千元的资产，正好。帽子一戴上，日子就不好过了，历次政治运动，有多少忍气吞声的委屈和精神压力，只有他自己知道。杨大爷的孩子都争气，别看是女孩儿，学习一个比一个好，尤其老三，出类拔萃，不仅上学时是班长，工作后，开始在国企大厂当团委书记。后来又调到市委组织部。要知道那样的出身和政治环境能有这样的成绩有多难！这是杨大爷的安慰，杨大爷性格开朗，性情温柔，从外表你根本看不出他受过什么不白之冤，但我注意到，有时他说话时，总捂着肚子，我以为是胃不好。但只要他在，院子里就有笑声。

一天下午，有两个颤颤巍巍的老人走进后院，找杨大爷。我把他们引进北屋，杨大爷一见又惊又喜又愁。原来这是他的师父师娘，文革中被轰回老家，现在回来等着落实政策，领回被抄没的资产，没地方落脚，就找到这里。那时杨大爷两个插队的女儿刚回来，屋子里一下子变得很拥挤。没办法，老两口和五个女儿挤在一间屋里，把师父和师娘安排在外屋。夜里我能清楚地听到老人的咳嗽喘息声，让人彻夜难眠。有时人能扛得住大悲，而未必接得住大喜。在等待政策落实的日子里，尽管有这一家人的悉心照顾，但是毕竟年龄太大身体又差，老人相继而亡。杨大爷悲痛不已，给师父师娘送了终。过了半月，一个戴秀朗眼镜文质彬彬的小伙子来了。是老人的独生子。因为工作忙一直没空来，这会儿过来把父母落实政策的资金和骨灰一起取走了。

善良是遗传的，杨大爷的女儿都是乐于助人的热心肠。有一段时间我身体不好，在家休息，他的两个女儿都教过我打太极拳，她们的拳打得很标准，很漂亮，每天上班前，总会早早起来，耐心地辅导我，使我受益不小。

有一天，晚饭后院子里没有像往常那样出现杨大爷熟悉的身影，一问才知道他住院了，肝病复发，病得不轻。好几天只见他的女儿匆匆地进出，我不顾她们的再三阻拦，坚持去看望他。在北京医院洁白的病床上，我看见了这个慈祥的老人，吓了一跳，几天不见，人完全变了模样，颧骨突出，眼睛凹陷。看我来了，他睁开双眼急切地连连摆手不让我靠近。他的女儿说杨大爷是肝癌晚期，医生已下了病危通知书。杨大爷一直催我走，看着他那着急的样子，我连忙安慰了几句退了出来。小院很安静，我总是竖起耳朵，希望忽然传来他那豪爽的笑声。想不到几天后，他的女儿们臂上都披上了黑纱，我不不知道能用什么话安慰她们，只是在没人的地方默默地流泪。

杨大婶本来就不爱讲话，没儿子一直是她的心病，老理儿，无子是大事。所以总是郁郁寡欢的样子。现在老伴走了，她心里的孤独苦闷可想而知。她还是到街道做针线活，以此打发孤单的日子，所以白天北屋变得十分清冷。有一天中午，院里跑进来一个人，说杨大婶突发急病，要找她的女儿，人已被送往同仁医院抢救。幸好我刚到家要做午饭，连忙翻出小琴的联系方式，妻子跑到胡同里的公用电话处打了过去。待我们赶到急诊室时，老人已处于弥留时刻。奄奄一息中，我只听到她微弱地喃喃自语：“我好难受.......”

黑纱又一次出现在杨家姐妹的手臂。杨大婶的意外去世，源于本不该发生的医疗事故。出事当天，临近中午她下了班，胃不舒服，没有回家，就到胡同里的一个私人诊所去针灸，那个医生本是西医，一针刺进右胸，划到心脏，破了，人就完了。半年内杨家二老俱亡，有如塌天之祸，骄阳灿灿，北屋却异常清冷，杳无生息。

2023年12月16日于北京为之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