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诞生的第二年，1922年7月，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并通过了党的纲领，其中第七项明确提出了保护劳动者健康及福利的要求。中国共产党从成立起就坚持以为广大人民谋利益为己任，把保障人民健康同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为民的理念，关注民生，体恤民众疾苦的初心，千方百计救助疫区的民众，所采取的一整套方针、政策、坚强的领导力、组织的动员力和医务工作者们的奉献精神，这一优良传统作风一直延续至今。

　　抗日战争时期，延安由于地处陕北山区，自然环境恶劣，经济不发达，社会动荡等原因，流行疾病时有发生，死亡率极高。那时西药奇缺且价格昂贵，老百姓大多无钱治病，“小病养，大病抗，重病等着见阎王”，成为当时的普遍现象。在缺医少药的陕北，中医成为维系群众生命安全的主要保障。

　　毛泽东亲身感受到中医的魅力

　　40年代，延安的局势相对稳定，毛主席在窑洞里写了很多的文章。被称为“工作狂”的毛主席，一工作起来，就进入了忘我阶段，根本离不开书案。这样一来，他就患上了肩膀疼痛、胳膊麻木的病症了。也就是俗话说的“五十肩”，疼得比较厉害，给他带来很多痛苦，有不少医生都给他治疗过肩周炎。

　　金茂岳（西医主任 曾任中央领导保健医）也到杨家岭为毛主席看病。经过仔细观察，他发现主席办公的窑洞里面有一个防空洞，当时防空洞的门就朝着主席住的那间窑洞，主席办公的桌子正对着防空洞口。按主席的生活习惯，他一般都是晚上伏案写作，这样，防空洞里的冷风就直接吹到主席的肩膀上，这就是导致其肩周炎的病因。他对毛主席说：“我觉得你这个桌子摆在这个地方不太合适，你把这个桌子挪开，躲开这个防空洞口。另外，在这个防空洞口挂个门帘挡一挡风，还有就是你白天睡觉以后要经常出去活动活动，到外面去晒晒太阳，这样的话对你的治疗会有很好的作用。”主席听了点点头说：“噢，原来是这么回事！有道理。看起来，防病治病，还是要以预防为主啊！”

　　毛主席随口所说的“防御看病”也给金茂岳很大的启发。从这以后，延安医院就推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防治疾病，以防为主。”

　　肩周炎困扰了毛泽东大约两年时间，后来还是边区政府副主席，著名中医李鼎铭先生用中医诊治痊愈。

　　据时任李鼎铭秘书的丁雪松回忆，“他在边区政府任职期间，给中央和边区一些领导同志及群众看过病，被人称为医教巨擘。我记得一次江青坐专车来接李先生去给毛主席看病。她把车停在山下，自己爬上坡来。我住在第一孔窑洞，首先看见她，遂即迎出来，并去通报李先生。不久李老即由公务员扶着登车而去。”丁雪松毕业于延安中国女子大学，1941年10月，参加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筹备工作，年底调任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秘书，至1943年4月，因为生孩子请产假而中断秘书工作。

　　李鼎铭为毛泽东把脉诊断后，开出四剂中药，很有把握地说：“吃了第一副药，能让你胳膊抬起来；第二副药叫你胳膊能转动；第三副药胳膊就自由了；第四副药就能让你爬单杠了。”

　　按照医疗保健制度，毛泽东看病用药必须经过中央卫生处同意。当时，卫生处有关同志不大相信中医，不同意毛泽东服用中药。毛泽东不堪病痛折磨，同意服用，“还是试试看吧！”果然应验，疼痛消失，胳膊可以活动自如了。

　　当时延安有几个医院都是西医，对中医持不承认态度。有人让中医看过病，西医就不再给他看病开药，甚至让中医看病用药，不给报销医药费。这种对立情绪，是不利于革命队伍团结，也不利于对付疾病和敌人的。

　　毛泽东在与李鼎铭交往过程中，征询李鼎铭意见：“现在延安有些西医看不起中医，你看边区的医药事业应如何发展？”

　　李鼎铭自信地说：“中西医各有长处，只有团结起来才能求得进步。”

　　毛泽东充分肯定李鼎铭的意见：“你这个办法好，以后中西医一定要结合起来。”

　　毛主席又介绍李鼎铭为八路军的干部、战士治病。很快，中医中药成了八路军必不可少的医疗方式。不久，李鼎铭还为八路军培养了一批中医，他们活跃在各个部队。

　　李鼎铭（1879～1947）原名丰功。陕西米脂人。幼年家贫，无力延师。1895年寄住舅父家中就读，学习经史子集，兼习医学。1903年赴绥德州应考，取为廪生。次年，回乡教私塾。1910年在绥德中学堂任教。

　　辛亥革命后，他拥护孙中山的政治主张，曾在当地提倡放足、剪发、禁赌、破除迷信和兴办学校。曾在小学、中学担任国文、数学教员。

　　1918年返乡行医，并和当地群众在桃镇创办国民高等小学，担任校长。1923年，担任榆林道尹公署顾问、科长等职。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率红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

　　特别是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逐步接受中共的领导，拥护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政治主张，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1941年，陕甘宁边区为了加强根据地民主政权的建设，实行“三三制”，开展普选运动，李鼎铭代表开明绅士被选为米脂县参议会议长，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参议员、副议长。

　　是年冬，在边区第二届一次参议会上，他又当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他在就职演说中，对自己的思想作了诚恳的自我解剖。就在这次会议上，他联络姬伯雄等十名参议员，提出了《政府应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避免入不敷出、经济紊乱之现象案》。

　　毛泽东对这个提案十分重视，当即写了批语：“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在毛泽东的支持下，经过议员们充分讨论，最后通过了精兵简政的决议。精兵政策不但在陕甘宁边区实行，还推广到敌后各个抗日根据地，对战胜困难，提高工作效率起了积极作用。

　　1941年，李鼎铭当选为边区政府副主席之后，便单身食宿在政府机关，专心致志，忙于政务。1941年年底，旧历年关到了，李鼎铭决定返故里探亲搬家。毛泽东闻讯，特派出爱国华侨送给他的那辆福特牌高级轿车送李副主席荣归故里。当时在边区，能享受这等殊荣的也只有李鼎铭一人。

　　李鼎铭在家乡米脂停留两个月，总是精神焕发、热情洋溢地同当地士绅畅谈共产党实行三三制的真谛和决心，以及延安各方面的印象，解释疑虑，纵论国事，深得当地绅士们的拥护和称赞。当李鼎铭携带家眷返回延安时，毛泽东又派专车接他到杨家岭，热情地把他迎进窑洞，问他搬家情况。他告诉毛泽东，已把全部家产献给边区政府了。毛泽东说，留一点吧。李鼎铭口气坚决地说：一点也不留。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地说：“你真是开明人士！”

　　1947年12月11日，他在陕甘宁边区政府临时驻地绥德县义合镇突患脑溢血病故。边区政府举行了追悼会。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陕甘宁边区政府都送了挽词。陕甘宁边区政府根据李鼎铭家乡群众要求，决定将米脂县桃镇小学命名为“鼎铭学校”，以资纪念。

　　毛主席是有中医情结，相信和重视发展中医药，是他的一贯主张。没有专门学过医的毛主席，在学习历史和社会经验的过程中，学到了许多中医药学辩证思想和中医药学思维方式，他倡导的中医药发展思想对中国医药学的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早在1913年，毛泽东就曾在《讲堂录》笔记中写道：“医道中西，各有所长。中言气脉，西言实验。然言气脉者，理太微妙，常人难识，故常失之虚。言实验者，求专质而气则离矣，故常失其本，则二者又各有所偏矣。”这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毛泽东对中西医学方面的最早论述。

　　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指出：“作战一次，就有一批伤兵。由于营养不足、受冻和其他原因，官兵生病的很多。医院设在山上，用中西两法治疗。“

　　那时，在井冈山红军医院里，有西医也有中医，许多内科病都是用中医治疗，多数是采用自制中草药。毛泽东曾经指出：鉴于根据地缺医少药，必须发挥中医中药的作用。还说：“草医草药要重视起来，敌人是封锁不了我们的。”

　　由于中医药以它不可低估的药用价值，挽救了许多红军战士的生命，帮助红军渡过了艰难岁月。

　　对学习方法上，毛主席曾认为中医带徒的方法也很好，一面教读医书学理论，一面带他看病，使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起来，这种教学方法很先进，带一个出一个，很少出“废品”，所谓“名师出高徒”不是一句空话，因为他们让学生从一开始就懂理论与实践的不可分割。

　　在毛泽东中西医结合思想影响下，陕甘宁边区医务界在延安最先开展了西医学习中医的活动。许多西医虚心拜中医为师。

　　例如鲁之俊、朱琏等就曾拜老中医任作田为师，学习针灸知识。陕甘宁边区政府表彰了任作田与鲁之俊团结中西医的成绩，并授予他们特等模范奖。

　　中西医结合之路始于延安

　　自民国始，就有一股极力反对中医的势力，1922年北洋军阀在颁布实施教育方案时，就曾将中医药学排斥在正规教育之外。国民政府在1929年以“国医在科学上无根据”为由，提出“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的方针，不允许兴办中医教育，中医也没有从医资质。

　　随着西医的传入，传统中医药学更是受到了严峻挑战。陕甘宁边区也受这一大环境的影响，部分人对中医药开始产生偏见。在城镇，医院里没有中医，而农村的中医良莠不齐，部分中医在给人治病时也会用一些法术或巫术来给病人治病。

　　陕甘宁边区政权建立后，中医被作为可以团结、帮助、改造的传统医疗队伍，它是一种“旧形式”，但可以再利用。毛泽东说：“看不起中医是不对的，把中医说得都好、太好，也是错误的。”因此，对中医必须要有一个全面的、正确的认识，批判地接受中国传统中医文化的遗产，并将其一切积极因素保存和发扬光大。

　　为发展中医药事业，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了多种形式的中医药研究机构，开展交流与合作，促进了中医药事业的发展。

　　1938年由边区政府筹建并成立了陕甘宁边区第一个医药社——陕甘宁边区保健药社，该社坚持以“改良中药，中药科学化”为宗旨，实行看病、制药、卖药三位一体的运行模式。病人看病手续简便，随到随看，对于病情较重或行动不便的病人可以上门医治，对抗日军人家属和灾民还可予以一定优惠。该社不仅经营药材，也改良和生产包括正气散、汗必灵、当归精麻等80多种药品。边区保健药社的成立为推动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0年6月，边区政府民政厅主持由各县国医代表及边区政府各卫生机关代表数十人参加 “国医代表大会”。会后成立了延安第一个中医学术团体“边区国医研究会”。该会通过开办国医训练班，出版卫生刊物等方式促进边区医药卫生保健事业发展的同时，也鼓励中医贡献秘方，以便进行交流和讨论。为提高边区中医学术水平发挥了巨大作用。

　　延安制药厂采集中草药制作中成药

　　1945年3月13日，“陕甘宁边区中西医研究会”成立，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团结与提高边区中、西医（包括兽医），实行中西医合作，协助政府调查研究，帮助卫生行政机关及卫生技术机关解决有关卫生医药问题。中西医研究会的成立有利于中西医之间互相学习，不仅壮大了边区的医疗力量，也在治疗疑难杂症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有力地推动了边区医药卫生科技的进步。

　　1940年6月，在边区召开的国医代表大会上，时任边区政府卫生处处长欧阳竞在讲话中说：“由于过去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使国医同其他科学一样，不能长足进展。但正由于有这样悠久的历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点我们不能完全把它抹杀。相反地要承继祖先的遗产，扬弃它，改进它。这就需要我们有组织地进行研究，使它向着进步的、科学化的方向前进。”

　　陕甘宁边区各县农村的中医大夫也都陆续公开了自己的秘方，包括治疗接骨、无名肿痛、小儿麻痹症、防治肺痨病、白喉症等的秘方和一些兽医方面的单方。有的中医大夫不仅公开了秘方，还亲自传授技术。

　　1941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颁布《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其中第15条规定：“推广卫生行政，增进医药设备，欢迎医务人才，以达减轻人民疾病之目的，同时实行救济外来的灾民。”1941年9月1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的《国医国药奖励优待条例草案》中明确指出，国医执行医疗业务者被称为医士，执行制药业务者被称为药师。这是对中医执业给予了充分肯定和认可。如果在医药上有所发明创造，还可以申请政府奖励等。这些政策的实施极大地鼓励了中医药工作人员的工作热情。

　　陕甘宁边区中药种类繁多，而据边区的林业调查报告显示，边区的中草药种类多达65种。遵照党中央“发展经济, 保障供给”的方针, 根据当时的形势和延安地区军民防病治病的实际需求情况，以“开发边区中草药、精制各种中成药、对历史悠久的中医药学进行科学地综合研究与改造”为主要任务, 以当地出产的中药材为原料，研制生产了多种急需的中成药如止咳丸、红色补丸、胜利茶、红白痢疾丸、八路军行军散、痧症丸、妇科调经丸、止咳散、胃痛散、补脑丸、退热散等。另外，还用化学方法提取中药有效成分制成麻黄素、黄芩碱、当归油等， 或用其他方法制成桂皮酊、陈皮酊等。

　　1944年5月24日，毛泽东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说：“我们边区政府的副主席李鼎铭同志是中医，还有些人学的是西医……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作用都是要治好病。治不好病还有医术问题，不能因为治不好病就不赞成中医或者不赞成西医。能把娃娃养大，把生病的人治好，中医我们奖励，西医我们也奖励。”中医科学化，是实现中医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中西医结合的实现，是对延安革命队伍长期医疗实践经验的总结概括。

　　1944年10月，在陕甘宁边区文教会议上负责协调中央医疗卫生防疫工作的李富春同志提出“中医科学化，西医中国化”的目标，为实现中西医合作的统一战线指明了方向。

　　1945年3月13日，“陕甘宁边区中西医研究会”成立，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团结与提高边区中、西医（包括兽医），实行中西医合作，协助政府调查研究，帮助卫生行政机关及卫生技术机关解决有关卫生医药问题。中西医研究会的成立有利于中西医之间互相学习，不仅壮大了边区的医疗力量，也在治疗疑难杂症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有力地推动了边区医药卫生科技的进步。

　　为培养中医人才，1945年10月，边区政府民政厅委托中西医药研究会主办中医训练班，招收25-40岁的身体健康、略具医药经验、粗通文理及有中等学识的男女50名，进行为期一年半的培训。培训课程包括技术（生理、病理、诊断、治疗、药性、方解、炮制）和工作方针（卫生医药政策、卫生中医药运动、环境、妇婴及个人等卫生）两大部分，毕业后将在自愿原则下，由民政厅分配回原地或他县工作。

　　国医研究会经常组织中医到医院去参观，并举行中西医学术研究会议，以提高这些医生的学术素养。1945年5月20日，在参议会大礼堂举行第一次学术研究报告会，听取了中国医科大学傅莱医生《粗制青霉菌素》的报告，傅莱和他的助手指导听众参观他们带来的样品，并作了较详细的解释。

　　1949年9月，在中央军委总卫生部召开的第一届全国卫生行政会议上，毛泽东对中央军委总卫生部部长贺诚和各大军区卫生部部长作了明确的指示：你们的西医只有一两万，力量薄弱，你们必须很好地团结中医。

　　任作田开办延安针灸疗病所

　　1941年4月1日，任作田老先生在延安创办了著名的“延安针灸疗病所”。在缺医少药的艰苦条件下，以其精湛的针灸医术，用手中的银针，为八路军的干部、战士和边区的群众治病，为众多的患者及时解除病痛，深受广大官兵的尊重并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重视。著有《针术》一文，于针灸学有一定见解，对针灸在延安根据地的传播应用，对八路军战士学习针灸技术有指导教学作用。

　　毛主席当时做出“中西医结合”的指示，曾任毛主席的保健医生，延安国际和平医院院长鲁之俊和曾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卫生部副部长兼野战医院院长、延安中国医科大学副校长的朱琏等同志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热心向任老学习针灸，与任老一起，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在延安国际和平医院运用针灸医治病人，积极认真传授针灸技术，使之在八路军中广为传播应用，当时针灸治病被传为佳话，以致许多战士手中都有银针。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针灸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为解放区的人民卫生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1945年7月2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授予任老与鲁之俊同志“中西医合作模范”的光荣称号。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同志为其颁发了奖状和锦旗。

　　任作田老先生，并非等闲之辈。他1886年生于辽宁辽阳。在其父（曾参加中日甲午战争）影响下，少年时代即有远大理想和强烈的爱国主义意识。由于幼年时期体弱，而从医学习针灸。他认为，针灸可以强身健体，是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应该发扬光大。他孜孜不倦地学习，以致总结并发展了传统针灸学术。他精于针灸医术，终成为近代著名针灸学家。

　　任作田出身于耕读之家。少时勤奋读书，25岁患重病卧床，经半年多时间的中医药、针灸治疗，体渐康复，遂嗜好医术，刻苦攻读医学经典；后又得其恩师姜文远针灸精要和秘传绝技，故擅长针术，遂在家常为村邻治病，得到人们的赞誉。1916年，他应邀到辽阳达尔罕王旗丈量荒地，该地乃偏僻荒野，无医无药，患病后只能向神灵祈祷，听天由命，他利用工余时间以针技为群众义务疗疾，常常取得意料不到的疗效，群众迷信地称他是“针神”。

　　东北山河沦于日本法西斯的铁蹄践踏之下，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任作田等大批爱国青年，不堪忍受丧权卖国的屈辱和侵略者惨绝人寰的迫害，与有志之士组织了民众抗日武装力量和十字会救护队，勇敢地投身于抗日斗争和战场救护。但这支民众抗日部队因长期得不到民国政府的支持及军事援助，一年后惨遭失败。1932年12月1日，该队约4000余人被迫暂时离开可爱的祖国，撤退到苏联境内。任作田随队在严寒恶劣的困境中，因长时间徒步转移，从事苦工谋生，不幸身罹哮喘病，但他为民族解放事业仍顽强地生活着，重病中坚持用针术为军民防治疾病。

　　1933年2月6日，这支抗日军民，经苏联和民国政府洽商，马占山将军等部队经欧洲从新疆回国整编。任作田作为抗日民众归国团委员长，带领1500余人，经24昼夜的行程从苏联步行到海参威，改乘国船于3月26日到达天津大沽口岸，当地同胞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

　　经过两年多的磨难和奋斗，1935年4月1日才争得民国政府的批准，他们在绥远省安北县组织难民垦荒队，成立集体农村，养精蓄锐，集结抗日实力。当时绥远地区已面临日寇威胁，任作田作为垦区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在白乙化(曾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某团军官)等革命人士的影响下，在垦区坚持抗日爱国教育和军事训练，支援社会各界爱国群众的抗日救国运动，为抗日前线补充兵力、输送给养，受到全社会爱国人士的称赞。

　　任作田决心去延安参加抗日救亡工作。经白乙化同志和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薄一波同志联系，由白乙化同志率领部分青壮者组织抗日部队，转战抗日前线，由任作田率余部230余人，以难民为名向陕北方向转移。终于实现了他到延安参加抗日救亡工作的夙愿。

　　1941年春节，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军民春节联欢会，特邀边区各界爱国人士参加会议，任作田应邀出席，席间边区政府保安处周欣处长约任老讨论他的工作。周处长认为针灸疗法简便廉验，便于推广，建议任老先生运用他那精湛的针灸技术，为边区抗日军民做出贡献，帮助解决边区缺医少药的困境，支援边区建设和抗日救国斗争。任老决心竭尽全力奉献自己的一切，创立针灸疗病所。    

　　1941年4月1日，在边区政府的领导和关怀下，由任作田主持的延安针灸疗病所在马家湾一位姓解家的一口空窑洞成立，开业不久，就诊病人很多，拥挤不堪。边区政府为适应新的需求，安排于洁真，于桑两同志在七里铺新修了四孔窑洞，诊所于6月迁往新址开业。遂后又调来任进之同志协助任老开展针灸临床和出诊等部分医疗工作，另两位新调来的同志担任司药。针灸疗病所的全体工作人员在任老的领导下，竭尽其职，一心一意地为患者服务。任老医技高超，态度和蔼，服务周到，针灸疗效又好，就诊群众日益增多。延安针灸疗病所总结两年多来用针灸治疗各种疾病的临床经验，其治愈率高达80％以上。在干部和人民群众中信誉很高，党中央、军委、边区政府的许多领导人如董必武、林伯渠，李富春等同志也来诊所治疗多年不愈的痼疾，任老并和他们结为挚友。

　　任老胸怀坦荡，热烈响应毛主席加强中西医团结合作的号召，主动抛开宗派和保守观念，破除门户之见，带头公开医技，主动传技于人，努力开办医学教育，普及针灸疗法。1944年10月，在延安召开的边区文教工作会议上，毛主席号召中西医团结合作，加强人畜疾病防治工作，此后在延安中西医座谈会上，任作田表示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愿意和西医同志合作研究针灸学。他讲话后即有不少西医签名向他学习。任作田破例地收下了拜他为师的高级西医人员为门生，后来又举办过多次针灸培训班，耐心地为他们传授技术，为边区和军队培养了许多新型针灸人才。他们中多为当时各医疗部门的生力军，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卫生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1946年2月30日，美国奥克拉霍马州托尔色城《托尔色星期日世界》杂志发表评论：“延安现代医师因缺乏惯用的药剂和医具，获得了不寻常的结果，凭籍了奇异的中国五千年老的医学实验，包括着脚踏实地的以针来治病者……在八路军中，接受了针治，不久就痊愈了，照常回营工作。”

　　任老在陕甘宁边区工作了六年。1945年日寇投降，抗战胜利，任老思念家乡，归心似箭，决心返乡致力于民主建设事业。在他踏上归程以前，仍然念念不忘边区针灸事业的发展，把自己多年来从事针灸临床工作经验和研究心得，与江思元同志合作整理汇编成《针灸医学纲要》一书，呈交边区政府林伯渠主席和李鼎铭副主席，恳请批准在“中央出版局印行应用”。他在给林、李主席的信中表达自己发展针灸学的愿望，殷切希望边区政府“提倡此术于此方”大力发展针灸科学。

　　1947年任老完成了他一生最后的经验总结《针术》论文，留下了现在可见的唯一遗著。1948年沈阳解放，任老幸福地享着解放区的自由生活。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任老无比高兴，在病床上和家人共庆终生盼望的神圣节日到来。他说：“日本战败投降，我见到了，共和国成立，我看到了，国家前途光明，即或我死去也瞑目了。”自此，自强不息的任老仍在病中坚持工作，但因久病医治无效，终于1950年2月与世长辞。李富春同志送了“任作田战友千古”的挽联。

　　任作田的弟子鲁之俊

　　向田老学习针灸的鲁之俊(1911-1999)，是江西新城钟贤(今黎川中田)人。他是著名外科学和针灸学家，中国中医科学院的主要创建人，新中国中医科研和中西医结合事业的奠基人。

　　1928年他考入北平陆军军医学校(国防医学院前身)医科，1933年毕业。曾到国民党广西、广东军医总院及国防医学院任医生、助教兼德语专业翻译，按照党的“学好技术、联络人才”的指示，为投身革命做准备。1938年夏，国民党军医署指派鲁之俊前往德国进修战伤外科。他拒绝赴德，以安置家属为借口，与大学密友、中共地下党员龙在云一起带两家人从广东韶关秘密出走，在日军疯狂进攻的战乱中历经艰难，于同年11月找到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由李克农、钱之光同志介绍前往延安。为此，国民党军医署以“临阵脱逃”罪名通缉他。经我党缜密安排，鲁之俊与家人于1939年初陆续辗转到达延安，同年11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八路军。

　　鲁之俊到延安后深感我军严重缺乏专业医务人员，提出到八路军卫校(后改为中国医科大学)主授外科学，并先后被任命为八路军总医院医务主任、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院长兼外科主任，并在该院开设针灸专科。后任延安中国医科大学教授，中央军委卫生部副部长，晋冀鲁豫军区卫生部第一副部长。

　　抗日战争期间，鲁之俊既在医大教书，又在医院看病，是西医外科专家，还承担了部分党和军队领导同志的医疗保健任务。他不懂中医，在教学和医疗上用的都是西医方法。而他在1940年，听到毛泽东关于“要团结中医，发挥中医作用”的讲话后，就虚心向中医针灸大家任作田学习，并在白求恩医院中开展针灸临床。

　　1945年6月间他在《解放日报》上发表“针灸治疗的初步研究”一文，就此，陕甘宁边区政府授予鲁之俊“特等模范”奖，以表彰他团结中医，为革命、为人民的健康而研究及推广针灸疗法，从而使人民军队及边区百姓对中医有了新的认识。60年来的实践证明，这是一次符合科学发展规律的实践，对后世中国及全球的针灸研究及临床起到了重大历史作用。

　　1947年后，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鲁之俊在二野推广针灸疗法，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三野、四野也推广针灸疗法，他编写的《针灸讲义》是每一个卫生员背包中的必备之物。在1950年的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朱德总司令号召“要团结中西医，向鲁之俊学习”。

　　在1950年正式出版，书名为《新编针灸学》，为解放战争时期部队学习针灸的讲稿编成。该书包括针灸效能及其理由等11个部分。书中还有某纵队挺进中原时一万余人接受针灸治疗的统计，是当时一份鲜见的病案资料统计，客观反映出当时部队使用针灸治病的实际情况。

　　1955年，鲁之俊主动请缨，筹建卫生部中医研究院。同年12月，中医研究院成立，这是我国最大的中医药研究机构，鲁之俊任第一任院长兼党委书记，当时周恩来总理题词“发扬祖国医药遗产,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以示祝贺。在任院长二十多年中，他坚持中西医团结，中西医结合，与中西医专家共同在继承和发扬中医，运用现代科学研究中医，以及教材编写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为中医学继往开来、走向世界创造了良好条件。

　　20世纪80年代，为争取中医药学、针灸学在世界各国的合法地位，为维护国际上众多针灸医学组织的团结，鲁之俊不顾年事已高，辛勤出访，做了大量工作。在我国政府与世界卫生组织的支持下，有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70多个团体会员组成的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终于1987年在北京成立。鲁之俊被全体执委一致推选为终身名誉主席。

　　1956年，鲁之俊随同中国教育代表团访问越南，受到胡志明主席接见。

　　毛主席对朱琏说：“祝针灸万岁！”

　　在延安，任作田老先生还有另外一个女弟子就是朱琏。

　　她本是江南奇女子，1909年出生在江苏溧阳南渡镇，其父朱鸿茂从小随父习武，性情豪爽，仗义疏财。辛亥革命爆发后，他率先剪掉长辫子，参加革命军加入同盟会，1916年，36岁的朱鸿茂英年早逝，家道开始败落。多难的童年造就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少年朱琏。她完全继承了父亲豪爽坚韧的性格，自小就表现出那种从不服输的个性。她冲破世俗不裹小脚。而且，总是以男孩子那样装束自己，和哥哥一起习武，直到十四五岁才改换为女装。朱琏还深受家庭文化的良好熏陶喜欢读书，9岁上学，16岁完成高中学业后，因家庭经济困难，便到附近的武进县夏溪小学担任了国文教员。因她年纪尚小，一些教职员和学生都喜欢叫她“小朱先生”。1927年，朱琏考取了苏州志华产科学院。在这里朱琏的学习格外努力。业余时间，朱琏还阅读进步书刊，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残余的社会制度，妇女的自由解放等问题，逐渐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因成绩优异，朱琏1930年3月提前毕业，前往上海普善医院，担任医院产科主任兼司药主任。

　　1929年下半年，溧阳县的革命志士陶国华(陶希晋)、许闻天等为反对蒋介石背叛革命，屠杀共产党，实行独裁统治，领导了溧阳暴动。遭到蒋介石镇压后，陶希晋等受到通缉，逃往上海避难。经同学引见，朱琏结识了受难中的陶希晋。她对陶希晋的斗争精神十分敬佩，对其生活困境深表同情，便慷慨解囊，帮助陶希晋安排食宿。不久经许闻天夫妇从中牵引红线，二人结为夫妇。

　　为开展抗日救亡运动。1932年秋，朱琏来到石家庄，在正太铁路医院(今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妇产科当了医生。

　　朱琏到正太铁路医院后，待工人如亲人，经常给正太铁路的工人家属接生，给工人的孩子看病。她亲切地对工人说：“师傅，家里嫂子生娃娃，孩子们得了病，尽管来找我。”她在铁路医院当医生几年，工人家属出生的孩子，差不多都是朱琏接生的。有些难产的孕妇，经过朱琏接生，孩子顺利降生了。孩子的父母为了感谢朱琏，让孩子认朱琏作干娘。

　　1935年，原中共北平市委组织部长刘汉平来到石家庄，以开办日语训练班的名义在正太铁路进步职员和工人中宣传马列主义。因此，朱琏和陶希晋与刘汉平相识。1935年冬，经刘汉平介绍，她夫妇二人一起在正太铁路总机厂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6年3月1日，“朱琏诊所”在石家庄西横街爱华里一号开业了。党组织交给朱琏的任务是：“搞好医务工作，扩大朱琏诊所的社会影响，掩护党的工作，并利用看病宣传党的主张，发动群众参加抗日救国运动，组织抗日团体，搞好统一战线工作。”为了完成党组织交给的任务，她把接生、看病作为联系群众的好时机。有人来诊所求医，她热情接待，精心诊治，还经常和她的助手一起背着药箱在正太铁路和大兴纱厂的工人宿舍中进行巡诊。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 9月中旬，周恩来、彭德怀等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前往太原、保定同国民党将领谈判。周恩来在石家庄期间，市委以抗日救国会的名义，召开群众大会，参加人员达四五百人，大会由朱琏主持，周恩来、彭德怀在大会上讲了话，号召人民团结起来，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彭德怀等在会后到朱琏诊所探访了地下市委机关的工作人员。

　　1937年9月下旬，朱琏根据党组织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决定，到太行山参加了正太铁路工人游击队。她脱下了皮鞋长衫，穿上了灰布军装，由为抗日救国奔走呼号，成为一个以听诊器、手术刀为武器的八路军战士。

　　不久，正太铁路工人游击队并入八路军129师。1937年冬，朱琏随129师来到辽县，刘伯承师长任命朱琏为129师卫生部野战医院院长。当时部队医疗器械缺乏，她把从石家庄带出的医疗器械和自己所存的银元，全部捐献给了129师。徐向前副师长亲自接收了这些东西，并高度赞扬她的爱国精神。为了适应战地救护和医疗的需要，解决部队医务人员的不足，朱琏遵照师首长的指示，组织部队的医务人员集训学习卫生医疗技术。

　　1938年4月，日军又纠集3万多人，分9路围攻晋东南地区。在战斗中，野战医院和司令部失掉联系，朱琏果断地指挥医务人员和野战医院的战士转移到隐蔽的地方，甩掉了敌人的追击，粉碎敌人9路围攻后，带领伤员和部队家属与师部胜利会师。在师部干部大会上，129师参谋长倪志亮代表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授予朱琏“刚毅果敢”的光荣称号。不久，朱琏被任命为129师卫生部副部长兼野战医院院长。

　　1940年初，朱琏和陶希晋一起北上到革命圣地延安马列学院学习。同年，朱琏去杨家岭看望蔡畅(时任中共中央妇委书记)，在蔡畅家里见到了分别两年多的周恩来副主席。周恩来一见面就认出了朱琏，热情地和她握手问好，风趣地称她“陶夫人”。然后详细地询问了她的工作情况，并鼓励她：“现在你开始搞党政工作了，可不要抛弃医疗业务呀!……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努力学习中医，要团结新老医务人员，用中西医两种方法为部队为人民防治疾病，搞出一套我们中国的新医学来!”从此朱琏把周副主席的教导作为自己搞好医疗卫生工作的行动指南。

　　后来，她又亲耳聆听到毛主席的讲话： “新医如果不关心人民的痛苦，不为人民训练医生，不联合边区现有的一千多个旧医和旧式兽医，并帮助他们进步，那就是实际上帮助巫神，实际上忍心看着大批人畜的死亡。”

　　在边区政府召开的中西医座谈会上，延安针灸医生任作田先生，自愿把他三十多年的针灸行医经验贡献出来，希望西医界深入研究针灸治病的理论。任老先生讲完话后，来自前方野战部队的一些西医医生，发起签名拜任老为师，朱琏当场报名，随任作田先生学习针灸，在门诊为来自前方的战士、干部和延安的群众扎针治病，朱琏从此走进了中医针灸的大门。

　　中国的针灸，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针灸的起源，可能比药引还要早，是我国最宝贵的医学遗产之一。针灸疗法以操作简单、应用广泛、疗效迅速、安全经济等特点，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针灸疗法在中国人民对疾病的斗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促进了我国医疗保健事业的发展。19世纪以后，清政府对针灸疗法蛮横地加以排斥和打击，并于1822年下令永远停止在“太医院”中施行针灸疗法。从此针灸被当成“土东西”而被忽视。

　　自西医传入中国以来，由于崇洋媚外思想的影响，有一些人忽视广大人民群众对针灸治病的实际需要，一味地说中医针灸“落后”、“不科学”，是“土玩意”，全盘加以否定。

　　毛泽东熟读史书，对历史上针灸的治疗作用非常了解。他在读司马迁的《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时就知道，约在公元前5世纪的扁鹊，用针刺法使昏迷不省人事的“尸蹶”病人苏醒过来，经过其他综合治疗，使病人完全康复，被誉为“起死回生”的妙术。《后汉书·华佗传》里，也记载有华佗用针灸治曹操顽固的“头风”。毛泽东在读《旧唐书》时，熟悉名医甄权的传记，当时鲁州刺史库狄苦于“风痛”，两手无法拉弓射箭，虽经不少医生治疗均未奏效，后请甄权诊视。甄权认为只需针刺一次即能痊愈。果然在针刺“肩髁”穴后，两手即能引弓而射。《宋史·许希传》里也讲到宋仁宗的病被许希用针刺医好。这些史书所述，都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张对包括针灸术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加以批判地吸收继承。他认为：“针灸是中医里的精华，要好好地推广、研究，它将来的发展前途很广。”

　　1951年3月，由朱琏精心编纂的《新针灸学》出版。此书由朱老总题词，董必武写序，这是新中国的第一部针灸专著。《新针灸学》的出版，引起了国际医学界的广泛重视。朝鲜、越南等国，分别译成本国文字出版。苏联还派来三名医学专家，专程到北京跟朱琏学习针灸。7月，经中央政务院文教委员会批准，成立卫生部针灸疗法实验所，朱琏被任命为主任(首任所长)。

　　1955年4月14日，毛主席在杭州接见朱琏。在跟朱琏谈天的时候，毛主席说起了她的《新针灸学》一书。这本书是3月23日送呈毛主席的。毛主席不但全看了，而且颇为赞同其中说到的针灸与现代医学理论发展的关系。毛主席对朱琏说：“巴甫洛夫的高级神经活动学说的理论，对针灸治病的神秘提供了解释的钥匙。反过来针灸又能够给它提供丰富的实际材料。如进一步研究，一定可以发挥更大的效果，丰富与充实现代的医学，研究针灸，对医学理论的改革将发生极大的作用，是吗？”他征询朱琏的看法，朱琏肯定地回答说是的。毛主席也频频点头：“很好，医学理论的确要改革。”

　　15日朱琏被邀请与毛主席共进晚餐，开饭了，菜有几盘，却不奢侈。大家都举起面前的酒杯，毛主席也站起来，举杯说：“今天——”他沉吟着，“该说什么祝酒词呢?” 叶子龙接过话说：“今天祝各界大团结万岁。” 毛主席说：“不是。今天——是祝针灸万岁!”毛主席接着说：“针灸不是土东西，针灸是科学的，将来世界各国都要用它!”1958年4月，毛泽东又一次在广州接见朱琏。见面后毛主席第一句话就问：“办了针灸学院吗?”毛主席一直关心针灸研究的发展使朱琏深受感动。会谈之中毛主席询问了关于针灸在治疗、推广等方面的情况……之后毛主席说道：“针灸大有名堂!”不久，全国掀起“西医学习中医”的高潮。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多次接见和亲切关怀，使朱琏更加坚定了学习和研究针灸的决心!1955年冬，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林伯渠，因病手术后，患上顽固性呃逆，朱琏用她发明的埋针法，使林老得到痊愈。1966年1月，董必武(时任国家副主席)在广州突发旧病三叉神经痛，痛如刀割饮食困难。朱琏带病两次前往广州为董老诊治，经过20多个日夜的精心针灸治疗后止住了疼痛。董老两次激情赋诗，《又赠朱琏同志》：“万里传针灸，能人遍市乡。随身带工具，行箧即药囊。大众皆称便，孤贫更不忘。我邦古医术，赖尔好宣扬。”

　　1960年朱琏随爱人陶希晋由北京来到了广西南宁，任南宁市委常委、副市长，主管文教卫生工作。尽管身在祖国边陲，仍受到国家领导对她针灸工作的关怀。1961年4月，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让张云捎话给朱琏：他很关心朱大姐，尤以关心朱大姐的专业(针灸)，希望她不丢掉!朱琏得知后，深受鼓舞与振奋。这一年朱琏就创办了南宁市针灸研究组(后改为针灸门诊部)。朱琏治病不计患者身份的高低贵贱，只要患者有需求她都一视同仁，不久就以擅治疑难杂症闻名，被赞为“神仙手眼，菩萨心肠”。在她的多方努力下，于1976年成立了南宁针灸研究所，她亲自担任所长。同年3月又主持创办了“南宁七·二一针灸大学”，这是我国第一所针灸大学，朱琏任校长亲自授课。

　　由于工作过度劳累，1978年1月朱琏突发脑出血昏迷，醒来后又继续投入修改第三版《新针灸学》，直到去世前一天下午。1978年5月18日，朱琏因再次脑出血与世长辞，享年69岁。追悼会于5月25日在南宁举行，邓小平、陈云、徐向前、秦基伟、王震、宋任穷、江华、习仲勋、陈锡联、胡乔木、韦国清及全国政协、卫生部等有关部门与个人纷纷送去花圈。送葬之日，南宁市邕江两岸人山人海为之默哀!遵朱琏生前遗嘱：百年后她的部分骨灰保留在早年参加革命工作的石家庄，余下的部分骨灰洒入工作、战斗、生活18年的南宁邕江。

　　毛主席毕生关注中医中药的发展

　　近百年来，中国历史上有过许多次歧视、消灭中医的沉痛教训。

　　新中国成立之初，一直存在着两种截然对立的倾向。一是有些人对中医抱着一种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说中医“不科学”，中药“不卫生”。二是在中医界内部，有些人把中医神秘化，认为中医“百病皆治”、“完美无缺”，不需要用现代科学、也不能用现代科学方法来加以整理和研究。

　　因此，团结中西医的方针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头几年里，卫生部门领导也一直没有认真执行。

　　当时，中央卫生部直接领导的中医师资格审查，在高等教育中没有中医药这一学科，使得中医药人才的培养问题没有着落。

　　1953年，毛主席在杭州刘庄宾馆小憩时说：“中国对世界有三大贡献，第一是中医……”

　　针对当时普遍存在的认为中医不科学而歧视、排斥中医的现象，毛主席在1954年就及时纠正说：“中医对我国人民的贡献是很大的，中国有六万万人口，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我国人民所以能够生衍繁殖，日益兴盛，当然有许多原因，但卫生保健事业所起的作用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这方面首先应归功于中医。”

　　他又说：“中西医比较起来，中医有几干年的历史，而西医传入中国不过几十年，直到今天我国人民疾病诊疗仍靠中医的仍占五万万以上，依靠西医的则仅数干万（而且多半在城市里）。”

　　1954年，毛主席做出重要批示：“中药应当很好地保护与发展。我国的中药有几千年历史，是祖国极宝贵的财产，如果任其衰落下去，将是我们的罪过；中医书籍应进行整理……如不整理，就会绝版。”

　　同年，他又指示：“即时成立中医研究院。”于是，在全国范围内调集名医，于1955年12月成立了中国中医研究院，毛泽东还接见了第一任院长鲁之俊。

　　毛主席接见中国中医研究院院长鲁之俊

　　1956年，毛泽东在同音乐工作者谈话时指出：“应该学外国近代的东西，学了以后来研究中国的东西。就医学来说，要以西方的近代科学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医学的规律，要发展中国的新医学。”

　　并说：“我们接受外国的长处，会使我们自己的东西有一个跃进。中国的和外国的要有机地结合，而不套用外国的东西。”

　　他还说：“历史上中医的一个很大特点是从不拒绝接受外来的好东西，比如中药胖大海，实际上是进口货，但中医拿过来了，现在谁能说它不是中药呢？中医得到发展，是由于兼收并蓄，博采众长。”

　　毛泽东为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题词：“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这一题词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制定卫生工作方针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思想基础。

　　从1955年底到1956年初，卫生部又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成都、天津等地举办了6期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参加学习的共有300多人。1955年9月间，北京、上海、广州和成都等地的中医学院相继成立。

　　1958年10月11日，卫生部党组向中央写了《关于西医学中医离职学习班的总结报告》。毛泽东作了“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的著名批示。

　　在这一批示中，毛泽东还指出：“我看如能在1958年每个省、市、自治区各办一个70人至80人的西医离职学习班，以两年为期，则在1960年冬或1961年春，我们就有大约2000名这样的中西医结合的高级医生，其中可能出几个高明的理论家。”毛泽东的批示，极大地鼓舞了西医学习中医的积极性。

　　毛泽东认为：“学习各国的东西，是为了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就医学来说，要以西方的近代科学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医学的规律，发展中国的新医学。”

　　“但是，学习西医的人，其中一部分又要学中医，以便运用近代科学的知识和方法来整理和研究我国旧有的中医中药，以便使中医中药的知识和西医西药的知识结合起来，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在这里，毛泽东最先指出了中西医结合研究的内涵。

　　毛泽东曾在一次会上又严肃指出：“几年来，都解放了，唱戏的也得到了解放，但是中医还没得到解放。中医进修西医化了。看不起中医药，是奴颜婢膝奴才式的资产阶级思想。”

　　毛主席不仅关心着中医药事业的发展，而且还与许多名医都有交往，请他们看病，甚至与他们亲切长谈。

　　有一次，毛主席宴请一些知名人士，其中就有北京四大名中医之一的施今墨先生。施今墨与著名西医专家黄家驷、林巧稚等同桌。

　　毛主席风趣地对施今墨说：“你很有名啊，我在年轻时就听说过你。你们同行是不是冤家啊？”施今墨回答：“主席，我们团结得很好，互相很尊重。”毛主席听了很高兴。

　　1955年，上海名中医章次公先生被调到卫生部任中医顾问。中央办公厅一位同志在闲谈时对毛主席说：“卫生部新来了一位老中医章老，那医术可神了……”

　　毛主席高兴地说：“我早对你们讲过，中医不比西医差嘛，你们还不信。”过了几天，毛主席身体不适，指名请章次公为他看病。此后，毛主席曾两次约请章次公彻夜长谈中医学。他看过不少中医书，提了许多问题，章次公均对答如流，毛主席会心地说了一句：“难得之高士也。“

　　毛主席接受中医治疗最精彩的一幕是针拨治疗白内障。1974年底，毛主席患老年性白内障，双目已近失明。经过慎重考虑，中央决定由中国中医研究院著名眼科专家唐由之为毛主席实施针拨术。

　　中医传统方法中有一种“金针拨障法"，民间失传已久，但该方法已由中国中医研究院继承下来并有所发展和改进，唐由之是主要负责专家。毛主席知道后，欣然同意做手术。

　　1975年7月23日，唐由之顺利地完成了这一手术。在手术过程中，毛主席示意播放古典乐曲《满江红》，其心率、血压一直正常。

　　做了白内障手术后，需要休息几天，但毛主席只隔一天就忙着看起书来，唐由之劝阻不住。

　　毛主席看了一会儿，果然感到眼睛不舒服，便停下来说：“唐由之啊，我们的争论，你胜利啦！”他还伸出右手食指和中指做了一个“v”字形手势。

　　唐由之说：“主席，您亦胜利了，因为您要我们把中医中药的知识和西医西药的知识结合起来，今天给主席做的白内障手术，就是在这种思想指引下研究成功的。”毛泽东听后会意地笑了。

　　毛主席历来十分重视民族文化遗产，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相信和重视发展中医药，都是他的一贯主张。没有专门学过医学的毛泽东，在学习历史和社会经验的过程中，学到了许多他倡导的中医药发展思想对中国医药学的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有人说：西医是科学，中医是哲学。

　　写于2023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