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汉奸”一词并非古来有之，我们所说的历代汉奸，都是用后来的或者现代的观念指称前人前事。据说，“汉奸”一词最早出现在明朝末年，而其含义也多有演变。汉奸，原来特指汉族中的民族败类；后来泛指背叛祖国、民族、组织、集团，投靠敌对势力、外族或外国侵略者，甘心受其驱使，残害同胞、出卖祖国和民族以及组织、集团利益的人。

辛亥革命时期，“汉奸”一词的含义很明确，指的是替满人为虎作伥残害同胞的汉人。我们最熟悉、印象最深刻的，是中国近现代小说、戏剧、影视作品中描写的抗日战争中的汉奸。那些大大小小的、形形色色的汉奸，在主子面前满脸堆笑，卑躬屈膝；对待平民则横眉立目，耀武扬威。他们的所作所为，令每一个有正义感的人“气炸连肝肺，锉碎口中牙”。

汉奸，原本都是本民族、组织、集团中的成员，有的甚至还是其中的首脑或头面人物。他们是从坚固的堡垒内部分裂出来的成为对立面的危害最大的敌人，特别是在他们还没有暴露其狰狞面目的时候，其危害性更大。因为你还不知道他已经不是同志和战友了，你根本就不晓得他的举动和图谋的真正用意。

《三国演义》中的吕布是一个典型的叛徒。他为了权力、地位和美色，先杀了义父丁原，投靠董卓并认作义父。之后，又在王允的“连环计”中杀死了董卓。后来，吕布被曹操擒获。吕布为了保住性命，对曹操说：“明公所患，不过于布；布今已服矣。公为大将，布副之，天下不难定也。”曹操征求刘备的意见，刘备一针见血的提醒曹操说：“公不见丁建阳、董卓之事乎？”刘备的一句话，断送了吕布的性命。这就是叛徒的下场。古往今来，许多背叛主子的人，许多叛徒，都是这样的结局。

《三国演义》中的张松，背叛主人刘璋，私下绘制西川地图，献给刘备，成为引狼入室的叛徒、汉奸。为刘备集团夺取西川提供了准确的进军路线。不管张松是为了卖主求荣，还是顺应天时，他的行为都是背叛主子的叛变行为。张松的叛变行为被其家兄张肃发现，因恐受牵连，便告发之。刘璋怒而下令捉其全家，尽斩于市。是自己的叛变行为，把自己连同全家送上了断头台。

五代十国时期的后晋开国皇帝石敬瑭，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儿皇帝”和“卖国贼”。他在建立后晋之前，是后唐的地方官吏，拥兵自重。在其谋反期间，以割让幽云十六州为筹码，求得契丹政权的救助。石敬瑭建立后晋称帝后，信守诺言，割让燕云十六州给契丹，还承诺每年给契丹布帛30万匹。幽云十六州乃中原历代王朝北部的天然屏障，中原从此门户大开，完全暴露在异族“胡人”的铁骑之下。此后400年间，一直是悬而未决的民族矛盾。对于每一个中原王朝来说，收复幽云十六州始终是最重要的一个话题。石敬瑭因此而成为千古罪人，不折不扣的卖国贼。

北宋末年，秦桧随宋徽宗、宋钦宗被金军掳入并扣留北方。其间，秦桧暗地投靠金邦，向敌人献媚。金军将其放归，以为内应。秦桧南归后，受到宋高宗赵构的重用，由礼部尚书而官至宰相。执政期间，独揽朝纲，结党营私，极力推行投降主义，主张和议，陷害忠臣良将，阻止岳家军北伐，打击抗战派，制造了“风波亭”千古冤案，最终促成和议，对金称臣、纳贡、割地。是一个出卖民族利益的卖国贼、遭万人唾骂的民族败类。

明朝末年，李自成率义军攻陷北京后。吴三桂降清，联合清军击败李自成，李自成被迫率军西去。山海关是北京的门户和屏障，由于吴三桂的投降，清军长驱直入，很快攻占北京，整个明王朝迅速土崩瓦解。多尔衮把顺治皇帝以及朝廷由东北迁都至北京。满清入关后，施行剃发令等政策，导致民众不满，发生反清运动。清廷采取野蛮屠杀方式，进行残酷镇压。仅以推行圈地农奴制为例，在辽东屠杀汉民一百万人以上。此后，还曾在南昌、扬州、嘉定、江阴、嘉兴、赣州、大同、四川、保定、济南等地制造了屠城惨案。投降派和汉奸卖国贼的行为，给百姓带来了灭顶之灾。

汪精卫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时期祸国殃民的头号大汉奸。他投降日寇建立傀儡政权之后，大肆宣扬和推行“政治独立、军事同盟、经济合作、文化沟通”的“东亚联盟”四大纲领，粉饰其卖国投敌行径，毒化奴役沦陷区民众，瓦解抗日阵营。对日本在我国东北扶植起伪满傀儡政权的侵略分裂行为并予以承认，不顾一切效忠日本主子。在汪精卫“曲线救国”幌子的蛊惑下，不少杂牌国军为保存实力投靠汪伪政权做了伪军，成为了日本侵略军的帮凶。据统计，1938年时，伪军的数量约78000人，1940年汪精卫叛离国民政府建立新的政府后，投靠汪伪的国民党军则前后多达50万人。中国的抗日战争先后进行了14年，在这14年的艰苦卓绝斗争中，不仅要对付装备先进的侵略军，还要对付数量这么多的汉奸。何其难也！

小说《平原枪声》中的刘中正，小说《苦菜花》中的王柬之，小说《烈火金钢》中的高铁杆、何大拿，电影《地道战》中的汤丙会，京剧《红灯记》中的王连举，京剧《沙家浜》中的胡传魁、刁德一，电视剧《猎手》中的苟祖旺、吴胖子，等等，都是死心塌地的孝忠日本侵略军的汉奸、卖国贼。这一类的艺术形象举不胜举，令人难忘。这些文学艺术作品，是历史的再现，是对侵略者惨无人道的强盗行径的控诉，是对汉奸、卖国贼的鞭挞，更是对整个中华民族敲响的警钟——牢记血泪仇，警惕新时期的“汉奸”。

我们把“汉奸”定位为背叛祖国、民族、组织、集团，投靠敌对势力、外族或外国侵略者，甘心受其驱使，残害同胞、出卖祖国和民族以及组织、集团利益的人。如果这个定位成立的话，现今的“汉奸”和卖国贼一定不少！

网传，如今，出卖科技、军事、经济情报的汉奸有之，受祖国培养成为科技尖端人才流入他国不归者有之，贪腐高官逃匿国外者有之，资本巨魁将巨额款项存入国外银行者有之，以偷天换日的手法毒害接班人的文化汉奸有之，在学习先进幌子的掩盖下对我们进行经济侵略、文化侵略、实施毁灭种族计划者有之，置党与国家的政策和法令于不顾我行我素者、消极对抗者、变换手法继续妄为者有之……这些新时期的新汉奸，这些新汉奸兜售的新内容、采用的新手法、推行的新策略，应当引起我们的警惕，时刻重敲警钟，不然的话，他们会给中华民族带来毁灭性的灾难。这绝非危言耸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