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坳里的这一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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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人注目的新闻
1978年夏天,从吉林省长春市九台县东北角的一个山坳里飞出两只金凤凰。居住在三面环山的红朵沟村的老聂家的大儿子聂文海、二儿子聂文江同时考上了大学。文海考进哈尔滨电工学院,文江考进了中国科技大学。
1984年,老聂家的三儿子聂文波又考上了吉林建工学院;
1985年,老聂家的四儿子聂文涛接着考进了天津纺织工学院;
1988年,老聂家的最后一个孩子、小女儿聂文英又考取了北京工业大学。
到此,老聂家的五个孩子全部考上了大学。他们在接受完国家的高等教育之后,老大聂文海成绩优秀,被留校任教;老二聂文江到法国攻读博士学位,又到美国攻读博士后学位,现在学业期满定居巴黎;老三文波在吉林省公路工程局当工程师;老四在吉林市一家工厂当厂长;老五文英今年也已从北工大毕业,被分配到吉林电力学院当助教。
一个普通的山村农家,如何能培育出五个大学生?五个大学生又如何个个都成了国家的栋梁之才?老聂家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家?父是怎样的父?母是怎样的母?孩子都是怎样成长的?千千万万个中国的家庭,千千万万个望子成龙的父母,千千万万个要潇洒走一回的少男少女,都想进一步知道个究竟。千千万万个教育工作者,和那些关心子孙后代关心国家未来命运的政府官员们,也想探求一下其中的奥秘。
八月十五中秋节,家家户户人团圆的时候,记者带上两盒天津起士林的月饼,告别了去车站送行的亲人,登上北行的列车,去寻访那远在长白山红朵沟的老聂家。历时五天,日夜兼程,先后到达长春市、九台市、上河湾镇、再返九台市、到吉林市、奔兴隆山镇、重返长春市、最后到哈尔滨市。总算找到了聂国祥、张希玲一家,见到了除在国外的聂文江以外的所有家庭成员,这才写出了下面关于中国这一家人的报告。
爹是爹来 娘是娘
1970年秋,落叶纷飞,秋草凄凄,一场霜降,满地绿色转眼变得满目枯黄。作为聂家顶梁柱的父亲聂国祥得了重病,高烧不退,咳血不止。去医院检查,聂国祥从门缝里偷听道:“可能是癌,别告诉他,积极治疗吧……”回到家,聂国祥倒在床上起不来了,他愣愣地出神,一声声地长嘘短叹:“我早早就没了母亲,难道我的孩子也这么不幸,早早就得没了父亲?”看看瘦弱的妻子正在给只有三个月的小女儿文英喂奶,再看看那四个小儿子,他的心都要碎了。“我倒下了,谁来管你们啊!”泪水顺着眼角浸湿了枕头。
不幸的记忆是那样刻骨铭心。“满洲国”那会儿,日本鬼子搞细菌战,三个月让他失去了三个亲人。他从10岁就带着弟弟给人家放猪。1947年,他16岁参加了人民解放军,从东北一直打到海南岛,后来又调头北上,跨过鸭绿江,参加抗美援朝。他在部队负过伤、立过功。1954年,他转业回乡,政府安排他去矿山工作。他没去,哥催他,他说:“炮火连天打了这么多年,跟我一块去的就我一个活着回来了,我再也不离开亲人了!”哥说:“那好,你就跟我学医吧,你脑子行!”
说他脑子行,不是没根据的。他离家当兵去打仗,总想给家里写信。苦恨自己没文化,不会写。连队里能写信的人就有一两个,求他们写信的人排长队,他也排着队去求人家。人家说实在写不完啊,明天我再替你写吧。从那以后,他就下决心自己学文化,每天学10个字,行军时,他一边走路一边用手指在前面那同志的背包上画字,打仗时他也没忘了学写字,衣袋里装着小本本,有空就拿出来看看。队伍入关后,他在河北给哥哥写了第一封信,信尾特别注明这信是他自己写的。不久,他收到了哥哥的回信。哥哥还把他写的信圈圈改改后又寄给他,鼓励他说:“就照这样坚持下去,对你将来一定有用,你可要努力啊!”
回乡后,他凭着在部队自学的文化底子跟哥哥学了三年医,竟奇迹般地考上了中专卫校。同去报考的6个人都是初中毕业生,一个也没考上。村里老人说:“你们这些中学生都白能了,你看人家‘聂半拉子’扛着行李上大学走了”(乡里人把卫校也叫大学。)毕业后,聂国祥当了乡村医生,每月除记满分还有15元补贴,他就靠这成家立业,养家糊口,供孩子上学。他一定要把自己孩子都培养出来。“文革”那些年,教育是重灾区,学生们的学业被荒废。但是他坚信那种不尊重知识不尊重文化的现象是不会长久的,因为要长久下去中国就会衰亡。他对孩子们说:“不要管别人学不学,你们一定要学好。不考大学也没什么,只要有知识,无论你干什么都会有用,就是种地你们也能种得最好。”
供孩子读书需要钱,需要引导、鼓励和关怀。然而,正当孩子们最需要他培育的时候,他倒下了,他要离开他们而去了。他把正在读小学三年级的老大和老二叫到炕边说:“我要完了,以后你们要……”他希望孩子为此而恸哭,认为只要哭了,就证明他们懂事了。
妻子张希玲可急了,她走到跟前对丈夫说:“你这么整,我们还活不活?孩子上学够走心的了,你还让他们学不学?”
张希玲,瘦弱单薄的身体,性子却十分刚强。乡里乡亲谁也没见她哭过。她说:“我不能哭,我一哭,五个孩子怎么办?这个家咋办?”
她八岁那年只上过一天学,每当她跟爸爸在地里干活看见别的孩子去上学时,她就眼热难过。幸好她爸还是个治疗红伤很有名的中医,她就暗下决心把爹的手艺学到手。时间长了,她真的学会了治红伤。就像什么跌打损伤,黄疮丹毒之类,她都能做到手到病除。结婚后,又把这一套医术传给了丈夫。
她嫁给聂国祥是看上了聂国祥的那些文化,她跟着丈夫学认字,又跟着孩子学拼音,遇着生字查字典,一有空就看医书。儿女们都惊讶:“咱妈认那么多繁体字!”更使他们佩服的是妈能看懂爸爸的医书。
聂国祥倒下了,她怎么办呢?她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把五个孩子养大成人。她拼命劳作成了全屯起得最早、睡得最晚的人,山坳里日照时间短,母亲多半时候要摸黑干活。
早起头件事,就是走一里多地挑满家里这两大缸水;然后做饭,打发孩子们去上学;接着喂猪、喂鸡、喂鹅;还得给丈夫熬药,再单独给他弄点好一些的饭食。
每年她都养三头猪,十几只鸡和鹅。为了弄到猪食,他每天都要拿着麻袋上山去采谷莠籽、草籽和椴树叶,一天两麻袋要往返四次,风雨无阻。有时天下雨,路太滑,她就拽着小树向山上爬去,下山时麻袋和人不知滚下来多少回。
她还种了近一亩的烟地。种烟是农村最累的地里活。可她从畦苗到收烟叶,像侍弄孩子一样精心,中期还要趟一遍、备两遍、打四遍烟叉子。打烟叉子要等到阳光最充足的时候。烈日下母亲跪在烟地里,汗珠渗在烟苗上。暑假里,大儿子文海从学校回来,看见汗水把妈妈的头发梳成一缕一缕贴在黑瘦的脸上,忙跑过去,哽咽着说:“妈,我回来了,让我干吧!”
山坳里的夜,静得有些让人害怕,只有老聂家那盏油灯还在亮着。孩子们挤在一个炕上,围在油灯下做功课,家里没有书桌,他们就一人脖子上挎一只小木箱写字读书。母亲靠在炕角,缝补着孩子们破烂的衣服,有空她还翻翻丈夫的医书。油灯橘红色的火苗跳跃着,劳累了一天的母亲一下一下点着头,最后头垂落在膝盖上,孩子们抬起头,发现母亲已经睡着了。天长日久,母亲竟养成一个坐着睡觉的习惯。当孩子们都睡下了,她又一个人开始忙起家务来。夜夜地洗、缝、补、糨。尽管打了补丁,但兄妹的衣服总是干干净净的。可她自己四季只有一件衬衣,洗完拿到太阳下晒上,干了马上再穿。
母亲总是最后一个吃饭,而且从来没和他们父子几个一起在桌上吃过饭。孩子们在一天天长大,胃口也越来越大,真是“半大小子吃死老子、娘。”总觉得肚里是空的,孩子们闹不明白妈怎么就从来没说过饿,是不是大人不会饿?
一个秋日的清晨,孩子们像往常一样带着母亲做的玉米饼子上学去了。大儿子文海走到半路,想起忘带了一本书,就转回身往家跑,一跨进家门他就愣住了,母亲正用舌头舔着他们刚用过的饭碗,旁边放着一碗米汤。“妈——”儿子哇地一声哭起来,急忙掏出书包里的大饼子,一定要看着母亲吃下去。
母亲怔了片刻还是那句话:“妈不饿。听话,快上学去,别迟到了。”
连她自己也说不清为了这个家,为了儿女们,她付出了多少辛劳愁苦。其实,她再难、再苦、再累、再愁,都是为了圆她一生的梦想:让儿女们有文化、有知识。她说:“那时候让他们好好学习,并没想到要他们考大学,那时候也不兴考大学。有了文化干什么不借劲呀!家有千垧地,不如身带艺,知识学到手,胡子(土匪)抢不去,贼也偷不走。”
聂国祥说:“在我们家,第一要紧的是供孩子上学,经济收入首先要保证孩子上学,平常生活可松可紧,我估算一下,我家每年得把70%的收入用在培养孩子上。为了后代人,这钱不能不花呀!”
山坳里飞出的金凤凰
聂文海。父母给他起这个名字,可能是希望他的文化知识能像大海那样渊博深广。
他是老大,对于弟弟妹妹无疑具有榜样的力量。在一次学校运动会上,他跑得飞快,但他穿的是一件破背心,引起不少同学哄笑。他没在乎。老师说:“你们笑什么?他穿着破背心,精神却这么振奋,学习成绩也好,他们聂家的人有一种奋斗的豪情。你们不行,文海一定会有出息。”这话被在场观看的小弟文涛听见,受到了莫大的鼓舞。
但在学习的道路上,他也有过动摇和徬徨。1976年冬天,寒冷而漫长,土炕烧不着,满屋子烟,兄妹几个瑟瑟地挤在土炕上,冻得睡不着觉。患重病的父亲躺在那不时地呻吟。父亲每呻吟一声,文海的心就颤抖一下。他终于忍不住,从炕上爬起来对父亲说:“我已经长大了,该帮爹妈帮这个家挣工分了,爸,我不读书了……”父亲一听就急了:“谁叫你想这事了?我还没死,轮到你当家了吗?告诉你,只要我活一天,你们就得给我好好读书。要是你自己觉得你脑子笨,不想上学了,那是你的事,你不能把责任推到老人身上,不能推到家庭条件上。”
母亲蹲在地上,用那双关节突出的手抖抖地卷起旱烟叶猛吸起来,一声不吭。直到把自己抽得咳嗽不止。多年来,这是她排遣愁苦和郁闷、气愤和悲痛的唯一方式。她在人前是绝不流泪的。
“我错了!”文海终于低了头。
直到这时,母亲才送他一句话:“好汉子怪自己,赖汉子怨别人。”
这一年,文海考了全校第一名。回到家,人人都高兴。大弟文江却说:“下次就不是你了。”第二年文江果然拿了第一,他拿了第二名。从此他学习更刻苦了,他能熬夜,弟妹们睡醒一觉,还看见大哥捧着自己那个小木箱在学习,木箱角上是点燃的烛光轻轻摇曳着。
1978年他和大弟同时考上大学,在学校依然是学习最刻苦,吃饭总买五分钱一盘的咸菜,把妈一分一角攒下来的钱省下来再带回家。
聂文江。父母给他起这个名字,大概是希望他的文化知识能像大江长河一样奔流不断。
他小时候长得很瘦弱,但是却很聪明,上完小学一年级,老师就让他直接升入三年级。这样他就和哥成了同年级同学。可是他的成绩从原来的第一名落后到七、八名了。父亲暗中发现这小子正在对玩着迷,一有空就琢磨怎么让小冰车滑得最快。有一天,他正在往冰车底下钉铁条。父亲看见了,照他屁股上就是一脚,一下子把他踢坐在地上。后来说起这事,还说是爹那一脚又把他踢回到正道上来了。上到初中,他就又赶上来了。他和哥哥在一个年级争起第一来。
1978年,他俩准备高考借了一间空房复习功课。当时学校伙食差,他们又正是长身体时期,总饿得心里发慌。实在不行了,就在夜里跑十几里山路回到家,饱饱地吃上一顿大子。
高考回来,文江晚上躺在炕上唱起“红太阳照边疆,青山绿水披霞光。”爹问:“怎么样啊?要是考上,我得有个准备呀,咱家一共就30元钱。”他说:“您就准备吧,重点大学的可能性大,一般大学是一准儿。”
高考录取通知书到了,他和大哥全考上了。他以长春地区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中国科技大学。这一年他才十六岁。
母亲在灯下给每个儿子缝了一条鹅毛褥子。这些年,她养了百来只鹅,每卖掉一只她都把鹅毛要回来。这装满了妈妈温暖的鹅毛褥,要伴着两个儿子飞出这小小的山坳了。
家里唯一那条像样的被子给了大哥,他带的被子是向乡亲借的。另外,爹还给他借了三百元钱。
母亲靠在低矮的泥屋前,望着阳光下弯弯曲曲伸出山坳、伸向远方的小路,望着父子三人走向天边的背影,从来不落的泪从干涩了多年的眼窝深处涌出来,滴落到脚下的黑土地里。
在长春站,父亲把哥哥送上了北行的列车,列车远去了。父亲又把他送上南去的列车说:“文江啊,别人家的孩子都是爹妈送去上大学,何况你才16岁。可是咱家没钱,借的这300元钱还是给你带上有用场。记住,走到哪,都把腰板给爹挺得直直的。你们得自己去闯天下了。”
文江牢牢记住了父亲的话,什么时候也没忘了自尊自强。他穷没有手表戴,曾问一个戴表的同学几点了。那同学表现得不耐烦。文江说:“你不就是有块表吗?那东西任何人用钱都能买到。你的功课不会总问我,我烦过吗?知识不是用钱能买到的。”
1980年暑假,文江从中国科大回来,一下汽车就看见满脸灰尘的母亲蹲在路边卖烟苗。一担烟苗连泥带土有六、七十斤重,还得走十多里山路。文江的心一阵剧疼,泪如泉涌,他哭着说:“妈,我背你回家吧!不卖了,咱回家,妈,妈……”妈不让背,儿就一路哭着跟着妈身后回了家。他说妈那在风中飘动着的灰白头发在他的心里永远抹不去了。
文江在中国科技大学毕业后,飞出国门,先是在法国里昂大学提前一年获得博士学位,又被导师推荐到美国洛杉矶大学攻读博士后学位。现在在柯达公司欧洲分公司工作,去年一年里他提出的七项建议均被采用,其中一项获得世界级科技领先奖。他很快被提升为部门负责人。
聂文江的导师是这样评价他的:聂这样刻苦,是为了他尊敬的父母,聂的父母是伟大的!聂的中国一家人也了不起。
聂文波。父母给他起这个名字,可能因为他的性格像水波一样轻柔、厚道、文静。
他是老三。他读小学时有一度很贪玩,跟一个外号叫“省长”的孩子玩得热火朝天。那位“省长”因为不爱学习,笔、纸、本一律都省,同学们就叫他“省长”。父亲发现他学习一直上不去,就暗中观察他。那天,他又到“省长”家玩扑克、拍小画片儿。玩得正起劲儿,爹一步走进屋,把他领回家来,一下也没打他。只是问:“你长大想干什么?愿意放猪?明天我摆一桌酒席,三天后让你当上猪官。”他低下头说:“我念书。”父亲严肃地说:“念书,就在家好好念,像你大哥二哥那样。好好学功课。从那以后,他的学习在班上也常拿第一。
10月3日上午,记者搭长途汽车从吉林市奔往兴隆山镇,好不容易找到他家时,不巧,他一大早就去了长春市。接待记者的是他的妻子刘红。
“我和他是长春建工学院的同班同学。他给我的最初印象是朴素、内向、老实、憨厚。他和别的男孩儿不一样。大学女孩少,别的男孩愿意围着女孩儿转,他不。他学习好,总是前五名。他体育好,我体育也好。他在班里年龄最小,却特懂事。那几年他总是穿一身灰布衫。当时他二哥也在长春物理研究所读研究生,他每月还从自己的奖学金里挤出一部分给他二哥,特善良。男女同学都很喜欢他。1986年7月12日他向我提恋爱的事,我挺吃惊,没思想准备,没想到他这么腼腆的一个人怎么会主动提这事。当时我没同意,他不气馁,说:“别人追你都是假的,只有我是真的,你不同意,以后会后悔的。”他说这话可让我动心了。毕业考试他成绩比我好,可以分到好地方好单位。可他给学校写信,坚决要求和我分到一起去。1987年毕业后,我们结婚了,一直到现在对我特好。他不吸烟、不喝酒,不打麻酱牌,就是爱看书、爱书法、爱体育。我们的生活一直挺清贫,没治家,你们看我们这床上、桌上到处都是书,我俩正准备报考哈尔滨建工学院道路工程专业研究生呢。全国只招两名,现在正是要劲的时候。”
“怎么,你们还要考?”
“咋整啊,谁让咱认准了这条道呢?,现在人家有的奔官,有的奔钱,我们就想奔个专业。”
“学成之后还有什么打算呢?”
“拿了硕士研究生,再拿博士研究生。在他们老聂家,我们是最底儿的了,得努力赶上去。老爷子鼓励我们,主动提出给我们带孩子。人活着各有各的乐趣,有人跳舞、唱卡拉OK,打麻酱牌最快乐,我们觉得多学知识最快乐。”
聂文涛。老四,老聂家最小的儿子。母亲怀他的时候,本打算不要的,吃了打药,肚子疼好几天,他也不下来。不得已去做流产手术,医生检查完了说:“这孩子生命力太强,硬做,怕有危险。”这样,他被保下来了。出生后,处处表现出他的生命力极强。
为了培养孩子上学,聂家曾几次搬家,在城子街张家大队住时,那里的小学生有点欺生,见文涛拉着小爬犁捡粪,有个孩子就拿根鞭子哄赶他。他急了,上去夺过鞭子把那孩子一顿臭打。父亲责怪他,他说:“他骂人,他拿鞭子赶我,这不是骂人吗?”第二天,被打的孩子来找他上学,孩子的家长原来就是王老师,王老师对文涛父亲说:“我让孩子和文涛交朋友,我那孩子就认识不到拿鞭子赶是骂人。你儿子实在聪明。”
文涛的性格真像那大海的波涛那样不安分、汹涌澎湃。他从小学到高中,几乎全考第一。1983年他代表长春地区参加全国中学数学、物理学竞赛,结果都得一等奖。按照有关规定,他是可以免试进吉林大学的。但是他却一定要考清华,差几分,最后进了天津纺织工学院。入学那天,他穿的是哥哥的衣服,袖子和下摆都接了一截儿。可是他主动要求:“让我当班长吧,我在中学就当班长。”他说,当班长可以培养自己多方面的能力。
他不是教育专家,但他却对教育有不少发人醒悟的见地。记者在九台市意外地找到了他和他妹妹,在火车站候车室,在开往吉林市的火车上,记者一直开着录音机。请听听他的一段段谈话:
“我认为基础教育不应该设那么多重点校,还有所谓‘贵族学校’、‘大款班’,许多有钱的人都争先把孩子送进这种学校。可是根据我的切身体会,那样的环境就很难成长出我这样的人才。我不是说我就是人才。但是我对社会的适应性肯定比他们强。我从天津纺织工学院毕业来吉林市时,只有一套外衣,两套内衣,80元钱,到吉林现买牙具。现在我工作四年,不仅养活自己,发展了事业,而且我把父母从红朵沟接来了,我很自信,在最困难时,我口袋里只剩下两角钱的时候,我还能做一些在别人看来没有活动经费就没法办的事情。这就是说你很善于和周围的人工作相处。在‘贵族学校’培养的孩子,他可能很会投机,他可能靠父母的金钱去影响周围的人,但他很难靠自己的能力确立自己的威信和在人群中的领袖地位。现在那些花了大钱进了‘大款班’,贵族学校的学生,他们可能高考成绩不错,因为这样的学校,这样的班专门教给他们应付考试的技能,给予他们特殊的训练,却并不重视对他们做人成才的能力的培养。尽管他们的父母很自信,但他们花大钱买到的并不一定是能力很强的人才。
“我家特别注意培养我们克服困难、征服困难的那种勇气、意志、毅力和品质。如果我们在外面遇到困难要哭的话,回到家肯定要挨训的。他不希望看到你哭,他们总希望看到你能努力寻找克服困难解决问题的办法和途径。小的时候就是这样,你在困难的面前如果缩回来了,这就是对他们最大的打击,那怕我失败了,我父母倒不会责怪我。如果我被吓回来了,这就不大好交待。我初来吉林市时,可以说是非常困难的,不认识一个人,没有一个亲戚朋友,也不想再接受父母兄弟的接济。那时,我父亲有点钱,但是我不想得到帮助。最初我被分配在一个国营企业,一个羊毛衫厂,那点工资收入,能不能在短时间内把父母接到身边来赡养?后来认识到这是不可能的,(笑)于是决定选择另一条更艰苦的路,在一点社会基础都没有的地方自己去闯,我的困难就忽然多了很多很多。经过奋斗,我现在是一家保健食品厂厂长,我还想再开发别的产业。我的父母到吉林来以后,看到我为安排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奔走,联系,尽管他们很心疼我,但从来不对我道一声辛苦。脸上表情上不露出什么,他们说年轻人就应该这样去干去闯……”
他的话滔滔不绝,列车在夜间风驰电掣,风声、车声伴和着铿锵的人语声。
聂文英。老五,聂家唯的一个女儿。作为聂家的孩子,她具有许多和哥哥们共同的品质。用四哥的话说:“我们哥四个都考过第二,就我妹妹没考过第二,从小学到中学她始终考第一。读高二那年,她得了严重的肺结核。妈领她到九台市一中办休学手续。校长说:“不用办了,孩子啥时好啥时就来上学,一中的大门永远为聂家的孩子敞开着。”回到山坳,妈给女儿买来糖果,抚摸着女儿的秀发说:“咱家穷,妈没什么可跟人家比的。妈唯一能跟人家比的就是我这五个孩子个个有文化。你的哥哥都出息了,就看你的了。妈不怕吃苦,能供你。”从此,文英一面治疗,一面抓紧复习功课,就是躺在床上输液的时候,也用另一只手拿着书看1988年,她以高出录取线50多分的成绩被北京工业大学计算机系优先录取。本来计算机系不招学日语的学生,可文英分数很高,数理化几近满分,学校实在舍不得放弃,便专门请了个英语教师教她,短短两年,她的英语就达到四年级水平。当代女大学生有几个热门话题:系列化妆品的介绍;美容技巧的研究;新潮时装的追求,港台歌星的崇拜;恋爱感受的交流。文英对这些却不感兴趣。她说“我上了大学也是一分钱掰两半花。我们同学买一件裙子一百多元,一年买好几件。我一开始一件也没有,后来两个嫂子给了两件,的确凉的,十元左右一件,我特满足。我们家出去的人,不是看我们穿什么,而是看我们做事怎么样。在中学我曾花十元钱买过一个帆布书包,这算是我最奢侈也是我最心爱的东西,它一直跟着我进了北京工业大学。”有一天同宿舍的姑娘们谈论起毛泽东时代的人多么“土老冒”,自己也那么傻,背个帆布书包逛荡逛荡的,还挺臭美。文英意识到什么,就说:“你们是在说我吗?”姑娘们哈哈大笑,文英也哈哈大笑,比她们笑得还响……笑得那几个姑娘莫名其妙。文英的心田永远被妈妈的爱覆盖着。那次看影片《妈妈再爱我一次》她竟忍不住哭出声来。“太像了!只是我妈没有去烧香拜佛。为了供我们上学,她天天干活,只要能承担的都承担下来了。我爸也是天底下最好的爸爸。大哥二哥一块考上大学的时候,他半夜醒来拿了镰刀上山砍柴,跟我们说:你们都考上,都考上,我供得起,我砸锅卖铁也能供得起!我说,要是不把锅砸坏,不是可以多卖点钱吗?爹特兴奋,说‘你这个傻丫头’!现在有养鸡专业户,养鸭专业户,我家是养大学生专业户’!”
现在文英也已大学毕业,分配在吉林市的东北电力学院任教,她要和四哥一起照顾好年迈的爹娘。
山坳里的这一家人
从10月3日子夜零时开始,记者在哈尔滨电工学院同在那里担任讲师的聂文海进行彻夜长谈,直到10月4日凌晨。
聂文海说:“在我们家真正成功的是我的父母,他们的责任尽到了,他们的人生目标达到了,他们使自己的五个子女都堂堂正正地站起来了。父亲教给我们爱国、正直、自尊;母亲教给我们刚强、忍耐、奉献。而我们五个,包括我大弟文江,只能说是站起来了,今后的路还长。”
我们的祖国也是一个大家庭,在这个拥有12亿人口的大家庭里,父母是否已经成功,儿女是否都堂堂正正站起来了呢?
这个大家庭目前有几亿文盲,每年有一千万青少年失学,他们在文化荒漠上趴着,坐都坐不起来,更别说站立起来了。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当家人说,我们穷,我们人口太多,父母供不起啊!
不错。据《法制日报》报道,近年来全国中小学教师工资拖欠问题日益严重。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中,除北京、西藏等个别地区没有拖欠外,其余二十几个省市、自治区均不同程度地存在拖欠问题,有的地方拖欠竟达三年之久。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拖欠教师工资总额达十几亿元。这个大家庭拿不出钱来给孩子请老师上课。有些学校没钱买煤,数九隆冬,让孩子挨着冻上课。
另一方面,据国家控办统计,今年1至5月,全国公款购买小汽车耗资达145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37%。这些小汽车给谁坐呢?现在的流行说法是:不论官多大,都买桑塔那;不管哪一级,都要做奥迪;没钱靠贷款,也不坐国产。据预测,今年社会集团购买小汽车的公款可能要达到更惊人的数目。
居家过日子,家家都有自己的过法。聂国祥、张希玲家的过法当然不能强加于一切家庭。但有一点却应该是一样的,父母不能光顾自己豪华气魄舒服享乐,不管子孙后代。父母是儿女的榜样,身教重于言教。你不能搞双重人格在人面前你慷慨激昂:“苦了谁不能苦了孩子,穷了谁不能穷了教育。一定要把教育摆在优先地位。”而一等到花钱了,你总是把教育摆在最后的位置,学校的日子过不下去了,怎么办?就去乞讨,就去向家长索要,一个小学生几千元,一个中学生上万元、几万元,要得家长们叫苦连天。这还叫什么义务教育?
聂家的父母说:要是照现在这样的上法,我们家别说五个,就是供一个大学毕业也难!弄来弄去。弄得孩子们都上不起学了,弄得越来越不利于提高全民族的素质了,这种弄法还不值得深思、值得研究吗?
谈到当前教育现状,聂文海直言不讳地说:“有了知识以后还受穷,被人瞧不起,在激烈的竞争中无能为力,这就证明这是教育的失败。我比你们年轻十几岁,二十岁,可我十分赞赏毛泽东提出的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教育方针,和提倡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主张。现在光讲书本知识,不讲能力、不讲素质、不讲觉悟怎么行呢?你们想想,你们那一代人的教育质量和现在这一代人的教育质量,究竟哪一个更高呢?
现在不知所有多少同辈人的慨叹:“都说一代更比一代强,可是我的孩子没有我小时的那种精神,也不会有我现在这样的成就。”
天津的一位校长在一次教育工作会议说:“我只提三条,一条是过去校长的主要精力是放在教育教学上,后来是一手抓教育一手抓创收,现在是两只手全力以赴抓钱求生存;第二过去教师穷还能安心教课,现在‘市场’了,教育工作者只是光着屁股坐花轿,出现了队伍不稳,近一年光天津市就流失1600人;第三现在的学生不念书,不思学,只想消费讲享受。就这三条,教育质量能高得了吗?”
有人对一部分研究生作过问卷调查,在回答为什么读书时,没有一个人回答是为了报效祖国,服务人民的。回答最好的是主观为自己,客观为社会,多数人都说为实现个人价值而奋斗,普遍认为人就是自私的。这些人都是当代学生中的佼佼者,都是国家的精英。
还有人对青少年作过问卷调查:你“心中最崇拜的十个人是谁?”答案是:前九名都是港台歌星,最后一名是大陆的雷锋。这些青少年都是祖国正在成长的小树。他们能不能茁壮地长大成材呢?
去年,中日两国青少年在中国内蒙古大草原一起搞了一次探险夏令营,结果暴露出中国孩子的懒惰、懦弱、娇气,不能吃苦,不会解决困难的状况,日本少年则表现得坚忍不拔、生存能力极强的优势。一个日本议员笑容可掬地说:“你们中国孩子不是我们日本孩子的对手!”
我们的家长们都望子成龙,勒紧裤带也要不惜血本搞智力投资,可是事实呢花钱不一定就能成才。花了钱不一定就能完全尽到父母的责任。我们的少男少女都想过上最现代的生活,可是美好的生活要靠能力去创造,依赖父母坐享其成终究不能说自己堂堂正正站起来了。我们的学校和教师,都希望改善办学条件,这没有错。不过艰苦的条件有时更能锻炼出教师和学生顽强的生命力。这一切,聂国祥国这一家人都给了我们生动的启示。
原载1993年10月26日《天津日报》
1994年第2期《读者》全文转载
【编者按】在远在长白山的红朵沟有一对农民夫妇,他们平凡而又伟大,平凡的是他们跟很多农村父母一样,过着普通的农民生活,每天辛苦劳作照顾孩子。不平凡的是他们五个孩子都考上了大学。一个普通的山村农家,如何能培育出五个大学生?五个大学生又如何个个都成了国家的栋梁之才?带着种种疑问,走进了远在长白山红朵沟的老聂家,一探究竟。在小女儿只有三个月时,父亲聂国祥卧床不起,母亲张希玲用孱弱的肩膀担起了家庭重任。知识改变命运,他们坚信知识改变命运,让孩子读书,不要像他们一样受苦受累。在聂家父母的精心培育下,五个子女学业有成。致敬平凡而又伟大的父母!推荐阅读。编辑:李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