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3月，春节刚过，苦等十年的乡村小学代课教师定编还没有着落。老婆跟我说，整天守着这三尺讲台，一个月百十块钱够干什么用？眼看着孩子也大了，其他同事外出去上海打工的，听说一个月挣得比我们一年还多。如果你不想出去，我出去！我是家里的顶梁柱，这种事情怎么能让老婆去呢？我说我去！

　　说来惭愧，很多人而立之年早已事业有成，自己却要告别年迈的双亲和妻子女儿去闯荡上海滩。这也不能说是件什么体面的事情，在常人的心目中，到这个年龄才外出打天下的，都认定是在家乡混不下去了。

　　我一个人来到具有“东方不夜城”美誉的上海，举目无亲，当时真的有点恍惚，我要感谢盱眙籍离休老干部定居在上海的敦爷爷免费为我提供住宿和早晚餐。因为他的侄孙跟我是在盱眙学绘画时的画友，他当时就在上海骨科医院就医，我去医院看望他的时候，他提议我就借住敦爷爷家里，还可以节省一些开支。他说就是委屈一点，每天晚上要在客厅沙发上搭铺盖。当时在寸土寸金的徐家汇商圈能有一个落脚的地方，那是多么可遇而不可求的幸福啊！

　　那时的上海滩，的确是块风水宝地：政府政策优惠，轻重工业齐全，基础设施配套先进，乃商家投资首选。当然，对从业人员的需求量也相对较大。

　　然而，每天职场的上千个职位都与我无缘。只因为自己手中的那张中文大专的文凭太滥了，好不容易碰到一家公司要招聘男性文秘的，怎奈又缺少办公自动化的结业证书。

　　半个多月下来，人才市场跑了不少，求职信也发过无数，可都杳无音讯。虽然暂时寄居在敦爷爷那里，可是眼看盘缠已尽，真的就要山穷水尽了，我不得不给自己重新定位：你不是什么人才，充其量只能算作一个劳务工。

　　于是，我离开了人才市场，按职场指南提供的地址，敲响了一家劳务介绍所的大门。自我介绍一番后，介绍所的老板笑了：“我们的岗位信息都在墙上的公布栏里，你自己瞧吧。”我一看大都是专业性较强的技工类职业，就是问了也白搭。后来我看到一家公司招聘保安，我想去试一试，可老板说这类岗位只面向退役军人。我再想申辩自己怎么身强体健，立正稍息的动作也不陌生，看老板一个劲地摆手，知道再费口舌也没有多大意思了。

　　可吃饭的问题总要解决啊，最后我指着一个搬运工的活计，要求是两个人能抬200斤重的石头，“这个，我也能干！”那位老板有点不乐意了：“你在寻我们开心啊？！”

　　我接连去了好几家职介所，结果还是一无所获。

　　一天晚上，我一身疲惫回到住处，敦爷爷欣喜地告诉我说有一家报社（《中国工商报》上海记者站）打电话来让我第二天去面试。

　　数十封求职信终于盼到了一个回音，当时我兴奋得一宿没睡好。

　　次日一大早，我按照地图上的路线，没费多少周折就找到该报社的地址——“国亭花苑”，一座欧式住宅小区，工作环境也幽雅舒适，我承认当时确实从心底里也向往着这个应聘的职位——新闻采编。面试很顺利，通知我第二天就去上班。不过，要求穿着正装去上班。我在徐家汇商圈的路边摊花了100多块买了一套黑色西服，又花了一块五毛钱买了一条仿真丝红黄蓝斜纹领带。然而，去上班一周后才发现，“新闻采编”是个幌子，也可以说是“副业”，实质上是做“广告业务员”，要我们给报社去市场拉广告。我当然是有自知之明的，一个从外地刚来上海的“愣头青”，哪里有这个能力？我只能递交了辞呈。

　　晚上回到敦爷爷家，他看我情绪很低落，就问我怎么回事？我把报社的情况跟他和盘托出。他耐心地帮我分析说，住在他家里毕竟是暂时的，不可能长远。首先必须要找一份工作解决吃住问题，然后再等待时机去找专业对口和自己喜欢的工作。

　　眼瞅着离家快一个月了，吃住还没有眉目，我陷入了茫然不知所措的窘境。

　　老家朋友的一通电话提醒了我，对啊，为什么要把视线锁定上海城区呢？好多老乡在上海郊县的一些公司里不是早已打开局面了吗？到那里发展也不失为一条出路呀！

　　我一路南下，在上海市西南的一个工业开发区找到了我的老乡们。异地遇故人，那万语千言的情景自不必说，最后话题还是回到为我解决吃饭的问题上来。恰巧有一位老乡万老师在一家台资公司的人事部门做事，再说，以往在老家还一个战壕里滚爬过呢（他的命运跟我相近，也是在乡村代课十多年，只是早我二年警醒，到上海这家台资公司谋一份人事主管的差事）。这时候也顾不上什么里子面子了，我朝他的面前一站：“我的事就交给你了！”其实，我并不是一个霸道无赖的人，完全是残酷的生活所迫啊。

　　我想临时找一个出租屋住下来，有老乡马上接茬说：工作还没有落实，花那个冤枉钱干什么？不嫌弃的话，在我们家临时搭个铺盖，工作稳定以后再说。我这是真的感受到那句“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的涵义。

　　说来也巧，那家台资公司正在招收新员工，只是大多工种都比较艰苦，我跟他明确表态：只要给我一个吃饭的地方，什么活我都可以做。

　　有一天，他来告诉我，公司生产计划部刚成立个管制中心，这个活相对轻松点，你可以去试一试。

　　人事部门经理在招收新员工时都要有一个例行的面试，也不知那个人出于何种动机，给我面试的时候，从我的专业到开设的课程，从文学方面到历史方面，从中外绘画到摄影知识，只要我在求职信中涉及的名词，他一个都没落下，我不知道这些与今后的工作究竟有何关系。半个小时下来，我是一头雾水。

　　不过还好，不一会儿，我的老乡万老师过来跟我说：“你通过了。”我心里一喜，差点没涌出热泪来。

　　在上海滩奔波了近一个月，终于找到了一个落脚的地方。

　　说是生产管制中心，实质是产品转移过磅的差使，纯粹是体力活。据保守估算，一天下来，每个人要徒手搬运待转货物达十吨以上。还好，父母给我一身的强健体魄，今天总算派上了用场。

　　不过，起初几天还是有点不太适应，下班之后，腰酸背痛，回到家里，已是筋疲力尽，靠着床栏便呼呼睡着了。

　　半个月坚持下来，渐渐地，对公司的生产流程也有所了解，产品转移的时效就大大增强，哪些是优先生产的，哪些是待品质确认的，一切遵照客户订单的交货期限实行全方位的产品追踪。

　　说话间，到了五一劳动节放假，我回了一趟老家，把妻子女儿也接到了上海，通过老乡介绍认识一个在上海投资办学的梁校长，正巧这个学校在招聘代课教师，把妻子安排到这所民办学校做了代课教师，顺便还可以照顾读幼儿园的女儿。

　　回想起那次一家三口来上海的行程，真是终身难忘。

　　本家大哥先是用手扶拖拉机把我们大包小包一堆行李送到国道边去等开往南京的过路大巴车。可是左等右等，几辆大巴过去，我们招手他们都没有理会，最后总算上了一辆大巴，到南京长途汽车站时，天色已经傍晚，当天去上海的长途汽车已经停开。我们茫然地在车站广场徘徊，这时过来一个拉客的黄牛说他可以把我们送到去上海的过路大巴上，我问什么价格。他说就是车站的票价，我当时想他就是上天派来给我救急的活菩萨哪。连忙跟着他来到一个街角并对他千恩万谢说了很多感谢的话。他说先把车票钱付一下，我二话没说就给了他。可是，等我们上了一辆过路的卧铺大巴后，车上的售票员又让我买票。我说已经付过车票钱了。售票员说那人是黄牛，专门骗我们这样的外地人的。我再想跟他们理论，人家说得很干脆：想坐他们车就买票，否则就立马下车。这时妻子和女儿都出现晕车症状，我一看只好自认倒霉又买了一次车票。本以为可以顺利到达上海，谁知这趟车只到上海西站不到上海火车站广场。我傻眼了，跟他们解释说不到火车站广场今晚我们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他们说旁边就有公交车站，有车可以去上海火车站。我好不容易在路边找到一根树棒，一边把大包小包的行李挑在肩上，一边还要搀扶着晕车的妻子和女儿。那情形简直心酸而又凄凉，深深地镌刻在我的脑海里。

　　我在台资企业里所做的那个差事，春秋季节还好，到了盛夏酷暑之日，本来日常气温已经高达三十多度，再加上车间淬火炉上千度的热辐射，暑期没过，人早就难挡暑热，差点倒下。每天回到家里，都要先在地板上放一条席子，人平躺下去，然后将头顶的电风扇拧至最快的转速。半个小时过后，濒临爆裂的脑神经才慢慢地复原过来。老婆端来凉透的绿豆汤，关切的眼神仿佛在问：“怎么样？”，我接过碗来一饮而尽，证明自己还行。老婆为了让我坚持下去，每天早晨把早饭端到我的床上给我吃，我一边吃饭，她一边帮我穿鞋子，怕我上班迟到……那时候，再苦再累，也只能嚼碎，连同眼泪一起咽进肚子里。

       我的主管是上海人，姓邹，女性，高中文化，年龄与我相仿。有小道消息称，她是在“在制车间”生产技术改造创新时被台资老总认可后提拔进管制中心的。同事背地里说我是她的竞争对手，因为我的学历比她高。无论这种传言是否有道理，但我在这个部门确实吃了不少苦头，单是每天人工搬运的体力活就超出常人付出的几十倍，甚至百倍。我的腰椎最终在无法承受强大的负荷下受伤，为了保住这份工作，我只在家卧床休息三天就又重新回到我的岗位上了，为后来的腰椎间盘突出症埋下了祸根。

　　工休间隙，同事们闲聊时又提起今后何去何从的话题，我的内心掠过一丝悲凉。是啊，这种无任何技术含量的实践操作稍微识得几个字的人，只要体力跟得上都可以胜任。我有点不能安于现状了，给总经理写了一封自荐信，并向老总坦言：如果能给我更具挑战的职位，我会以百倍的努力而不辱使命。然而，我静候半年，也未接佳音。

　　事也凑巧，公司资讯部有一名员工辞职，主要原因是不熟悉公司的生产流程，对产品库存的收发转移概念模糊，以致工作无法正常开展。生产厂长决定从生产一线物色一名熟悉生产流程又有电脑操作基础的人调入资讯部填补空缺。

　　说来也可笑，熟悉生产流程的人大有人在，掌握电脑操作的却一个人也没有。生产计划部的主管找到我，说我的条件不错，准备推荐我去资讯部；可生产厂长的助理又举荐了他的一个亲戚，搞得生产厂长左右为难，最后厂长决定自己亲自出题监考择优录取。

　　令人欣慰的是，我终以高出对手的绝对分数的优势入选公司资讯部。

　　整整两年劳工的日子也从此划上了句号。

　　我到“资讯部”以后，主要的工作是负责全厂在制产品转移报表的统计，这样一来，我与各个在制车间的往来就多了，下料组、红锻组、扳手金加工组、研磨组、套筒金加工组、活动扳手组、棘轮柄扳手组、D头组、CNC组、装配组、品管组、包装组。每天的体力活没有了，脑力劳动却增加了。不是自己不够细心，有的事情不是光靠细心就能完成的。比如，毛坯库发出20000个5.5mm的普通套筒去金加工，到下一个流程统计报表里成了19000个，而再到下一个工序完成后又变成了21000个。你说这样的报表能送给老总看吗？怎么办？只有去人工调整，一般情况都会侥幸到顺利出货而万事大吉。而也就有那么一两次会触了霉头，在出货装柜的时候忽然发现缺少几百个东西，造成报关延迟，订单违约。老板肯定不开心，老总挨骂，主管被批，报表谁做的？我做的！

　　后来，资讯部里做车间员工工资报表的同事离职，部门里准备新招员工。我想：如果让新员工去做那永远搞不准的在制品转移报表该是怎样的美事呀？正巧徐主管也是我的老乡，我把自己心里的想法跟他一说，他也没有反对。就这么，资讯部里有了这么一条不成文规定：新进部门的员工必须从在制品转移报表的工作做起！

　　在资讯部的三年里，这个五人集体，曾经给我带来无限美好的回忆，至今还历历在目。

　　徐是主管，我的淮安老乡，曾经参与公司组建资讯部，可谓部门元老。遗憾的是，我离开上海就很少联系，但是他当时对我的照顾和各种好，我永远不会遗忘。

　　周是江西广丰人，是从管制中心C组调入，我的死党，我们现在还保持着联系。他虽只有高中文化，但潜心钻研IT专业知识，取得了国家认定的专业证书，是公司IT专业工程师，去年还被集团安排参加了“台湾环岛七日游”活动，工资当然也不菲。

　　谢是我的盱眙老乡，是从淬火组调入。他的运气好，是进来时唯一没有从在制品转移报表工作做起的人，直接接替前一个做车间工资结算的离职同事工作。

　　青是我半个盱眙老乡，因为他的老婆是盱眙人。他是接替我的“在制品”转移报表工作的人，所以一直对我“耿耿于怀”。我故意损他说：“那你每天祈祷吧，期望资讯部早日再调入一个新人来接你的班！”气得他哇哇暴叫。直到我被调入公司外销部做进出口核销，资讯部才有一个职缺，青也顺理成章地从那烦人的报表数字中解脱出来。

　　我的运气还算不差，进入外销部后，赵是我的搭档，又是我的盱眙老乡，所以工作上手很快。为了持证上岗，我还参加了上海市外经贸委与海关联合举办的《加工贸易报核员证书》的培训。就这么一做又是将近三年。

　　人本该干一行爱一行，但有些过于单调重复又没有多少技术含量的工作让中老年人去做也许还合适，像这种报核工作每天接触的就是一些枯燥乏味的数据，年轻人做久了肯定会厌烦。

　　当在钢贸企业的一个朋友介绍我去浙江一家钢材市场去做办公室主任时，尽管当时信心不足，但确实眼前一亮，心想：钢贸这一行在当今社会属于最“火爆”的，趁着年轻尝试一下，还是蛮具有挑战性的。

　　我去向台资企业的老总“请辞”，张副总是台湾人，他的话也很中肯，说如果你找到更满意的工作我恭喜你，如果还不确定将来的工作是否适合自己，我奉劝你还是留下来，毕竟是在这里工作了七个年头，不说是朝夕相处的同事，就连这里的一草一木也应该有了情感。我的心被他这番话说得发软了，但把未来的办公室主任和眼前这个报核工作岗位相比，最终我还是选择了离开。

　　朋友们听说我要离开上海去嘉兴，一个个过来劝说：“人家是削尖脑袋朝上海挤，你老兄倒好，打着铺盖往乡下跑。”我说大城市还是小城市对我来说并不重要，我想趁着年轻再去闯一次，否则在这家企业做到退休，估计还是个小职员。最后，大家看我心思已决也没有再做过多的劝解，余下的都改为祝福了。

　　2006年12月18日，我离开了打拼七年的上海去嘉兴那家钢材市场报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