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部队长期驻扎在盱眙。其中1939年秋，罗炳辉司令率新四军第五支队进军津浦路东盱眙半塔集、古城集一带，开辟苏皖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1941年初，新四军第二师师部移驻盱眙黄花塘；1943年1月，新四军军部从盐阜停翅港移驻盱眙黄花塘。盱眙成为怀南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华中地区军民抗日的指挥中心，也成为日伪军“扫荡”“清乡”的重点对象。由于日伪军的“扫荡”“清乡”，以致危机重重、战事频发，遇到重大敌情，部队就要紧急转移。为此，有的新四军干部不得不临时将孩童寄养在群众家中，而当地老乡不惜用生命保护这些革命后代，留下了许多动人故事，开国将军程明将儿子寄养盱眙、并留在盱眙、随养父姓、为养父母养老送终就是其一。

　　程明（1918～2014年），原名程贞廉，安徽省金寨县古碑镇人，12岁就参加了革命，14岁便跟着两个表哥詹大南（开国少将，建国初为南京军区副司令）、胡继成（开国少将，建国初为成都军区副司令）一起加入红军，在红二十五军军政治部担任宣传队队长。1935年入党，后参加两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后在抗大学习，改名程明，学习结束后任军委（八路军总部）卫生部政治部组织科长。

　　1939年8月，为了加强新四军，中央决定刘少奇率八路军第115师344旅旅长徐海东等前往华中组建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并从八路军中抽调一批骨干一同前往。徐海东在物色人选时，觉得程明年轻、精干，办事果练，便有意带他一同前往皖东淮南。

　　当徐海东找来程明谈话时，这个精明强干、说打就掼的小伙子却有点犹豫了。再问，程明不好意思地说：“我肯定会服从命令听指挥的，毫不含糊。就是我和黎明谈刚上了，如果我一走，这恋爱不就黄了吗？”

　　徐海东旅长说：“就这点事？那好办啊，结婚，带上一起走。”程明说：“我离‘二五八团’规定还差得远呢，不符合规定啊。”原来，当时部队有规定，必须“年龄25岁以上，入党8年以上，职务团级以上”才能结婚，而此时的程明才21岁，入党才5年。而他的恋爱对象黎明1921年生，今年才18岁。黎明（1921～1998年），武汉人，1937年17岁时便和进步学生一起，向往光明，千里跋涉，投奔革命，来到革命圣地延安，1938年参加八路军并加入中国共产党。黎明在延安抗大女子大队学习时，程明给他们带课，两人认识并建立恋爱关系。

　　徐海东看中了这个年轻人，更关心爱护这个年轻人，他想了想说：“你现在是组织科长，按职务可以算团级了啊，这不就解决问题吗？”就这样，在徐海东旅长的关心下，程明和黎明在延安举行了一个简单的婚礼，便立即和队伍一起，经过长途跋涉，冲破重重风险，跨过黄河、淮河，来到安徽省定远县藕塘镇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程明担任江北指挥部特务团政治部主任，黎明担任政工队队员。1940年底，他们迎来了爱情的结晶，生下了一个男孩，程明想，为了革命整天东奔西跑，居无定所，这孩子是在津浦路西生的，就给孩子取了一个好记的名字“路西”。

　　不久，程明随江北指挥部迁驻津浦路东，来到盱眙半塔集，从此便在淮南盱眙工作。1941年初，江北指挥部所属部队改编成新四军第二师，师部从半塔集迁驻盱眙黄花塘，程明担任师卫生部政治处主任、师直属机关政治部主任，程明一家三口也来到了黄花塘。

　　1942年7月28日（农历六月十六）凌晨，一声清脆的孩啼声打破了黄花塘夜空的寂静，等在房外的程明急切地问道：“生啦？”接生的师卫生部医务室的医生探出头来，说：“恭喜程主任，是个男孩！”程明哈哈一笑：“又是一个男孩，我程家小兵可真是接上头了！”因为此地是淮南根据地的中心，故为孩子起名“淮南”。

　　然而就在这年秋天，日伪军又发动了大规模的“扫荡”“清乡”，我淮南根据地军民开展了反“扫荡”、反“清乡”。年底前，二师师部决定从黄花塘移驻到大刘郢，要求不能作战的女同志和小孩设法就地“打埋伏”。程明也接到师部通知，组织上已决定将他调任“中共津浦路南段工作委员会”（简称铁路工委）书记和“新四军二师铁路便衣武装大队”（简称便衣大队）政治委员，驻地盱嘉县自来桥镇，近期也要到位。

　　任务紧急，程明便和黎明商量如何安置两个孩子，他说：“两个孩子都带着肯定不行，你一个人根本顾不过来。我看大孩‘路西’稍微大一点，可以由你带着到大刘郢去。二孩‘淮南’才几个月，太小了，我看还是找家群众‘埋伏’起来，等形势好一点再过来带。”黎明虽然舍不得，但是也没有办法，只能同意程明的意见，于是说：“我们在这里人地生疏、都不熟悉，要找也得找一户可靠的人家，要不也不放心啊。”程明说：“前年，我一个表弟在战斗中受伤，当时就在龙王墩东边的西杜庄养伤，这户人家姓崔，表弟在他家住了三个多月，听他讲这家人家很好。听说赖传珠参谋长的内弟跟这家比较熟，我去征求一下他的意见，如果可以，就请他给联系一下。”后来，在赖参谋长内弟（李湘的弟弟）联系下，程明和黎明便将刚出生不久的淮南寄养在黄花塘龙王墩的崔庆余家。

　　崔庆余是土生土长的盱眙本地人，家住在黄花塘东边十多里路的龙王墩小涧东边的西杜庄。这个庄子不大，只有七八户人家，有杜张崔李四个姓，但都是亲沾着亲，各家相处的比较和睦。庄子东边不远就是天高县的安乐区（今安徽天长县安乐镇）；西北五六里路是敬山堂（今新街社区），东北三四里是晏庄；西边过了小涧就是龙王墩，再往西七八里就是黄花塘。要赶集就要去南边六七里的泥沛湾。崔庆余家就住在西杜庄的中间，家里有崔庆余、妻子刘承英和女儿，还有一个老母亲。崔庆余一家为人和气，邻里关系很好，家中的条件也不错。因为家中原有一个女儿，现在又“送”了一个儿子过来，这下就“儿女双全”了，全家人都很高兴，把淮南当作亲生的一样，关心得无微不至、照料得细致入微，还给他改了一个小名叫“张顺子”。尤其是奶奶，更是把这个大孙子捧在手心里，夏天扇扇子、打蚊子，冬天烤火盆、掖被子；家中好吃的都先尽着他先吃，鸡蛋、细粮都先为他留着。等到淮南能走能跑了，总是跟前跟后的看着他，不让他到东边的水塘、西边的涧湾去“玩水”。到了逢集的时候，崔庆余就背着淮南跑好几里路去南边的泥沛湾、北边的敬山堂去赶集。到了秋天，就早早地买来新布料、用新棉花为他做好“三面新”的棉袄。还专程跑了20多里路去到铜城赶集，为淮南买了当时最时兴的“三块瓦”绒绵帽子，还打了一副纯银的压（鸭）锁给淮南戴，说是能辟邪、保安、压岁、增长寿。淮南也很乖、很听话，讨人喜欢。

　　自从淮南寄养到崔家以后，程明便遵照命令来到自来桥，担任铁路工委书记兼便衣大队政委，很少在大刘郢长庄的家中，他领导淮南铁道游击队活跃在津浦铁路线上，传递情报，袭击日伪；保护首长，护送物资；神出鬼没，屡建奇功，声震淮南。黎明则一个人带着路西在大刘郢长庄，她看着身边的路西，却又无不日思夜想着寄养在别处的淮南，常常在夜梦中哭醒，坐在床沿上流泪，惦记着孩子是不是冷了、是不是热了、是不是饿了、是不是病了，现在长得咋样了。1943年冬天，黎明又生了第三个男孩，取名“路东”。

　　转眼到了1945年冬天，路西5岁，路东1岁多已经会走路了。黎明寻思着，淮南已经4岁了，可3年多一直没能见上一面。此时程明已调任甘泉县（今江苏邗江县北）任县委书记兼甘泉支队政委，不在大刘郢。黎明便请人专门去往龙王墩西杜庄，把淮南和他的养父养母接到大刘郢来看看。

　　崔庆余见孩子的亲生父母派人来请他们，非常高兴，特地打扮得利利索索、清清爽爽，自己穿着长棉袍，还专门买了一顶礼帽戴着，显得很精神。崔庆余背着淮南，一家三口风尘仆仆走了30多里山路，到了西边山区的大刘郢，见到了淮南的生母黎明。黎明看到三年多没见着的淮南，抱着又是亲又是疼，止不住眼泪直淌。她拉着刘承英的手，一再地感谢说：“多亏了大哥大嫂的细心照料，孩子长得这么好，真的要好好感谢您啊！”崔庆余和刘承英说：“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你们在前方打仗，保卫我们根据地的老百姓，真正辛苦的是你们啊。孩子在我们这里，一切请放心，我们就是再苦再累，也不会让孩子饿着、冻着、苦着的。”

　　黎明又把路西、路东、淮南拉到一起，叫来宣传科的照相员，请他专门为拍摄了两张合影照片。因为程明此时正在甘泉县（今江苏邗江县北）担任县委书记兼甘泉支队政委，不在大刘郢，所以照片上只有崔庆余夫妇和黎明与三个孩子：长子程包前（路西）、次子崔志钊（淮南）、三子崔包进（路东）。这是三个孩子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在一起合影。

　　不久日本投降，蒋介石又挑起内战，新四军主力北撤苏北鲁南，盱嘉支队和当地民兵武装坚守淮南，与蒋匪军、还乡团进行顽强的游击战争。为了孩子的安全，崔庆余常带着淮南到处转移，村子上的邻里也都关心和照顾他们，在白色恐怖的二年半中，淮南也得以平安成长。1948年秋解放大军南下，我解放军101团攻击敬山堂，崔庆余带着淮南、赶着毛驴，来到战斗现场为战士们运送子弹给养，战士们问他为什么带着孩子来，崔庆余小声地告诉战士：“这孩子的亲生父母都是新四军，最近我看大部队经常经过，我寻思着，说不定能碰到他的亲爸亲妈呢！”战士听了感慨地说：“军民鱼水情，无处不在啊！”

　　抗战胜利后，程明任淮南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不久参加北撤，部队整编后，任华东野战军第6纵队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先后参加了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豫东战役、淮海大战等。1949年3月任河南军区警备2旅政委。同年，参与组建解放军高射炮1师并担任政委。1951年担任中南军区司令部防空部队副政委、华南军区防空军政委。后历任沈阳军区防空军副政委，兰州军区空军副政委、政委，沈阳军区空军副政委等职。1955年军队授衔，程明被授为大校，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1953年的一天，几位老战友来到程明的家，大家谈起新四军二师的往事，谈起在盱眙黄花塘、大刘郢的日子，也谈起了程明当年寄养在盱眙的儿子。大家说：孩子当年寄养到群众家，是战争形势紧张、形势所迫，转眼都10年过去了，新中国也建立了，政局稳定，生活也好了。于是，几位老战友催促程明给地方上写个信，查查孩子的下落，如果查到了，下决心把儿子带回来。在老战友的催促下，程明给盱眙、炳辉（今安徽天长）两县县政府分别写了信，说明原委，请组织上帮助查询寄养儿子的崔庆余的情况。不久，盱眙县委回了信，说已经查到了崔庆余夫妇的情况，崔庆余夫妇都健在，孩子也在，只是崔氏夫妇只生过一个女孩，没有男孩子，所以已把淮南当成了亲生儿子，并随崔家姓，取名志钊。盱眙县委的回信中还说：“因为崔家没有男孩，现在就指望这个孩子为崔家传宗接代、养老送终，所以崔家希望孩子留下来，不要把寄养的事情告诉他。”程明和黎明夫妇得知孩子还活着，放心之余，又暗暗横下一条心：“淮南虽是我们两个人亲生的，但是人家崔家是一把屎一把尿地把他拉扯长大的，没有崔氏夫妇这一家人的精心养育，那个小生命也就不可能生存下来，干脆就给人家算了。”于是，为了崔家的幸福，程明夫妇忍泪把接孩子回来的事“拖”了下去。

　　淮南改名崔志钊，成了崔家的孩子。崔志钊从小就听话、聪明，五六岁时便开始读私塾，后来每天跑七八里路到泥沛上小学。1957年，15岁的崔志钊考上初中，便来到离家30里地的盱眙县马坝中学就读，尽管离家较远，生活艰苦，学习紧张，但是他总是克服困难、刻苦学习，成绩一路领先。由于家中困难，每个星期天他都要回家去背点粮食到学校换饭票，用小瓦罐带点咸菜到学校吃。除了省吃俭用外，他还利用课余时间编织渔网，每个星期编1条渔网可换7毛钱，不仅贴补生活，还解决了学费，老师同学都夸他既能忙又会做事。初二下学期那年（1958年），县里成立文工团（后改为江苏省黄梅戏剧团），在县内的马坝、古城和县中三所中学挑选有文艺才能的初中生，崔志钊积极报名参考，终以扮相好、会唱歌、能表演，还会吹笛子、拉二胡被选中，来到盱眙县城的黄梅戏剧团。他更是努力学习、刻苦排练、认真演出，获得剧团领导和群众的好评。

　　杨丹平、戴石明夫妇是江苏省文联干部，1960年从南京下放到盱眙。他们在抗战期间都是在淮南根据地工作的新四军干部，和程明、黎明是战友。戴石明担任县文化馆的领导，县黄梅剧团正是文化馆领导下的演出团体。戴石明听有人议论崔志钊是寄养在盱眙的新四军的孩子，最为细心的女同志便留心观察，且与在盱眙师范学校担任校长的丈夫杨丹平一起细致分析崔志钊的亲生父母究竟是谁。从所提供的零星破碎的资料中分析，既然崔志钊弟兄的名字中有“路西”“淮南”，那应该是新四军二师的干部，经过反复排查、询问、联系、核实，终于在千头万绪中理出了线索，确定最有可能的是二师直属机关政治部主任程明和黎明同志的孩子。又征询盱眙县委、县政府领导同志意见，发现在1953年程明曾写信给盱眙县政府询问寄养孩子的事情，于是得出结论：崔志钊就是程明将军的儿子“淮南”！

　　在杨丹平、戴石明、潘部长、颜梅英等老领导的关心和帮助下，程明、黎明夫妇终于在1964年与孩子淮南（崔志钊）联系上了！当黎明收到崔志钊寄来的第一封信时，双手颤抖、泣不成声，她拿出1945年冬在大刘郢长庄拍照的那张照片，看着照片上面淮南的养父养母，还有路西、淮南、路东3个孩子时，全家人相拥而泣。当即给崔志钊写了回信：

志钊我儿：

　　来信收到，阅后甚为高兴。当年生你的时候，正是日本鬼子“扫荡”的时候，上级指示，所有女同志和小孩子都要到敌占区去打埋伏（隐蔽），在当时只好把你留在了龙王墩崔家。

　　到一九五三年，我们又写信请炳辉和盱眙两县政府帮助寻找你的下落。盱眙县政府回信说：你一切都好，只是崔家因为没有男孩子，为了你和崔家的幸福，我们没有立即去找你，也就忍泪拖下去了。

　　你妈妈自从把你给了人家后，经常想念哭泣，最近几年特别想念你。昨天看到你的信后，热泪夺眶而出，说是高兴而流泪。因为得知你的情况，并看了你的工作还不错，我们也就放心多了。你妈妈想你的时候，就看看你小时候的照片。在我这里还保存着你小时候的照片，那是你和你妈妈、姑姑还有你哥哥、弟弟的照片，是在长庄照的。我们马上拿去翻拍，冲洗了再给你寄去。

　　崔家在抚养你时是费了不少心血的，因此要特别注意报答崔家父母和祖母，千万不要让他们伤心。你应在各方面特别是在经济、生活上经常帮助。如果有困难的话可来信告知。

　　代问你奶奶好！等你收到照片拿给你奶奶、父亲、母亲看，他们看了一定会相信的！

　　祝一切好！

　　                                                                          爸爸：程明

　　                                                                          妈妈：黎明

　　1964年秋，崔志钊参加了社教工作队，到邻县驻点，他与社员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共同学习上级文件，帮助干部斗私批修、整风纠错，他还走村串户、访贫问苦，为群众做好事。在紧张的工作、艰苦的环境中，他不幸得了急性肝炎，但仍带病坚持工作。原在东北沈阳的父母程明、黎明非常关心，专门寄来药品，要他多注意休息、加强治疗。并要他抽时间到沈阳去，还寄来了路费。

　　1966年7月，崔志钊和养母刘承英、爱人张远香一起去了沈阳。崔志钊对担任沈阳军区空军副政委的程明将军说：“我才几个月就寄养在崔家，是崔家把我从一拃三寸养大成人，他们为我付出的太多太多了。人要有良心，这是中华传统美德。我很想回到亲生父母身边，但我无法面对养育我的崔家，所以我想和爸爸妈妈商量，我现在还留在盱眙龙王墩，为奶奶尽孝、为父亲母亲养老送终，不知道爸爸妈妈什么意见？”程明夫妇听儿子这样说，非常感动，对崔志钊说：“爸爸妈妈赞成你的意见。我们新四军能在淮南根据地站住脚，还能发展壮大，是根据地人民无私付出的结果。你能在战争中存活下来，能够长大成人，是崔家人一把屎一把尿把你拉扯大的，崔家为你付出了那么多，崔家没有男孩，你就跟崔家姓，为崔家二老养老送终吧！你虽然姓崔不姓程，但你永远是我程明和黎明的好儿子！我们为有你这样的儿子感道骄傲！”

　　1969年县黄梅戏剧团解散，剧团人员分流，崔志钊被分配到县供电局工作，他认真做好工作，成为优秀工人。崔志钊想，县城离龙王墩有七八十里路，养父母年岁也都大了，虽然爱人张远香在家照顾老人，但又是农活又是家务，忙得不可开交，于是在1978年向局里提出要求，申请到马坝变电所工作，在这里离家只有20多里路，可以骑自行车上下班。他在圆满完成所里交代的值班、检修等各项任务外，回到家里便下地干活。为了学习农业知识，他专门订阅了《农业科技报》，还购买了《小麦》《水稻》《油菜》等相关书籍，向乡村农业科技人员虚心学习，他还学会了耕田耙地，各种农活样样精通。

　　程明、黎明夫妇一直惦记着原在盱眙的儿子崔志钊。1988年在他们回安徽金寨老家探亲时，又专程来到盱眙，一来看看当年战斗过的地方，故地重游；二来看看当年收养儿子淮南（崔志钊）的养父崔庆余和养母刘承英，表示感谢；三是看看儿子崔志钊，了解他真实的工作生活情况。盱眙县常务副县长张鸿应、县党史办主任王学模接待了他们。在龙王墩崔家老宅前，他们留下了宝贵的全家福。

　　1992年，崔志钊调回到县城工作，他考虑到养父母年岁已大、身体不好，便把他们一起接到县城生活。崔志钊至敬至孝，无微不至地照顾养父母，周围邻居都夸赞他是个孝子。2008年，程明90岁生日，崔志钊赶往沈阳为老爸祝寿。

　　如今，崔志钊已经82岁，从供电局退休也有22年了。可是他桑榆晚来晴，退休不褪色，还在积极参与各种社会公益活动，参加老年演出队，拉二胡、唱红歌；参加爱心公益活动，做好事、献爱心；参加老年大学学习，学知识、再充电。最近，笔者前往拜访，他说：“父辈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我们革命的后代就是要传承红色基因，继承革命精神，发扬光荣传统，为建设祖国、实现民族复兴贡献我们的力量！”

       【资料】

       程明（1918～2014年）金寨县古碑镇人，中共党员。出生于农民家庭。1931年参加革命，任英山县少共县委宣传部长、县保卫局科长。1932年参加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二十五军七十四师政治部宣传队队长，军政治部宣传队队长，第七十五师政治部宣传科长，红十五军团直属队俱乐部主任。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中队政治指导员，军委总卫生部政治部组织科科长。新四军第四支队政治部组织科科长，江北指挥部特务团政治处主任，新四军第二师卫生部政治处主任、师直属机关政治部主任，淮南军区津浦铁路南段工委书记兼便衣大队政治委员，甘泉县委书记兼甘泉支队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淮南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政治部组织部长，河南军区警备第二旅政治委员。建国后，1961年晋升为少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特种兵高炮一师政委，中南军区防空部队副政治委员，沈阳军区防空军副政治委员，兰州军区空军副政治委员，空军军政治委员，沈阳军区空军副政治委员，沈阳军区空军顾问。1988年8月1日，授予他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2014年3月26日，因病在辽宁沈阳逝世，享年96岁。